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谭作人灾后调查何罪之有

调查称760亿地震捐赠80%流入政府财政专户

中国青年报　2009年08月12日

去年汶川地震之后，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达到了767.12亿元。清华大学的一支团队调研后发现，这些捐赠款物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额外税收”，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 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本文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05410.html

中共起诉谭作人 接受希望之声采访也是罪

郭国汀:中共将希望之声当作敌对电台非常荒唐

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近日被成都当局正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将于本月 12日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起诉书指控谭作人发表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连去年6月4号受本台记者采访也成为罪状之一，旅居加拿大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认为，以接受自由媒体采访为由定罪非常荒唐。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出谭作人的一条罪状是2008年 6月 4日，在成都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接受了本台记者电话采访。对于起诉书中将本台视为境外敌对媒体，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非常荒唐。

【录音】:控方指控的是起诉书列举的那些事实，其中提到他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希望之声采访，我们知道中共暴政长达六十年，完全独裁掌控一切的传统媒体，而这个传媒事实上仅仅是提供公共平台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发表个自的见解，希望之声仅仅是个公共的媒体，而且是个真正自由的媒体。中共竟然将希望之声当作敌对电台，这是非常荒唐的，荒谬的。

起诉书还指控谭作人发表的文章中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对此郭国汀表示，只有故意编造谎言或伪造事实才构成诽谤，何况世界各国的法律诽谤仅负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只有中共野蛮政权才会定这种罪。

【录音】:中共政权是个非法政权还是一个暴政，而推翻暴政是天经地义的天赋人权，颠覆国家政权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款，是由一个流氓政权制定的流氓条款，必须以暴力为前提，还必须是非法暴力，谭作人先生是被指控为由原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就更为荒唐离谱了。

郭国汀还表示，谭作人先生是一个良心作家和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帅，据他所了解，他被捕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调查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以及制止彭州石化项目。

【录音】:谭作人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帅，而且是中国学人的良心，所以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而且是有功于民，我所知呢，他主要是因为劣质学校的倒塌，造成将近上万民中小学生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第二个是他公开主张要制止四川成都附近的一个大型的石油化工企业项目，这是一个严重污染环境将对成都周边地区的人民生活，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55岁的谭作人，曾任《文化人》主编。2008年，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2009年2月，起草《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3月28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蔡红方亮采访报导

来源：SOH

王维洛：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头？

——2009年四川洪水灾害和2008年四川地震的关系
作者：王维洛

2008年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等地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今年又遭遇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灾区的居民问：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头？温家宝曾题词：“多难兴邦”。这灾难才是刚开头。

一、2009年7月中旬四川“5.12”地震重灾区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根据中国媒体和网路新闻报导，2009年7月14至17日，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阿坝地区普降大到暴雨，部份地区发生严重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造成起码二十七人死亡，多人失踪，一百八十八万人受灾。

这个地区在2008年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地震的悲惨情景在人们的心中还没有抹去。当这场暴雨来临之时，许多老百姓还是居住在震后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或者是帐篷之中。北川县擂鼓镇的板房区大量进水，水深达六十厘米。有居民通过手机发短信说：“我房子头湿完了，还在漏雨！房子外面都像条小河了”。在青川县竹园镇，洪水横扫了该镇所有一切，冲毁了刚刚修建的新房子，停在路边的重型卡车，也都被洪水冲走。用当地居民的话说，投入地震灾后重建的大把大把的钞票，几乎全部扔进了洪水泥石流之中了。这场暴雨洪涝灾害对于刚刚经历了地震灾害的居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二、洪涝灾害是四川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从降雨量和降雨强度来分析，2009年7月中旬四川这场暴雨并不是十分严重，只是少数地点的降雨量较大。根据报导，平武县的降雨量和降雨强度最大，15日开始持续至17日下午，南坝、水观、平通等乡镇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局部地方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受灾严重的北川县陈家坝乡，16日凌晨3点到6点，降水量一共81.5毫米。

这些降雨量和降雨强度的记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的降雨量和降雨强度记录是无法比较的，比如1975年河南省泌阳县林庄24小时的降雨强度为1060毫米。就是和四川省的记录也无法比较，1971年四川省安县24小时的降雨强度为577毫米。

但是，为什么一场不太大的暴雨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洪涝灾害呢？根本原因是四川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

2008 年512大地震，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和倒塌房屋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指出了地震中滑坡、岩崩等地质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其实 512地震中死亡(包括失踪)人数的一半，是死于滑坡、岩崩。有整座房屋被滑坡体掩埋的，甚至有整个村庄被滑坡体掩埋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引起人们重视。一是由于发生灾害的地点比较偏远；二是在摄像机镜头里，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发生灾难后的半面山坡和滑坡体的泥石头，看不到被掩埋的房屋，所以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对于512大地震中滑坡、岩崩等地质灾害所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

这些体积巨大的滑坡体，包括泥沙和石头，有的直接进入了河道，有的在流水的作用下，逐步地进入了河道。一些残留的泥沙石块，在大雨和暴雨作用下，也变成泥石流进入河道。人们常常关心水土流失问题，认为水土流失问题是中国生态环境向恶性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国土在不断地失血。其实，滑坡和泥石流是水土流失中的最严重的形式，在数量上可以相当于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一般水土流失形式的总量。

滑坡体、泥石流进入河道后的直接结果，就是淤高河床，减小河流容纳洪水的能力，抬高洪水位。这个结果在2009年的暴雨洪水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当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后，这个地区抗御洪水灾害的能力就大为减弱，同样，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也相应减弱。如今老天下雨稍微大一些，就会导致大洪灾。据说2009年四川洪灾又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相反，只要老天几个月不下雨，就是一场大旱灾。

三、河流过度开发是四川生态灾难的开始

许多人以为，2008年大地震期间发生的大量山体滑坡、岩崩是地震造成的，是自然灾害。不可否认，地震是造成山体滑坡、岩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为的破坏，也是造成山体滑坡、岩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人为的破坏行为包括砍伐森林，在山体中开挖坑道和河流的无限制的梯级开发。人们发现，2008年地震地区的山坡，几乎是没有植被的，或者上面只有人工种植的稀稀拉拉的几棵树苗，显然这里的森林植被遭受了严重破坏。在这个地区的山体中，到处都是开挖的坑道。这里曾经是中国战备的第三线，许多军工厂都建造在山体的坑道中，许多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也存放在坑道中。当地人说，这里的山都是“空”的。山体是空，山坡自然就难以生长植物，山坡体也就比较松散，容易形成滑坡、岩崩。最后一点是四川河流的无限制的梯级开发。这一地区的河流多属山区河流，交通线路原先多是沿河流建设，设在河流两岸，利用的是自然河流的阶地。但是随着河流的梯级开发，原来的交通线路被水库所淹没，人们需要在山坡上开挖新的交通线路。山坡的开挖，水库迫使河流水位上升，这些都使得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山坡，变得不稳定，成为潜在的滑坡体。这些潜在的滑坡体，在大地震的影响下，变成了破坏力最大的杀手。

大家还记得在大地震中发生的一件事：温家宝总理无法指挥解放军部队。当时温家宝命令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赶到他以为的地震中心“汶川县城”，但是部队乘车在沿紫坪铺水库旁边的国道前进时，山体滑坡、岩崩造成公路

中断，部队无法前进。这条公路原在岷江边，紫坪铺大坝建成后，水位上升，公路被淹，所以在水库旁边重新开挖新的公路。开挖公路，挖掉了保持山体稳定的基础，山体滑坡、岩崩就是这个发展的必然后果。

四、三座水库面临溃坝的危险

许多中国人以为，水库可以防洪。四川河流梯级开发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防洪。2008年大地震时，许多水库大坝受到地震的严重破坏，成为危库险坝。当滑坡体、泥石流进入河道后，这些物质就淤积在水库中，水库的库容更是减小，洪水危险增加。在此次洪水过程中，这个危害表现十分明显。

受降雨影响，绵阳市三座水库于7月16日出现漫坝险情，它们是江油市东安乡白羊角水库、新安镇大岩壳水库、战旗镇钢铁水库。白羊角水库的洪水位超过坝顶0.5米，大岩壳水库的洪水位超过坝顶0.1米，钢铁水库的洪水位超过坝顶0.4米。人们建水库是为了防洪，结果是水库大坝成为抗洪过程中的心腹之患，成为抗洪过程的保护重点，水库非但不能保护人，而是需要人去保护大坝。所幸的是，绵阳市这三座水库都通过紧急溢洪，将水库水位降低到坝顶高程之下。但是紧急溢洪的效果则是加大了水库大坝下游的洪水灾害。

五、“多灾兴邦”

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等地去年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今年又蒙受了 “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灾区的居民问：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头？可见灾区的居民是忘了温家宝的话。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中，温家宝题词“多难兴邦”。按照温家宝的意思，振兴中华也才刚开头，所以灾难才是刚开头。这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头？答案是明确的。

──原载《观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7/23/n2599230.htm

川震受难家长被判刑 港议员探灾区遭拒（视频）

2009-07-10

北川县遇难学生家长代表何洪春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一年多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其它遇难学生家长及何洪春代表律师皆认为审判不公。香港各团体继续要求当局彻查豆腐渣工程问题，并希望派议员代表到灾区视察，但遭港府拒绝。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导。

今年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时，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发起抗议及哀悼活动，其后港府却拒绝议员们到灾区视察请求。（RFA特约记者心语摄）

四川地震至今已发生十四个月，北川县遇难学生家长代表何洪春，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案件上个月再度开庭。北川县中级法院于星期四下午宣判何洪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此审判结果引起其代表律师及其它遇难学生家长的不满，何洪春本人于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现在身心十分疲惫，想先休养一段时间再做未来计划。何洪春的姐夫则表示他们计划提出上诉。

李方平律师星期五向本台表示：“这个案件没有任何证据，就说他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聚众的问题跟何洪春无关，扰乱社会秩序也不是何洪春事先策划，或是临时指使的。检察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对他进行指控，法院也没有要求检察院补充这方面的证据，就对他处以三年徒刑，缓期五年执行。一般来讲，缓刑的话都要被告人认罪。可是从他被刑拘以后，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还有法院开庭的时候，他都不认罪，认为自己无辜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判决实际上是要打压这些寻求索赔的家长”。

另一位律师江天勇也表示：“这不是一个法律的结果，这是一个政治的结果，出于现在当地政府维稳的需要。它表明，当地的法院不是依法独立审判的，完全按照官方的维稳的要求是命”。

何洪春去年9月27日，因涉嫌组织家长到保险公司抗议，被公安拘捕后，案件一直拖延到今年5月15日才开庭，当时法官已表示将择日宣判，之后却突然通知家属，案件于六月底再次开庭，十几名学生家长到庭上声援何洪春。另一名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谢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几位家长将于今年国庆过后到北京国务院上访：“国庆节过后再找。因为国庆节不是要大庆吗，现在我们去北京可能会影响他们”。

今年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时，香港支联会及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中联办抗议，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问题，之后各政党的议员也都在议会上提出相关议题，要求港府监察捐出的几十亿捐款用途。公民党九龙东支部主席余冠威向本台表示：“其实公民党一直都在关注能不能再去四川，但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不让立法会议员再过去观察一下。其实政务司长唐英年自己都有去，但是他自己去和立法会去是不同的，因为立法会议员是在议会通过议案捐钱给四川，所以大部分立法会议员，尤其是民主派的人，大家都想去一下”。余冠威表示港府拒绝了泛民主派议员提出的建议让他们十分失望。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9/0711/article_80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