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把员工变成像机器人” (BBC)


深圳富士康员工面对长时间工作的压力

在深圳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坠楼身亡事件后,香港一些媒体记者获准进入厂区采访,实地接触了该厂的一些员工。

不少香港记者在参观了富士康深圳厂区后得到的印象是,现代化的厂区内有一流的体育和休闲设施,但是身心疲惫的员工却无心享受。

比如,深圳富士康厂区里有几个奥林匹克规格的室内游泳池,水质清澈,还配有救生员,但记者在实地采访过程中,只在其中一个泳池里看到几名男性员工在游泳或休息。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午餐时间,员工一下子涌入拥挤的餐厅。

一名看上去只有20岁出头的女性员工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员工午餐时间只有30分钟,这还包括从车间往返餐厅和排队买餐的时间。所以实际吃饭只有10分钟,只能狼吞虎咽。

该报记者说,这个生产iPhone的现代化工厂里还明显缺少一样东西:笑容和笑声。

《南华早报》的记者形容说,高压手段的管理方式使工厂更像军营,到处都是监视摄像头,工人们成了机器人,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郁闷。

一名22岁来自湖南的工人刚刚下了夜班。他从前一天晚上八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11点。上夜班时一句话不说。他对香港记者说,三年下来他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香港记者的报道还说,深圳富士康厂区外除了色调灰暗的员工宿舍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位四川工人对记者说,他一个月超时工作100个小时后才能挣到1800元。把大部分钱汇回家里,自己只剩 500元。

“休息的时候,我的唯一娱乐是睡觉,或和朋友聊天,打扑克,不花一分钱,”他说。

当世博会上德国人被侮辱为“纳粹”时

作者﹕周晓辉

前几日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发生在世博会上德国馆中的不愉快事件,其中一件发生在开馆的第二天。当时,因为游客众多,进入德国馆需排队数小时,一小部份脾气暴躁的游客因不耐烦而开始鼓噪,并从花坛里拔出鲜花扔向德国馆,还试图从贵宾通道冲入展馆;这些游客被工作人员阻止后,便以普通话大喊德国人“纳粹”,其后更推撞工作人员,甚至双方间发生打斗,直到武警赶来后才控制局面。

德国馆发言人称,一些中国人一对德国不高兴,就骂德国是纳粹。其首席专员舒密兹因此函上海世博局投诉上述情况“令人不能忍受”,并称如果世博局不能改善管理秩序,德国馆将“无限期关闭”。

令德国人不能忍受的不仅仅是世博会的管理秩序,当然还有那个侮辱性的词语“纳粹”。以本人善意地理解,那些有此行为的中国人大概只是为了图一时的畅快,发泄不满,或者并不真切地晓得,喊出这个词语会对无辜的德国人的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甚至对“纳粹”到底做过什么、纳粹之后的德国是如何反思的都知之甚少。因为但凡一个对德国那段黑暗的历史以及之后德国进行深刻反思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行此不礼貌之事的。而这样的中国人又何止出现在世博会上?

曾经有七、八个从中国回来的德国人告诉我,当他们坐出租汽车或者和中国人聊天时,中国人一听到他们是德国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嗨,希特勒!”,并说希特勒很了不起。这样的言论不仅让这些德国人大吃一惊,而且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并且给世界造成了巨大创伤的的屠夫怎么会在另一个国度被认可?

而事实上,谈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什么禁忌话题,希特勒《我的奋斗》成为许多人的床头书,甚至还有中国人写了《我为什么崇拜希特勒》的文章。一首在德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的纳粹歌曲《高举旗帜》也可以在中国的网站上下载。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少听过这首歌的中国网友们的留言表达了对纳粹的赞美:

“我非常敬佩希特勒。”

“元首万岁!”

“这个伟大的民族的伟大领袖,离我们去了很久了。总有人批判他的罪行,可德意志民族没资格,华夏民族没这资格。为什么?我们应该信奉他,是他让一战后的最大战败国的国民疯狂的团结在一起,成为主宰世界沉浮的民族。”

“纳粹会重新崛起!”

……

这些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会是非颠倒?为什么对一个屠夫、一个嗜血的组织充满了敬佩之情?其实,说白了,就是对强权的崇拜,对暴力的崇拜,即便它们是建立在践踏人的道义、良知、正义之上的;甚至一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成为这些人崇拜的藉口。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因为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正义感,而一个缺乏道德、良知、正义之人虽然依靠强权暴力可以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显赫一时,但历史证明,这样的人绝不是什么真正的胜者。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最终的下场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德国的深刻反省也使人们了解到了强权和暴力对人类的真正危害。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德国也对纳粹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而且通过公开辩论,使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并对受害者给予了赔偿。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了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1995年,德国政府还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德国的态度使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那些世博会上辱骂德国工作人员的中国人如果了解到了这一切,又怎能不汗颜?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喜欢暴力,喜欢强权,甚至丧失了反思的能力?执掌政权的中共似乎是功不可没。

看看中共发展和统治的历史,无不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而中共建政后一直宣传的就是强权和斗争理论。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思维方式怎能不让西方社会的人匪夷所思?譬如中共的头号党魁毛泽东就是一位与希特勒齐名的暴君,但却直至今日依然有诸多中国人崇拜他,哪怕他杀了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哪怕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整人运动,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

从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角度来看,毛这样一个缺乏良心、正义感、责任感的、不考虑百姓利益且只按照自己的权力斗争哲学来统治的暴君,理应遭到人们的唾弃,更遑论是崇拜了。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可曾在大陆看到对其罪恶的深刻反思?一个不能面对历史并真正以史为鉴的民族是不可能找到连接历史、今天和未来的正确道路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谩骂业已对历史进行过深刻反思的德国人为“纳粹” 呢?那一刻,该羞愧的不正是我们自己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5/27/n2920228.htm

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

作者﹕杨恒均

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 ——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拚死拚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 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 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 “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像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 “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5/27/n2920269.htm

十一起坠楼后 央视报道富士康:奥! 我的天

作者:戈可子

富士康员工连续十一起坠楼已成为世人关注的要点。

富士康是否是”不良企业”,香港职工盟及“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计划”的义工们(注意:是一国两制中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而不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大陆)要求深圳政府当局及富士康成立包括工人在内的调查小组,彻查事件。

他们还只在计划下月中联同欧洲其他劳工团体及消费者行动组织展开行动,而央视就”捷足先登”,抢先向全世界公开公正地采访报道了在深圳富士康这个大企业小社会中的”和谐”景象:整洁繁忙的员工歺厅,秩序井然的夜市排档,比国粤队集训地还要绿茸茸的足球场,宽敞的电子图书阅览室,免费使用设备齐全的键身房, 甚至还有现代意识的心理放泄室,好一派和谐稳定,由几千万共产党的先烈们抛头胪洒热血才争取到盛世太平。唯一的不足就是在今天过上了好日子里的简单重复的轻松劳动。唯一的遗憾就是沒有拍摄到设备与时共进,可以邀请宋袓英放声高唱(不是假唱而绝对真情真唱)”富士康我的天堂”的歌舞剧场。

看来,香港职工盟及“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计划”的义工们犯一错误,错误在于:他们不应该调查为了使大企业小社会进一步在更深层次上完善和谐稳定的富士康,而应该首先调查真正的不良企业–丧尽天良的党媒央视!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527/article_165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