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 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 重庆 ,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 罢工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铁路工人 、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 工人阶级 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转自独角兽博客: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977.html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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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行火化”看中共残酷迫害

作者:唐恩

【正见网2009年10月27日】明慧网近日报导了两则讯息,见证了中共泯灭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一是,二零零九年十月上旬,山东省潍坊安丘市女教师李秀珍,遭警察绑架三个多月后,被济南监狱迫害致死。家属在多日后才见到李秀珍尸体,遗体随即被警察强制火化。

其二是,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女学员唐海花,被敖汉旗公安局看守所迫害。今年十月九日,家人突然接到她病危的通知,连夜赶到看守所,只看到唐海花遗体放在冰柜里。家人质问死因,看守所根本不让问,直言“没有余地,必须火化!”并强调必须看守所雇车,不让亲人近前,只能站在一米以外。唐海花的头部、后背、两肋均是青色,手已断了。

强制火化 只为掩盖滥施酷刑

长期关注迫害的读者,对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迭遭 “强行火化”与“不让家属问死因”等情况必定不陌生。据法轮大法讯息中心的资料显示,至少三千三百多名能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种种酷刑。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都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企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与江氏集团针对上亿名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在江xx“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原则下,专事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组织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其结果是,中国各地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酷刑泛滥,虐死不负刑责,花招百出。一旦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以“就地火化”、“不让家属接近遗体”或“拒谈死因”等偏离常情的手法,草菅人命,藉以掩盖这些难见天日的罪恶。

凌虐折磨 见证中共泯灭人性

李秀珍先后被中共警察绑架十九次,屡遭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七年,被野蛮灌食六百多次,遭到酷刑十几种。在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下,李秀珍拒绝放弃信仰,警察用电棍电她,她还坚持向警察们讲真相,直到狱政科长胡某电累了。她每天被毒打五六次,警察还往她鼻子里插上液化气用的管子野蛮灌食,并长达二十八天不让她睡觉。

李秀珍与唐海花被凌虐致死不是少数个案,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缩影。中共与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系统实施、广泛分布而长期发生的罪恶。一桩桩血泪交织的酷刑事件中,犯下恶行的警察固然罪无可赦,但在幕后操控、纵容、默许、包庇和奖励的中共才是这些罪行的最大根源。

中共警察针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暴力迫害,包括电棍、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大粪池、死人床、坐板、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超长时间军蹲;上绳、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十指、鼻子点浓酸;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炎夏在太阳下曝晒;不让大小便;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

正是中共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意虐待凌辱、肆无忌惮的施用酷刑,导致许多惨不忍睹、怵目惊心的案例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二零零四年五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龙山劳教院警察唐玉宝、姜兆华电击七小时,脸部严重毁容;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底河北省警察何雪健强奸两名法轮功女学员。这些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例,已广为人知,却只是迫害真相的冰山一角;更多见不得人的滔天罪行,仍隐藏在幽暗的各劳教所、看守所与监狱中。

善恶有报 作恶者应速警醒

古德云:“宁动千江水,勿扰道人心”,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逾十年,无论罪魁祸首或帮凶恶徒都将罪责难逃。许多行恶之徒的“现世报”历历在目,详载于明慧网的报导中。迫害走在神路上修炼人的中共官员与警察,自己必遭恶报,还殃及家属跟着受害。笔者真诚奉劝这些行恶者不要再助纣为虐,快快悬崖勒马,为自己和家人救赎未来。

《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共恶党党员、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超过六千两百万,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邪党的解体覆亡已是指日可待。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与警察,幡然悔悟、诚心悔改才是正路,尽早声明退党、与邪党划清界线,才是自保自救之途。

在格拉斯哥传播法轮功真相

文/英国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的中国城和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并义务为中国同胞提供“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服务。

时常下雨的格拉斯哥这两日里秋雨绵绵,不时有冷风吹过,但是,在学员们的心里却是一片阳光明媚。这种感受来自于善良的格拉斯哥民众,还有学员们碰到的在这里生活的很多中国大陆同胞。两天的活动中,许多格拉斯哥民众向学员们表达了正义的支持,并且,学员们协助一百五十二位大陆同胞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二十四日,学员们在中国城搭起了帐篷,摆好各种真相资料,并向华人同胞劝三退。这天,短短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就为近百位中国大陆同胞办了三退。一位学员感慨地说,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好象就在等着你开口问他(她)似的,开口一询问,他(她)就同意三退了。

当天,只有几个华人没接真相材料,其中有一个是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误解很深的留学生。他一开始气势汹汹的,对学员们的态度很不好。但学员一直心态平和地跟他讲道理,到后来,这位留学生自己也承认说,他也认为共产党是不好,但他不认为法轮功学员们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因时间有限的原因,学员觉得很遗憾没能跟他把他心中残留的许多中共谎言宣传一一解释清楚。但是,临走时,他的家人接受了真相资料,并跟学员们挥手告别。

二十五日,学员们在格拉斯哥的市中心摆设了讲真相展位。市政府对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残酷迫害人权的活动非常支持,每次申请场地都是很快就批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对学员们征集到很多格拉斯哥人的签名表示很高兴。

这一天,在雨中,许多的格拉斯哥人认真阅读了真相展板,许多人接下传单,有的人错过了还走回来说:“请给我一张。”

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人看到学员们的摊位和展板后,走过来仔细向学员询问,他说他是大学生,去过中国,周围也有不少中国同学。他对法轮功的了解,从过去的渠道来讲,跟学员们所展示的不同,所以他很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学员们把他的疑惑一一解答了,他很高兴,最后满意地与学员握手告别。

由于雨下个不停,把学员们的征签表都打湿了,可还是有人很坚持地走过来,把征签表上的雨水擦一擦,在上面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对来自瑞士的年轻男女,询问学员说,他们来自瑞士,是不是也可以签名?学员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两个人就一笔一划认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还有的民众对法轮功感兴趣,想学功。有一个抱着个小男孩的年轻中国父亲,在学员帮他办理退出少先队后,表示要学功。活动结束的第二天,当地学员又接到两个电话,也表示要前来学炼法轮功。

成文:2009年10月26日 发稿:2009年10月27日 更新:2009年10月27日 00: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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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组经济数字看真相

文/大陆大法弟子 一片石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们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往往会遇到受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他们不假思索就说什么“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党给你发工资,你还反对××党”等诸如此类的话。这时我们用数字来讲真相破谎言,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把一些相关的数字收集起来,供同修们讲真相参考。

第一方面,从历史的纵向上讲

中国的经济总量或者占世界GDP总量,唐朝64%,宋朝39%,元朝30%,明朝 44%,清朝乾隆时期51%,清末民初27%,民国11年军阀混战后的孙中山时期12%,经过918之后14年抗战和3年多内战之后的1949年 5.7%,××党发展50多年后的2003年不到世界GDP总量的4%。

在人均GDP方面,北宋时期中国人均GDP约合2300美元或者更高,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世界人均GDP的排名统计,中国人均GDP为1100美元,排名世界第110位。

第二,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以IT行业为例

中国IT行业平均年工资约6万元人民币,美国IT行业平均年工资7-10万美元。相似的技能,做相似的技术工作,美国IT工程师拿10倍于中国工程师的工资,却没有听谁说“没有民主党就没有新美国”,或者谁说“是共和党给我发工资”之类的话。

第三,“经济奇迹”能证明政权合法性吗?

从 1978至2003年25年间,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运算增加了近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是中共的自我标榜)。希特勒实现同样的所谓“经济奇迹”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100%。是否就可以证明希特勒“伟光正”了呢?而且希特勒在那3年中把失业率从 30%降到零。

第四,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什么?

过去××党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只讲 “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在1957-1976年××党大搞社会主义的20年里,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9%,在1978-1999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经济的20年里,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7.8%(这是中共抛出的数据,是有水分的)。这不是在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那么“没有××党中国不是会更好”吗?“没有××党才有新中国”吗?

成文:2009年10月25日 发稿:2009年10月27日 更新:2009年10月27日 02: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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