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明慧记者穆文清综合报道）关于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国际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和核实，先后出版了三本颇具权威性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国家掠夺器官》和《屠杀》，详尽地证实了中共有系统地组织虐杀法轮功学员，强行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
《血腥的活摘器官》揭开活摘器官黑幕
“2006年3月17日，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对《大纪元时报》说：‘我的一名家人参与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这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安妮所言是否属实，引发了争议。中国政府对安妮所言之事全盘否认。另有人根据安妮的话做了一些初步调查后断定，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覆盖面遍及全中国。”
这是《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引言开头，该书的作者是韦斯莫先生在他的谈话中提到的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两人在收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主席约翰•卓博士（John Jaw，Ph.D.）的请求报告后，向中共当局提出进入中国大陆独立调查的请求，毫无悬念地被中共拒绝后，他们奔走于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寻找证人，访问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各国曾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以及相关的医生。同时对中国大陆的医院和医生进行电话调查。两个大卫在长达数百页的书中详细列出了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五十四种关键证据。其中包括三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证人无一例外地在关押期间被反复地、格外仔细地检查身体和抽血，并单项特别检查某个器官如心脏的健康状况。“他们会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检查，会做肝脏和肾脏的超声波检查。他们会取很多血样。有时，他们会把血液抽出来，放到八个不同的试管中，这表明他们在做组织配型。也就是，首先检查看有没有病，有没有那种使器官失去利用价值的疾病，同时也在看（被抽血者）和器官受体的血型和组织是不是匹配。他们还做很多尿液检查，看肾功能是不是健康。”
两位律师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调查报告最终是独立的。我们不要求人们因我们的身份而相信我们，只是请求人们考虑我们的报告，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调查工作开始时，我们对于该指控的真伪毫无见解。这些指控太怵目惊心，几乎令人无法相信。我们曾更情愿得出‘这些指控是不实的’结论。因为如果指控是真的话，将揭示出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令人深恶痛绝的邪恶行径，凌驾于人类曾经目睹的一切罪恶。正是这种恐怖使我们在难以置信中踌躇。但不可置信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控是不实的。如果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确实发生了，那么现场人员要么是行凶者，要么是受害者，不存在旁观者。因为受害者被谋杀后焚化，找不到任何尸体，无法验尸。没有幸存者来讲述自身遭遇。行凶者不大可能坦白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但经过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承认证词。我们的结论是，大规模强行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发生，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我们断定，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已处死了大量法轮功良心犯，但具体数目不详。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都被强行摘取并高价出售，有时出售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自己本国往往要长期等待有人自愿捐献此类器官。”
《国家掠夺器官》——专业人士谈中共活摘器官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本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暴行的新书《国家掠夺器官》（State Organs）出版发行。该书由加拿大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首席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MD，PhD）共同编著。汇集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著名的肾脏医师、生物伦理学教授、医生等提供的大量事实、统计数据、证人证词及分析意见，呈现了十二个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的论文，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强行活摘器官的非法行为。这本书是《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补充，侧重从医学角度探讨如何制止这一反人类罪行，内容包括前一本书没触及过的诸多层面，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多层面解读中国器官移植被滥用的问题。
第一篇论文的作者是德国医生托斯坦•特瑞博士，他介绍了本书的主题。他的文章分析了器官来源的问题，显示中共自己承认的移植器官来源于死刑犯的说法无法解释中国如此大规模器官移植产业的供体来源。
在第二篇文章中，纽约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博士（Dr. Arthur Caplan）从医学伦理角度解析中国未经同意强取器官的做法，并为医生们列出可能的选择，提醒人们医学界有责任阻止这样的罪恶。
马来西亚吉隆坡医院，高级顾问兼肾脏科主任Ghazali Ahmand 医生在第三篇论文中分析了器官移植旅游在马来西亚的转变，马来西亚病患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治疗从二零零六年以后发生的变化。
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写的第四篇文章基于他对中国活摘器官事件的调查，以及在此调查基础上做出的一个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强取其器官的数目。
第五篇论文的作者张而平讲述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历史和法律，解释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很容易成为活摘器官的对象。
在第六篇文章，大卫•麦塔斯分析了与葛特曼同样的问题，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两者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
第七篇文章中，大卫•乔高和扬•哈维（Jan Harvey）提供了中共强取器官的时间表，和这件事情与法轮功的关系透视，并讲述了四个特定个体受害者的故事。
第八篇文章的作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Sheba医学中心心脏移植总监Jacob Lavee博士，讲述了他的一位病患在中国接受心脏移植，并引发以色列立法禁止到海外进行来源非法的器官移植的过程。
美国加州大学David Geffen医学院肾脏和胰脏移植项目医学总监Gabriel Danovitch医生在第九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科学家遵循道德标准的责任，医学期刊在发表医学研究结果时应当有道德标准。
第十篇文章中，阿恩•施瓦茨（Arne Schwarz）阐述了中国临床试验移植相关药物的问题，以及药厂如何应对中国器官移植不道德的问题。
最后一篇文章由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撰写，她呼吁大家站出来结束在中国发生的不道德的强取器官罪行。
《屠杀》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新证据
《屠杀》是伊森•葛特曼最近（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出版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书。为撰写这本著作，葛特曼自己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难民采访，共采访了一百个证人，包括一名外科医生。该医生对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曾亲身经历和直接了解。
葛特曼在成书过程中还采访到一位台湾医生。这位医生向葛特曼叙述了去大陆寻找器官来源时，与中共官员讨价还价，获得器官“国内价”的过程。大陆官员们明确表示，将保证为这名台湾医生成批提供全部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葛特曼采访到的这名台湾医生认识许多病人，其中有许多是老人，他们急需肾移植和其它器官移植。这名医生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间，到中国大陆寻找器官源，找到中共相关部门的官员，官员们与这名医生出去吃饭、唱卡拉OK，一边娱乐一边谈买卖。这名台湾医生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亲兄弟，希望能够以国内价拿到肾脏，而不是卖给外国人的高价（当时是六万五千美元一个肾）。
中共官员们回答说他们考虑后再给答复。第二天下午四点，台湾医生接到消息，中共官员说已经与各大医院的负责人商量过了，不仅会以中国国内价提供肾源，而且鉴于这名医生担心犯人器官容易由于肝炎感染或者健康状况不行而影响质量，官员说，他们提供给这名医生推荐病人的器官会全部都是“法轮功器官”，并说：“这些器官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也不喝酒，炼的功很有效。”
葛特曼表示，这本新书《屠杀》成书过程共历时七年，一年构思和策划，五年时间调查和专访，一年时间出版。受访者不只是包括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体制内的人物，包括劳教所所长、医生、原中共六一零官员等。
从疑虑到确信
提到中共系统地组织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时，不少中国大陆的同胞不相信，或者说不敢相信这样残酷的事实。其实不只是大陆同胞，国际社会也有许多人，包括介入调查此事的一些专业人士，初次听到时也不敢相信。但毋庸置疑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确信这令人神共愤的罪恶正在发生着。
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National Civic Council）、“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之一彼得•韦斯莫（Peter Westmore）就是一个例子。二零一零年底，韦斯莫先生曾公开讲述了他个人从一开始不相信活摘器官，到后来介入调查，并进一步广泛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过程。
澳洲国家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韦斯莫（Peter Westmore）先生
韦斯莫先生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与法轮功学员的第一次接触。那时我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有时会去拜访一些较多介入公共生活的人，如政治家和其他一些社会人士。那一次两名法轮功学员敲开了我的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跟我讲一讲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告诉我有关法轮功学员如何在中国被逮捕、迫害，并被强摘器官而致死的情形。坦率地说，当时我根本不相信两位法轮功学员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非常关心政治、关心公众事务的人，每天都关注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从没听到过任何关于这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我认为如此恐怖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我肯定是应该知道的，所以我很怀疑那两名法轮功学员所讲述的事情的真实性。尽管如此，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印象。”
“法轮功学员离开数小时后，为了验证我的疑虑，我坐到了电脑前。我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可以从谷歌搜出点东西来，真的假的一看不就知道了吗？我的意思是，假如它是真的，必定是有证据在某个地方。如果人们真的被活摘器官，那么中国必定有一个大的移植产业。所以我在谷歌（google.com）的搜索框中输入‘移植’（transplant）和‘中国’（China）两个词。随即，我看到大量英文器官移植广告出现在英文网站上，都是中国的医院针对讲英语的外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所做的器官移植广告。这些广告声称，器官移植手术可以立即进行，如果出了差错，两周之内将提供新的器官！我下意识地反应是这是不可能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我本人来自医学背景，我好几个亲兄弟都是医生，所以我知道，在以良好的医疗制度著称的澳大利亚，如果一个移植手术失败了，要得到下一次机会，至少也有两年的等待期。而在医疗体系并不健全的中国，竟然打出这么多广告说第一次移植失败了，两周之内即可进行第二次移植手术！这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现在他们真的做到这一点，那只能靠杀人！因此，我得出结论：那两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事情是真实的。”
“于是我回过头去联系那两名法轮功学员，他们给了我两个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的名字，他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我取得了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比我自己通过谷歌进行的简短搜索要详尽得多，报告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在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类似一条生产线一样的、组织严密的谋杀程序，政府和军队都参与其中。整个流程必须包括警察、医院的运营者、监狱系统的运作者，他们形成一条生产线，虐杀法轮功学员。之后大卫•乔高到访澳洲时，我有幸结识了他。我送他到堪培拉会见了一些我认识的政治家，他跟很多国会议员讲述了这可怕的人体器官交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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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促使我更加密切地关注法轮功问题，我也开始深入地调查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让中共政府将这一群民众视为‘罪人’。但最起码的底线是，即使是有罪的人，也绝不应该活摘他们的器官。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深入了解到这些人（指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他们不但不是罪人，而且实际上是在维护着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应该秉持的最好的普世价值。因此，（中共）称他们是罪犯完全不符合事实。相反，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因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原则而被杀害。所有这些让我意识到，面对（中共）肆意犯下的这些谋杀的罪行、这种形式的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我不能袖手旁观。国家是同谋，政府是同谋，而遇害者是自己的人民，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的人民做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对我们做吗？我们也是人，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一个政府可以如此残酷地迫害自己的人民，那还有什么他们不能对落入他们手中的外国人做的。这使得我相信，象澳大利亚的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过度依赖于（中共）这样一个以如此残暴的方式迫害自己的同胞的政权。”
“这是我介入调查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简短故事。当我了解法轮功学员越多的时候，我就越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的勇气和坚定，也越感觉到站出来为他们发声的重要性。比较关注社会的活跃人士，象我这样的，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人士，应该站在他们身后，告诉他们：他们所信奉的，为其生为其死的那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是弥足珍贵和庆贺的。我很高兴自己能与他们关联在一起，特别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我十分敬佩法轮功代表的信念——‘真、善、忍’，因为这些是任何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原则。在中国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法轮功修炼者，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他们能够轻易地放下自己的个人忧虑，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告诉人们这个问题有多重要，这个问题的起因有多重要。我很高兴自己曾与法轮功学员见面，我也很佩服他们所坚守的立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我自认为是一个爱国的澳大利亚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编者注：韦斯莫先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确实看到法轮功所弘扬的价值观，给人以非常深厚的宗教灵感。我觉得这些价值对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基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纯物质主义，坦白说，我认为没有‘真、善、忍’的更高原则，这个社会就不能够溶合在一起。社会的延续是因为我们能够善待彼此，而不是因为钱的存在，这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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