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热线直播】网络民意时代高速来临

中共谎言的三种形式

作者：江无水

中共说谎成性，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其谎言繁多，有时却也使人一时难以辨明，这里本人试着整理一下中共说谎的三种形式，或许对人们辨明其谎言会有所帮助：

一是本意上的谎言，即把“真”说成“假”、把“假”说成“真”的谎言。其中，把“真”说成“假”的例子有：把“三年人祸”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并且不在史书上记载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否认“六四”大屠杀，只说是“六四” 风波，甚至在史书上不记载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而把“假”说成“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便是曾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那贻笑天下的“亩产１３万斤” 了。

二是真实的谎言，这种谎言说的事实是真的，但只说事实的一面，而不说事实的另一面，让人们不能很好地了解事实的真相。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苏“相咬 ”时，中共曾有报道说“苏联人民为了购买到黑面包，竟排起了长队”，其本意无非是为了说明苏联人民生活艰辛、处于水深火热中。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信息传播环境的相对好转，人们才知道：所谓的“黑面包”，其实只是面包的一种名称，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高、味道可口的面包，而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种因发霉腐烂而变黑了的面包。

三是空头支票式的谎言。中共有时为了取信于民或体现其伟光正，往往会对民众作出某些承诺，但这种承诺是没有期限的或没有任何保证、经不起推敲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空头支票式的谎言”。所谓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谎言就不说了，这里就说说中共的“反腐败”吧。我个人认为，全世界喊“反腐败”喊得声音最大但也最腐败的应该莫过于中共了，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说法“科级以上的干部，个个拉去枪毙，会有人冤枉，但一个隔一个拉去枪毙，又有人漏网”，就很能说明中共的腐败程度。中共提出“反腐败”也提得“铿锵有力”，说什么要“治标治本”，然而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共越“反”越腐败。这是何故？傻子都知道，腐败的“本”即根源是官员权力的绝对化，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什么导致官员权力的绝对化呢？那无非就是官员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对官员有效的约束从何而来？那无非就是人民必须有选择官员的权力。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不面对“人民是否有选择官员的权力”这个问题，所谓的“治标治本”便是一句谎言。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也就成了真理，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共的谎言能重复一千次呢？我们看看中共就知道了：原来，中共一手抓着扬声器，一手抓着大棒。

(清心文学原创)

利用心理学转化正信不可能成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章天亮博士

“华府论坛”2009年5月6日晚在美国马里兰州蒙哥玛利郡议会大楼视听中心礼堂举办了题为《中共专制下的宗教科学》研讨会。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利用心理学手段转化正信是不可能成功的》的演讲。

章天亮在演讲中指出，中共对宗教的最大破坏是对宗教终极归属的否定，也就是对神佛存在的否定，它告诉那些努力修行的人们，神佛和天国世界是不存在的，就好比是告诉一个努力学英语考托福想去美国的人说美国是不存在的一样，使信徒们彻底绝望。

【录音】“那么那中共他首先否定的就是这个神佛的存在，通过它的一套进化论教育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否定神佛的存在，这是他对宗教的最大的破坏。”

他进一步指出，中共一方面否定宗教的终极归属，另一方面它又对一些宗教有形的东西予以保留，比如：庙宇、僧团制度、宗教礼仪如法事等予以保留，这是对宗教的更大破坏，因为没有精神内涵的宗教行为与社会上的公司行为没有区别。

【录音】“比如说少林寺就是这样，少林寺的和尚那是全国最有钱的和尚，办少林寺公司他可能个人资产几千万，可能都不止，他把大肆出卖所有禅宗文化，利用这个赚了很多钱，那么也就是说啦，他还穿着袈裟，可能也每天做早课做晚课，跟和尚一样，但是他完全把这个宗教这个最关键的终极的层面破坏了，所以中国大陆宗教这个宗教系统等于就是一个公司一样。”

此外，中共还从宗教感情上去破坏宗教，比如说，它让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否定宗教。为此，章天亮十分赞赏中国年轻优秀的宗教心理学教授孙延军，他因为不想利用心理学来打击宗教、不做中共的帮凶而在美国公开退党决裂中共。

最后章天亮强调，中共想利用宗教心理学对付法轮功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法轮大法学员对宇宙法理真善忍的信仰是绝不会动摇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嘉明报导

成龙公开献媚失败 留给献媚者的教训

作者：胡尘

对于“香港、台湾太自由，太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的言论，面对港、台、大陆三地的舆论质疑，成龙辩称媒体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以致造成了他被误解，但成龙显然忽略了一点，他直接面对电视镜头讲这番话，而不是与平面媒体记者的单独交谈，根本无可抵赖，因此，无论在说这番话之前、之后他还说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著名演员，素来以正面角色出场的“真心英雄”， 用自己不诚实的辩解表明他开始感到了心虚。

事实上，成龙完全不必辩解，他有权利说这番话，根据公开视频，他的谈话原文如下：“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无论在“太自由”的香港，还是在不太自由的大陆，这番话你可以说，他可以说，我也可以说，都不触犯法律，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但是，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时候，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责任不限于法律责任，还有道德责任，很显然，说出这番话后，成龙在港、台、大陆同时受到普遍的道德质疑：《苹果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成龙这个奴才〉，台湾民众呼吁取消成龙的听奥大使身分，国内则有网友呼吁抵制成龙的电影和演出。对于一个靠脸面吃饭的演员来说，这样广泛的质疑意味着什么，成龙心里明白，因此，他试图用不诚实的行为将责任推给“断章取义”的媒体。

献媚以获演出市场？

但这番言论不是孤立的，此前，成龙对华人社会第一个通过民选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地区说：“台湾的民主是一个笑话。”而对民主、自由遥遥无期的大陆，他有过什么样的批评？香港、台湾的自由与大陆的不自由，并不是一个地域性问题，而是价值观的区别，在表达对于自由之“乱”的厌恶的时候，成龙向往的是把中国人“管” 起来，而最喜欢“管”中国人的，无疑是中国大陆的权力机构。

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专业性的电影领域，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和欲望都是世界一流的，为此，中国政府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很显然，当成龙在中国大陆的海南博鳌说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他回避了大陆官方“管”中国人的弊病（视频中看不出有媒体断章取义的迹象），人们对于成龙借这番话献媚中国政府、以取得更多个人利益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众所周知，大陆已成部份香港影星、歌星的主要演出市场，而成龙也获得了香港演员能够在大陆官方电影机构获得的最高地位——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会长。

成龙显然算错了帐。首先，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论在越来越珍视自由的港、台、中国人中引起剧烈反感，以致于票房直接受损、媒体重炮轰击、舆论穷追猛打；其次，更让成龙感到意外的，可能还是大陆的反应。

素来被“管”得很老实的大陆中国人对成龙的言论普遍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网友呼吁抵制成龙在大陆的演出，而在深圳卫视播出带有批评性倾向的报导之后，国内平面媒体迅速跟进，纷纷予以报导，言辞间也多对成龙持批评态度，一点情面不留。

若以我的小人之心度成龙君子之腹，他此时一定会感到茫然：大陆的电视、报纸多属官方，怎么也对我成龙这番献媚之言不领情呢？在港台社会和大陆民间一片喊打声中，大陆官方可是我成龙唯一的依靠了。只要有来自大陆官方的支持，管他谁来反对，都无损我将来的利益，而失去了这一保护，我成龙可真要臭遍华人世界的啊！

看来，经常拍戏、代言、剪彩、经营于大陆的成龙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一无所知，他只顾忙着赚钱去了。在这片历来被“管”得严严实实的土地上，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自由的努力正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缓慢走向公民社会的表征，尽管仍处在不自由的管制之下，人们已经开始学会独立的思考和表达，而媒体人对于自由的向往，也恰恰与成龙这个享受着自由的演员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于是，在第一时间里，他们发出了对成龙的广泛批评。

马屁拍到牛腿上

而成龙献媚的物件也没有给成龙期待中的保护。诚然，中国官方并不愿意给社会太多的自由，但是，他们并不公开说出反对自由、民主的话，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他们对于自由的打压是“做而不说”的，此刻，如果他们站出来保护成龙，便会此地无银，表明他们是喜欢“管”，而不给中国人自由的，这与大陆官方一贯的政治策略和手腕不符。另外，面对中国民间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压力，中国官方虽然牢牢地掌握了足以镇压的权力，却已没有发起向自由、民主进攻的能力和欲望，他们所想的，不过就是在拖延时间中闷声发大财而已。

因此，秉承邓小平“不争论”的政治遗嘱，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官方语式之外关于自由、民主问题的讨论，因为只要开启讨论，他们一定是输家，概言之，他们并不公开反对自由、民主，但总是尽力回避谈论自由、民主，而成龙恰恰犯了大陆官方的忌讳，他用几十个字的谈话在港、台、大陆三地掀起一轮关于自由问题的舆论浪潮，打乱了大陆官方“不争论”的布局，在官人们看来，“成龙这个蠢货，你可真会给我帮倒忙啊！”

此时的成龙，可谓四面楚歌。这是一个献媚失败的典型案例，足以令后来者引以为戒。

奉劝成龙及后来者几句：一、中国大陆的水很深，很浑，但无论多浑，中国人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纯净向往不会消失，而且已成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不要以为不自由的人愿意忍受永远不自由的状况，挑战十几亿人内在的常识与良心判断不会得逞；二，中国政府垄断着过多的权力和资源，但民心与市场并不全然受权力的控制，官方固然不可得罪，但以牺牲民众与市场的代价讨好权力并不明智，你不是党员，最多属于统战对象，必要的话，牺牲掉很简单，到那时人财两空，实不划算。

最后给成龙免费支个招：向封闭性权力的拥有者献媚要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不可过于直白，比如想升官，你要说想进步；想管制，你要说想服务；想剥夺我们的自由，要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想赚钱，要说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添砖加瓦。这里面学问很深，不是生活在自由社会、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能够轻易掌握的，想学会这一套，最好到中国大陆随便哪一家党校封闭性学上几年，再找家权力机关实习几年，前提是，成龙先生你要牺牲掉你的自由，忍受那种枯燥和无聊的说教，还要牺牲个人的自尊和独立性，做一个愿意被无条件“管”起来的人。否则，该干嘛干嘛去，别把演武打片的那点三脚猫用在政治投机上。

转自《自由圣火》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5/10/n2521986.htm

一万里阳光的味道

——写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

文/明言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然而中共媒体只字不提，一片禁声。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5月4日就美总统关于“世界新闻自由日”涉华言论答问中却大言不惭：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并依法享有充分的新闻报导自由，其各项权益得到依法保护。”“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正确看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停止对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说三道四。”

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然而在这个早已设立十年的世界节日、还是新闻自由的节日里，我却在大陆看不到半点自由的影子，看不到半点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报道，不知道马朝旭的“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从何说起。中共压制人权、迫害信仰和自由，却反咬一口，说美国总统提及中共监禁、骚扰新闻记者为“说三道四”。中共的这种丑恶行径实在令人作呕。

尽管中共极尽封锁压制之能事，但还是压不住正义之声，5月3日，在新浪一个用户为daihaolin的博客里，发表有一篇文章，虽然很快被“和谐”删除了，但所幸留下了快照被笔者找到，现代为全文转发：

一万里阳光的味道

－http://blog.sina.com.cn/daihaolin

世界新闻自由日(2009-05-03 20:10:01)
标签：杂谈

对于享有新闻自由的西方人来说，五月三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是常识而不是什么新闻,而对我们来说，若不是前些日子在Google上一次偶然的对”自由”的搜索中发现了这个“新闻”, 不知何时我们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已经被联合国设立了十年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节日。据说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而我们竟如此“孤陋寡闻”，在中国，象这样“孤陋寡闻”的人不知还有多少。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这个存在已久的节日，也从来没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看到或听到任何关于这个节日的消息？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取消新闻自由是我们效法苏俄革命的结果，也是导致文革、腐败等社会灾难不断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没有新闻自由也就等于没有个人的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而任何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将导致谎言、独裁与腐败，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恶果。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证社会基本透明度的前提，也是廉政和法治的基础。在中国，这些并不深奥的道理一再被不断重演的一幕幕社会悲剧印证，却一再被一代代执政者有意无意地漠视甚至敌视。

近来SARS瘟疫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社会恐慌与灾难再次印证了这些道理。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专家与知识分子的预警与前瞻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将受到极大的挫伤，这必然导致社会透明度的低下，而一个缺乏透明度的社会是脆弱的、危险的，可能正如履薄冰而不自知。现在已经众所周知，SARS去年既已现身广州，到今年二月广东SARS疫情告急，广东省卫生厅曾于二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疫情，钟南山教授根据临床经验和观察意识到疫情严重，提出应当将此疫情共之于众，提醒公众注意预防。然而，由于政府严格而有效的新闻管制，直到三月下旬，官方操控的新闻媒体仍然在按照“稳定压倒一切 ”、多报喜少报忧或不报忧的党的“喉舌”原则，忙于营造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祥和”氛围，而对正在加速蔓延的SARS疫情讳莫如深、知情不报，因而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致使SRAS在广西、湖南、北京、山西、香港乃至全国迅速蔓延传播，直至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使华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下跌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为“黄祸”论者制造了最好的口实，也使中国被世界“隔离”，使国民经济遭受到难以估算的巨大损失。原本可以得以在广东等较小范围内的疫情由于当局的隐瞒而酿成大难！几个月来，数千名无辜的公民蓦然沦为痛苦的SARS患者、数百名SARS患者成为死而有憾的冤魂。若不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老医生蒋彦永先生挺身而出率先向海内外媒体说出真相，后果更是不堪设想。SARS蔓延以及由此造成社会恐慌与灾难并不是执政者仅仅拿掉几个高官的乌纱帽就能说得通的，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必将导致悲剧的重演。

SARS出现在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隐喻性。SARS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咳嗽、发烧与呼吸不畅、肺部恶性炎症。一个国家没有正常畅通的新闻与言论渠道就如同一个人身患SARS疫症，新闻与言论渠道就如同国家的呼吸道，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保障一个国家“呼吸”畅通、良性发展的前提。如果失去这个前提，这个国家出现SARS症状：咳嗽（反复无常的折腾）、发烧（失去理性的疯狂）、呼吸不畅（难以吐故纳新，缺乏自由精神）、肺部恶性炎症（自上而下的腐败溃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毛主义原教主时代，中国人更是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可言。整个中国就象一个病入膏肓的SARS患者，被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逐渐远去的充满了无尽的愚昧、疯狂与耻辱的反人性的时代，那时的报纸与收音机里的所谓“新闻”完全是为了推行愚民政策巩固毛独裁统治而专门制作的，因此，除了政治宣传还是政治宣传，除了谎言还是谎言。绝对单声道的媒体充斥着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政治运动的丑陋信息以及被愚弄的民众的浮夸病态表演。当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被失去理性的政治SARS折腾得濒临崩溃，中国不得不与世界上几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小国为伍，我们仍然被不断地告知“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小学教科书也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通过“ 美国的两个小露依斯”之类的课文告诉那些天真无知的儿童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多么多么的幸福，美国的儿童生活在资本主义地狱多么多么的不幸。不折不扣的欺骗宣传彻底堵塞了民众的耳目，使民众渐渐失去了个人意识与自由思想的能力，最终自觉自愿麻木地放弃做人的尊严，沦为党政事业的“老黄牛”、“螺丝钉”。取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代之以单声道高分贝的意识形态灌输，进而扼杀民众言论自由的能力和欲望，使民众成为其政治争斗的工具，这是毛愚民时代一贯的基本国策。

有人以文革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说明毛是鼓励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说毛是在倡导一种前无古人的所谓的“大民主”。的确，在那个愚昧至极的年代，国人曾被冠以“国家主人翁”的“民主”桂冠，也确实有过疯狂地置法律与他者的生命和自由于不顾而相互漫骂攻击、告密陷害乃至游斗、刑讯逼供行使 “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然而。这决不是自由，是自由的反面；这也决不是什么民主，而是视民众为草芥的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在毛所倡导的“四大自由” 鼓惑下，有多少无辜者多少无辜的家庭惨遭劫难。持上述愚蠢观点的人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政治运动中，中国人所有疯狂的“自由”都是被授意指示的。有记忆的人自然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在深更半夜人们也会被迎接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锣鼓声惊醒，然后鬼使神差地加入到敲锣打鼓的队伍中，这意味着新一轮政治运动的疯狂的“自由”又开始了。这就是有些糊涂人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真实背景与状况。就这样，国人长期被隔离于世界之外，在围墙之内的高音喇叭鼓惑下不知死活地疯狂“自由”了十年。毛以他无耻的浪漫才情和杰出的政治才略将一项世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愚民工程运做得如此成功：几十年来，诺大中国只出现了顾准、李九莲、遇罗克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坚持自由思想与言论的“不可救药”者！至今亿万被愚弄的民众仍习惯于从左声道传声筒接受信息，对于自己被剥夺了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但浑然无知，而且还对剥夺者感恩戴德,认为中国人不用或不配象西方人那样享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仅有”生存权”就够了，他们似乎至今仍然不明白（抑或不敢面对？）无数血的教训早已证明了的一个事实：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公民的所谓”生存权”（实际上是“苟活权”）最终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丧失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民族肯定是一个弱智病态的民族，她并不比一个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权利而仅有所谓的”生存权”的个体公民更具智慧、更有安全感、更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反省批判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那么轻易地被阴谋政治愚弄、SARS瘟疫惊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甚至已经丧失了清理一具被自己神化了的尸体的能力。。

提到文革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作家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我们暂且撇开有关巴金的各种评论，也不管巴金当初因何种具体原因而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的倡议，我们认为倡议建立一座可以警示后人的“文革博物馆”是巴金对于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贡献。遗憾的是这一拒绝遗忘的声音一直被普遍的遗忘，由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倡议一直停留于少数‘不识时务“者茶余饭后的清谈之中。那个最适合改建成“文革博物馆”的占地5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8000平方米当年由“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手建立的毛纪念堂至今仍被那一具接近朽烂的被神化的尸体占据着，而那些在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中丧生的真正值得纪念的无辜死者的骨灰却没有在那里占据方寸位置的可能。1966（文革开始）、1977（毛纪念堂建立）一直到仍视文革为禁区的2003年，时间跨越之快令一个有限的生命感到深深的绝望。难道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真的已经丧失了清理一具被自己神化了的尸体的能力了吗？

在今日中国，除了一些抱住毛的阴魂不放的极左之徒，大概没有人否认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取得的成绩，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世人有目共睹。在我们看来，中国社会的进步首先表现在后毛时代执政者相对放宽了对新闻与言论的管制，而正是由于相对放宽了对新闻与言论的管制，中国人才开始慢慢移出文革政治SARS的梦魇阴影，通过相对开放的国门与媒体，了解了世界的状况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正是由于相对放宽了对新闻与言论的管制，有了一点自由呼吸的可能，中国的民众与知识分子才渐渐恢复了一点生命的元气，中国的改革才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然而，我们还要说，也正是由于执政者仅仅是相对放宽了对新闻与言论的管制，而没有把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当成每一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交还给人民，亿万同胞仍然生活在孤陋寡闻的蒙昧与因言获罪的恐惧之中，中国的民众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因此常常受到严重挫伤，知识分子难以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及其预警与前瞻的作用，致使中国的改革在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给社会留下了一系列巨大的阴影与危机。也正是由于缺乏新闻与言论自由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贪污腐败与侵犯人权的事件才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公害与不稳定因素。无庸质疑，执政者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限制不仅一直在影响改革的进程与改革的质量，而且也使改革的成果蒙受难以挽回的损失。最近的SARS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近二十年来，后毛时代的当政者邓、江都没有打算彻底打破毛对中国人限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戒令,这注定了前者对于“六四”和后者对于“法轮功”的过激的镇压，这也说明他们都没有在根本上从毛的强硬政治路径转换到当代对话、和解与宽容的开明政治平台上来。在邓、江时代，伴随大大小小的有权者的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大张旗鼓，而政治改革从来没有在他们执政时期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虽然民众较之毛时代多了一些挣钱取乐的渠道，多了一些用以消遣玩味的晚报以及各类偏绿偏兰甚至偏黄的杂志期刊，甚至还多了一些私下随便说话的自由，但真正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并没有成为民众话语餐桌上的一道正餐，广大知识分子与民众仍然生活在巨大的国家口罩与墨镜的阴影之中。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央视新闻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实际上，对央视新闻，现在多少有点头脑的人是不那么当真，大家知道其中不仅会搀杂过多的水分，还常常加杂着一些有意识的误导和暗示。刚刚过去的有关伊拉克战事报道即是如此（且不论央视对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非典型”报道）。那些日子，央视新闻的主持人与他们请来的那些过分聪明的军事专家的工作目的似乎不是客观真实地报道分析战事，而是在诱导中国观众的反美挺萨情绪。在布什与萨达姆之间，他们明显地偏向后者，他们宁愿让观众徒劳地期待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地道战”、“游击战”，也不愿让观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伊拉克人民不愿为独裁者卖命。直到最后，代表伊拉克独裁者意志的谎言制造者萨哈夫在联军逼近眼前时放下话筒带着他那著名的嘴巴逃之夭夭，我们的主持人与军事专家还沉浸在一相情愿的想象之中

当伊拉克人民刚刚开始步入民主之门，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在伊拉克战争的观望台上还未及收回反战或挺战的手臂便陷入普遍的SARS恐慌。国人由隔岸观火转向有切肤之痛的关乎自我生存利益的新的抗萨之战。SARS肆虐，国难当头，媒体对疫情的有意隐瞒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格外惊诧，因为这完全符合其一贯的瞒与骗的新闻逻辑。央视没有象关注伊拉克之战那样设立每日战况的现场直播也是在所意料之中的事，中国的政策历来内外有别。而最近央视出台的新闻频道虽然较之早期的瞒而不报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其中填充的一些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的注水信息和抗萨表演与CNN那样的专业即时新闻风格相比，显示出一种固有的中国特色。

在央视直播伊拉克战事之始，人们出于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和对新政府放宽新闻言路的期待，显然过于夸大了央视直播战事而预示的媒体与政治改革的迹象，这种盲目乐观的的期待很快在央视对战事的“循循善诱”的非客观报导中归于灰飞烟灭。人们听到和看到却是:报纸仍因有悖党意而被改组（《南方周末》），网络仍因不利于“安定团结”而被查封（北大论坛），电视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公然漠视民众的知情权（孙志刚事件）、网络因言获罪者至今仍然未获人身自由（“不锈钢老鼠 ”）……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同胞嘲笑北韩人在金正日的独裁统治下甚至没有听短波收音机的自由而沾沾自喜于眼前的“自由”。实际上，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乐子并不可笑，想想我们用鼠标点击不开想看的网页面对“该页无法显示”时的尴尬，想想发贴后出现“该贴正在审查中”时从心底生起的片刻悲凉与恐惧等等肯定就笑不起来了。我们与北韩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我们的电视接收器不是也被限制在只等接受国内的电视信号吗？谁不知道电视卫星天线早已不是什么昂贵的高科技？！当今世界上除了北韩、前伊拉克，还有几个国家限制自己的公民安装电视卫星天线？！不错，在央视那充满了没完没了的商品广告、低俗小品以及鹦歌燕舞的各种意识形态聒噪的电视节目中也有国际新闻一类的东西，然而那些被过滤，被筛选的信息并不能使我们对身处其中的变化多端的世界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那样东西看多了，我们常常会把搞种族清洗的米洛舍维奇当成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把独裁魔王萨达姆当成伊拉克人民心中“百分之百”的救世主，甚至把伊斯兰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制造的骇人听闻的“911”悲剧奉为反美爱国劫富济贫的当代神话。

在已经高度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比企图封锁信息、垄断信息更徒劳、愚蠢而且无益的事了。在某种程度上，封锁越紧，反弹越大。正是禁忌造就了好奇、反叛和跃跃欲试，这就是为什么在“不锈钢老鼠”因言获罪后，面对严密的互联网监控机制仍如雨后春笋似地出现了“不锈钢老鼠”、“不锈钢大象”、“不锈钢野猫”“不锈钢山鸡”等等众多以“不锈钢”为前缀的网名的内在原因。强制性的措施只能苟安一时，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被古代封建统治者视为警戒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没有被当代治国者领会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尽管网络埋伏重重，但网络天然的自由便捷和特有的民主化自由化的操作方式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全能的操控强力堵塞人们的言路，或者一手遮天将网络完全屏蔽。你可以制造成一个又一个“该页无法显示”，关押一个又一个“不锈钢老鼠”，却无法改变人们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渴望，因为上帝赋予人眼睛、耳朵与嘴巴，就是要人去看、去听、去说。渴望了解世界的真相、渴望自由言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况且监控者也是人，除了那些沙威（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密探）式的“蒙面”敬业者之外，我们相信许多从事网络监控的人士也会在信息的比较和作用下萌发出人性的良知，使信息关卡变得越来越更有弹性。

近来不断有海内外媒体报道中国现执政者坦承失误，开始公开报道疫情，重修政府形象，据说甚至近日官方媒体还采访报道了曾向海外揭发北京SARS疫情的 301医院退休军医蒋彦永。这似乎更增添了一些海内外人士对于现执政者政治改革的期盼。而我们认为，现在要对眼前的一切做出判断也许还为时过早，中国人要想真正获得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权利，摘下强权政治蒙蔽在我们心口之上的“国家口罩”，首先要象蒋彦永先生那样战胜内心长期积淀的恐惧，真实而公开的说出真相，说出自己压抑已久的自由的愿望。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执政者才能“与时俱进”到这样一个清明的没有任何遮蔽与阴影的平台上，在那里，他与一个他在网上相识的公民坐在两把相同的椅子上谈论关于”世界新闻自由日”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上网常碰到的“该页无法显示”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谈到关于“不锈钢老鼠”的问题，讨论它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们可能为此发生一点争执，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最终他们将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并不是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恰恰相反，新闻与言论自由是一切文明国家的立国之本，是确保社会良性发展与稳定的基石，也是每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核心人权。无论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从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利益来看，中国人不让自己象西方人那样享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都是最愚蠢透顶的事情。 （注：以上内容来自互联网）

（清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