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曝光的惊人亲历 张志新被判死刑现场真相

——我所看到的张志新宣判死刑时的情况 兼评苏铁山的蛮横
作者:姜万里

5月22日,苏铁山率40多人大闹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联系到他在2009年3月发表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我认为他不是诚实的人。

一、关于张志新被割喉管

苏铁山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他用了许多文字论证,得出结论说: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只是“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

我认为,苏铁山和他所引用的陈禹山、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等人的文章中关于张志新在宣判会前、宣判会上、宣判完了这一过程的描述,有多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场宣判会的见证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于沈阳,1948年参军,曾在第四野战军《后勤》报社任见习编辑,1957年在转业后的地方单位被错划极右分子。196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骨干”而被判刑20年,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大北监狱)服刑。

第二监狱(大北监狱)坐落在沈阳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与北海街的交叉路口处。

我关押在第二大队,张志新关押在第三大队(女监)。

1975年4月4日早饭后,整个第二监狱的犯人都集合列队到三大队的操场开宣判会。

三大队对外名称叫“新生油脂化学厂”,全关押女犯人。三大队的位置,在整个第二监狱(大北监狱)的最南端,院内西侧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操场,操场的东北角有一座二层小洋楼,是三大队管教干部的办公楼。办公楼和操场的东边就是女监的监舍和生产车间。

我所在的二大队包括一中队(再生胶厂)和二中队(印刷厂)。二大队在三大队的北侧,两个大队之间由一堵高墙隔开。我当时是在二中队(印刷厂)。

我们进入三大队操场时,靠南边已有多个中队的犯人列队,靠南边席地坐好,我们中队就靠北边席地坐下。我们队伍的右后侧就是那座三大队干部办公的二层小洋楼。

犯人队伍面对的西侧摆放一张普通的木桌,就当做主席台。

犯人队伍到齐后,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宣布开会,也不知道等什么。4月初的沈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俗话说“冷尿热屁”,我们犯人虽然穿着棉衣,席地坐久了也来尿。憋不住尿的犯人们就不断地走到所谓“主席台”左后侧的一块小空场撒尿。这个撒尿场就在大队犯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因为管教员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视下监看,也不管人们的羞耻感,就是女犯人们也不过只能低头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们怎么样解决她们的憋尿问题。犯人们上前撒尿的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以致惹得管教员们不断地喊“别去了,别去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犯人们撒尿的场面,是为了说明我们等待时间之长。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正在我们纳闷为什么还不开会,突然听到右后侧小洋楼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镣撞击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把我惊得回头一望,只见几拨人急速地从小楼前门出来跑向主席台,他们一共是五拨,每一拨都是由二名“军管”(解放军战士)左右夹着一名双臂反绑、下戴脚镣的犯人飞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会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狗一样,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脚镣的撞击声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从小楼门口到主席台前,约100米的距离只约一分钟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径赛场上的速度。这样的阵势给我们犯人造成极大的惊骇和压力。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心跳不已,前边宣布公判大会开始。这时我们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两名军人架着,他们胸前的衣襟都湿了一片,嘴里还流着涎水,还有鼻涕。当时我以为是天气冷冻的。他们五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听着宣判。宣判后,就把他们架上汽车拉走了。

宣判时那几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传张志新事迹时,我就知道那天被处决的女犯人是张志新了。

如今回想,我认为:

1、在大队犯人等待的一个小时内,是在小楼里对即将被处决的五人施行“手术”,即苏铁山所谓的“割破声带”。

2、那一次被割破声带的不只是张志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可以证明,当时这种非人道酷刑已不是个案,而是形成制度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格。

如今苏铁山声称“没有割喉管的事”,只是 “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这是玩弄文字的诡辩。

首先,“割破声带”是刑罚、还是普通医疗手术?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其疾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所以,“割破声带”只能是对人的生命的摧残,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毛泽东时代的创造。

其次,苏铁山把割破犯人的声带这一酷刑说成“手术”,并且说“(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就我在那一次宣判会上所看到的五人,可以推定都是被 “割破声带”了的。而苏铁山竟轻飘飘地用“手术”一词带过,可见其内心如何阴暗、无人性。

再次,在推翻国民党统治过程中,共产党总是指责国民党残暴,如何如何残杀革命者(政治犯)。可是我们都知道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高呼“让刽子手们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时,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他们“割破声带”,甚至连口也不堵。方志敏牺牲时,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他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还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 “共产党万岁!” 瞿秋白牺牲时,高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两相比较,是国民党残暴呢,还是苏铁山先生们极力歌颂、留恋的毛泽东时代残暴呢?

二、关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毛泽东时期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阴谋历史学”。

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还是先引用一些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的话来让人民公论吧。

1、1960年“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①1 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②(引自《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一事件中,信阳地区死了100万人。

2、江苏省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3、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第582页)

4、1980年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在1200万。(见杨继绳著:《墓碑》第二十三章)

5、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同上,第二十三章)

4、以上仅举几例,更全面的调查,由著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编著的《墓碑》一书,引证了大量档案资料,确认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此书在内地不准出版发行,后在香港出版,内地却封锁不准流入。苏铁山先生们,你们若认为饿死3000万人是造假、是给毛泽东造谣、是阴谋历史学之作,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并把《墓碑》一书向全国人民公布,让全国人民来批判,来鉴别,究竟是“阴谋历史学家”造谣呢、还是你们在极力掩盖历史真相?

你们敢吗?

三、关于宋彬彬改名

苏铁山先生在搅闹涵芬楼时当众声言:“说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根本没那回事。宋彬彬过去叫“宋彬彬”,一直叫宋彬彬,现在还叫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为“宋要武”。”“我跟宋彬彬多次通电话,她都说从没改过名。”

那么,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署名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 宋要武(宋彬彬)”,标题为《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为?

四、 几句简短评语

1、苏铁山利用“割声带”与“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认对张志新实行了惨无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诡辩说成是“手术”,这不是正派人所应有的诚实态度,而是泼皮无赖的作风。

2、苏铁山把割犯人的声带这种酷刑,轻描淡写说成是“手术”,可见其精神世界的阴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冷酷相并论。

3、苏铁山面对大量档案文书、史料,面对千百万死难者后人的控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要说饿死3000万人是天大的谣言。从治史的态度上说,客气说也是不严肃,认真说,就是有意掩盖毛泽东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别人在搞“阴谋历史学”,还是你们一伙在掩盖历史真相,搞阴谋?这样的品质怎么可以担当“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

4、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宋要武”,是当时登上各大党报,并且,各地广播电台反复传播送,红卫兵小报传得满天飞,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矢口否认,这是无赖作风。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赖账,是因为自己也认为是丑行,反悔。如果真诚认错,公开向人民大众道一声歉,人民也不会揪住你不放,因为当年你也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悔过可以,赖账不行。想当年率领女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时,是何等豪气冲天,如今却赖账。还要搭上个苏铁山替你做伥鬼,双双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姜万里

2010年6月4日 记于沈阳家中

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无耻灌食

文/飞瀑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一般来说,对老人、幼儿或病人适当的加餐是对当事人的爱护和照顾,可是,当“加餐”在中国的监牢里发生的时候,那可不是对被监禁者的照顾,通常是与酷刑相联系的,也可以更直接的说,就是被称为“加餐”的一种酷刑。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共邪党制造和使用酷刑的手段千奇百怪、令人发指。我们看看实例吧。

在河北女子劳教所,法轮功学员刘丽曾被吊铐九天九夜,受尽酷刑折磨。有一次,恶警刘子维让人拿来两大包警察的私人物品强迫她与另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刘炳兰用手洗。她俩说,别人五点半起床我们就得起来,别人晚十点睡觉,我们还有大量的活没干完,已经没有睡眠的时间了,所以警察私人的东西我们不能洗。

在警察看来,这就等于是“抗拒改造”。于是刘子维带着两个打手,先把刘炳兰打倒在地。刘子维还疯狂地把她俩的上衣撕下来,对二人赤裸的上身进行羞辱殴打,抄起板鞋没头没脑地往她们身上乱抽。刘子维又找来电棍,专电刘丽的乳头。她还揪住刘丽的头发,抡起电棍就往她脑袋上砸,刘丽的脸和鼻子被打破,鲜血流了一身一地。之后,刘子维宣布要给她俩灌食。

需要指出的是,刘丽和刘炳兰并没有绝食,既然没有绝食哪来的灌食呢?原来这纯粹是刘子维为了增加她俩的痛苦而使用的一种刑罚方式。刘子维说:“你想吃就吃,想干就干?这叫灌食加餐!”

好一个“灌食加餐”,真是流氓无耻!在劳教所医院,刘子维等人真的就在二人没有绝食的情况下给她们实施了这种灌食加餐酷刑。不但如此,把人折磨完后,还对她们每人扣取六十元的灌食费。

在中共的监牢里,这种灌食加餐的酷刑是普遍使用的,但是大都没有这样明确的叫法。恶警们往往在法轮功学员为维护自己的信仰和生命的尊严而绝食时,在采取灌食酷刑时故意加大灌食的食物量。这方面的变相“加餐”折磨非常多,我们看两个例子。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平石岭子监狱在吉林省“六一零”的旨意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攻坚战”。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梁振兴为坚持信仰,以绝食方式表示抵制迫害。以祝家辉、沈全宏为主的监狱恶警,为了折磨梁振兴,对他进行粗管子插鼻灌食,每天竟达十遍。

可想而知,这每天十遍的灌食是为了对法轮功学员们“加餐”吗?那纯粹是为了折磨、摧残人的身体和意志。

我们再来看另一例:

原锦州市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徐慧,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受到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恶警对她进行灌食时,把她的一颗牙撬折,还有一颗牙被撬歪。狱医陈兵把开口器往徐慧的两牙间狠狠地压,一直压到牙根上。每天用开口器撬嘴长达六个小时,拿下开口器后徐慧嘴都合不上,不能讲话。后来警察们又换了一种折磨方式,每天卫生所的三名狱医昼夜轮班给徐慧灌食迫害。每天徐慧被灌食四次,每次被灌两小盆玉米面糊加两饭勺子荤油。徐慧被灌的恶心欲吐,并不断地打积食嗝。陈兵说: “等猪养肥了好上市。”

这就是劳教所的灌食加餐酷刑。加餐是指人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下的、符合当事人心愿的一种自愿行为。可是在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牢中,却完全被用作恶警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折磨了!

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教授对中国多种多样的酷刑评价中有一句:“对于酷刑方法的那些创造力发挥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看来真是恰如其分!

发稿:2010年06月08日 更新:2010年06月08日 01:35:54
明慧网版权所有 © 1999-2010 MINGHUI.ORG

湖南出事,北京法院安检进入最高级别

夏小强

当我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史记朱军列传》的题目时,还以为是网友写文章调侃央视的名嘴朱军的,直到后来看到湖南永州枪杀法官的新闻后,才知道网友是在写文章悼念枪杀法官者朱军。

2010年6月1日上午9点55分,46岁的湖南省永州邮政局零陵分局押钞队队长朱军血洗法院后饮弹自尽,引起人们广泛讨论关注的问题是,他倒底为什么杀人?

动机之谜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在分析朱军的杀人动机时,刻意把朱军杀人的动机归为个人原因:一是朱军3年前跟前妻离异,离婚时,因涉及财产分割的问题,曾跟前妻闹上法庭。当地法院根据情况作出其妻赔偿朱军两万元的决定,但朱军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并由此产生怨恨。二是:朱军已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情绪一度十分低沉。作案前,他在家中休息了两个月,3天前才回到单位继续上班。

但有媒体记者也从朱军委托律师欧阳臻处了解到,朱军的房屋纠纷案,没有任何疑问,从审理、判案到执行整个过程都合乎法律法规,并且朱军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对案件的审判提出过质疑。而朱军枪杀的法官也不是他财产纠纷案件中的法官。

朱军的前妻日前也向媒体声称:“朱军杀人与我无关。我与朱军离婚了,但我们还是朋友。2006年朱军打官司时,起初还是我帮忙聘请的律师,并为他垫付了8000元的律师费。”

有媒体记者从知情人处得知朱军开枪前曾留有遗书,内容直指法院。朱军的开枪动机之谜,也许只有那封遗书才能解开。

朱军其人和他的干女儿

对朱军的宿舍收水电费的郭师傅这样说:“一米八几的个,从来没进去过他家,每次来收水电费,他都主动送出来,不敢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据郭师傅回忆,朱军平时不爱说话但特别爱打篮球,宿舍楼下就有一个篮球场,朱军以前每天下班后都要去打一阵子。

而跟朱军一起工作了多年的雷先生难以置信地说: “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从来不得罪谁,人很老实,怎么可能杀人呢。如果不是怨恨太深,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一名叫唐满云的中年女士日前找到记者,说朱军曾经是自己女儿的干爸,她家2006年遭遇官司,材料都是朱军一手帮忙写的。据其介绍,她丈夫是邮政局的一名投递员,临时工,是朱军的朋友。唐满云说:“朱军很喜欢我女儿,就让女儿认他做干爹。”

2006年10月30日,唐满云年仅10岁的女儿突然失踪,唐家发动所有亲朋好友一起寻找,其也有朱军。三个月后,女儿被找到了,才知道女儿失踪后被多人轮奸并强迫其卖淫,“接客”数百人。

为了给女儿讨要说法,唐满云至今还在上访中,虽然后来卖淫集团被捣破,但主犯只判监15年。唐满云指主犯是公安分局高官的弟弟,还有亲戚在检察院当官。为此,4年来唐女士四出奔走,先后到市、省、北京上访,但换来是被驱赶、拘留、殴打。

而据朱军队友回忆,就在案发前一个月,零陵法院的工作人员到邮政局找到朱军,要其到法院走一趟。是其队友亲自开车送他到法院纪检室。但具体因何去法院,由于法院方面拒绝受访,目前无法得知。

北京法院安检进入最高级别

永州市中共三法官被枪杀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在国内论坛一边倒欢呼和拍手称快的同时,当地数百名声称有冤情的市民及上访者2日下午围堵法院,借朱军杀法官一事发泄怨气,有人更手持写有“朱军一路走好”的花牌,高喊“朱军是人民大英雄”口号企图冲入法院,遭警方阻拦,双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遭枪杀身亡的3名法官遗体3日在永州市殡仪馆辞灵,不少死者家属披麻戴孝、神情悲伤。也有从外地赶来的家属表示,虽不知道案件过程是怎样,但认为这些法官“死得很冤”。

不管官方媒体对朱军枪杀法官案的报导怎样遮掩和刻意引导,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和法院应承担的责任和失职已经无法回避躲藏,并且朱军已经开始完成了“冤有头,债有主,学校右转是政府”的转身,虽然很可能有些倒在血泊中的法官和公职人员并非恶徒,从这个角度讲,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受害者,而真正悲剧的制造者是这个政权制度,这个政权制度把本应为民服务的官员异化为贪财害民的恶徒,把原本奉公守法的良民变成仇恨绝望的杀手。

当民众被迫铤而走险,以枪杀司法人员作为报复社会的手段时,不仅说明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已崩溃,而且显示司法已经沦为帮助专制政权迫害民众的工具。

同时,自发生枪杀法官案后,中共北京市法院系统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全市法院安检进入最高级别,安检大厅里首次配备了盾牌,防爆桶则放在了显著位置,严格程度堪比机场。

只是,这样的措施,不知是否能防得住已经视死如归、抱定玉石俱焚念头的下一个“朱军”?

摘自(大纪元)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