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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造访大纪元书展展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做客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展位。左一:赫塔·穆勒;左三:流亡诗人贝岭;左四:欧洲大纪元时报总编周蕾(摄影:吉森/大纪元)

支持异议作家 批评共产专制

【大纪元10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晓辉法兰克福报道)10月15日下午,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造访《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书展的展位,以此表示对敢于揭露共产专制真相的独立媒体和华人异议作家的支持和鼓励。穆勒的出现引起巨大轰动。

从这位新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昨日(10月14日)首次在展会露面之后,这位原籍罗马尼亚女作家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无论她什么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立刻就会被人群团团包围。

10月15日下午三点半刚过,位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3.1馆的《大纪元时报》展位前人头攒动,赶来一睹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风采,看穆勒与大纪元以及华人异议作家见面的记者和观众瞬间把展位前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

四点整,人群中突然出现一阵骚动,紧接着闪光灯像密集的雨点一样响成一片,身材瘦小的赫塔·穆勒挤过一排由摄影记者的长焦镜头组成的屏障,满面笑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德语媒体早有报道说,赫塔·穆勒喜欢用文字与读者交流,却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今天下午,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显得略有一丝腼腆。欧洲大纪元时报总编周蕾女士赞扬赫塔·穆勒用小说的形式,把一把钥匙交到每个读者的手中,帮人们开启了一道通往一段封闭历史的大门。

在罗马尼亚出生的穆勒在共产极权下生活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她的作品题材大多是对在共产极权下的生活经历的回忆以及对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的反思。“穆勒女士的语言风格简洁,却有极为优美,她把一大群被人遗忘、苍白而又模糊的共产极权受害者的形象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有苦有笑的活生生的人,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无言的痛苦和求生的欲望”,周蕾称赫塔·穆勒是一位“拒绝忘记的女作家”,“她的获奖是对在生活在中共极权统治的阴影下坚持写作、敢于打破中国特有的集体失忆现象的所有作家与记者的鼓励”,周蕾在对穆勒致贺时说。来自美国的流亡诗人贝岭表示;“穆勒女士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是所有流亡作家的共同荣誉。”

赫塔·穆勒称共产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监狱,她表示自己的福气在于,“活得比一个专制政权长”。她在发言中说:“我的一些朋友去世了,对于他们来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专制终归是要倒台的,但是如果人的生命没有那么长,那么对这个个体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他活着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他的生命没有专制的时间长,那么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被一个极权剥夺了的一生。很遗憾,这样的事情仍在发生,比如在中国、古巴和伊朗,而北韩就更别提了,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他们根本就不在人性的范围之内,那里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200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今年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同时也是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周年以及中共镇压法轮功十周年,赫塔·穆勒批评中共当局通过言论控制抹杀民族的记忆,她说:“中国在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对人权问题却不闻不问,当局禁止谈文化大革命,更不许谈天安门六四屠杀学生的事件,他们不明白,意识形态有可能走得太远,而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状态,把整个民族控制在手中。”

赫塔·穆勒在谈到自由媒体时,对大纪元表示:“我能够想像您们所有人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而且要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您们能够因为您们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报。希望不久以后在中国出现一个来自内部的或者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穆勒吐露,在罗马尼亚生活时,每天听境外的“自由欧洲电台”: “我当时听自由欧洲电台,一天不是只听一次,而是听好几次。在罗马尼亚,不听自由欧洲电台的人就是傻瓜。”


赫塔·穆勒与大纪元编辑和部份在场华人异议人士合影。(摄影:吉森/大纪元)

她对在场的中国异议作家表示:“如果我能通过任何一种形式给您们提供任何一种支援的话,如果我得到的奖项能够为您们起到一种保护作用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专制下的勇气和责任

出生于罗马尼亚,亲身经历过齐奥塞斯库的专制政权的穆勒,由于1979年拒绝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合作,失去了工作。在谈到面对强权的勇气时,她表示,因为害怕自己无法对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负责的这种恐惧,使她敢于拒绝这个专制政府。“勇气是恐惧的另一面。在一个专制之下,人们需要勇气和责任感。当然每个人都会害怕。一个人应该经常问自己,我能不能对我所做的事的后果负责。我不想说的,我就不说,即使是一种意识形态要求我说,我也不说。”


欧洲大纪元总编周蕾向赫塔·穆勒赠送《九评共产党》和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传记《神与我们并肩作战》(摄影:吉森/大纪元)

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为了表示感谢,欧洲大纪元总编周蕾将大纪元出版的《九评共产党》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传记《神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德文译本赠送给赫塔·穆勒。


赫塔·穆勒在呼吁营救高智晟的征签表上签字(摄影:吉森/大纪元)

赫塔·穆勒在呼吁营救高智晟的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贝岭、还学文、仲维光、阿海、茉莉、傅正明、廖天琪、徐沛等异议作家参加了当日的见面会。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0/16/n2690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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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手韩寒泄露了国家机密

杨恒均

韩寒这小子的脑瓜子实在太精,最近的一篇博文用简单的数学算式三下五除二就泄露了特大号的国家级机密,我现在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否则,我非要找机会在他的赛车上做点手脚,他这样的脑袋瓜,还让不让人活啊!

韩寒从官方报纸上看到上海耗费两亿人民的币更换5000块高速公路牌子,他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吃惊,上海有关部门就发现了问题。毕竟,上海可是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只要懂得一点小学除法的老百姓扳指头一算,就会被昂贵的高速公路牌吓一跳。于是有关部门出来辟谣,并发布了正确的消息,原来那两个亿要更新的不是5000块路牌,而是25000块。这一更正,把政府的成本减了下去了,把老百姓的心儿也放松了。你再掰指头一算,一块屁股大小的路牌也就8000 块人民的币,相比我们财大气粗的国家,这真不算个啥,再说,我们缺的又不是钱?如果可以用几千块钱造出一块块经久耐用的牌子,迎来共和国一百年庆典,甚至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何乐而不为?

这道理一般不开赛车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可既然人家韩寒是赛车手,你就要想到,人家早就开车飙过上海的每一条高速公路了,知道上海有多长的高速公路,路上一般有多少块牌子。而且,他不但会赛车,还会做小学算术,这不,这小子又扳指头算开了:如果按照上海当局给出的这些权威数字,整个上海市高速公路上每25米左右就要有一个造价高达8000元的路牌。而整个上海市,可能就是一个大牌坊了……各位,我们虽然没有像韩寒一样赛过车,但难道没有坐过车吗?下次坐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讶的大叫,原来八千元一个的高速路牌就是他X的牛逼,竟然是看不见的隐形的路牌啊……

各位,隔行如隔山,如果你看不懂赛车手的文章,那么你应该听一下一位情报专家的忠告:过去七十年里,世界上一些大国得到的最有用的情报基本上都来自对方国家公开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对于那些把领导人感冒吃药都当成绝密的国家,稍微有点情报意识的人,只要仔细阅读官方的报纸杂志的话,留意照片和电视上领导人的站队顺序和脸上的表情,基本上可以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民明天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率有多高。

从这一点来说,韩寒具有非常高的情报员潜质,换一个角度说,他那个脑袋瓜,随时会泄露国家机密。对这种人,为了防止他泄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许他看中央电视台和党报等媒体。

韩寒泄露的这一国家机密,虽然上至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心知肚明,但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

当然,至于我来说,还有更大的隐衷。大家也注意到我很少写文章啰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今天我就不好意思沉默了。因为韩寒说的这事儿,我不但知道,而且还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如果不是韩寒率先泄密的话,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来。因为我正好有几位内地朋友在从事这类工作。有的是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换牌子决策的,更多的是向政府”投标”争取牌子制造和换牌子工程的。当然我说的这些牌子除了高速公路边的路牌,还有各种宣传牌、社区公告牌、宣传牌等等。

我每一次都被朋友投标所得的一块小小牌子的造价惊讶得目瞪口呆,几百块的基本上没有了,动不动就上千甚至上万……我也私下质疑过朋友,你说的那种牌子随处可见,怎么可能要那么贵?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在美国的话,这种牌子要多少钱?我当然答不出,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可是我们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考察过美国后做出的决定。这些牌子和美国的造价差不多,就算贵点,也不会贵很多。

可是,各位,你知道美国的人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美国一个安装这类牌子的政府合同工的工资是多少吗?如果算上福利的话,应该是中国安装这类牌子的工人的二十倍!如果再计算上工厂里制造这些牌子的工人的工资成本,你能够告诉我,你凭什么安装一块这样的牌子,造价几乎和美国差不多了?和国际接轨是这样接的吗?

有一次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个差别,一位承包到某地区街头报警牌的商人委屈地说,你以为是我赚了?告诉你,我投上这个标,钱还没有赚到之前,已经把要赚到的钱中的一大半送给把那个标给我的政府官员了。

说实话,政府大手笔拨款设立一些牌子,方便民众,值得肯定,而政府要求用高标准制造和装饰这些牌子,是有长远打算的,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在中国,谁都知道,工人的工资没有上涨,造价没有上涨,安装费用和多少年前差不多(排除通货膨胀),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和国际接轨,可是偏偏政府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和世界上人均比我们富裕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接轨了。请问,官员不是傻瓜,不赚白不赚,他们不会把利润送给承包商,更不会让最基层的制造工人和安装工人来分这块大蛋糕!

说起这事,就不能不提武汉大学一位主管基建的副校长大肆受贿的事。有位大学教授早就说了,中国大学向来是以建筑物的高矮和占地面级的大小来评级的,如果国家拨款了,大学当局一般不急于投资于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而是积极搞基础建设,大兴土木,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更能让人看到大学成绩。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只是一小半。武汉大学的腐败案向我们了泄露另外一大半的机密:搞建设就能够贪污腐败,就能够大肆收受贿赂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我们认为如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用纳税人的钱竖立起来的建筑物的背后,都站了一个或者多个行贿的承包商和受贿的公职人员。

现在,经过韩寒的泄密,我们的知识进一步完善,连建筑物上钉的牌子和路边的路标,都不言而喻地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受公众和舆论监督的政府,掌权者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把民众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那他的脑袋一定是进水了!

杨恒均 2009-10-15

韩寒: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韩寒 作者博客 2009年10月15日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米,你就能看到一块牌子,假设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每秒钟行进了 33.333333333米,这代表着,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两秒钟内你差不多能看见三块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开的足够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在路牌上画点图,我就能看动画片了。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着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社和印刷厂隐瞒印数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

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关部门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开车,包括所有的汽车论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是被征询意见的。我认为,征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见不能算是广泛征询意见。相信这只是相关部门自己决定以后的随口一说,就像那100个250一样,都是他们的惯性谎言。

其实,我认为,高速公路的标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国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终点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竖一个大路牌,毕业。然后索性多花点钱,把所有的路牌都换成电子大屏幕,可谓一劳永逸,从国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节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随时更换路牌路名,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政策的宣传,放一些领导的头像或者通缉犯的头像,总之,电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们政府随性洒脱的决策风格。

本文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15220.html

把热比娅送上星光大道的推手

作者:童文薰(台湾及美国纽约州律师)

【大纪元10月16日讯】全球民众原本对热比娅相当陌生,即使在七月五日新疆事件之后,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不清楚热比娅的生平,也不了解世界维吾尔大会由哪些人所组成,具体的目标又是什么?但是,中共驻各国的领事馆人员与负责台湾事务的干部们不请自来,以强硬的态度要求各国电影节主办单位禁播热比娅的纪录片,一手把热比娅送上国际星光大道。

《爱的十个条件》是一部长度仅五十四分钟的纪录片,由澳洲导演Jeff Daniels耗时七年拍摄完成,纪录热比娅的生平。这部片子的首映是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热比娅还亲自出席了首映会。但从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开始,中共就不遗余力地为热比娅宣传,让《爱的十个条件》成功登上国际媒体的版面。包括坎培拉国际影展与丹麦影展,中共都使力阻止,诬指热比娅为“恐怖份子”,甚至发动抗议与实施网路犯罪,“黑”掉影展主办单位的网站。

经过中共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在Google上检索《爱的十个条件》竟有一千两百五十万个条目,检索英文名称《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更有高达六千九百二十万个条目!如果拿同一个月全美影片票房排行榜首《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balls》的英文名称来检索则只能得到三百零五万个条目,以其华文名称《食破天惊》来检索,更是连百万则条目都不到。

笔者不得不叹服中共驻各国领事馆人员与负责对台事务的官员,把热比娅推上星光大道的本事,竟然远胜专门打造好莱坞影星的专业广告行销公司。

台湾民众对于热比娅的陌生程度,远甚于国际社会。而引起中共强烈反弹的高雄电影节,原本是想抚慰八八水灾创伤,主打的影片是美国纪录片《卡崔娜纪事》,以及另一部关于女性权利的纪录片《阿富汗的星光大道》。然而中共以控制陆客旅游团取消高雄订房的手段,使得这两部影片相形失色,也使得台湾社会聚焦热比娅。高雄市政府为另外二部纪录片铺好的星光大道,最后成为热比娅的专场。

《爱的十个条件》原本在高雄市电影图书馆只能容纳一百十五人的放映会,因为一夕爆红,在民众热烈索票的情况下升级到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大远百威秀影城。不仅座次增加了,场次也增加了。此外另有其他的团体也调到了《爱的十个条件》的影片,并将在台北市进行公开放映。

高雄市政府在中共的强大压力下,决定仍然播放《爱的十个条件》,但为缓和争议提前播映的时间。不过,这样的让步却不被中共接受,除了让陆客撤销订房,继续攻击高雄市政府之外,播映单位的网站一样遭到骇客攻击。可是《爱的十个条件》不仅如期播出,而且赢得更多的媒体版面,得到观众的热烈回响。

在八月间才公开首映,而且没有宣传预算的热比娅纪录片,短短一个月内红遍全球。按这样的速度,《爱的十个条件》将风光登上年度最具知名度的影片榜首,而新疆的真相也将大白于世。把热比娅送上星光大道的推手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中共。◇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1期“自由评论”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143/7010.ht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0/16/n2690399.htm

高锟的得奖和杨振宁的马屁

朱学渊

【大纪元10月16日讯】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英籍华人科学家高锟因对光纤技术的原创性贡献,而获二○○九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杨振宁先生在庆祝会上说:“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乃至所有华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

  光纤信号传输技术不仅为网络通讯,而且还为医用内窥镜技术奠定了基础,今天无论是电话网络,还是诊病求医,高锟先生的发明无处不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颁奖,实际是世界人民对高锟的感激,因此也就远远超越了杨振宁指出的高锟得奖之于华人社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义。

  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医学、和平、文学、经济六类,从一九○一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人获得这个人类公认的最高奖赏。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高行健、崔琦、朱棣文、高锟等八人,这之于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来说,贡献未免太小了,而今年高锟金榜题名,总算还为中国人争得了一点面子。

  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杨振宁对新华社记者说:“很多年来很多人再三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本土上还没有出现过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我一直回答说,这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做最有贡献的科技研究工作需要有很多条件。资金是重要的一个,中国正在高速地追赶上去。另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传统,……我觉得在二十年内,中国本土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杨振宁向来讲话的宗旨是要使中国政府高兴,他也知道有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时统统持有外国国籍,而且除法文翻译出身的高行健外,其余统统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而有成就的学者。因此杨振宁不止一次讲,未来二十年内一定会有本土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不惜从高等教育说起,二○○六年他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那年国内有一篇评论说:“(杨振宁)为我国的高教体制叫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决定了脑袋……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杨振宁最有资格做这样一只‘乌鸦’。因此,杨振宁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鹊音’吧,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杨振宁是极具天份的学者,一九四六年他从昆明来到纽约,到处寻找费米,最后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见到这位天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十年后,他就与李政道分享了当年诺贝尔物理奖,事后他曾经总结自己的成功原因,大概是说自己在物理学最好的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课题和最好的导师。杨振宁没有提到为什么费米也来到美国?美国又为什么能让敌国意大利的科学家参与原子弹的研究?事实上,只有在制度优越人才荟萃的美国,他才能遇到费米,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杨振宁知道为自己牟利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美国功名来为中国共产党当一只“喜鹊”,高锟得奖又为“喜鹊”制造了一次鹊跃的机会,至于二十年后中国究竟是不是洪水滔天?八十七岁的杨振宁是管不了的了。

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0/16/n2690624.htm

“针刺”事件的背后

文/南充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共庆祝“十一”前的半个月,四川南充各市县传出多起“针刺”事件,人人自危,中共政府大会小会传达精神,赖在“恐怖分子” 和法轮功头上;“十一”过后的十月八日,市政府忽然宣布没有一例“针刺”事件发生,是谣言……如此倏忽来去,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恐怕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手腕,是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离共产党夺取政权六十周年还有十多天,四川南充各市、县据传多起“针刺”事件发生。据说,先后在南部、阆中、西充、蓬安、南充市、周边苍溪、巴中等地,发生多起凶犯用针刺伤路人群众的案例。一时间,社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个个恐慌,很多民众都不敢出门。

趁混乱之际,各机关单住、学校、居委会向群众传达上面的会议精神,称:目前发生在我地区的“针刺”事件,是新疆恐怖分子和法轮功所为,目的是为了破坏建国六十周年大庆。要大家提高警惕,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最好呆在家里。政府各部门、单位、街道,派出很多人员到各公共场所,大型商场,车站、街道佩带红袖章轮流执勤,摆出一副大敌当前的阵势,给已被吓怕了的群众增添了更为恐怖的气氛。一时间,大街小巷,大人、小孩谈虎色变,都在谈论针刺事件。

法轮功学员为了让世人不被欺骗、不要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再次诬陷,站出来向人们说明真相,法轮大法倡导真、善、忍,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事事先考虑别人,矛盾出现先找自己,绝不会干这种事。在给群众讲真相的过程中,混在群众中的便衣、特务、和政府收买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起哄,说讲真相的法轮功弟子就是搞“针刺”的。当时法轮功学员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谩骂、围攻、殴打。南部、阆中、南充、蓬安、巴中都出现过大法弟子被毒打事件,伤势还很重,绑架到派出所,因没有证据,短时间被放了。

十月八天长假一过,南充市公安处向全市人民忽然发表电视讲话称:前段在本地区传的“针刺”事件,是属于坏人造谣,我们全市没有一起“针刺”事件的发生,之前抓的九名嫌犯,都没有证据显示是恐怖份子,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祥和的,稳定的,和谐的,请大家放心,安心工作,生活等等。继南充市发表电视讲话后,各县、市的书记、公安局长都以类似的内容发表向本县、市人民电视讲话,称“针刺”事件解除了,是坏人谣言破坏。不信谣,不传谣。

稍有头脑的,善于思考的人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一伙恐怖份子好象纪律很严明,还服从指挥,叫来就能来,上级领导说有,他就来了,上级领导说没有,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恐怖份子和上级领导是一个什么关系?恐怖份子都在上级领导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吗?捉鬼是你,放鬼也是你。

“针刺”事件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路人群众受到伤害,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在短短十几天内,中共市政府当局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判若两人的态度,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在“十一”前加强这个恐怖气氛,“十一”后又一例也没有了呢?

了解中共的人知道,它要借混乱转移视线,这样搞可达到三个目的,

一、它掌握了普通人的心理,当不明的恐慌威胁到每个人的时候,普通百姓又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好象一出门就可能遭到攻击,怀疑身边很多人的时候,思维就不能保持清醒,感觉到恐惧。因大家要正常的工作,生活,小孩要上学,不可能成天呆在家里,感到非常的无助,又听到一些政府的宣传,你就只能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能保护你的安全。

二、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是中共最大的心头之患,特别是当前的六千二百万中国民众退出邪党,使当权者非常害怕,不敢正面回应。当初江泽民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迫害十年来,法轮功非但没有被迫害垮,反而弘传全球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善的力量。而就是这样一群善良的人,却遭到当今统治者最残酷的镇压。尽管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各种残酷、惨烈、毫无人性、超出人想象的流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十年来,却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暴力抗争事件。把针刺这件事推到法轮功身上可以达到抹黑法轮功的目的,蒙蔽更多的群众。

三、中共给各级政府下达了确保十一“稳定”。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反而帮助中共政府转移了群众视线,长假期间都呆在家里不出门,以此“维稳”。长假刚过完,各级党、政、公安的主要领导都在各地电视台发表讲话,这样“针刺事件”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中共通过恐怖来“维稳”,又通过谎言误导民众、打击异己,同时封堵网络,不让民众知道真相。可是谎言终究不能长久,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讲真相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退出了邪党及其附属组织。

成文:2009年10月14日 发稿:2009年10月16日 更新:2009年10月16日 00: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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