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回应吴弘达等对活摘器官的质疑

张健接受采访(大纪元记者章乐 摄)

 【大纪元8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章乐、甄百合巴黎报导)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大力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制止中共当局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机长袁胜因在中国大陆讲《九评》、大量民众退出中共等遭威胁而在海外申请避难及中共逮捕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这些事件与中国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都有着重大的关系。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旅居法国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法国代表、中国民主阵线法国负责人张健。我们将陆续发表张健就上述一系列重大时事的看法,以飨读者。本文是采访的第二部分:张健回应吴弘达等对最近揭露出来的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真实性的质疑(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吴弘达前后矛盾的过程

关于前一段披露的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也有一些人提出疑问:会有那么多人吗?会有这个可能吗?我开始也曾经怀着质疑的态度。但是,当我真正的看到一篇文章,关于二战的时候在犹太人被迫害的时候、在被杀戮的时候,外界几乎无人可知,当杨.卡思基(JanKarski)揭露纳粹大屠杀的消息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对一名波兰外交官做出的反应是:“我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说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类似的,今天中共已经做出这么多杀戮的事情,那么多器官活体摘除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关于吴弘达先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那么他创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呢,本身是想揭露中国在劳改的过程之中,在监狱里是如何虐待人权、践踏人权的事情。以往他也作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关于一九八九年的时候,重庆有几个纵火犯被抓起来,被枪毙了。那整个被枪毙的全过程的照片呢是我们在法国的叫高原的朋友提供的,他也全部登出来了,也介绍了被枪毙的情节。

他也在美国揭露了一个关于活体扒皮的事件,也就是304医院,北京创伤医院。这个创伤医院是做什么的呢,被烧伤,被灼伤,被植皮的,哪有那么新鲜的皮可以植呢,就是和监狱联系好,或者是枪毙的死刑犯的执行机关联系好。那么在枪毙过程之中他们这些人准备好,然后304医院都做好准备了,刀具都带上了,人刚刚被枪毙,然后迅速把尸体拿过来,把他们需要的皮,可用的那些皮,比如大腿内侧,把它们全部割下来,把它们放到培养液中,然后赶紧送到医院,在规定时间内植皮。那么这过程呢,其中有一个304医院的医生跑到了美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公然站出来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吴弘达呢,带着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还到美国国会作证。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当《大纪元时报》将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披露出来的初期,吴弘达也接受了采访,他对关于那些中共移植器官,包括在监狱怎么虐待犯人,这些事情他也作了系列的解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突然反口,偷偷的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他的目的是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他觉得他自己那么多年做一个案例都那么费劲,你们一下就推出来了上千例。他认为这是谎言,不存在。同时,他也到欧洲一些人权组织作了这样的言论,说这件事情不存在。由于他过去多年一直从事这些事情,他的言论起到了很多作用。那么,他为什么从最开始支持到最后反对呢?

我们看最近一系列的报道,包括加拿大一些相关的人权人士,人权律师,一些中立人士发表了调查报告。中共近五年来已经公布出的移植器官案例有几万例,绝大部分没有证实这些器官的来源。如果说是有少部分是亲属捐赠肾或其它,那么更多的那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一定存在的!需要被调查!那么在苏家屯和其它各种监狱这种事情都是发生的。以前吴先生都承认发生了这些事情,但他后来突然说没发生这些事情。从他前后矛盾的这个过程足以证明他说谎,他在说谎。

吴弘达是为了他自己

就吴弘达个人而言,自一九九五年的时候,他曾经去中国大陆,说是调查一些监狱情况,被捕了,而且被判刑了。但怎么很快就放出来了?他真是什么著名异议人士吗?我们看当初长期关在监狱里的有许许多多异议人士,但他却很快就被放出来了。因为他在里边写了所有的投降书,甚至诅咒发誓。后来他被放出国外反口的时候,中共把这些投降书公布出来了。

我想这样一个被抓捕后面对中共如此软弱、做了叛徒投降的这样一个角色,今天他说的话人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吗?有什么可值得咨询的吗?人们会认为他今天所做的是为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为了今天中国人权发展吗?不,是为了他自己!

前一段,我们一个同学他叫韩少华,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也没有见到他。我们这些同学只要写一个投降书,认罪书,违心的都可以重新回到他们从前的好地位,甚至会更好。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所以说吴弘达先生所做的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耻的。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他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也不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更不能代表任何有正义和良知的人所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也正告他,他对这三大媒体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在寻求事实的真相,而是在为他个人的利益。我也正告他,他这样的行为,只能是帮那些打压、伤害这些弱势群体修炼者的人的忙。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所更改。

关于余杰最近的一些言论

关于余杰最近的在苹果日报的一些言论,我也跟他沟通过,关于他所举出的一些例证、一些想法,都是自己的主观想像。我也跟他交流过,希望他能够了解更多事情,应该更多的、更广泛的了解再做出结论。当然,我也非常的佩服他,在以往的那些年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公开发表文章,我希望他今后能够更多的站在真实之中,而不应该由于自己这些事情没有实实在在地知道、没有实实在在地了解,而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我想超过一个自由知识份子所能够表达的。这里不是上纲上线。

我认识许多朋友我经常对他们讲,他们也经常和我沟通,比如说大纪元时报什么地方报导的不真实,什么地方怎么怎么样。但我问他你具体地说哪一点不真实,但是他们说不上来。

许多人凭着主观想像

我说:如果你认为共产党报导的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三大媒体(编注:指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导的一定是虚假的。如果你认为共产党报导的不是真实的,那对其它的媒体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面对这样一个值得爱护的三个媒体来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爱护、更多是关心、更多是帮助、更多的可以是善意的建议,而不是指责、歪曲、甚至漫骂。那么所有这样做的人、这样居心叵测的人,我想是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国民主阵线所唾弃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华侨,也是我一个同事,他说大纪元报道的那些酷刑像国民党渣滓洞一样,这种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我说你进过监狱吗?没有。我说,好,那你就随便问问国内进过监狱的人,我说这些叫刑法,报导还不够全面呢。于是他就无法可讲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实,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对中国现在的执政者所制造的监狱之外,或者是它所制造的黑幕之外的那个太平盛世充满着幻想。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情况,包括魏京生先生不只一次说,海外的民主运动有海外的民主运动的方式,国内的自由民主有国内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这种方式我们要尊重的。

但是同样的,国内的自由民主运动的人士,包括维权,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要充分认识到海外自由民主运动的表达方式,不能凭自己主观和对许多实事了解不够而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包括余杰先生他也知道今后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表达。因为我认为他还是捍卫真理的,还是敢于直言的。
(8/31/2006 3:09:49 PM

Advertisements

力虹:假作真时真亦假

作者:力虹

【大纪元8月5日讯】7月19日看到吴弘达先生刊发于《观察》的二篇文章(《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和《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因为心有疑惑,所以撰写了那篇《吴弘达他想干什么》。后来有人为吴先生辩护,也有人作了进一步质疑……我都没怎么留意,世事纷繁,诚如高律师所说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了。但是到了8月4日,《观察》上又出现了一篇署名为“楚一杵”的评论文章《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此文是直接质疑本人和老久先生发在《大纪元》上的二篇文章的(老久文章的题目是《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文中直接指名“力虹”之处多达6处,并逐条对本人的观点作了缺乏理性的指责。我不认识这位名叫“楚一杵”的作者,但隐约记得此人好像在博讯博客上设有个人专栏。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反驳他什么,也不准备对他这一篇为吴弘达先生的观点背书与辩护的文字作整体评论。但半天忙活后,还是以“点评”的方式,对上述楚文存在的明显的思维与逻辑混乱,作一些短评,首发在《大纪元》上,以正视听。

今天一大早起床,打开电子邮箱,有一封柏林文友给我的邮件。文友告诉我他从《博讯博客》上发现了“楚一杵”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写于4月份的文章,题目叫做《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嘱我好好看一下。因为好奇,所以找来拜读了一下。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这是一篇言正词严的声援、抗议“苏家屯事件的真相”的檄文,刊发于4月3日的《大纪元》。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位作者怎么啦?”时间刚过去4个月,并且就在这4个月中,接连不断地有“活摘事件”新的人证、物证和旁证发表出来,7月6日更有加拿大二位独立调查员的《报告》公之于世,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前所未有的震惊。

4个月过去了,作者楚一杵的“认识”不进反退,写下了这一篇对他自己的“反案文章”!此文借为吴弘达先生辩护和反驳本人及老久的机会,全力为吴弘达先生的这位“享誉海内的人权斗士之一、令中共当局恨之入骨的政论作家、社会活动家”、“重事实讲道理、敢于讲真话,同时也反对别人不讲真话的著名学者”辩护,并赞颂“他的思想观点与求实的学风,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与品德,”(摘自楚文)。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吴弘达先生发表于7月19日的上述二文中,对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他是“仔细阅读大纪元的报导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认为“这两个证人的披露是不可靠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刻意编造”,一再坚持对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不足为信”,并“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甚至指称法轮功媒体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摘自吴文)。这就是楚一杵所为之辩护与颂扬的“吴弘达先生的理性”。

让我们看看这位作者在4个月前是怎么说的吧!那篇《从古拉格到苏家屯》的开头便说:“当苏家屯事件的真相一步一步凸显出来,当世界的目光聚焦苏家屯,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苏家屯事件将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着他引用了沈阳军区总后勤部的老军医的话: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这个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到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法新社报导说,这位老军医声称苏家屯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

然后作者联想到了专制暴政所曾制造过的历史苦难,1923年以来的斯大林时代,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发展到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4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由回溯历史来透视现实,作者写道:“二十世纪末,江泽民时代制造新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家屯集中营就不奇怪了。中国官权经济所形成的资本市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人体器官炒作越来越能获取暴利的今天,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形成程序化操作,将“犯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为商品进行买卖是一本万利的交易,黑牢、官权医院与无恶不作的官商们岂能放过?何况,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做后盾,有“以人为本”做为新的训政,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

作者充满愤懑地说:“中共视法轮功为“邪教”,其罪名大多数为“利用邪教危害社会活动”。“从610办公室到监狱看守,从看守到黑医医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文化制造了他们的冷漠与麻木,对“邪教”徒进行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自然不会有怜惜之情。”

此檄文下半部份还严厉批驳了中共新闻发言人秦刚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的谎言,楚一杵指出,矢口否认苏家屯事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红朝谎言千千万,再增加一个谎言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指责中国从执行死刑后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说法,是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舆论。”等等说词就不足为奇了。

此文结束时,作者楚一杵还引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观点,最后断言:“纸是包不住火的,“古拉格群岛”的“续篇”终究会面对世人。”

应该说这是一篇充满人类正义与良知的不错的文章,并且发表时离“苏家屯事件”被首次披露(3月9日)不远,中外许多人士(包括本人)尚处于惊诧与存疑阶段,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为什么,过了4个月,作者楚一杵却抛出了《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这样“自我矛盾”的文章呢?

那位柏林文友在给我邮件中,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要么有真假楚一杵,要么楚一杵患有人格分裂,总之,我已把观察上的楚文发给博讯的楚一杵,请他回答是否是他之所作。”对此说法,我没办法也不便作出评判。

嘿!这次可真的是黑旋风遇到了“真李逵”!到底孰真熟假,一时如雾里看花。

我倒更愿意相信上述二位“楚一杵”不是一个人,并且《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的作者是冒用了《从古拉格到苏家屯》作者的名字。否则,假作真时真亦假,岂不贻笑大方?

2006.8.5.宁波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附署名“楚一杵”的二篇文章:

《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大纪元4月3日/作者:楚一杵

当“苏家屯事件的真相”一步一步凸显出来,当世界的目光聚焦苏家屯,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苏家屯事件将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法新社援引一名沈阳军区总后勤部的老军医的话说,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这个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到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法新社报导说,这位老军医声称苏家屯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

现在发生的苏家屯集中营,与“古拉格群岛”集中营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实际上,并不存在“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不过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是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

如果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则要将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发展到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4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了前线,到17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了。在1948至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通过对数百万人的折磨至死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综述和回顾。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造成了数百万生灵涂炭,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度扭曲和践踏。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斯大林的作风,他制造了更多、更“丰富”的“古拉格群岛”——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斯大林还只是制作了70所集中营,最高峰达到170所,而毛泽东将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古拉格”试验地,一是创造性地将“犯上作乱”、“文字狱”改成了“反革命”;二是继承和发扬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廷杖、夹棍、宫刑、剥皮、车裂、枭首、弃市、磔尸,改成自我反省交待、相互揭发、挂牌游街、戴高帽、打倒、批倒批臭,直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枪毙;三是将劳改营变成“五、七干校”、“劳教所”、“收容遣送站”、“毛泽东大学校”。在这些运动中,逮捕、运送、关押、苦役、死亡全部合法化。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演绎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无数的人间悲剧,前后高达近千万人被活活折磨至死,

有了毛泽东主义这些具有中国物色的“古拉格群岛”,二十世纪末,江泽民时代制造新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家屯集中营就不奇怪了。中国官权经济所形成的资本市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人体器官炒作越来越能获取暴利的今天,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形成程序化操作,将“犯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为商品进行买卖是一本万利的交易,黑牢、官权医院与无恶不作的官商们岂能放过?何况,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做后盾,有“以人为本”做为新的训政,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

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古拉格的犯人被视作“人民公敌”,对他们肉体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多年的教育告诉出身底层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些犯人是社会的“毒草”,善待他们就是造孽。对于被贬为毒草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而中共视法轮功为“邪教”,其罪名大多数为“利用邪教危害社会活动”。从610办公室到监狱看守,从看守到黑医医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文化制造了他们的冷漠与麻木,对“邪教”徒进行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自然不会有怜惜之情。

秦刚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矢口否认苏家屯事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红朝谎言千千万,再增加一个谎言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指责中国从执行死刑后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说法,是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舆论。”等等说词就不足为奇了。

苏家屯事件已引起美国官方的高度重视,4月2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星期五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公开否认这些指控,我们仍然表示进一步的调查是有助的。”“显然,我们非常严肃的对待任何这一类的报导。我们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些事件,我们已经和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进行了接触。”

纸是包不住火的,“古拉格群岛”的“续篇”终究会面对世人。

(2006-4-3)
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观察8.4./作者:楚一杵

吴弘达先生在《观察》上发表《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之后,一位叫力虹的作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吴弘达想干什么》(大纪元)。作者认为:“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其作者的观点,而是吴弘达利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身份在自己掌控的媒体上,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发表显然是‘事过境迁’的旧文!”力虹认为吴先生报导苏家屯事件的认识与经历,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质疑吴先生的“个人的‘面子’大,还是人类正义大?”这个作者一面称自己是“局外人”,一面又上纲上线地说:“吴文中的那些观点和判语,实在不应该由吴弘达这样身份与地位的人来说出,也不应该选择在7.20‘蒙难日’前夕这样的时机来发表。这种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从来屡见不鲜,今日读来更叫人无语言痛。”

紧接着,一位叫老久的新作者发表了洋洋万语的长文,标题就够吓人的:《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大纪元),认为吴先生给国会议员写信是“同行是冤家,国人的在这方面的嫉妒心是如此之强,”。写信是为了“告密”,“下暗绊子”,是“嫉妒心”使然,老久的结论是:“不管是公认的扬名国内‘开明才俊’,还是久居海外的‘人权泰斗’,最终却还是不能‘免俗’,真让人慨叹不已。”

这两位作者的文章,大有将吴弘达先生批倒批臭的文革的遗风。首先不说吴弘达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的人权斗士之一、令中共当局恨之入骨的政论作家、社会活动家。起码来说,吴先生是重事实讲道理的著名学者,按照佛教的说法:“出家人说话从来不打诳语。”就因为他是尊重事实与证据的学者,他才敢于讲真话,同时也反对别人不讲真话。这些年来,吴先生对中国劳教制度的论述及中国死囚器官的调研工作,揭开了中共半个世纪以来残暴本质的另一面,他的思想观点与求实的学风,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与品德,不是靠一个小有名气的力虹先生与不敢公开真实姓名的“老久”先生就可以抹黑的。

老久先生的一文《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其标题就具有煸动性。撇开这些年来吴弘达先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不说,仅吴先生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那封信不难看出,他只是要求别人都讲真话,他的苦口婆心用心之良苦,何来的“欺骗”之言词?凡是细细读过吴先生这封信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美国议员对“苏家屯”现象多一些理性认识,少一些感性认识,要讲真话。他对于报导苏家屯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管摘除的怀疑是出于一个研究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学者科学严谨的态度。就像有人研究发明了另一个相对论理论,难道说不允许爱因斯坦怀疑这个与自己研究成果不一样的相对论理论的根据吗?如果有人推翻了史蒂芬.霍金研究的天体黑洞学说,难道说霍金发表质疑的权利都要被认为是欺骗吗?

至于吴先生怀疑的苏家屯人体器官所存在的规模是否真实,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心里十分清楚,那位叫力虹的作者与另一个不敢暴露真实姓名的老久心里更清楚,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吴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现在,从农村到城市,不明不白地失踪一个人,抑或死去一个人,都要引来无数人的探访与问责,如果死于政府行为,他们仇恨的烈火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此起彼伏的抗议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因此,他们要建立一个“集中营”摘取六千名活人的器官,是有巨大风险的,他们不害怕海外任何力量,但他们害怕国内民众聚集起来沸腾的情绪,他们不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但他们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所属的家庭及亲朋。

中国官商勾结摘取死囚活体器官现象是否存在?毋宁讳言,肯定存在!并且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是否摘取过法轮学员的活体器官?同时会存在,但关键是数量。关键是“集中营”是否存在,关键是监狱里的“焚尸炉”是否存在?更主要是六千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后“销售”渠道是否存在!

目前,在国内有根有据地报导摘取死囚器官的案例屡见不鲜,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摘取死囚心脏事件及2005年4月轰动一时的“中原涉黑第一案”死刑犯器官摘取事件和报导都全面具体,河南许昌九名死刑犯中有四名被摘取肾脏、三名被摘取视网膜,另外一名四川籍死刑犯被活体摘取肾脏后再执行死刑,以及这些死囚器官被摘取后引发的死者家属申诉及矛盾冲突,中国信息中心都有跟踪报导,让人信服。

吴先生给美国议员的信,对摘取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只是轻描谈写地质疑,美国议员不是白痴,不是可以用一封信就能够达到“欺骗”目地的。何况,他“欺骗”美国议员有老久先生的一文《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其标题就具有煸动性。撇开这些年来吴弘达先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不说,仅吴先生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那封信不难看出,他只是要求别人都讲真话,他的苦口婆心用心之良苦,何来的“欺骗”之言词?凡是细细读过吴先生这封信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美国议员对“苏家屯”现象多一些理性认识,少一些感性认识,要讲真话。他对于报导苏家屯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管摘除的怀疑是出于一个研究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学者科学严谨的态度。就像有人研究发明了另一个相对论理论,难道说不允许爱因斯坦怀疑这个与自己研究成果不一样的相对论理论的根据吗?如果有人推翻了史蒂芬.霍金研究的天体黑洞学说,难道说霍金发表质疑的权利都要被认为是欺骗吗?

至于吴先生怀疑的苏家屯人体器官所存在的规模是否真实,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心里十分清楚,那位叫力虹的作者与另一个不敢暴露真实姓名的老久心里更清楚,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吴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现在,从农村到城市,不明不白地失踪一个人,抑或死去一个人,都要引来无数人的探访与问责,如果死于政府行为,他们仇恨的烈火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此起彼复的抗议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因此,他们要建立一个“集中营”摘取六千名活人的器官,是有巨大风险的,他们不害怕海外任何力量,但他们害怕国内民众聚集起来沸腾的情绪,他们不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但他们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所属的家庭及亲朋。

中国官商勾结摘取死囚活体器官现象是否存在?毋宁讳言,肯定存在!并且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是否摘取过法轮学员的活体器官?同时会存在,但关键是数量。关键是“集中营”是否存在,关键是监狱里的“焚尸炉”是否存在?更主要是六千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后“销售”渠道是否存在!

目前,在国内有根有据地报导摘取死囚器官的案例屡见不鲜,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摘取死囚心脏事件及2005年4月轰动一时的“中原涉黑第一案”死刑犯器官摘取事件和报导都全面具体,河南许昌九名死刑犯中有四名被摘取肾脏、三名被摘取视网膜,另外一名四川籍死刑犯被活体摘取肾脏后再执行死刑,以及这些死囚器官被摘取后引发的死者家属申诉及矛盾冲突,中国信息中心都有跟踪报导,让人信服。

吴先生给美国议员的信,对摘取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只是轻描谈写地质疑,美国议员不是白痴,不是可以用一封信就能够达到“欺骗”目地的。何况,他“欺骗”美国议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此可以说,这位“老久”先生用“欺骗”二字不仅是伤害一位为中国人民的人权与民主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是对吴先生人格的亵渎,更主要是伤害了吴先生所代表的具有崇高责任感与义务感的中国民主力量与知识精英。

那位叫力虹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历史上,对于独裁暴政反人类罪行的取证之难,世人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教训。纳粹帝国的灭绝犹太人政策及其暴行,起初也曾被西方国家以及正人君子们斥为‘荒诞不经’,一直要等到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才真相大白。但是600多万无辜生命已无法挽回!遍布巴格达郊外的诸多‘万人坑’,也是美英联军铲除萨达姆暴政后才被陆续发现的。”不错,纳粹灭绝犹太人也好,巴格达郊外的万人坑也好,都是独裁者专制与暴虐的象征,但是,仅凭三个“证人”的口供就断定“营中集”、“焚尸炉”处理了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尸体,那不是犯了中共“口供定罪”一样的毛病吗?

力虹先生认为吴先生的质疑会“亲者痛仇者快”更是无稽之谈,吴先生除了表述质疑之外,是坦诚地提出调查证据,希望弄清事实真相才有说服力,才能帮助美国议员实施工作步骤和调整对华政策,但遗憾的是,老久先生认为吴先生是对美国议员的“欺骗”,说出这样的话来,才真正叫“亲者痛仇者快”。

我们被专制制度封锁得太久太久,我们被谎言欺骗得太多太多,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窝里斗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太长太长。请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与民主做些有益的事吧!同时,请尊重讲真话的人吧!

2006-7-28

──《观察》首发

吴弘达他想干什么?(一)

作者:力虹

【大纪元7月19日讯】今天是7月19日,打开《中国观察》网站,我发现其主页上赫然刊登出二篇吴弘达先生的“专题与评论”文章。一篇是《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另一篇是《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其作者的观点,而是吴弘达利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身份在自己掌控的媒体上,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发表显然是“事过境迁”的旧文!

我是一个局外人,对于一名颇具影响力的美藉华裔“资深人权人士”和劳改基金会主席的此番举动,实在猜不透:吴弘达他想干什么?

苏家屯事件是今年3月9日被大纪元首次曝光的,此后不断地有相关“证人”出来指证,渐渐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想也一定得到了吴先生的注意。3月22日,吴弘达给20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研究者,我对于有关“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相当怀疑态度。”接着他列举了4条“怀疑理由”:

首先,法轮功媒体称“苏家屯集中营”自2001年来关押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但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 其二,20多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大量地摘取死囚器官,但器官摘取和移植需要相关的设施和一定的技术设备。据我们调查,所谓的“苏家屯集中营”并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

其三,“大纪元”“修正”后的报导显示,“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该院有460名工作人员。据我们所知,此种规模的医院其从事外科手术的医生数目通常不会超过20人。这20人中具有器官移植技术的则不可能多过10人。据“大纪元”报导,4500名法轮功成员在这里被摘除了器官。如果我们假定每个法轮功学员仅被摘取某一种器官,那么这10名医生在三年中共施行了4500例器官移植手术,即10名医生每年1500例手术。以我个人的认知,这种报导不可信。

其四,报导并提及被摘除的器官随后出口至泰国,在泰国它们被移植到相关患者身上。而事实情况是,泰国法律明文禁止器官进口。显然,该报导与事实不符。

在该信的结尾处,吴弘达告诉国会议员们的结论是:“基于以上诸点原因,我对“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怀疑态度。我并且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

对于此信,我的看法是仍属正常,因为那时距3月9日只过去13天,绝大多数的人们,包括本人在内仍处于惊愕与观望状态。但是我对吴弘达自称他的结论是“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表示质疑。在短短的13天中,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在哪里?从中获得了哪些足以推翻“苏家屯事件”的反证材料?

这一切,吴弘达在此信中只字未提,就直接向诸位国会议员表示“我对“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怀疑态度。我并且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在我看来,吴先生的这封信至少是轻率的。

上述信中所列四项怀疑理由,我只看见吴弘达以“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据我们调查”和“以我个人的认知”这样轻飘飘地一笔带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查过程、人证物证和逻辑推理内容。须知我们面对的将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恶,并涉及到千千万万条无辜生命的安危。吴弘达先生面对20多位负有承担世界正义责任的美国国会议员的询问,怎么能如此的不负责任,并且信口“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呢?

吴弘达先生选择在今天──《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面世12天之后,公开发表被他“保密”了近4个月的给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他到底要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未完待续

2006.7.19.宁波

吴弘达他想干什么?(二)

作者:力虹


【大纪元7月20日讯】现在我们来看看吴弘达先生写于6月9日,发表于7月19日《中国观察》的那篇《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他列举了被媒体广为报导的三位“证人”的证词,并由此展开了他的“分析与评论”。第一个证人彼得(Peter ),他的身份是从事对中国新闻报导的一位日本记者。彼得声称2006年1月28日曾被辽宁省国家安全局扣留,2月8日被保外就医,2月9日跑回日本。然后为了摆脱由于披露苏家屯事件而引起的压力,包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找他的麻烦,他不得不来到了美国。

第二个证人:安妮(Anne)女士,她介绍自己是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做后勤统计工作的职工。她和她的前夫1999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其前夫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她和前夫于2004年离开中国,辗转了两年,安妮于2006年到了美国,其前夫去了加拿大。

第三个证人“一名老军医”,自称是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资深军医,但至今未透露其真实姓名、地址、职务和背景资料。

如几家媒体所报导的,上述三位证人,一位是外籍记者,历经磨难后勇敢地站了出来,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一位是苏家屯事件当事人的前妻,出于关切同胞生命的良知而挺身而出,说出她所知道的内情;第三位的情况更加特殊,可谓“身陷虎穴”,但他似乎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地向外部世界披露此事件的更高层的相关信息。

显然,这三位证人都是在非正常的环境中,通过非正常的机遇获得了他(她)们所公布的信息的。对于这样看起来“性命攸关”的、并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同胞生命的信息,稍具常识的人都会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之,何况像吴弘达先生这样具有与中共多年打交道经验的资深人权研究专家和劳改基金会主席,更应该郑重处之。

但是,吴弘达却不是这样。苏家屯事件3月9日被大纪元首次曝光,3月22日他就给向他谘询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了信,以“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研究者,我对于有关“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导持相当怀疑态度”为由,迅速而轻率地下达了“不可信”的判语,并在信尾告诉国会议员:“我并且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 我不知道吴弘达的这封信对美国国会发生了什么负面的影响,只看到了美国国会与白宫对此事件的迟疑态度,以及那次走马观花般的“调查”。

到了6月9日,吴弘达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又撰写了这一篇《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拜读之后,与那封信相比,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反证内容,只是以“据我所知”、“据我们调查”为由,逐条否决了三位证人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控。在此文中,吴弘达下达的否定语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信息报导,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足以信。”并且一连重复了十几次。

然后,在此基础上,吴弘达说出了他的七点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这三位证人没有提供相当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证词。他们没有提供相关的文件、照片、证人可供进一步查证;二、人们不能依照这样一个推理,即: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它有无数暴行,法轮功一直在受迫害,所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理所当然是事实,从而得出苏家屯集中营一定是事实的结论;三、人们也不能因为对相关证人及证词有质疑就被指责为“企图阻碍调查”、“为了某种利益配合北京政府”。 (详见《观察》该文)

此文的结尾,似乎是吴弘达先生真正想说的话:“目前,法轮功的报导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这句话,与3月9日之后语塞了二个星期的北京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语气,何其相似!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必须对历史和千千万万生命负起责任的话语,我不知道,吴弘达先生为什么要如此急不可耐地、轻率地说出?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曾经作为检察官的大卫.乔高和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他们二位作为独立调查人并不是被指控“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的同胞,但他们的态度与做法,却与吴弘达先生有天壤之别。他们在2006年5月24日接到了“帮助调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和雇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杀害当事人的指控”的请求,他们“鉴于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和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的责任”,接受了这份要求。

经过近二个月严肃认真的调查取证,他们于7月7日向公众媒体公布了长达54页、并附有14项取证附录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这个报告由导言、工作方法、指控、取证的难度、取证方法、证据和反证、 想像的威胁、迫害政策、煽动仇恨、大规模逮捕、镇压、身份未经确认者以及失踪者、器官移植的来源、验血、缺少器官的尸体、供认、招认、等待时间、网上罪证、采访受害人、普遍违反人权、财务上的考虑、腐败、立法、证人和调查者的信誉、建议做进一步调查、结论、建议、评论、附录等30个部份组成。可以看出,这二位独立调查员,在这一段时间中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和多么巨大的努力!

这一历史性的调查报告甫一问世,就引起西方社会,包括联合国、各国际人权机构、美国、英国、欧盟、香港与台湾的高度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我相信,作为活跃的人权专家和劳改基金主席,吴先生也应该读到了这份调查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的同胞吴弘达先生(虽然他已加入美籍),却选择在此报告发表12天后(碰巧是中共镇压法轮功七周年前夕),将他的写于6月9日的上述文章《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发表了出来。

我想请教一下吴弘达先生,你是不是仍坚持你此文中告诉世人的“法轮功的报导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这样的结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是不是想以此来全面否定加拿大二位独立调查员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看起来,吴弘达先生昨天在《中国观察》上抛出这二篇文章的意图,似乎没有其它的动机可以解释。

未完待续

2006.7.20.宁波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岀处)

吴弘达他想干什么?(三)

作者:力虹

【大纪元7月21日讯】吴弘达先生的第二篇文章《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显然是近期撰写的,文中重复了他对苏家屯事件的一贯立场,并叙述了他与法轮功人士之间因此而发生的“冲突”过程。对于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我不宜去作评论。但是我从上述吴文中注意到了,吴弘达在2006年3月10日,看见《大纪元时报》在头版刊载了《惊天内幕:沈阳集中营设焚尸炉》一文(文中披露沈阳市苏家屯区有一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成员。该秘密监狱里有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医生。凡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他“仔细阅读大纪元的报导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认为“这两个证人的披露是不可靠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刻意编造。”

这样的判语与指责是怎么得出的呢?作为一个既非法轮功学员、又属局外人的我试图猜测一下吴弘达当时的心理动机:他为什么一见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就几乎是“本能地”予以否定呢?原来,据吴先生在本文中介绍,这之前他已组织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问题“长达六个月的调查工作”,2006年2月底调查结束后,他组织专人撰写了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摘取死囚心脏并进行器官移植的报告,预备在四月下旬胡锦涛来美前公布,以期再次提醒世人中国政府大规模、长期地利用死囚器官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原则。

如此看来,原来是3月9日开始的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打乱”了吴先生的上述计划安排,他的长达6个月的调查工作被突如其来的苏家屯事件“抢了风头”,这对于他的“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的权威和劳改基金主席的地位,无疑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国会面前,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减分”和“失面子”的事情。

这是我仔细阅读了吴弘达先生7月19日发表的二篇文章(其中内含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分析。也许只有基于这样的分析,才能读懂,为什么吴先生会在第一时间对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作出这样的反应;也可以解释随着此类报导的深入、相关证人证词不断涌现后,他仍咬紧牙关坚持原见;更可以解释7月7日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吴先生“旧事重提”,利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身份在自己掌控的媒体上,选择在法轮功遭难七周年前夕(7月19日)发表这二篇文章!

历史上,对于独裁暴政反人类罪行的取证之难,世人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教训。纳粹帝国的灭绝犹太人政策及其暴行,起初也曾被西方国家以及正人君子们斥为“荒诞不经”,一直要等到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才真相大白。但是600多万无辜生命已无法挽回!遍布巴格达郊外的诸多“万人坑”,也是美英联军铲除萨达姆暴政后才被陆续发现的……

所以,加拿大二位受人尊敬的调查员: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作独立调查时,已充分考察到了这一点。在《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D.取证的难度一章中,调查员首先承认“这些指控其本身性质决定了它们既难证实又难否认。证明任何指控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亲眼目击。但是对于这项罪行,获得目击证人是很难的。”这是因为“在场的人不是罪犯就是受害者,而没有旁观者。因为据称受害者都被杀害并火化了,尸身已无处可寻,更谈不上验尸。没有幸存者来讲述他们经历的暴行。”“犯罪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一旦器官摘取结束,手术室又同其它没有使用的手术室一样了。”报告进而指出“那些罪犯不大可能认罪,如果有,他们面对的那将是反人类罪。”

所幸的是,二位调查并没有像吴弘达先生那样轻率地作出“无直接证人证据不足为信”、“我并且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的结论,而是努力采取了扩大范围的电话问讯调查,报告说“虽然我们没有拿到完全的坦白证词,但是通过调查人员的电话调查,我们收集到出乎意外多的对罪行的承认”。同时,二位调查员还进行了浩繁的官方数据对比和网上罪证搜集工作,最后才得出了他们的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大规模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继续着。”

针对这份调查报告,与吴弘达一样同样生活、工作在美国的叶宁律师认为:这个报告水平极高,有很高的权威性。这个报告显示了它非常公正、客观而且非常超然。他列举的事实和论证的角度都是非常可信的,有很大的说服力和可信性。

叶宁指出:这两位调查员的证据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获取的。这两位调查员从中共政府经营的网站和医疗单位,获得了大量出售人体器官的公开讯息,所获得的信息与证据,足以做为制造骇人听闻罪行的人的自我认证,就是自证。这种自证在证据学上是做为第一手的证据,可以用来定罪的。

我们看到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提出的不仅有非常珍贵的直接证据,还有支持性的证据,有环境证据和客观证据,正如叶宁律师所说的它们“形成了一个证据链”。当一个证据链形成的时候,这份具有证据意义的犯罪事实的调查报告,即具有极大的可信性。叶宁律师的结论是“国际社会是能够接纳这样一个调查报告的。”(详见新唐人电视台7.20.“热点互动”)

今年7月20日正值中共镇压法轮功7周年。7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反迫害抗争,坚持向全世界说出真相,这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像焦国标所说的,“中共暴政遭遇了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这对于唤醒麻木的全体国人认清专制本质、争取自由民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遗憾的是,吴弘达先生似乎决心“逆时代潮流”而动,选择在这样“敏感”的时候,一口气抛出了他的二篇文章,坚持对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不足为信”,并“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甚至指称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我在这里,不想再次猜测与分析吴先生此举的目的、意图,以及他的心理动机,个人的“面子”大,还是人类正义大,相信吴先生和我一样明白。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吴文中的那些观点和判语,实在不应该由吴弘达这样身份与地位的人来说出,也不应该选择在 7.20“蒙难日”前夕这样的时机来发表。这种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从来屡见不鲜,今日读来更叫人无语言痛……

(完)

2006.7.21.宁波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岀处)

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上)

—评“苏家屯事件之我见”

作者:老久

以前看一篇人民报的文章,说平时被大家尊敬的人权和民主人士吴弘达先生,曾经为“苏家屯事件”给美国国会议员们写信,否认“苏家屯事件”,当时我是一点儿都不相信的,因为从逻辑上说不过去,本来大家应该算“同一战壕的朋友”,都在关心和揭露中共在暴力摘除囚犯器官上的罪恶,怎么也不会想到吴弘达先生会暗地里作这种事;这种感觉就像大家都知道余杰和郭飞雄都是中国的“人权活动家”,所以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余杰会以“宗教小团体”的名义不允许郭飞雄参加布什总统对中国“人权活动家”们的会见。我万万没想到,这件事竟是真的:这可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同行是冤家”,国人的在这方面的嫉妒心是如此之强,往往一件事还没干成,为了所谓“事情的控制权”,先就要内斗个头破血流;让我们意外的是,不管是公认的扬名国内“开明才俊”,还是久居海外的“人权泰斗”,最终却还是不能“免俗”,真让人慨叹不已。

几年来,我本人写过很多评论,多半是针对中共的谣言或中共的支持者对法轮功的污蔑,没想到今天要给反共前辈吴弘达先生的文章写评论,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我的感受。

一:吴弘达密信的由来及其性质

七月十八日,吴弘达先生在中国观察网站登出了两篇文章,“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和“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其中附上了他3月22日给“美国国会部份议员及有关人士就苏家屯事件表明自己的看法”的信,我对此不得不相信了。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吴弘达先生对法轮功人士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是极其生气的,因为他写的是封“密信”嘛,本来是当“暗箭”使来着,结果却成了“明枪”,他怎么不能生气呢?有不同意见本来朋友之间可以当面提的,可是吴弘达先生大概是不把别人当朋友的,不但不当面提,还要给美国国会部份议员写“密信”,下暗绊子,这就有点不太地道了吧。

吴弘达先生肯定不同意我说的,他写这封信是“嫉妒心”使然,因为他也许连这种“嫉妒心”还没察觉到,他认为他说的是“真理”,可是是什么导致他认为这些是“真理”呢?是不完全的事实,和他的“嫉妒心”,这样说,在我看来已经是“客气”的表达方式,由于吴弘达先生令人敬重的历史,我还不想更严厉的词。

首先,3月22日吴弘达先生日给“美国国会部份议员”的密信,信中有四点理由说明“苏家屯事件”不可信,其中头两条是按吴弘达先生所说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这里引用如下:

“首先,法轮功媒体称“苏家屯集中营”自2001年来关押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但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

“其二,20多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大量地摘取死囚器官,但器官摘取和移植需要相关的设施和一定的技术设备。据我们调查,所谓的“苏家屯集中营”并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

对于他们的调查经过,吴弘达先生在其文章“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中有一定描述,我也引用如下:

“同时,我立即安排国内人士到苏家屯现场进行调查。从3月12日开始,调查人员查访了整个苏家屯地区。3月17日,调查人员又探访了位于苏家屯的两处军事营。 3月27日,调查人员暗访苏家屯的中医血栓病医疗中心。3月29日,又对苏家屯附近的康家山监狱进行调查。前述调查均未发现法轮功指称的集中营的痕迹。调查人员就调查经过及结论分别于3月15日、3月17日、3月27日、3月29日、3月30日、4月4日向我提供了许多照片及文字报告。(另有专门报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3月22日吴弘达先生给“美国国会部份议员”写的密信的时候,所谓“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只是刚刚开始不久,只是“从3月12 日开始,调查人员查访了整个苏家屯地区。3月17日,调查人员又探访了位于苏家屯的两处军事营”。只有一小部份结果,还没有正式实际接触“苏家屯集中营” 呢,可是吴弘达先生就已经得出那四个结论并且在那儿写“密信”了,人们不禁会问吴弘达先生这封信是不是写得太“猴急”了一点?既然,“3月27日,调查人员”才“暗访苏家屯的中医血栓病医疗中心”,凭什么在3月22日,吴弘达先生就能说“据我们调查,所谓的“苏家屯集中营”并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既然,在“3月29日”,调查人员才“又对苏家屯附近的康家山监狱进行调查。”,凭什么在3月22日,吴弘达先生就敢说“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所以,吴弘达先生这封信基本上是在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下写的,说客气点,吴弘达先生当时是把他的“嫉妒心”产生的“成见”施加给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想过后再用“证据”来证明这个“成见”;说不客气点,吴弘达先生的密信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故意欺骗”。

这样看来,吴弘达先生的“苏家屯事件之我见”,是站在个人“嫉妒心”基础上形成的东西,其立场根本是不公正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当然,吴弘达先生将来的“专门报告”可以把血栓医院和康家山监狱的情况调查,提前到3月22日以前,但是那样会把大家对吴弘达先生剩下的尊敬完全消蚀掉。

吴弘达先生说他是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也一直把他当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好些人曾把他当作“民族英雄” 看待。。在“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中,“3月19日,应法轮功华府地区代表聂森教授邀请,在华府圣派屈克大游行后,法轮功天国乐团集合在林肯纪念堂前,吴弘达先生发表了支持退党运动的讲话。”,我们相信他是真心的,而吴弘达先生“邀请王文怡女士以直接参与摘取死囚器官的中国医生身份到国会作证。她欣然同意并表示会很快Email给我她的证词”,本来大家都是合作和谐的朋友,可是后来却发生了密信的事,不知道吴弘达先生自己想过发生这种事的原因没有?吴弘达先生说“不论从个人的经历或学识的角度,我对共产党政权残暴性的体会及认识应该比法轮功炼功者,尤其是其高层人士,更为深刻。”,所以我们认为他支持退党是真心的,可是吴先生的问题却不是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而是对自己的认识上,他察觉不到自己的某种“嫉妒心”,也许他潜意识认为:退党是对的,我支持法轮功,尽管那是法轮功主导的活动;法轮功要死刑犯被摘器官的资料,应该给,那也可以宣传我们的工作;法轮功学员可以给我们当证人,我们是朋友;可是法轮功的“苏家屯事件”,这样下去,器官移植的调查可能会被他们主导了,也许他还没想那么多,只是认为器官移植的事我比你们搞的时间长,情况比你们熟悉的多,你们懂什么?不行,我认为这不可能,我就要私下和美国议员们说说……

二.对吴弘达密信内容的反驳

吴弘达密信中说明“苏家屯事件”不可信的四个理由,大部份我们都不陌生,和中共健康报登载的“子乌虚有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如出一辙,对此我已经写了批驳的评论,而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现在早就越过了单一的“苏家屯事件”,加拿大的独立调查已经证明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存在的,可是正因为密信中的这四个理由是吴先生的“成见”,所以他还在不合时宜的“固执己见”,并且现在抛出来“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这些文章,我们不知道吴弘达先生是怎么考虑的,老实说这些东西已经不能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可是客观上吴先生这是给中共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虽然中共在其罪恶的海洋里必然要没顶,可是多一根“稻草”,会使中共多一次挣扎的机会。

“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是一个惊天黑幕揭开的一角,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中共看来是“机密中的机密”,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会不惜一切的毁灭证据,所以普通的外部调查很难发现直接犯罪的证据。也许我们可以指望高科技的严密的刑事调查,但是现在没有条件。普通的外部调查虽然很难发现直接犯罪的证据,但是同时普通的外部调查也几乎不可能推翻现有的内幕证人的证词,因为证人提供的是内幕情况,那些不深入到犯罪内幕之中的调查,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内幕的真相。逻辑上,你不能用一件事情的外貌的确认来否定内幕证人提供的内幕情况,它们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何况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举一个例子。吴先生说“据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该区域不存在可拘禁千余人的监狱或类似的拘留场所或设施。”,当然3月22日他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具体的现场调查还没开始,我们这里假定3月22日以后记者的现场调查支持了吴先生的言论,但是这种普通外部调查的性质,使得这种结论不可能用来否定内幕证人提供的内幕情况。比如,3月29日他们调查了苏家屯地区的康家山监狱。康家山监狱是中共保密的很严格的监狱,它名义上归沈阳司法局管,可能有更深的内幕,在沈阳这几年的媒体中所有名义上讲到康家山监狱的报导,其实都没能提康家山监狱的具体情况,像是在刻意掩盖什么,我们只知道它这几年经过了几次扩建,最大一次在2003-2004年,有传言这里也曾关押过大批法轮功学员。那么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在康家山监狱调查到什么程度?他进没进去?怎样进去的?他是只从外部建筑来作判断,还是对康家山监狱的地下设施和山洞设施有完全的了解?;又比如,吴先生在 “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中说“据我们调查该医院并没有可容纳二千人的庞大的秘密地下室。”,那么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如果是听说,那么提供情况的人如果不知道“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那么情况是不准的,如果提供情况的人如果知道“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一般他也不会说出真相的;如果是调查员深入了地下,那么他必须深入到了该医院所有区域的地面以下并且深入到与该院有地下连接的的所有区域的地面以下,而且通过土层检验证明整个区域在几年内不可能有其他地下设施存在,否则就不能完全确定“苏家屯集中营”没有相应的地下设施。

对于吴先生的第二条理由:“据我们调查,所谓的“苏家屯集中营”并不存在施行器官手术的技术性可能。”。这个结论出自搞了这么多年的中共器官移植研究的吴先生,我就感到很奇怪了,我想问吴先生到底是那些“技术性可能”不存在?是没有三甲医院的牌子吗?是没有外科医生还是没有手术室?我在多次的评论中说过:

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说血栓医院进行了人体器官移植,这种指控是不存在的,只是说血栓医院的一些人和设施参与了苏家屯集中营的屠杀和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它根本不须要什么“具备人体器官移植这样手术的条件和水平”,只需要有“按器官移植要求活体切除人体器官这样手术的条件和水平”就够了,它只提供器官供体或供体器官,至于器官移植这样手术是在其他医院做的。甚至于它的供体手术也是最简单的,因为它可以不管供体的死活,供体切口的缝合都可以无所谓。血栓医院自己都承认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按三甲医院建立的,它的医生一大帮都是教授,它自己是什么“全国先进单位”“全国血栓治疗中心”“全国性医疗杂志主编单位”,它的院长是什么“全国劳模”,这些条件,全国那些地方三甲医院都是望尘莫及的,我看它不去评什么三甲医院,完全是故意装孙子,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它是个“活体器官提供中心”。我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医院怎么就没有做器官供体手术的“技术性可能”,难道这么大个医院比一个地方部队或者监狱的卫生所都不如?甚至于比一辆开到刑场取供体的救护车都不如?

至于吴先生的第三条理由,“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该院有460名工作人员。据我们所知,此种规模的医院其从事外科手术的医生数目通常不会超过20人。这20人中具有器官移植技术的则不可能多过10人。据“大纪元”报导,4500名法轮功成员在这里被摘除了器官。如果我们假定每个法轮功学员仅被摘取某一种器官,那么这10名医生在三年中共施行了4500例器官移植手术,即10名医生每年1500例手术。以我个人的认知,这种报导不可信。我真不知道这些理由是吴弘达抄中共的还是中共抄吴弘达的,这个理由整个就是逻辑上的“弱智”。“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并不能推出“苏家屯集中营”做手术的医生都得是来自血栓医院的结论,就像如果血栓医院挂了中医大的一个教学医院的牌子,你就可以认为来实习的医生必然是血栓医院的内部职工吗?地点是一回事,人员是另一回事,这点逻辑难道都不懂吗?“苏家屯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或者说“苏家屯集中营”的器官供体手术的部门位于血栓医院,但是“苏家屯集中营”本身不可能归血栓医院管,这么机密的大事是中共610以至军方高层直接管理的,它的人员也是他们从各地医院及军警单位召集的,只是因为供体手术地点在血栓医院,那么它的医生有部份来自血栓医院,就像安妮的前夫。

可叹的是,搞了这么多年的中共器官移植研究的吴弘达先生,在第三条理由里还是分不清器官供体手术和器官移植技术在“苏家屯事件”中的区别,我不知道“有丰富器官移植研究经验”吴先生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对于密信中的第四条理由的反驳我放在下一个章节。

(待续)

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中)

—评“苏家屯事件之我见”

作者:老久

三.怎样合理看待证人的证词

吴弘达先生的“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主要是他对三个证人的证言的所谓“评论”,可是这种“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评论,多数情况下吴弘达先生只是引述证人的证词,然后来一句“像这样的信息报导,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足以信”,它的结论的第一条也是“这三位证人没有提供相当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证词。他们没有提供相关的文件、照片、证人可供进一步查证。”;吴弘达先生说这种话的时候,依然一幅很“大牌”的样子,就像中国的另一句话老话描绘的“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话说起来可能太刻薄了点,可是吴弘达先生这样一个反共前辈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总不能太健忘了吧:当年吴弘达先生开始揭露中共劳改制度的罪恶的时候,多少人对他持着这种态度:“你像这样的信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足以信”,这种怀疑态度使得吴弘达先生花了十几年去收集证据,最后终于用各种证据,向世界证明劳改制度在中国的现实存在,那么倒过来问吴先生,当初别人对你说“你像这样的信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足以信”时,别人是否也能据此像你评论法轮功那样得出直接结论:“吴弘达的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同样,当年吴弘达先生开始揭露中共摘取死囚器官的罪恶时,当他找到最初的证人,取得最初的证词时,还是有许多人说:“像这样的信息报导,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足以信”,吴弘达先生为了消除这种还疑,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大陆去取证,结果又遭到中共的监禁,又花了多少代价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从最初的震惊、疑虑和保留的态度,到现今的公开谈论报导”。吴弘达先生做的这两件事,都是他对于中国人权运动和世界人权运动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尊敬吴弘达先生原因,这就是好些人曾把他当作“民族英雄” 的原因,可惜的是,即使是“民族英雄”也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虽然中国的圣人曾告诫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对于法轮功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时,他竟然拿出了别人当初对待他自己那些话来对待“同一战壕的朋友”,这和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对证人证词的态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是一个惊天黑幕,能够知道其内幕的人不多,除了这一幕罪恶真正的背后主使(中共高层的某些人)外,没有人知道全部的真相,但是三个和这个内幕有关的证人,他们从不同位置不同阶段接触到了不同层次的内幕,他们的证词分别从不同位置不同方向不同时段证明了“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存在,对其主要特征的证明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沈阳苏家屯地区曾经关押过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被中共有计划的活摘器官而被杀戮,所以他们的证词时可以相互证明的,说明了他们证词的可信性。但是,正是由于他们从不同位置不同阶段接触到的内幕,他们每个人只知道不同层次内幕的一部份,那么他们在各自细节上的描述必定会有所不同,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如果他们在各自细节上的描述上完全一致那才奇怪呢,那样反倒有可能是三个证人“串证”,可信性反而会打折扣。可是吴弘达先生的“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中,另一种对三个证人的证词的所谓“评论”,恰恰就是指出他们在各自细节上的描述有些不同点,这种“评论”恰恰证明了这三个证人的是彼此孤立的“证人”,三分彼此孤立的“证词”都证明了“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存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所以,吴弘达先生要以他们在各自细节上的描述上的一些不一致来否定“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看来也是白费力气。

吴弘达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三个证人的已知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第一个证人:化名为皮得(Peter)的男新闻记者,在日本一个民间电视新闻采访机构从事对中国新闻的报导工作。本人声称;2006年1月28日被辽宁省国家安全局扣留,2月8日被保外就医,2月9日登上了飞机跑回日本。到日本后,他的领导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找他的麻烦,他不得不到美国来了。

第二个证人:化名为安妮(Anne)的女士,她介绍自己是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职工,做后勤统计工作。她和她的前夫是在 1999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其前夫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她和前夫于2004年离开中国,辗转了两年,于2006年安妮到了美国,其前夫去了加拿大。

第三个证人:被法轮功的媒体称为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没有姓名,地址,职务,背景资料。

这些证人的已知情况,首先可以证明中共特务的所谓流氓舞女的谣言是无稽之谈,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对“苏家屯集中营”可能接触的内幕层次,从而理解为什么他们在证明苏家屯集中营曾经关押过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并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同时,他们在细节上会有差异,甚至一定程度上因为接触的内幕层次不够而产生一定“误解”。

皮得介入“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不是很深,但是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揭露“苏家屯集中营”的知情者。他在中国做采访的工作,了解到了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尤其在对沈阳的公安司法界人员的接触中,知道了“苏家屯集中营”的事,他自己做了调查,并通过对公安司法界人员的更深接触中了解到了事实:“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该秘密监狱里有“焚尸炉”。据悉,凡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目前沈阳马三家和大北第二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很少了,大部份都被转移到苏家屯。东北三省及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正被转移到那里。”“在沈阳采访时,我了解到马三家和大北监狱里已经很少关押法轮功学员,而是把他们集中到苏家屯的大设施中,用集中营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沈阳地区和延边地区很多政法机构,向北朝鲜的集中营学习很多很多的经验。”等等。但是由于皮得介入“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不是很深,他知道“苏家屯集中营”在苏家屯地区,可是不知道在那里,更不知道这个“苏家屯集中营”主体可能在地下,他自己去现场调查时就把一处较隐蔽的封闭地面监狱或其他设施当成这个集中营了,所以他的证词说“因为这个地方他好像圈一个地一样,我去看过,很大,但进不去,铁门是关着,也看不到里边是怎么情况。我问附近居民,这是怎么情况,没人知道。这片空地什么时候围的这个墙,没人知道。不是新造的墙,以前就有这个设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个秘密监狱,在那里两三天都没有看到车辆来往进出,有也是面包车,没有看到穿警服的人进去或出来。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任何异样。”所以吴弘达说“Peter在这里陈述的“秘密监狱”与Anne所述的不相同。”,但是这只能证明皮得了解内幕的层次不够,不能证明“苏家屯集中营”不存在。

其实吴弘达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本钱嘲笑皮得,因为在第二个证人安妮作证以前,外界没有人知道“苏家屯集中营”的一部份在辽宁省血栓医院的地下,吴弘达先生自己的调查人员也是一样,他自己说“我立即安排国内人士到苏家屯现场进行调查。从3月12日开始,调查人员查访了整个苏家屯地区。3月17日,调查人员又探访了位于苏家屯的两处军事营。”,就是说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当时也以为“苏家屯集中营”是座地面上的封闭设施,所以3月 17日他们就冲着“苏家屯的两处军事营”去了,也许其中有一处所谓“军营”正是皮得所讲的“秘密监狱”呢。直到3月27日,才有“调查人员暗访苏家屯的中医血栓病医疗中心”。不管是证人皮得当年的现场调查也好,还是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也好,他们的行为是令人尊敬的。但是这个事件中,倒是吴弘达先生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卑劣”的,因为他在3月22日,在中国信息中心记者的现场调查还没有对准辽宁省血栓医院以前,吴弘达先生已经在根据“子乌虚有”的 “调查结果”在给美国国会议员们写信了,这种对美国国会的公然欺骗,时至今日,吴弘达先生竟然还在想方设法的维持着。

第二个证人安妮,从两个方面介入了“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一个是她自己在血栓医院的“后勤统计工作”(像吴弘达写的“证人的已知情况”所说);一个是她的前夫是名血栓医院的外科医生,他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供体手术,这就决定了她可以对“苏家屯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细节提供证词,所以加拿大的调查报告指出“被指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外科医生的太太提供的证词在我们看来是可信的。其中一部份原因是因为证词极其详细。”,但他们也指出“我们不想将我们的结论只基于单一的消息来源。因此,我们最后只是在此证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和一致的时候才采用,而不是把它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而吴弘达只是简单一句“证人证词不可信就完了”,根本不管关于“苏家屯集中营”其他方面的证据。我们来看看吴弘达关于安妮证词的所谓疑问。

1.“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负责医院采购的后勤人员说,医院要求后勤部门购买的食物、手术手套和日常用品急剧增加,后勤部门的人员根据当时的采购规模估算,当时医院关押了至少有六千人。”(3月17日大纪元日报)

“我们医院从2001年开始关押法轮功学员。因为那个时候,一些关押法轮功的派出所和劳教所关押了大量法轮功学员,所以这些学员就被转到各地区的医院。这些学员刚关押过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太多。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那时候大概是关押五千多人吧。”(4月20日大纪元时报)

[吴弘达的分析及看法]证人并没有亲眼看见医院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关押人数都是别人的猜测或口中得知,并且前后陈述的数字不同。

首先,吴弘达说“证人并没有亲眼看见医院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句话不确切,因为吴弘达自己的下文也引用了安妮证词另外的证词:“我们只是偶尔看到用护理病床推到一楼作检查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很虚弱。但大规模的人员不知道秘密关押在何处。”;其次,如果安妮在医院做后勤统计工作,“医院要求后勤部门购买的食物、手术手套和日常用品急剧增加,”她自己是明确知道的,这说明血栓医院及附近当时确实关押了大量的人,这些人的有关供给通过血栓医院的后勤渠道走,从 “当时的采购规模估算”只能估算出总数,“当时医院关押了至少有六千人。”;实际上这个总数除了关押人员,还要包括看守及医生的等等人员,那么她“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那时候大概是关押五千多人吧”就一点不矛盾了,因为其他知道一些内情的同事说到“关押人数”时,不会像用采购规模估算总数时连看守都会算进去,所以“关押人数”从采购规模估算总数的六千人就变成了五千多人,这道反过来证明在血栓医院及附近“集中”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是大量的被关押者,一是一定比例的看守者。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中共那篇“子虚乌有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文章,里面说:“中国刑警学院副教授杨涛表示,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每羁押100人需要15%警力、3%的医务配备,每50人配备厨师1名。假设按照“法轮功”所散布的6000 人计算,那么配备的工作人员将是一个超过千人的群体。与此同时,包括被羁押者在内的数千人的物资供给不可能“秘密”解决。”,我们看到安妮的证词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关押的五千多人,加上几百名“配备的工作人员”总数就超过了六千人,而且“物资供给不可能“秘密”解决”,只好走了血栓医院的后勤渠道。所以说吴弘达的“疑问”和共产党的“辟谣”刚好证明了安妮证词的可信性。

2.关于地下室的问题,我在上一章节已作了说明,而实际存在的几千人关押,当地面设施不能解决时,也只有可能在地下解决了。

3.“问:这些器官通常卖到哪里?政府高层知道此事吗?”
“答:主要是卖到泰国,我想世界其他地方也有。”(3月17日大纪元时报)

[吴弘达分析及看法]证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线索证明器官卖到泰国,也没有确切指明世界其他地方是哪个国家和地区。据我所知,泰国是立法禁止非亲属捐赠器官的,更别说器官进口或买卖。

我认为这一点上吴弘达先生有可能是对的,因为安妮和他前夫是从“后勤统计”和“摘除手术”两个层面介入“苏家屯集中营”内幕的,而器官卖到哪里并不是在这两个层面能了解到的,那么安妮和他前夫有可能因为接触的内幕层次不够而得到了错误信息,可能他前夫在工作或休息时与其他知情人提过这个问题,别人没说真话随口说了个“泰国”,而安妮只是在证词中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安妮说的不是真话,我认为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安妮不可能知道“苏家屯集中营”的全部内幕嘛,这一点其实也是对吴弘达密信中第四个理由的回答。吴弘达先生没有理由以此来否定证人的证词。

虽然我认为这一点上吴弘达先生有可能是对的,但是要完全否定器官被卖到泰国的可能性,也要经过周密的的调查才行,而不能仅凭吴弘达先生的“经验”。比如泰国是立法禁止非亲属捐赠器官,但是泰国的法律执行上有没有灰色地带?泰国有没有地下的器官犯罪团伙?吴弘达先生对泰国的“经验”可能多半在法轮功被镇压以前,后来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等等。

4.关于证人的丈夫是脑外科大夫,是否有能力做眼角膜摘除手术的问题
第一.据我了解血栓医院作为专门医院只有一个外科科室,就是“神经外科”也可叫“脑外科”,证人的丈夫在这个医院唯一的外科科室工作,所以他是脑外科大夫,这不等于证人的丈夫在专业上只学了“脑外科”,或者只有“脑外科手术经验”。
第二.眼角膜摘除手术对外科手术而言是一项简单的手术。

5.关于安妮和其丈夫被追杀的时间地点及她本人受伤的过程,这是证人个人的隐私问题,根本不构成吴弘达先生所说的“来到美国揭发苏家屯事件的前提”,就像你吴先生在美国作证时,你自己当初是怎么被中共释放并回到美国的详细过程,这些事情不构成你在美国为中共摘取死囚器官罪行作证的前提,吴弘达先生在结论中这么强烈的要求公开证人“他们本人的真实姓名、形象、背景资料”让人感到不可理喻。何况,现在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调查还没有进行到正式的国际法庭对中共的调查和审判,他们还不是正式的司法证人,没有正式的司法保护,公开这些资料会对证人有一定危险。

第三个证人,老军医,他是在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中一个地区总体情况的知情人,他介入“苏家屯集中营”的内幕的层面是上层总体情况,知道的“苏家屯集中营”的历史和发展情况,也知道全国其他集中营的信息,所以他在一开始就证明“苏家屯集中营”时存在的,他说:“关于海外宣传的关押法轮功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的情况是属实的,但是与实际公开的有一定的偏差,就是说所谓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

那么老军医提到一些“苏家屯集中营”新情况:““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750人, 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他集中营。”(3月31日大纪元时报),这个时候吴弘达先生又分析说“该老军医的证词关于苏家屯地区医院的地下集中营与Peter和 Anne所述的不相同”,我不知道吴先生说“不相同是什么意思”,安妮证词说的是“苏家屯集中营”在2001年到2003年的情况,老军医的证词说的是 “苏家屯集中营”在2005年到现在的情况,皮得了解到的情况也应该是“苏家屯集中营”初期的情况,因为对那时情况知情的人数相对多些,而“苏家屯集中营”后期的管理会更严格,就像老军医说的“完全军事管制”。既然证人证词讲的是同一集中营不同时期的情况,那么关押人数不同也很好理解;安妮证词已经说了 “苏家屯集中营”在“医院的地下”,老军医说“苏家屯地区医院的地下集中营”,两人说的完全是同一个集中营。

老军医说“转移5000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因为我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拷在专门的扶手上像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吴弘达先生对此说“本人被中共劳改十九年有过多次被转移的经历,证人所述我不敢苟同”,但是吴弘达先生只是几十年前中共劳改的知情人,并不是现在中共活摘器官集中营的知情人,他的经历不能否认证人的证词。看来吴先生’对共产党政权残暴性的体会”还有点不够深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