陈破空：索马里海盗，挑战中国硬实力

作者：陈破空

【大纪元10月28日讯】2008年末，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军舰，远征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为中国商船货轮护航，甚至宣称也要为台湾商船货轮护航。当时，已有6艘中国船只遭海盗攻击，其中一艘、连同17名中国人至今仍在海盗手中。

北京的宣示，对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爱国”华人，仿佛“巨大鼓舞”。随后，选在毛泽东生日的12月26日，中国海军舰队首次开赴索马里，号称“自十五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首度远征”。

中共官方媒体多以“大国崛起”、“大国轨迹”、“中国展示军事实力”等豪迈之词，予以渲染。各国政府的注意，国际媒体的报道，甚至于“中国威胁论”的伴随，也都成为中共媒体乐意引用的素材，因为，这正是中南海求之不得的舆论“卖点”，藉以炒作中共“富国强兵”的“成就”，有利于巩固其对内统治。

近一年来，北京先后派遣三批舰队，为中国商船货轮护航。真正的考验终于降临：今年10月19日，中国“德新海”号大型货轮，在塞舌耳群岛附近海域，遭索马里海盗劫持，25名中国公民被扣为人质。

消息传出，海内外华人极大关注。体现国内民意的中国网友，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出动军舰，武力解救中国货轮；被称为“愤青”的部份网友，甚至主张：如果索马里海盗不放人放船，中国政府应宣布“对索马里展开全面军事进攻”。

网友们的激愤和要求理所当然。毕竟，中国军舰远征护航，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中国商船货轮的安全，防范和打击海盗；对被劫货轮，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解救责任。敌人撞到了枪口上，正是中国展示“硬实力”的机会。

然而，此时此刻，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暧昧起来。先是低调，甚至沉默。随后推说：“德新海”号没有要求护航；该船被劫海域不属于中国海军的护航区，离护航编队1,080海里；又推诿于“国际共治”，抱怨“国际合作”不易，似乎中国货轮出事，是他国的责任。

中南海更怂恿御用学者出面，分析中国海军“护航困境”，阐述海盗的优势和“我军”的弱势，进而指出“用军事手段解救可能性不大”、“武力营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干脆说：“索马里海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赎金就放人。海盗一般不会对人质轻举妄动。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危机更为可行。”

所有辩白的背后，不过是中共当局为推卸责任做舆论宣传，为放弃武力解救制造藉口。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定拿赎金换人质更可行，又何必派舰远征、兴师动众、劳命伤财？军舰与赎金，一对不相称的名词，双重成本。况且，如果说向海盗交纳赎金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去年被劫持的船只和人质，为何至今未获解救？中国海军远征，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难道仅仅是为了招摇过市？“拿枪对娘们儿耍威风”？

仅仅半个多月前，北京举行“国庆”60周年大阅兵，海陆空警齐亮相，展示大量新型武器；无边无际的方队，更展示强大军力；国威军威党威，凛然不可冒犯。大阅兵尘土未息，索马里海盗叫板。大好机会，为什么不趁机“露一手”？区区索马里海盗，并非“美帝”，也非“日寇”，更非“苏修”，号称“第三军事强国”的中国，何惧之有？

莫非，中共海军，真个是晚清的北洋水师？“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对内威风八面，对外缩头乌龟，一遇真刀真枪，就顿时软了半截。索马里海盗，挑战中国硬实力，共军现形，竟是一头“纸老虎”，未战而怯，不战而退。丧军威乎？丢国格乎？ （10/27/2009）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0/28/n2703396.htm

从李秀珍被害死看邪党泯灭人性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据明慧网报导，二零零九年十月上旬，山东潍坊安丘市红沙沟镇幼儿园女教师李秀珍，在被恶警绑架三个多月后，被济南监狱迫害致死，遗体被强行火化。

从李秀珍被绑架到被迫害致死直至遗体被强行火化的过程中，恶警没有给家人任何法律手续。恶警这样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一个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好人，生存权就这样被剥夺，更不用说人权。这样的草菅人命，他们于心何忍？

所有参与劫持、搜身、入室抢劫、灌食、毒打、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的恶徒：你们也有父母、姐妹、妻儿、家庭。你们想一想：一个父亲因为工伤早已去世，母亲又被害死，家破人亡的孩子，他们怎么办？并不是因为生病和不可避免的灾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好端端的母亲，被你们谋杀了。

古语说：人命关天。且不说善恶有报的天理，就是按照现有法律，你们也是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是谁把你们变成罪人？是中共邪党！泯灭人性的党文化洗脑，是邪党的无神论的灌输，只看眼前利益的短视，邪党的迫害政策，把你们变成罪人。别觉的你们是工作，是邪党让你们干的，你们也推卸不掉应负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集中营死亡护士组的护士，并没有因为是工作而逃脱被处绞刑的下场。

为了你们自己真正的未来，为了你们的家人，立即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停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善待大法弟子，了解大法真相，看一看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的无罪辩护，保存好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适当时机交出来，才有可能赎回自己的未来。

成文：2009年10月25日 发稿：2009年10月28日 更新：2009年10月28日 0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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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致命车祸给人的大启示

喻梅

【人民报消息】这是一个澳大利亚西澳省发生的真实故事，8岁男孩迈克在10月上旬的一起致命的卡车翻车事故中救出了父亲。其过程并不是现在谈论的这么容易。

据西澳《周日时报》报道，10月10日星期六，贾斯汀•鲍伦驾着一辆载重牵引车载着儿子迈克正驶向家中农场，突然左边的轮胎爆炸了，车子失去平衡，右边的轮胎打着转，卡车冲进了灌木丛。贾斯汀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扭转方向盘，这时车翻了，他昏过去之前只记的车子倒向自己这一侧 。

这事要发生在繁华的城市，也就没有了下面的故事，可这事发生在农场聚集地，路上基本没有车，更见不到人，农民们通常晚上很晚才回家，所以晚上10点或11点才会途经出事地点。

几分钟后，贾斯汀苏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像楔子一样被夹在方向盘和仪表板之间。他的腿陷在扭曲错位的卡车内，动弹不得。玻璃碴子撒了他一身，头部往外淌着血。这时最危险的是柴油外泄而引擎还开着，爆炸起火的危险迫在眉睫。他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和家人的双向对讲机也被甩出了车外。

坐在卧铺座位上的迈克腿上淌着血，他从车窗爬出残骸，试图用千斤顶解救脸上、腿上都在淌血的父亲。但没起作用，于是他翻找出对讲机。

迈克后来说：「我当时很害怕，但我尽量使自己勇敢。」

但对讲机已经摔坏了，而且因为不再与卡车连接，没有电源所以也用不了。贾斯汀告诉儿子，「如果能找到备用电池对讲机就可以启用。」

十几磅重的备用电池也已被抛出车外。迈克说：“我在路边找到了电池，就把它拽到父亲跟前。他告诉我剥开对讲机的连线，将金属丝连到电池的红、蓝两个接头上。”

迈克在父亲的指导下，把对讲机接通了。他于是赶忙呼救，第一个应答的正是迈克的母亲克莉斯汀。她闻讯立刻召集家人和邻居赶到了事故现场，贾斯汀从卡车残骸中被救出，大约又过了45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现场。

结局很圆满。

圣约翰救护中心女发言人比安卡•麦戈甘说，迈克应该获得澳洲勇敢奖提名，她说：「他思维敏捷，行动迅速，并且在那么紧张的情势下能够保持镇静，他是一名杰出的西澳儿童。」

当地志愿救护协调人彼得•杰拉蒂认为迈克表现出来的超出他年龄的勇气有一个主要原因：「他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乡村孩子都是这样。他们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因为通常周围没有人照顾他们。」

这个新闻，尤其是彼得的话触动了我，让我突然想起一位朋友几天前说过的话，他说：遇到危险时，努力自救的人，往往挺过来了；而那些躺倒不动，只等待和倚靠外援的人，往往最后失去生命。

（人民报首发）

集体发懵！中共找不出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

肖庆庆

贾甲在新西兰忧国忧民。

【人民报消息】这是一张贾甲在新西兰的生活照，乍看挺悠闲自得，但仔细看，他心里有事。

果然，2006年10月22日晚贾甲抵达台湾后脱队，2008年6月26日早晨，出走共20个月的贾甲安全抵达新西兰的奥克兰国际机场，2009年10月22日清晨，贾甲买单程飞机票返回北京，去了却他的心事──唤醒国人。

贾甲在新西兰一共住了近一年零4个月。他说：「来到新西兰这短短一个多月，我终于懂的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现在感到自己很幸福，发自内心的幸福。」贾甲没有让这种幸福感继续下去，因为他越幸福越想到中国大陆还有十几亿同胞没有幸福，这是他无法「幸福下去」的原因。

2006年10月在香港脱身的贾甲公开表示，非常多的中共官员和中国民众咒骂中共，但身陷恐惧之中。他说：「我今天愿意做一个示范，公开决裂中共、公开脱离中共，并呼吁中国官员都用真名退党，我要代表我所领导的山西科技协会相当部分的会员公开表达退党的愿望。」

对于「没中共政权，中国可能动乱」的荒谬说法，贾甲说：「中共是中国一切动乱的根源。没有共产党，中国一定是稳定的，因为中国一切动乱都是共产党造成的，一切动乱，共产党是根源，我们大家可以看，哪个动乱不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哪个动乱都有共产党的文献，都有高官的签字，没有一个动乱是人民主动发起的，人们发动不起来，人们没有这个兴趣。人们还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现在摆在中国大陆人民面前有三座大山──上学、看病、买房子，这还解决不了，还有机会动乱，怎么可能呢？一切动乱都是党中央发出来的，党中央是中华民族动乱的最根本根源，所以没有共产党了，中国肯定不会有动乱。」

在贾甲说这话的三年之后，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在2009年8月公开发表的讲话中证实了贾甲说的所言不虚，万里说：「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2006年，贾甲就说：如果，把退党中心的网站，一个公开、合法的网站放在天安门广场，让中国大陆7,800万党员自由的来退党，叫联合国来公开监督，没有迫害，自由选举，自由选择，到那时候共产党剩不下几个。目前在中国大陆想退党的人，我认为应该占所有党员95%。

他强调：「大家都公开决裂中共，中共就没有藏身之地。」，「我要做示范」。贾甲是一个真正说到做到的男子汉。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部长武振荣说：前几年也有一些民主人士悄悄回国，这次不同的是，贾甲旗帜鲜明的高调声明回国激励各界正义之士「共同推翻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民主化进程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80 年代，几个年轻人往天安门城楼的毛像上扔盛满墨汁的鸡蛋壳就被捕入狱，其中一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不肯释放。而2009年8月8日贾甲高调宣布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将回国，10月22日他高调回了国，没了调儿的是非法统治中国的中共。不但所有的官媒失了声，而且还把海外新唐人电视台的亚洲地区盖了台。

10 月27日，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伊•高尔先生打电话到北京公安出入境管理局，一个女工作人员告诉高尔先生，贾甲正在接受调查。大纪元记者也电话联络北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询问贾甲的下落，工作人员说，「上级有规定对外要统一口径，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不能透露关于贾甲的情况。」贾甲的儿子贾阔27日与北京出入境管理处和北京国际机场边防联系，要求他们提供父亲的情况，但都被拒绝。

高尔先生表示，新西兰是一个边远的西方小国，人民本来不是很了解目前中国发生的退党大潮，而贾甲这件事的延续会让更多的新西兰人民和政府更深去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退党大潮，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加入退党大潮，加速中共的解体。

高尔先生说，新西兰国际特赦奥克兰的负责人玛格丽特•泰勒通知他，国际特赦已经通知了一些国际媒体如美国之音、亚洲自由电台等等，贾甲的事件会让更多的人和组织关注。

天灭中共、中华永存！

贾甲持中国护照，只买了单程机票回国，这意味着贾甲回国的愿望是留在中国，让更多的人关注退出中共，早日解体中共，实现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有人说：贾甲傻了，你回国干什么？回去中共就把你抓起来。但贾甲可不是这么想，2006年10月他曾在香港说：如果1400万三退的人使用真名退出，我就不出来了。

2008年6月26日早晨，贾甲安全抵达新西兰的奥克兰国际机场，他说,「我感谢神对我的保护，对我们父子的厚爱。我现在想做的是向神叩拜，向天表示我的感恩之意。……我将会继续为退党呼吁，不辜负神对我的安排。」

现在贾甲回国了，他不是抱着蛮干和牺牲自我的念头回来的，而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回来的。中共傻眼了，集体发懵，找不出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中旬，母亲对我说，她作了一个梦，梦中，胡锦涛无可奈何的说：「势如破竹啊！」就在我听到母亲说起这个梦没几天，贾甲就回国了。△

（人民报首发）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 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 重庆 ，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 罢工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铁路工人 、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 工人阶级 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转自独角兽博客: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977.html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