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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五月 2011

钱明奇如何造炸弹? 民间热议官方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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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大楼和检察院同时发生爆炸事件。这次爆炸事件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与评论。(STR/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陈怡莲报导)选择用连环爆炸来抗议江西抚州政府强拆的钱明奇,成为了众多网民心目中反抗中共暴政的英雄。目前,对于钱明奇怎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处地点的引爆?还有其他参与者吗?是否真如官方所说钱已死亡?又成议论话题。此时,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呼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力图为中共减压,认为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民主人士吴义龙认为,爆炸事件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钱明奇如何制弹 众说纷坛

一篇博文总结了钱明奇爆炸案几大疑点: 钱明奇这是一个怎样的农民?!有的网民猜疑,这个农民必须是007,才能混进区政府、检察院、药监局同时安放炸弹;有的网民猜疑,这个农民必须是爆破工程师,才能使3个爆炸点的炸弹同时爆炸;有的网民猜疑,这个农民必须是炸弹专家,才能让现场升起巨大的蘑云。

有推测说,钱明奇不可能为一人做案!应该有从部队退役的同伙;钱明奇或是自杀,或是被同伙利用来转移视线而死,理由钱明奇应该不懂爆炸技术; 抚州爆炸案件绝不简单,布置这么精心和准确绝非一个人能完成,至少提前精心布置一个月以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家表示,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多处爆破,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很简单。用遥控炸弹技术,或电子闹钟、手机定点都是可以完成的。在网络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连中学生都能做到。如果钱现在不把自己炸死,以后的生存环境也是非常艰难的,可能迟早也会被抓到。所以他已经死亡是有可能的。

有博客评论说,从爆炸日期的选定更表明,钱明奇精心策划此次爆炸,希望社会认可自己是反腐烈士的英勇献身壮举!希望社会认可自己是讨要正义的英雄壮举!并想引起社会轰动效应,惊醒拆迁中想下跪自焚的中国人!

刚刚拉开血雨腥风的序幕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力图为中共减压,文章呼吁道:“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民主党人士吴义龙表示,这个抚州爆炸案事件,实际是因为社会权利保障的缺失所造成的,他一直是希望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解决问题,他也是很关心社会,很爱护社会的。在爆炸中他也避免伤害无辜民众,他本人也是很有善心的,不是那种恐怖份子。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

他认为,这次爆炸事件,实际上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如果执政者们不能从制度上来改变损害人民利益的这个公权利,这种类似事件肯定是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因为人毕竟要生存吗,只能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这件事情也给当权者敲响了警钟,希望能够吸取血的教训。

一博文写道,这可能只是刚刚拉开血雨腥风的序幕。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长期隐忍,演变成愿意通过掀起爆炸的血雨腥风, 来释放弱势群体一压再压的弹簧!无疑钱明奇率先垂范,先行一步。

“因为现在暴力拆迁还不断在全国陆续上演,流血死人的厮杀还在继续!绝望死心的眼神还在观望!民众遭受不公的愤怒情绪还在继续膨胀发酵!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身处的是特色理论“光芒万丈”的中国。”

网友:宁做钱奇明,不做钱云会!

这次爆炸事件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与评论,大多网友认同在目前中共这种暴政下钱明奇以暴制暴的做法,更称这是“与时俱进”,呼吁受压迫的人民“宁做钱奇明,不做钱云会!”

“比自焚强多了,屁民要发威了”

“死得其所,人民心中烈士,多杀点贪官为民除害”

“谁人不知生命的可贵,但比生命更可贵的有公平,好样的,为公平献出生命的英雄,为烈士脱帽,一路走好,我会来追你的!”

“暴力强拆,暴力强征,最后被迫以暴制暴”

“没有反抗,就没有老百姓的未来,我不相信法律,我只相信斗争”

“钱明奇烈士永垂不朽!向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29/n3270721.htm

林辉:抗战期间一些中共将军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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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吹嘘的“百团大战”。中共损失不小,还引起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使中共二、三年来艰苦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几被扫平,致使许多无辜百姓为日军杀害。(网络图片)

作者﹕林辉

中共建政后,曾授予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军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击败日军的中流砥柱”。依此逻辑,中共的这十大元帅以及将军们必是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军队“浴血奋战”,否则不会赢得如此殊荣。

可惜,当我们翻阅历史档案时,我们几乎没有在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上看到这些元帅和将军们的影子,偶然现身的一两个元帅也不过小小地打击了日军的侧翼部队。那么,这些在中共的媒体和教科书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和将军们,在8年抗战中究竟身在何处?究竟在干些什么呢?不妨先看看他们中一些主要人物当时的军衔。

人称“朱老总”的朱德,在西安军事政变、国共联合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由4万多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称“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师长和政委,后罗荣桓任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贺龙任第一二○师师长,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徐向前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陈毅则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注:新四军也是由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

显而易见,中共建政后的十大元帅除了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外,都在八路军担任军职,而十位将军也不例外,只不过那时的军衔较之低了一些。如张云逸、粟裕先后是新四军的副军长。

无可否认,不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在名义上都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的,而且最初也是由国民政府提供粮饷的。基于此,在抗日战争中,它们理应是和国民党同心合作,抵御外侮,并在作战安排上听命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然而,可叹的是,八路军唯一的一次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是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而且打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中共后来所谓的“平型关大捷”完全是其自吹自擂。

太原会战是1937年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历时近两个月,国军投入约30万兵力,日军投入约12万兵力.该会战由两个主要战场构成,一是晋北战场,一是晋东战场。晋北战场包括广灵、灵邱战役、平型关战役、淳县平原战役和忻口战役。

当时参与平型关战役的是国民党第十五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均调归山西的阎锡山指挥,主要任务是负责巡守平型关以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第十五军长刘恩茂率部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军部则驻在平型关后小冶镇上;左翼是第三十三军,占领大小石口阵地,而八路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因此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中共军队的影子。
在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林彪的第一一五师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并在蔡家峪袭击日军辎重队四百多人后逃跑,致使左翼雁门关战场出现空档,使日军迂回威胁平型关国军的后方,导致该战役最终功败垂成。

而中共为了掩饰他们的逃跑,竟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夸大击毙日军人数,欺骗世人。更为可笑的是,2000年聂荣臻死时,杨尚昆发表的悼词中居然称是聂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并取得了“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因为林彪的“政治错误”,中共的历史也要被一再修改了。

中共吹嘘的另一个战役是“百团大战”。1940年8月,当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时,驻守在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第二战区的作战命令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下,由彭德怀主导发动、指挥了针对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投入了105个团,俗称“百团大战”。实际战果并非是如中共宣传的那样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反而是日军损失较小,中共损失不小,还引起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使中共二、三年来艰苦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几被扫平,致使许多无辜百姓为日军杀害。彭德怀后来因此遭到毛的批评,指其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大罪恶”。

也是,为了欺世盗名,除了吹吹“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和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八路军确实也没什么可夸耀的了,此后国民党的21次会战和重要战斗,中共是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当然,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后,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借国民党抗战之机在晋察冀鲁豫开始了扩张,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偷袭国军。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部份单位退守延安,朱德亦回归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在朱德的命令下,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种植了大量鸦片,并卖到日统区和国统区,为中共的生存提供了资金保障(参见以前写的《南泥湾遍地到底都是啥?》)。

身在延安的朱德开始关心文艺问题,不仅应邀到鲁艺作报告,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更是“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观点就是“文”与“武”是革命战车的左右双轮,缺一不可,革命文艺要配合民族解放战争。此外,朱德还多次观看文艺演出,并颇有闲情逸致,创作了30多首诗歌,其中的《游南泥湾》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朱德难道不知道南泥湾种的是鸦片?谁会相信呢?

在朱德回到延安后,彭德怀在山西代理北方局书记一职,后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评,彭德怀和罗瑞卿拒绝接受批评,双方被调回延安整风。

而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在1938年3月2日被国民党哨兵误伤脊神经而赴苏联疗伤,1942年2月才回到延安。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则在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所谓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在与日军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这再一次成为中共炫耀的资本。可是同国民党打死了126名将军相比,这又有何挂齿的呢?同国民党一个又一个直面日军的大仗相比,这样的“游来游去”、打不过就跑的战略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此后,取代林彪和聂荣臻任一一五师政委和代师长的罗荣桓继续率部在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中共的扩张尽心尽力。

与此类似的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在太行山一带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根据英国雷震远、雷鸣远神父所写一书《内在的敌人》披露,1940年3月,“皖南事变”前10个月,盘踞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八路军施展阴谋诡计,突袭全歼了抗日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50英里外的日军。而蒋介石却为了在盟国面前保全中国人没有内哄的面子,对此事不予公布。据悉,袭击国军的正是刘伯承部。

书中还记载,雷鸣远神父曾被中共俘获,当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放人时,中共却矢口否认,后来蒋威胁朱德说,如果不放人,他将派兵攻打刘伯承部,这样朱德才不得不下令让刘伯承释放了雷神父。因在被俘后遭受虐待,雷鸣远神父在被蒋介石专机接回重庆后不久去世。

而一二○师师长在师长贺龙的带领下在山西西北、冀中平原一带建立根据地。1939年,在齐会战斗中,贺龙六千多兵力也没有击败只有八百多人的日军,反而自己伤亡近两千人,日军100多人逃出包围圈,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了日军的毒气弹而负伤。由于其在战术上的拙劣和扩张的不得力,1942年,他被调回延安,担任了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至于陈毅,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际,留在了南方打游击,并在皖南事变后被任命为代理军长。他继续秉承不抗日的主张,而是致力于扩大发展,其1万多兵力在抗战结束时居然达到了30万。新四军在后期更成为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的中转站。

最后说说叶剑英。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抗战爆发后,成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代表。他运用自己的口才说服了蒋介石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937年11月,随着日军的逼近,叶剑英撤离南京来到武汉,并同周恩来、王明等人一起鼓动青年前往延安,还利用各种时机策反国民党军队和将领。

1939年,叶剑英来到衡阳,游说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培训班,并藉机宣扬中共,使一些对中共并不了解的学员对中共充满了好感和幻想。对此,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在一次学员“朝会”上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反驳并讽刺道:“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

在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同样是一副 “大义凛然”的样子,高声批评国民党。很想知道,说上述这番话和批评国民党的叶剑英是否为中共的一系列不抗日而打国军的卑鄙行为脸红呢?是否为国民党、蒋介石在遭到中共的强词夺理的指责后仍不加之罪而感到敬佩呢?

1941年,叶剑英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其建议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报网。在整风运动中,他坚决支持毛,并批判王明。后来,他还向来访的西方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宣扬中共,诋毁国民党。

就在朱德尽显个人在文艺上的喜好时,就在聂荣臻、刘伯承等人努力在日军后方拓展据点时,就在叶剑英毫不顾忌地当面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时,国民党的抗日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枣宜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滇缅作战……国民党的将士谱写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悲歌!而国民党共有200名将军在抗战期间殉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谁是中流砥柱,从中共将军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所谓的“功勋卓著”不过是靠打国民党而挣来的。您说,靠着中共如此的小打小闹,就能赶跑日本人难道不是天方夜谭?!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29/n3270542.htm

研究:乱献慇勤危险 没事别送太太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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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记者肖甜编译报导) 鲜花,是表达爱的最佳礼物。不过最新的一项研究称,没事的时候不要给自己的太太或女朋友买花,你的这个举动只会让她怀疑你在欺骗她,或者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一项英国研究称,平时没有节日和纪念日的时候送太太一束鲜花,或许无法起到你期待的“正面”作用。太太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你骗她的迹象。
  
数据称,四分之三的女性认为,当男子没事送她们花时,她们会起疑心。
  
没事送太太巧克力?她们会认为你最近说谎了;约太太去烛光晚餐?她们会认为你一定要坏消息要宣布。
  
那么献慇勤要送什么好呢?不会引起怀疑的有蛋糕,或者叫外卖。
  
这项针对1500名男性和他们的太太或女朋友进行的研究称,太太对你的疑心大小,是由你送出的礼物价值所决定的。
  
领导这项研究的Graeme Nash说:“ 你可能初衷是好的,不过给对方购买一个让她吃惊的礼物,或许会让你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补充说,礼物越贵重,那么对方的疑心会越大,“最常见的误解是,你买越贵的礼物给她,她会认为你做了越不可原谅的事情,因此,如果你想要献慇勤,那么最好就买便宜的东西。”
  
研究中称,半数男性表示已经停止买礼物给太太,因为他们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四分之一的女性则表示,在意识到做错了什么事情后,先生往往会买礼物给她们。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30/n3271193.htm

冰岛曾拒法轮功学员入境 外长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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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ttablaðið报纸报导了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代表政府对法轮功再次道歉。(网络图片)

(大纪元记者陈俊村综合报导)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Ossur Skarphedinsson)日前在国会备询时表示,就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2年访问期间,冰岛政府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一事,他代表该国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斯卡费丁松这一觉醒比冰岛民众晚了9年。2002年,冰岛民众由于不满其政府配合中共要求,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400多名社会精英在该国报纸上以整版广告,向法轮功学员道歉。此外,数千民众还举行了当时冰岛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冰岛外长代表政府致歉

据冰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Fréttablaðið报导,国会议员特莱格瓦多提尔(Margret Tryggvadottir)在质询斯卡费丁松时指出,冰岛政府当时显然侵犯来访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资料保护局(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和国会行政督察(Ombudsman of Althingi)已经证实此事。

特莱格瓦多提尔询问斯卡费丁松,现在是否不适合冰岛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斯卡费丁松说,目前的政府显然不会再重蹈覆辙。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被否决,除非它是在国际上被列为犯罪团体的组织。

斯卡费丁松说:“我在这里可以代表冰岛政府,向当时来访而且权利受侵犯的人们道歉。”

特莱格瓦多提尔对以上陈述表示欢迎,同时敦促冰岛政府就此事正式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冰岛拒法轮功入境事件回放

据本报报导,在江泽民于2002年6月12日访问冰岛前夕,中共情报系统提供给冰岛司法部一份涉及约一千人的全球法轮功学员“黑名单”,冰岛政府在海关和驻外航空公司运用此“黑名单”,限制200多名旅客入境,涉及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十多个国家,震动国际。

一名冰岛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冰岛政府不反对法轮功”,但承认冰岛政府有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

此“禁令”受到冰岛国内民意强烈谴责,事情演发国内多次抗议示威,举国怨愤。

冰岛民众已自发在报纸上称:对不起!

2002年6月13日,400名左右的冰岛社会精英在首都雷克雅维克最大一家报纸——《莫干布拉迪日报》(Morgunbladid)上,以整整一个版面,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冰岛语刊登道歉启事,替冰岛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其标题为醒目的“对不起”三个红色中文大字。


冰岛民众的道歉启事。(图片来源:大纪元资料室)

道歉启事如下:

“我们道歉!

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普通冰岛公民,就冰岛政府为了中共国家主席的到访而采取的无法理解的行动,向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外国的亚裔游客道歉。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些行动不代表冰岛人民的意愿。

此外,我们强烈谴责北京独裁者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领土上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

在此道歉启事的下方为几百名冰岛正义人士的签名,包括律师、议员、诗人等社会精英。

6月14日,冰岛民众在雷克雅维克举行近三千人(原定一千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到访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害。示威群众手举法轮功横幅,用黑布条封口,以示对冰岛政府违背民意、错待法轮功的不满。


冰岛民众在雷克雅维克举行了近三千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到访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害。(图片来源:大纪元资料室)

江泽民滞留冰岛期间,不但无法回避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更需时时面对冰岛民众的示威。甚至有冰岛民众在本国首脑与江会谈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迂回进入警戒线内,当地警察对此视而不见而未予以驱赶。面对抗议示威,江泽民提前一天于6月15日离开冰岛。

在雷克亚维克机场被扣留的大约70名法轮功学员后来获释,但冰岛政府一直未就此事向法轮功学员致歉。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30/n3270888.htm

参考资料:中共一大会址原是一家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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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论坛 送交者: 不想多说一句 2011年05月28日

红色江山目前正在开足马力纪念中共九十阳寿,俺也来凑个热闹,写一段关于它的身世的文字,算是为它还未呜呼哀哉而揭个疤,倒个彩,踢个贴。

中共90年来给中国人造的孽、种的祸可用一句红歌词概括:比天高比海深。它的流氓恶棍本性,是从娘胎里带出,与生俱来。我们平常对深通恶绝的人,会磨着牙床蹦出一句:这个婊子养的。揭开中共诞生地一大会址是一个何许之处,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中共是个彻头彻尾婊子养的胚子。

  谷歌上搜素“一大会址”,可点击到一百多万条目,大同小异地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日在上海兴业路76-78号召 开。 当年这所房子的主人是李书诚,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因其弟李汉俊是会议代表,又有李书诚的特殊身份作掩护,因此“一大”选择在这里召 开。“一大”召开时李书诚不在上海。会议期间,发生了“一大”会址引起法国巡捕注意遭到搜查的事,最后一天就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条游船上召开。明眼人会发 现,所有介绍一大会址的条目有两处说不清道不明,这是一幢两个门牌号码的大宅,除了李书诚住在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住家?什么事情引来了巡捕搜查?这两点才 是历史的看点,为什么不予挖掘,不予抖清。要是遇上了何等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叙述出来其实更能增添党诞生的神奇色彩,藏着掖着结结实实掩盖着,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隐情。

记得我在上海读初小的岁月,正值十年动乱欲动未乱时,老校长来为我们低年级学生上党史课,最吸引我的段子是13名代表在兴业路房子里商议谋反大事时,巡捕破门而入,见一群成年人围作一团聊天,顿时疑心,就进来查问。老校长当时这样叙述历史,他说李汉俊比较能说会道,他又是房东的弟弟,就站起来应付巡捕,竟 然一阵搪塞把巡捕打发走了。但代表们清楚他们在议论的事项是要吃官司的,已经被撞破,必须赶紧离开,一致决定去了嘉兴。校长说,那天是楼上有房客争吵,惊动了官府,派巡捕前来调解,才碰巧看到一大在举行。老校长的党史如是说,绝对不会胡编乱造,他有几个脑袋敢在那个年头自编党的诞生过程,肯定是根据当时出 版的史料来上课。奇怪的是这样的段子在谷歌上查不到了。

党史不愿意还原这段真实往事,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所谓的房客争吵,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要进一步去查明是什么样的人在争吵,又是为什么样的事在争吵,这 可是党的一块心病,最忌讳提及的。我在海外看到过一则关于一大的文献,披露那个争吵是真实的,只是争吵双方不是什么房客,而是嫖客和妓女,那一大会址其实是个妓院,李汉俊的房子和妓院是紧挨着得两个门牌,13名代表是借着嫖客的名义在妓院里图谋国事,本该安全的没话说了,谁想到那天楼上发生了嫖客和妓女吵架事件,遭来巡捕干涉,13名代表也露了脸、爆了光,心里一阵发毛,安全之地大有可能成为灾祸之地,只有一哄而散去了南湖。

中共是在妓院里诞生,13名代表是以嫖客身份出席一大,这是中共打死它都不会要还原的历史真相。一大会址可以说是中共的产房,而这个产房恰恰是个妓院,这就明明白白告诉世人,中共是个货真价实婊子养的。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593555

注:在南湖船上是打麻将。

叶永烈:陈公博留下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献”

……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详细记述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45032.html

中共自己的说词:

从一桩命案查证出党的诞生日

  徐雁

  许多人过去从书中看到的介绍都说,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日,当天也成为建党纪念日。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解放思想,研究人员经考证认定,一大的真正召开时间是7月23日。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不便更改,现在国内对“七一”只确定为建党纪念日而不是诞生日。

  “七一”作为建党纪念日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中央机关也屡次遭到破坏,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经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一大的材料在国内没有保存下来。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后,环境稳定,为了在全国扩大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于1938年春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活动,并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为党的正式诞生。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已死的四人外,张国焘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 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无法向他们征询。毛泽东、 董必武二人因身边没有历史记录材料,靠着头脑回忆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会,无法确定具体日子, 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1938年5月,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这句话称这天是“纪念日”,用语是准确的。

  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各解放区隆重庆祝建党二十周年,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在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时,把“纪念日”当成了“诞生日”。从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内的书籍中讲到党的一大召开时间,都写成1921年7月1日。

  开始考证一大召开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末召开后,国内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对中共历史问题也开始了认真的科学研究。翌年在中央党校集中了一批社会工作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一些同志开始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他们查阅了包括大会代表及其当时的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了一大召开日期是在7月下旬。

  前苏联于1957年移交来的历史档案,这时也成为重要的印证资料。其中有两份重要材料说会议于7月23日召开:一是参加一大的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在莫斯科写的《回忆党的一大》,二是1921 年秋天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由于这二人都与一大有直接关系,说法最为可信,却需要得到国内的资料佐证。

  当事人的回忆和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向莫斯科报告,都说会议在上海开了8天。最后一天因代表陈公博住处出现了一场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在前一天又到会场搜查过,代表们因此停止开会。此后他们又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最终结束了大会。根据这些材料,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成为查实会议召开时间的重要佐证。

  从情杀案的日期证实了一大的召开日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还当了汉奸,不过他们的回忆录有些细节还有参考价值。据这两人所写的书中述说,一大期间陈公博是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会议在上海结束当夜,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出了命案。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这样一件“奸杀案”在旧上海滩上自然会成为新闻,于是邵维正等研究人员马上要求上海方面协助查找,很快便在《申报》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据报上介绍,被害女子名孔阿琴,起因并不是什么“奸杀”,而是带有情杀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当“西崽”(即洋老板的跟班)的男人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此事发生的时间,确系7月31日凌晨。

  从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见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这一研究成果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后,得到当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确定“七一”为“纪念日”,中央最后决定还是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此后每年的“七一”仍作为建党纪念日。

《时代潮》 (2001年第十三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3819/46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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