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究竟花了多少亿能告诉“人民”吗?

转帖 2009年10月01日

阅兵
特战兵

此文的标题怎样定,曾令鄙人大费周折。本来,第一选择是:《国庆阅兵究竟花费多少个亿?能告诉纳税人吗》?后来,感到有些不妥,原因是:当今中国,还有很多国人同胞不知”纳税人”的基本概念。于是,又将标题改为《国庆阅兵花费究竟多少个亿?能告诉公民吗》?但同样感到不妥—-同样原因,当今中国,还有很多人不知何为”公民”,更不知”公民”与”人民”有何不同。思虑再三,最后只能”入乡随俗”,采用了现在的标题。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举国体制威力是无可比拟的:一年前,英雄盖世、豪气冲天的中国曾经举办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会”。而时隔一年,天安门广场又要上演一场”有史以来最隆重、最成功”的国庆大典了。—-试想:仅演奏乐曲的军乐团人数就达1500人!庆典仪式规模之大、场面之豪华可想而知!

此前,鄙人曾再三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奉行”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原则,节省”国庆”开支。达到又不浪费,又能显示当今中国强盛之目的……并说国庆60周年的整个庆祝活动,加起来花费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然而,自从前天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新闻:”国庆阅兵军乐团由1500人组成将演奏44首乐曲”的新闻后,李悔之就陷入纳闷之中: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庆祝大典?—-“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要1500人进行43曲”无缝连接”演奏,而且,还要求保持极为严整的队形、姿势……这样要耗费多少时间,耗去多少白花花的银子?三亿元的耗资,会不会是整个国庆大典费用的一个零头?

上述疑虑和担忧诚然并非多余:一个群众方队3000人,整个下来补助费就约450万。而五十六个群众方队,总共又要耗去多少银子?据说,每次训练,一个方队共需大客车60辆。仅车辆费用一次就是72万。一次训练的费用就100万!而60个群众方队一次训练的银子又是多少?……还有,4000万盆花,1盆花就算10块钱吧,—-仅这项又是几个亿?还有,阅兵的后勤保障、治安保障,卫生保障……—-仅警力一天就出动 7000!

而下面这些阵容的隆重登台,又需要耗资多少?

1.三军依仗队护卫军旗

2.国防大学方队

3.陆军学院方队

4.海军学院方队

5.空军学院方队

6.武装警察学院方队

7.陆军方队(着07作战服,持03式突击步枪)

8.海军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9.空军方队(着07作战服,挎手枪)

10.陆军特种部队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1.海军陆战队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2.空降兵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3.武警雪狼突击队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4.驻港、澳部队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5.第二炮兵方队(着07作战服,持81式突击步枪)

16.抢险救援部队方队(着07作战服,持95式突击步枪)

17.航天部队方队(着07作战服)

18.预备役方队(着预备役军服,持81式突击步枪)

19.男民兵方队(着民兵制服,持56式突击步枪)

20.女民兵方队(着民兵制服,持79式冲锋枪)摩托化方队

21.两辆猛士引领老红军、老八路军、老志愿军摩托化方队

22.航天员礼宾车方队

23.两辆猛士引领 99G坦克方队

24.两辆猛士引领新步战车方队

25.两辆猛士引领空降战车方队

26.两辆勇士引领防空战车方队

27.两辆勇士引领反舰导弹方队

28.两辆勇士引领HQ防空车方队

29.两辆勇士引领战术导弹方队

30.两辆勇士引领战略导弹方队空中梯队

31.81飞行表演队

32.大预警机引领四架J-11

33.Y8平衡木预警机引领四架J-8D

34.轰6加油机引领四架J-10

35.JF17六机编队

36.JH7六机编队

37.武直9六机编队

38.武直10六机编队

39.路航直8六机编队

40.海航直8六机编队

……

当然,还有很多没能一一列入计算的—-囿于无法获得相关资讯。

整个阅兵大典下来,要耗去多少白花花的银子?换言之,要耗去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有人能告诉”人民”吗?

这个大典,是不是有点大阔气了?是否严重违背”少花费多办事”原则了?党和政府能否告诉”人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吗?虽然,毛主席曾一再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诚然,”群众”是应当”相信”的,因为中国的”群众”从来是最温驯忠厚、最听党话的。但问题是:在太多方面, “相信群众”是毫无意义的—-就国庆大典而言,就有无数”群众”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与党不同的意见。甚至发出了严重的抗议声音。但党最终却没有采纳 “群众”的声音。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庆祝大典还是即将预期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还是应当”相信党”的。不过,党是否应当把相关的资讯准确地告诉”人民”(或者”群众”)?窃以为,这很有必要:既然”我们应当相信党”,但党也要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胡主席不是一再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吗?既然如此,党为何不将国庆大典耗资的实际情况告诉人民群众?也好让人民群众有所明白,并有所思考:花费数额可能数百亿的银子,是否有点对不起”人民”?—-因为当今中国,有无数地方更需要用这笔钱!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本文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13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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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谢田分析中国十.一豪华阅兵缘由

自由亚洲电台 2009年09月30日

十月一日,中国将在北京举行参与人百万以上的六十年“国庆”阅兵和大游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居住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和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中国举办花费巨大的“国庆”庆典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记者:十月一号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在北京呢将要举行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有阅兵还有群众游行。据说是会非常地奢华。动员的人力可能达到了几十万人。在中国当然这个事儿呢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网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民在谈这个事情。这个焦点呢主要是我们现在国家并不富裕,有没有必要拿那么多钱做这样的一个庆祝?我们想先请章天亮博士给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章天亮:简单地说我觉得这个日子的话谁的节日都不是,因为至少我想对那些上访无门的、伸冤无门的百姓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节日。包括对普通的北京市民来讲的话,他们被要求呆在家里面,也不能够看什么焰火呀,什么各种阅兵的表演呐。而且据说北京居然动用了很多的武警,用冲锋枪在街上巡逻。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状态。就说我觉得对北京市民来说的话呢也不是一个节日。

记者:打断一下,章博士您是北京人吗?

章天亮:我是北京人,对。99年当时阅兵的时候北京市的市民的话被要求呆在家里。那么后来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市民也是要求他们叫‘避运’,避奥运。就是让北京人都出外旅游,尽量的话把北京城空下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日子的话,对于共产党的官员来说的话是不是一个节日呢?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对他们来说有焰火表演啦,有歌舞的演出呀,还有解放军来壮他们的声势。好像对他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庆典活动。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节日,他们在过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他们是心里充满了恐惧的,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动用120万人来投入北京的保安活动;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们也不会去封锁网络,不让老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来;也不会启动那么大的一个护城河工程。就说从整个北京安保这个措施来看的话,我觉得胡锦涛也好或者其他的中共官员也好,他们心中的恐惧肯定是多于欢乐的。

记者:那我想请问一下谢教授您到国外很多年了,其他国家有类似的事情吗?

谢田:我在美国20几年了,我好象在美国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大规模的要花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的这样的阅兵。这种呢,以前苏联倒是有过。花钱准备来作为一种武力的展现。我想阅兵有一个好处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振奋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士气,但是我不是完全同意章博士讲的。我想总是有人会喜欢这个阅兵的。或者是觉得是有意的,要不然它就不会花这个钱、花这个功夫去做的。对中国的阅兵的话呢,如果说有那么多上访的人或者有那么多的北京市民觉得被骚扰了,被干预了,或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断了,那有些北京的大学生据说把阅兵训练的一些东西都给扔掉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烈日下暴晒。在这些人里面可能也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那个共青团员。他们不喜欢阅兵,或者不得不去参加这个阅兵,但是肯定也有人是从阅兵中可以得到好处的。他们可能是在害怕之中,可能是在恐惧之中,所以才会花上 120万人或150万人用来保卫,但是如果是对这些人纯粹是没有利益的话,没有意思的话他们肯定也不会去做。我看就是中国中央这些人和中共的统治集团的最上层这种人,他们显然对不管是出于原因和借口,他们一直觉得这个阅兵对他们来说从鼓舞士气也好或者是壮胆也好,或者是展示力量也好,就是一定有他的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是他们才会这样做的原因,我想。

章天亮:其实我想作为胡锦涛来讲的话呢,他在这次阅兵的活动中,他不仅仅是要威慑所谓的那些他认为的敌人,就是上访的民众呀,包括一些普通的比如说异议人士呀等等,当然他不仅仅是威慑这个东西,当然,另一方面的话他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强权。其实,中共是党指挥枪,但它从来都是谁掌握了军权的话谁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就象当时赵紫阳,他尽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可以被军委主席废除。所以说呢,就是说谁掌握了军队谁才是真正的中共的实权者。胡锦涛这次阅兵的话我想他也是想向他党内的政敌们来展示一下他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他阅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次阅兵的话我想并不是花费最多的一次,花费最多的一次是江泽民在1999年的那一次阅兵。那一次阅兵的话当时我知道的这个数据,当时花的钱是1600亿,当时整个北京市都翻新了一遍,然后呢就是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献礼工程,就是所谓“国庆”的那种面子工程,我想要花费的数量要比这次的还要多一些。

谢田: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第一如果真正民间也好或者民意有这个庆祝的愿望,那这个钱谁来出?正常社会的话呢,因为每年政府的预算都是固定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预算,出现赤字的话呢,要不就通过发行公债的方法解决,要不就通过额外加税筹款的方法解决。如果正常社会的人们觉得如果搞那么一场几个小时的阅兵我要多付多少税的话呢那人们就不会同意。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钱花了多少?花在哪里?这可能要几年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那现在可能基本上就处在它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无限制地从国库投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记者:谢教授谈到钱的问题让我想起来前些年中国有一部电视剧后来被禁了叫《走向共和》,里面有慈禧太后,说庆祝她六十大寿的一段话,她是因为要挪用海军军费来做那个……

谢田:这是圆明园的故事,颐和园的。

记者:她那个里面就说过‘如果不把六十大寿办得风风光光的,老百姓就来看不起你,就要闹事儿,外国人看不起你,就要欺负你’,是不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这样想问题吗?张博士,您认为呢?

章天亮:它这个片子当时在被禁的时候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的一些做法会让人联想到现在中共的做法,当然中共它比清政府远远要腐败和残暴得多。当时慈禧太后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共是花了3000万两银子。如果这3000万两银子不花的话就没法展现我们大清国河清海晏。她说一般的民间的老头、老太太到了六十大寿的时候都要风风光光地过一次生日,这样的话邻里街坊的话就会怎么羡慕她(他)呀,说她(他)有福气呀。那如果我自己都不办大寿的话别人就会瞧不起。其实,我觉得中共这次就是它如果要是认为民意使得它做这种庆祝的话呢,它就应该在网上开放,让老百姓自由地对这个大庆来进行表态,恰恰是老百姓对这种庆祝的话是很反感的,所以它把大陆的那些门户网站,新浪网也好、搜狐网也好,原来它们是有(“国庆”)庆祝的是否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一个民意指数调查,但它就把那个东西强行地就封掉了。所以,我想它其实是知道老百姓不喜欢看到它这样乱花钱,这样的扰民的。

记者:我想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花很多钱,就是咱们的邻居北朝鲜。他们也是花很多钱。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他们也做了一个七万个小学生做团体操,把外国记者也看得目瞪口呆,结果外国记者出来以后没有人说这个国家治理得真好,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国家怎么老百姓都没饭吃,结果还花那么多钱做这个。这个适得其反,反而让所有人都看不起它。会不会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谢田: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刚才说到北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北韩花了很多钱搞了一个叫做《阿里郎》的大型演出,也是几万人在后台上准备。最近呢因为前克林顿总统去北韩营救那两个华裔记者的时候,据说北韩当时特别三次邀请克林顿去看这个《阿里郎》的演出,结果被克林顿给拒绝了,但是那些演出的演员呢实际上都一直坐在体育馆里面在等着他。基本上准备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演,很可惜呢克林顿没有去。克林顿去的话呢可能也会是一个丑闻了,没去的话呢让这些人很失望,北韩很失望。实际上中共的心态和北韩的心态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张博士讲的就是说的如果中共真的不做的话呢恐怕也不行,人们一定会觉得这不符合它通常的特性的话呢,那一定是内部出了巨大的问题。而巨大的问题的话呢,可能民间的反对的力量,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趁机起来发难。

章天亮:其实我觉在西方国家的话它比较注重个人的自由。它很少强调统一的意志,其实,只有在军队里面的话才强调统一呀,就是大家团结一致,怎么样听指挥呀,这样的话军队才能够有战斗力。

谢田:但实际上中共的思维就在这儿,它就局限在这里,没有意识到它现在所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落后。其实真正从军事科技和军事力量上来讲的话呢,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比方无线电子战也好、信息战也好、卫星控制、导航、激光制导,这些东西呢,真正能决定这些战场上和军事上的力量的东西呢实际是展现不出来的。换句话说,实际上它真正展现的是它落后的一面。

记者: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谢谢谢田教授,谢谢张天亮博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和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就中国举办花费巨大的“国庆”阅兵及游行的原因进行的讨论。

本文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13014.html

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

曹长青

【人民报消息】中共庆祝建政六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式。但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资料,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 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毫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 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 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10年,超过1,000名法轮功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 3,2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仅2007年,家庭教会遭当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国18个省,有788人受害,693人被捕;受到拷打、折磨的基督徒人数,被上年增多325%,被虐待人数上升400%。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海外维族人组织说,有几百人死亡,几千维族人被逮捕。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原载《纵览中国》2009年10月1日

卖拐的赵本山把拐忽悠给了自己(图)

赵本山
卖拐的赵本山把拐忽悠给了自己!

张目

【人民报消息】以《卖拐》忽悠观众的赵本山,现在把拐忽悠给了自己,9月30日晚动完手术后,左手用支架支撑,说话口齿不清,在打牛奶针,还戴着氧气罩,目前仍旧是动弹不得。

9 月29日,赵本山正在上海某豆腐厂演出时突然发病,30日凌晨1时许冒着雨被送往南汇中心医院。经过诊断后选择转院。雨天路滑,在转院途中,似乎老天爷与其作对,赵本山遭遇坎坷,几经辗转才终于在中午12时20分被送到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副院长兼南汇中心医院院长黄峰平教授在初步诊断后向记者证实:赵本山确实是因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被送入医院。

北京垂杨柳医院脑科专家张琨称,蛛网膜下腔出血一般由动脉瘤破裂引起,能否治愈跟出血量、出血位置都有关,出血量小的话,应该不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出血量大的话,则会留下后遗症。但蛛网膜下腔出血比较令人担心的是二次出血情况的发生,如果二次出血的话,患者死亡率则相当高。张琨大夫说,国际上一般把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情由轻到重分为1到5级,一级最轻,5级是濒死状态。
 
赵本山能否重返舞台,医疗专家称要看出血情况。如出血情况不严重,赵本山可望在手术后重返舞台;但如果二次出血,则可能有生命危险。

中新网9月30日报道说,入院后,赵本山随即被送进高级病房,进行抢救。关于他病情的公布时间,一拖再拖,从下午三点推迟到四点,从四点推到五点,并最终被推迟到晚上六点。

晚上六时,本山媒体发言人刘双平出面宣读了一份新闻稿。新闻稿称,赵本山因为在拍《乡村爱情》劳累而身体不适,前往华山医院南汇分院就诊,并于今天中午转入华山医院继续诊治。

刘双平说,鉴于病情属于个人隐私,为尊重赵本山先生隐私权,我无权对外发布详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网上有些消息,据说脑溢血昏迷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9 月30日新民网报道,对于赵本山脑部出血入院一事,其经纪人高大宽接受电话访问时称:「你们都给登了?哪有这事儿啊,现在住院了么?我问了,没这事儿啊,我问的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啊。给同事打电话都说没这事儿啊。」还表示本山在现场拍戏,但再问到在哪里拍戏时,他没做回应,只说别问了。

10 月1日,网易娱乐报道说,华山医院一名护工透露,赵本山9月30日被送到医院时神志清醒,手脚能动。30日晚动完手术后,赵本山左手用支架支撑,说话口齿不清,在打牛奶针,还戴着氧气罩,目前仍旧是动弹不得。这位护工还透露,赵本山动手术的部位是在右边头颅,靠近太阳穴7-8厘米的位置。现在院方又帮他配了10袋血袋。赵本山一直留在9楼的ICU重症病房。该病房全部封闭,要靠密码才能进入,门口有保安加强守卫。

本山媒体发言人不就是代表赵本山的吗?宣布赵本山的病情还需要念新闻稿?有网友指出,「什么病就是什么病,怎么还有什么好隐瞒的,真是奇怪。」「不要怕,亏心事做多咯,死咯也好,阎王可能要他报到咯,有些不知人为的事只有阎王知道咯!」有人说:「其表演里的中风后遗症应验了!」

想想看也是,既然赵本山靠《卖拐》火起来的,现在火烧到他自己并不奇怪。闹好了他得架起拐,成为真正的残疾人,闹不好真的把自己忽悠回去了。报应这个东西不管你信不信,该来的时候它还就真来了。△

(人民报首发)

中秋寄语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为了这一天,人们往往不论远近,天南海北的都要往家赶,与亲人团聚。中秋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天空中皎洁的月亮,悠闲的诉说着家常,享受着天伦之乐。然而,在这一天,却有这样一些人不能与家人团聚,他(她)们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生计,不是因为战争,更不是因为他(她)们不想念家人,而仅仅是因为他(她)们有了一个纯洁、高尚的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

河北唐山大法弟子何益兴一家便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家庭。因为健康的需要和对人生真理的追求,何益兴、张月芹二位老人先后在退休的年龄走入了法轮大法,并且从此多年缠身的顽疾一扫而光,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家里家外都能与人和睦相处,成了让邻里街坊羡慕的幸福老人。因此,小女儿何艳也很快成了其中的一员,并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丈夫——孙锋利。

然而当今中华大地上的统治者却是这样一些邪恶的生命,它们视“真善忍”为异类,必欲用尽一切邪恶的手段,除之而后快。因为它们是“假恶暴”的载体,在“真善忍”面前它们的丑陋与邪恶无所遁形。所以,它们身为统治者,却对自己善良的百姓举起了屠刀。

二零零八年七月的一天,唐山市路北公安局国保大队二十几名警察突然包围了何益兴、张月芹二位老人的家,不出示任何证件却要闯入家门。被二位老人拒绝后,他们竟不惜调来了消防用的云梯,从南北两侧砸碎了玻璃,破窗而入,非法抓走了二位手无寸铁,信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老人,并且不问青红皂白,拿走了何家大女儿何丹用来做生意的六十多万元现金,开走了何丹用来运货的汽车。同一天,身在工作中的何艳和孙锋利也被绑架,抄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信仰“真善忍”。

因为自知理亏,所以一家四口遭绑架至看守所后,面对证件、手续齐全的律师,看守所却以“上边命令”为由,拒绝律师与当事人会见。在卷宗多次因证据不足驳回后仍强行递卷,然后暗箱操作,置律师的有理有据的缜密辩护于不顾,枉法裁判,何益兴被判七年,张月芹五年,孙锋利三年,何艳被非法劳教两年。目前,孙锋利和何益兴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张月芹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何艳被非法关押在开平女子劳教所。一家四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遭受着迫害。

为了讨还公道,还亲人清白。他们的家人多次请了律师,而且走遍了各个部门,向他们诉说着四位亲人的无辜和执法者的荒谬。人性毕竟有善良的一面,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警察慢慢的被启悟了良知,偷偷地对这些善良可敬的法轮功修炼者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管看似多么强大的政权,如果非要一意孤行,干那些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勾当,也必将在作恶中走向深渊,走向灭亡。善恶有报是古今中外之千古一理,中共邪党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以其可耻的下场给人类留下永难磨灭的反面教材。中共邪党及其首恶是罪有应得的,可怜的是那些为了蝇头小利,以完成工作为由,不听真相,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在无知的作恶中毁掉了自己的未来。而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安逸的生活,顶着巨大的压力,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成了传单、护身符、真相光盘、小册子,送到了你的门前,你的手里,而不需要你任何的付出与回报,只为了让你明白真相,因为只有明白了真相,懂得了是非黑白善恶,人才可以为人,人才可能有了美好的未来。请问,这样的大善,你在人类社会见过吗?你就不为法轮功学员如此的慈悲胸怀感动吗?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请接受真相,不管你是谁,请善待大法弟子,不管你信仰什么,请一定远离中共邪党,抹掉灵魂上的兽印,清清白白的走向美好的明天。

成文:2009年09月30日 发稿:2009年10月02日 更新:2009年10月02日 0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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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打造的罪恶链条

文/廖然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离开了金钱早就支撑不下去了。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扩建监狱、劳教所和非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基地,另一方面却用奖金去刺激手下的鹰犬维持这场旷古未闻的迫害。

据《鲁中晨报》9月21日的报道中说,山东淄博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淄博市公安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国庆节、全运会期间违法犯罪实行有奖举报的通告》。通告中提到“举报法轮功等邪教人员及其违法行为线索的,最高给予2000元人民币的奖励”。

长期以来,中共都是把法轮功问题当成它的头号政治任务对待的,迫害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截断法轮功修炼者的经济来源。对于法轮功修炼者所工作的单位,中共也是层层加码钳制,把单位的奖金、领导的政绩都和法轮功修炼者紧紧的挂起钩来,而这一切对普通民众向来是掩盖着的。中共惯常的做法是用金钱引诱个别忠诚于它的爪牙作眼线,恶意举报后给予奖金。象淄博市这样的用文件的形式直接明码标价引诱普通民众犯罪的文件,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还真的很少见。

其实,今天的相当一部份中共警察就怕自己没事做。有了事他们好去罚款啊,整天闲着,靠那俩工资能发财吗?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利用绑架大法弟子的机会借机敲诈大法弟子的家人,从而达到为自己敛财的目的。

中共对恶意举报法轮功修炼者“奖赏”,对大法弟子实施绑架以后,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仍然是用金钱维持的。在劳教所和监狱,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也是下了大本钱的,通常的价码是逼迫一个大法弟子放弃修炼,上级机构要奖励相关的警察一到三万元。而对于转化不了的,中共也相应的给予经济上的处罚。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警察拼命迫害大法弟子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紧紧的联系着。

中共警察对大法弟子用尽酷刑威逼他们放弃修炼,就是为了得到金钱。同时这些警察也利用金钱和手中的权力引诱犯人对大法弟子犯罪。

有一个被绑架進黑龙江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狱警把她的肋骨踢断了,就指挥一个刑事犯王凤翠加重迫害。王凤翠看她翻身都困难,加上双手又被铐着,就把她的脚捆上,然后坐在她的腿上,开始用竹条抽打她的脚面,很快脚面就象馒头一样眼看着鼓了起来。王凤翠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机器针,双手轮番快速插下,速度快的都看不出频率来,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王凤翠对她说:“你别怪我,张春华答应一天给我200块奖励,这里这么苦,我也没办法,我要吃排骨就得这样。”狱方告诉王凤翠这就算一份工作了,令许多犯人羡慕,争先恐后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真让人心寒。很多人理解不了警察和犯人怎么那么残酷地迫害这些法轮功修炼人啊,怎么下得了手啊?殊不知那里面有很多的利益被牵扯在一起的。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修炼,真是用尽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酷刑。其实看一看大法弟子们所承受的痛苦和警察们的暴行就足以看出谁正谁邪了。这个政党如此邪恶,真让人吃惊,为了达到一己之私,竟然动用全部国家机器,用金钱引诱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

然而,迫害大法弟子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不都是纳税人的钱吗?不都是普通中国人的血汗钱吗?中共搜刮走了,却用来迫害这样一群最善良的民众。中国人啊,唤醒您的本性善念,纵然不能为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们做点什么,最起码也应分清个是非曲直。愿大法弟子的痛苦承受能唤醒您的本性善念。

成文:2009年09月30日 发稿:2009年10月02日 更新:2009年10月02日 00: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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