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才是名副其实的脑残

作者﹕魏蹈拭

【大纪元7月9日讯】专制统治者多半头脑有毛病,例如毛泽东就患有严重的被害幻想,经常无故怀疑身边的人要害他。毛把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先后扳倒,就跟他所患严重被害幻想不无关系,被害幻想症使毛无端怀疑这两个副手企图抢班夺权,所以先后出手把这两个接班人打到。老毛死后,邓小平成为毛后第一位专制独裁者,跟毛和其他专制统治者一样,邓也是一个脑残。

说邓是脑残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现代心理科学实验为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格林曾经做过“桥梁难题”的心理实验。实验假设一列火车驶来,而你站在铁轨上方的桥上,只有把你的胖同事从桥上推下阻挡火车,才能挽救前方铁轨上躺着的五个人,那你会怎么选择,大部份受试者选择“不会”任由火车向前驶去。受试者做出这个选择时候,测量仪器显示他们头脑中某一主管感情的部位十分活跃,正在和理性发生激烈冲突并最终占上风。

格林教授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几种模式(如不杀人等)非常符合早期原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被作为“道德”固定下来,起源于远古的道德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在以上“桥梁难题”测试中,推人堵车虽是为了救人,却直接违背人类道德天性(不杀人),所以受试者情感上无法接受为救人而直接杀人。后来几名美国科学家对头脑中那一处主管情感的区域发生病变的人做同样测试,结果发现这些脑残都丧失道德判断力,在“桥梁难题”中选择推人(杀人)堵车!

在以上“桥梁难题”道德测验中,铁轨上五个人的生命,相对于桥上胖子一个人生命来说绝对是“大局”,然而头脑健全的测试者不会为了五条人命的“大局”而故意杀人,其良心,恻隐之心,以及远古遗传至今的道德基因都阻止他这样做。只有那些头脑发生病变,失去或缺乏恻隐之心和传承下来的道德基因的人,才会为了维护“大局”而出手杀人。可以设想,如果让邓小平做这个道德测验,那他一定选择那些脑残的通常做法,为维护 “大局”而大开杀戒。因为邓一贯强调“大局”,为了“大局”,他任何厚颜无耻,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坏事都可以做出来!所以,说邓小平是脑残绝无夸大其词!

上述测验中铁轨上五个人生命安全的“大局”是实实在在的“大局”,因为这五条人命的价值毕竟是桥上胖子一条人命的五倍。但邓小平心目中的“大局”往往是虚幻甚至有害的。如在8964中国民主运动中,邓小平一伙只要放手让赵紫阳去搞,中国就能不流血而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以后黑砖窑,血汗工厂,人为的矿难,以及地震中压死大批学生的豆腐渣校舍恐怕都不会出现,甚至还能避免出现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和社会上贫富高度悬殊,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生命安全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局”就能得到维护。但邓为了维护自己家族和一小撮权贵们的腐败所得和特权,悍然下令镇压64民主运动,屠杀几百甚至数千的示威学生和民众,这是以上参与道德测验的脑残们也许都不敢做出的丧心病狂之举!

参加以上道德测验的头脑病变者都是先天的脑残,而邓小平所患的却是后天的脑残。邓很早加入中共,见惯和参与中共一轮又一轮血雨腥风的残酷内斗和对民众的镇压屠杀,其良心,恻隐之心逐步消失殆尽,头脑中主管道德情感的区域随着发生病变或完全丧失功能,沦为生性残暴的嗜杀之辈,动不动就为虚幻的“大局”或表面的“稳定”而大开杀戒!邓积极充当50年代“反右”的急先锋,多年后又拒绝为某些当年被他打成“右派”的人平反,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如今祸国殃民的邓脑残虽然早已死去,但他“稳定压倒一切”“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之类的脑残思维和镇压模式却成为中共统治集团的治国理念,江泽民,李鹏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更要命的是,邓小平丧失道德情感的脑残疾病还在中共内部广泛传染和不断蔓延,使患有这一类脑残的中共基层官员公务员数量与日俱增,给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带来深重灾难!

如一些城市下岗或失业工人没有收入,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做点小生意,其生活之艰辛本来就令人同情,但那些没良心的城管居然一来就砸摊打人,甚至往死里打!这些凶神恶煞的城管不是脑残又是什么?又如那些强拆逼死人命的基层官员和参与强拆者,其蛮横和丧失人性难道不是完全丧失道德情感的脑残的表现?至于那种出于维稳的需要,把上访的冤民关进精神病院或看守所的恶行,更是连以上先天性缺德脑残者都不会做出的丧心病狂之举!揭露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专制统治者及其喽啰打着“大局”“维稳”“和谐”的旗号剥夺民众维权抗争权利,甚至镇压屠杀民众的反动实质,认清这批人丧尽天良的脑残特质和做派,有利于唤醒民众自觉抛弃中共,瓦解中共统治集团,推动实现中国民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7/9/n2961736.htm

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邪教

作者﹕李一民

【大纪元7月9日讯】自从1848年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62年以来,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竞相吹捧和炒作,吹得天花乱坠。直到今天,中共用全国人民的血汗钱精心喂养的数量庞大的职业宣传客们还越吹越有劲,说它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十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国的宪法里,是邓小平定下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是中国人不可逾越的底线。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董德刚的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文章,文中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创新成果)。” ,“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历史现实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遭受最大劫难的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全世界也深受其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在我看来,这宣言里根本就没有真理;恰恰相反,其中尽是谎言、偏见、谬误和荒唐的逻辑。在此不妨先从宣言原文中提出几段话逐一进行分析和批判。

1、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个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其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重要论据;可是,这不过是一个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伪命题。

地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首先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因为有了不断的发现和发明,人类才得以从石器时代逐步进入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近代、现代社会;马匹的使用、有轮车的使用,弓箭、火药、印刷机、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水泥、火车、汽车、飞机、计算机……等等发明,以及各门基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有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

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更是人类逐渐认识自身、认识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科学不断进步、人类不断文明的历史,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为了人们能友好相处、竞争上进,总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想出一些调整和规范人们精神和思想的理论体系,惩恶扬善,通过使人恐惧以克服过分的自私,通过给予表扬、嘉奖使人得到尊敬,使其大公无私。这种理论体系包括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宗崇拜、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生命轮回、天堂地狱、犹太教、孔孟之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近现代思想体系和政治、法律等等。因为有了这些理论,特别是有了基督教以来,虽然出现过多次宗教战争,但整个人类社会还是越来越进步了,而且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几千年以来世界各民族(或部落、种族、国家)相互残杀和征服的势头逐渐得到了遏制。过去中国须要修筑万里长城来防御外族入侵,现在只要有国际法就可以了。欧洲还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国界的概念。这些促使人类进步的好的思想政治体系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所以这一方面的不断进步显然是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内容。

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也是各民族(或部落、种族、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的历史。在进入饲养动物和种植作物时代以后,有了较多的私有财产,而且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大,又没有如现在这样的国际法统,所以在将近四千年的人类历史阶段中侵略掠夺和占地征服事件频频发生。在东地中海周围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很多次外族入侵或被迫迁徙,例如:埃及曾经被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征服;耶路撒冷原来是犹太人的家乡,曾经先后被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占领;中国也曾经多次遭受外族入侵,现在的北京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易主:蓟国、燕国、秦国、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元朝(蒙古人)、明朝、清朝(满族人)。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贫富之差和地位之别,这是必然的。只要社会结构基本合理,人们有比较平等的奋斗机会,贫富差别和地位差别就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基督教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变得平等了,奋斗的机会平等了。

阶级斗争,贫富之斗,不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上各个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并不能说成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部落、民族、国家内部的历史中,阶级斗争也不可能是主要内容。因为假如哪个部落内部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不能和谐相处,而是发生内斗,即发生阶级斗争,就会削弱整个部落的对外力量,就会被别的部落吃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都必须努力协调内部关系、团结一致才能进行对外征服或抗御外来入侵。

人类的本质中本有善的一面,除非不得已而斗,总还是希望友好相处。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由于皇帝荒淫无度,或加上重大自然灾害,迫使农民起义。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并说这些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些起义除了能给统治者以警告外,都没能使农民成为统治阶级,而是由另外的人出来当了皇帝,实现改朝换代,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历史进步。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更是祸国殃民,有上千万人为之丧命。实际上不过是洪秀全们借用了一些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口号,用“天国”的梦呓欺骗农民,以实现自己当皇帝的梦想。

马克思之所以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就是为了创立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既然论据不成立,所得出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2、“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是马克思对于欧洲社会在1847年或此后几十年时间内(反正应该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内)阶级构成的描述。这种阶级分类法简单明了,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就在此文前面他说,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四类人也算是无产阶级了?那还有教师、学者、艺术家呢?还有经选民选出的议员呢?事实上,在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北美国家至今也没有明显地分成两个阶级;而在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达几十年的国家内,阶级构成却更复杂,压迫剥削也更严重。

3、 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劳动,资本家不劳动,只是剥削,说当时的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

这显然是很片面、很错误的。可以结合现在中国的个体老板和企业家来看,其实资本家比工人一般都劳动得更多,也辛苦得多;而且他们此前还要有更多的学习、锻练和竞争,还要有资本,要承担风险。劳动一词,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是脑力劳动,包括组织、管理、技术、资本运作等等。资本家和工人都是社会必须有的;而且可以说,资本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重要方面。中共在“闹革命”的时候,总说资本家不劳动,只会剥削工人;地主不劳动,只会剥削农民。可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共的干部管理工厂、管理农村,就只强调他们自己如何如何重要,贡献如何如何巨大,工人、农民就什么也不是了;工厂书记和厂长的收入往往是工人的很多倍。工人的地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低多了。

4、“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话要是搬过来对着今天中国的二亿多农民工和大多数的工厂工人说说,也许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可是,即使是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别再大,中共利益集团再腐败,由于最下层的工人、农民也有了自己逐渐增加的哪怕是一点点私有财产,也有了自己逐渐改善生活的渺茫希望,他们就决不会认为有由工农起义以革命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必要。而且,在中国也很少有人相信:由工人农民自己去取代现在的中共官僚,实行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就一定会比他们的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更好些。再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马克思看到的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好惹的,莫说拿枪动武,就是说说坏话也不行。中国人民可以推翻封建王朝,也可以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翻民国政府,但绝不可能再推翻共产政权——虽然它是最罪恶的政权。即使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那段人民遭受极端奴役、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人民也不敢设想以暴力摧毁共产党的统治。这就如同现在的北朝鲜人民不可能起来推翻邪恶的金正日政权一样。

由马克思们天真地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了60年,中国的工人农民得到了什么呢?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可以说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现在中国的农民工比起马克思那时欧洲的无产阶级还要艰苦得多,但是比起他们过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国家主人”却是好了1000倍还不止。

现在那些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收入比我国工人、农民高出不知多少倍,他们有投票选举议员和各级官员的权利,而中国的工人农民实际上任何选举权利都没有。可见马克思当年极力鼓吹的那些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相反地还导致了很坏的结果。

5、“……,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和。”

劳动大多是艰苦的,但它是维持生命、创造财富和实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人们之所以劳动,主要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等自己需要和完成社会义务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过得更好,为了超过别人,赢得尊严和荣誉,人们拚命劳动。但是,这一切都仰赖一个前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私有制。如果一旦按马克思说的“消灭私有制”,体力强、脑力强、勤劳刻苦的人和又笨又懒的人分配同样的财富,奖勤罚懒的社会机制就会变成奖懒罚勤,那就很少再有人拚命劳动了,社会必然难以为继。

在中国,1949年以后在城市里就是这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而在农村,主要是在革命武装的威力之下,发动贫农捉来“地主”进行残酷斗争,同时没收地主的田土房屋和家庭生活用品分给贫下中农,实现财富“平等”,进而建立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逐步地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都很差。在中国1949年以前是大家比富,人们勤劳节俭;后来是大家比穷,谁也懒得多做,不敢致富;以前懒人大家瞧不起,称为“懒汉”、“二流子”;后来正是这些人很神气,很多当了基层干部,有的还当了乡长、县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夺权以后没几年就出现粮食紧张,继而出现大饥荒,总共饿死了大约一亿人;工业也是一团糟。故而又要实行“改革开放”、企业实行“破产”、“改制”。既知现在,何必当初?如果说现在是正确的,又怎能说过去也是正确的呢?

而且实行公有制以后社会风气也会越来越坏。在公有制下只有官员的权力最有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风必然盛行,老实劳动和说真话的人必定吃亏,在实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实践无不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规律。消灭私有制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党有制、官有制罢了;就是从过去一部份人的合法私有,转变成了现在另一部份人——主要是党政官员及其亲属的非法私有。朝鲜领导人就是实行世袭制,古巴也是哥哥传给弟弟。有些人说,假如毛岸英当年不死的话,很可能我们现在正归他管着呢!

6、马克思认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希望在于新兴的无产阶级”,他认为 “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个伪命题,过去几千年没有、今后也永远不存在全人类解放的问题,只有不断发展进步,通过民主机制实现人人平等。效果最好的就是现在西方先进国家运行的这种自由民主模式,在这里什么不合理的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制度可以不断完善。

无产阶级就是现在说的打工者,应包括蓝领工人、农民工、临时工、农民(中国农民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失业者、和部份低端的白领职工等,一些投资失败的企业家、商人等和失业的大学生、技术人员也可能参与打工者的队伍。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别有用心的骗局,是他出于编造那些荒诞理论的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那些促成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资本家)……等等;甚至也包括军事家,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氏-华盛顿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等,他们为保卫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制度、民主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可能产生出各种专家来,但到那时他发了财、有了地位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了。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先进性,它只能是社会上文化较低、地位较低、收入较低、人数较多的人群,是相对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最为突出,有很多城市工人、农民工的工资低得可怜,境况很差。例如,中国的特大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下面无数的加油站职工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每月工资大多不上一千元,很多原来的国营企业经过“破产”、“改制”等处理后,工人工资也只有千元左右。在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无产阶级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不致太低,要尽量照顾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所以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地位反而比我国高很多,工资也高得多,很多“无产阶级” 的成员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现在中国的党政高官都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代表”,说中共(现有党员7800万人)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的组织。这些都是骗人的,是在继续愚弄我们无产阶级。中共高官公开的工资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权威、关系是无限的,都可以“变现”,所以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都有钱有势。目前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代表”对我们实行“专政”,这还远不如“被资产阶级专政”的好!

7、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提出了要 “消灭家庭!”,“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实行 “公妻制”。

在这里,马克思的解释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阶级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像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人们最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内容,如果不是引用原文就很难让人相信。

对此我只说三点。首先看看现在的西欧北美国家,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都很不错,很健全。虽然在欧洲很多国家有过性解放运动,但现在社会风气都很好,强奸案例极少,特别是公务员和有身份的名人很少有男女作风问题,一旦曝光就会身败名裂。难道在马克思那时候就真有那么差吗?如果是因为在这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好了的话,岂不是说明马克思当初所鼓吹的革命本来就没有必要?

第二,再看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重视家庭的了,但他们只管自己的家庭,官员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只为自己的子女创造优越条件,根本不考虑广大工农大众的子女应有的平等权利。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最差,当官的几乎全都既贪污又好色,很多有情妇,有二奶,查出来的很多大官多有二奶,甚至一人几个,有的还有多处窝巢,一处一个二奶。很多企业老板贿赂官员,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大行其道,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反正老百姓无可奈何。农家子女外出打工,找工作很难,工资很低,甚至上当受骗。为了生计,为了子女上学,或为了家人治病,很多女子被迫卖淫或选择卖淫,或当二奶。有报导说,在贵州省习水县有一些13岁的女学生被公务员奸污;浙江丽水县也有类似的报导。这种巨大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样严重的腐败,如果不是马克思当初期望的结果,那也应该是马克思所创理论的必然结果。因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物质利益,鼓动穷人造富人的反,根本摒弃了人文伦理道德,排除了宗教的作用,抛弃了中华文化传统美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又没有如西方三权分立那样的监督,也没有媒体监督,自然人欲横流。马克思希望消灭私有制以后实现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越来越不平等。

与马克思曾经共同创办过《德法年鉴》、随后分道扬镳的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切愚蠢之中最大的愚蠢,是傻瓜们所宣扬的新基督教,它的实现将使人类社会变成一座龌龊的畜栏。”【(德)弗-梅林:《马克思传》 1918年着, 人民出版社】。实践证明他说得很对。

第三,我很感叹马克思生活在一个比我们自由得多的社会。我相信,1949年以来,全中国所有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分子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全部加起来也没有马克思一个人对当时西欧社会的诬蔑多。可就是为了这一点“诬蔑”之罪,中国有几百万、上千万人被残酷折磨了几十年,其中很多人被杀或被折磨死了,而当年的马克思居然还过得不错。

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错误的或没有用的。

光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要将银行、工厂、土地、运输等等全都收归国有,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从理论上和实践结果就都证明只会使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只是在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才有用。他研究出的“价值规律”更是错误的,一是因为他对“价值”的理解片面,他只考虑普通社会劳动量,而忽略了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重要构成因素;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价值。在原来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都是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只按上级的计划生产,没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动调节机制,生产和市场总是严重失衡,科技人员发挥不了积极性,整个国家经济都上不去,人民生活很苦;而在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9、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和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机器)”,“法律总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这种定义显然是很极端的,这与他们那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关。与此不同,世界民主政治的最早倡导者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认为:“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英国人戴维-M-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给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是指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确定部份、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旦(1882-1973)认为:“国家不过是一个有资格使用权力和强制力、并由公共秩序和福利方面的专家或专门人才所组成的机构,它不过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控制着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国家和所有行政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民主政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正确反映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状况,因为没有受他影响的英、美、法 、德等西方各国至今也都不是那样。它们的立法机构的议员和政府首脑都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实行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任何官员都受选民监督,选民不满意的随时都可以拉下来;新闻民办,不是政府或执政党的喉舌,对官员腐败的监督效果特好;军队归国家管,而不是任何一党之私器。民主国家的官员、议员都是一心想着如何使人民满意,看起来都在尽力“讨好”选民,可见西方民主国家真是人民的国家。

相反地,照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今日之中国,倒是恰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就是中共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法律就是反映他们意志、维护他们利益的。这就好像是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都特别地牢牢记住了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教导并不折不扣地践行之。例如,共产党的干部都算公务员,还有很多为党服务、为党作陪衬的机构人员也都算公务员或享受公务员待遇,不但公务员人数比例高出西方国家好多倍,而且其来路不正、素质很差、工作效率低,待遇却很高。现在原国营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退休的厂长、总工程师的退休金比省会行政机关里同期退休的另杂工还低,其他福利更是没办法比。当官的在这很多年来都有“退居二线”的新奇搞法,就是官员提前几年(很多是55岁,有的规定男性52岁、女性50岁)从原来官位上退到旁边,继续享受原有待遇,可以不去上班;原来的官位则让另一个人去坐,这样每个官位就有两个、三个、或更多人享受待遇,退休待遇也如此;很多行政机关是一年发13个月的工资,每月工资比企业人员高得多;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也是一年发 13个月退休金,每月至少发三千多元,有的五六千;有的城市连街道办事处的退休人员都是一年发13个月退休金;有很多医疗福利政策也是专门为党政机关和官员制订的,根本不顾很多工人、农民看不起病的现实。以前农民工盗窃工厂财产二千元就要判好几年徒刑;但政府专门为官员和财务人员设立了一项“侵占罪”,即使是贪污几千万,也只要判大约十几年徒刑。对于这些官场为所欲为的不像话的事,中国老百姓连“吭气”的资格都没有。在这里官员作威作福,老百姓还忙着讨好他,求着他,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不和官员“拉关系”就会事事吃亏。

在此,我并不想就马克思那些不严肃的论断进行更多的分析批判,而是要提出一个早已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当时给“国家”、“法律”下定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划定时间段,没有说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国家”和这以后制定的“法律”是否仍然适用他那时的定义,这一点可事关重大。因为,如果仍然适用,那么中国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这一“初级阶段” 中,国家就应该是、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中共集团统治和压迫农民、工人、市民的工具,法律由他们随心所欲制订——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天堂,人民不能不忍受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暂时痛苦,这一点大家只好“理解”。可是,“初级阶段”还有多久呢?——等着吧,10000年也许就差不多了!

10、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马克思无关

长期以来,有一些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列宁主义就变了,所以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例如中共老资格的高官许家屯就持这种看法);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好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套偏离了马列主义。我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做的,甚至还可以包括柬埔寨红色高棉书记波尔布特所做的,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照着《共产党宣言》的旨意去做的,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所实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现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可以叫作暴力社会主义,效果都不好;而在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政党政治实现的高福利社会主义则是民主社会主义(又叫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一些在中国国内有发言权的老资格中共学者,(我想也许是)他们既看到西方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不错,想要搬过来,但又不敢明讲,怕不被当局采纳,还怕被批判,于是就挖空心思在共产主义的故纸堆里寻找根据,竟然得出结论说,是马克思自己晚年否定了他早年的一些观点,自我修正得到的新理论,传到北欧就发展成了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考虑到:只要不变换“老祖宗”(胡锦涛说过“马克思是我们的老祖宗” ),中央就可能愿意接受些,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既想改革又想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的拳拳之心。

但实际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早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德国的费尔迪南-拉萨尔(1825-1864.8.31),他一开始就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形式的“专政”,主张改良政治、走议会道路、争取工人权益、改革分配方式;还有英国的费边主义者,他们主张渐进性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的、和平的变革之路,这就是后来的英国工党之路;还有一个为民主社会主义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伯恩斯坦,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正”:他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反对暴力革命,提出要使革命的工人政党“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参加议会选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伯恩斯坦主义被一些欧洲国家社会党采用了很长时间。而马克思至死也没有放弃他那些荒谬的强硬理论,他在拉萨尔因为决斗而不幸去世以后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有针对拉萨尔的意思。所以,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半点功劳。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补充而已。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争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实现了社会公正,导致各国出现了社会党、社民党、工党等左翼政党,还于1991年成立了“欧洲社会党”,本世纪初又成立了“社会党国际”。但任何社会的政治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发展,然后才能考虑分配公平,所以政治路线不是越左越好,不是社会福利越多越好。例如在瑞典,70%的职工是工会会员,虽然福利很好,但其国际竞争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领先地位一路下降;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会势力大,最低工资定得高,有的有不准开除工人的条款,工人福利特别好(工人的年收入比教授还高很多), 但汽车公司生产成本高,失去了竞争力,频临破产,也使得所在的底特律市越来越萧条衰败。但好在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修正机制,左了不行就向右转。这种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本身的立场调整,例如工党、社会党、民主党等过去强调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后来为了多拉选票改称代表全民利益了;另一方面是左右政党接受民意检验,胜者上台。如在英国,二战后世界竞争力不断下降,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政策向右转,大力推行私有化、降低资本税率、降低社会福利,使得英国竞争力迅速提高,并且在西方带起一股向右转的旋风。

马克思就是1818-1883年的那个马克思,他的著作、讲话和活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研究”出来。

可是中共理论家的水平高得出奇,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学说, “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没有因为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逝世宣告终止,而是继续发展;在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分别形成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党刊《求是》 2009年第5期】。现在更说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不知道专家学者如何看,我还是坚持“盖棺论定”,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不包括毛泽东的、江泽民的、胡锦涛的。你胡锦涛如果真有思想的话,可以叫作胡锦涛主义,何必一定要挤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呢?是想追求名牌效应?马克思主义可是一具令人作呕的腐臭僵尸!

1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个大骗局

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人们思想境界极高,人人大公无私,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大家争着干活;二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供人们“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可是,照马克思所阐述的方法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因为:

第一、 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多少决定社会地位,决定精神思想,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就如鲁迅说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这就是说马克思承认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就是要利用无产者的这种自私自利之心去“干革命” ,并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人人都没有自私自利之心了,而且把劳动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谁能想像得出那些无产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突然丢失了自私自利之心而超凡脱俗的呢?既然生活各取所需,根本没有了物质刺激,那些人——特别是那些懒惰的人——又为什么都会突然变得把劳动当作第一需要呢?难道到那时就没有又累又脏的劳动了?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确实有很多大公无私又忘我劳动的人,这些人是在诸如基督教、孔孟之道等等精神道德体系长期影响下造成的。基督教教人以一个有无限高度精神境界的神为榜样,教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孔孟之道强调修身养性,舍生取义,见贤思齐,爱人如己;而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又否定孔孟之道等道德体系,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使人去除私心,也无法使懒人变得勤劳。现实证明,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国家里,人的精神道德状况都是越来越差,官场腐败、社会腐败都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迅速增大,这又怎么可能进入人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呢?

第二、 马克思的革命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下的计划经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套对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效果总是最差的,特别是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不利于科技人员发挥作用。原来的共产国家哪一个经济搞好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少搞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而已。所以要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达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绝对不可能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物质财富达到了极大丰富,要想实行“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更不可能维持很久。各种消费品不但有数量多少,更有质量高低和新旧差别,如黑白电视机、彩电,尺寸不断增大,技术不断提高,型号不断更新。假如说某地有十万人,原计划每户发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至少要五年才能发完。但在这期间出现了黑白17吋、19吋、彩电12吋、14吋、19吋、21吋,29吋,而且不同的制造厂就有不同的产品质量;还有了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等情况,如何分配呢?实际上必然是当官的“各取所需”,没地位的总是分到最后,也是最差的,甚至永远得不到。

第三、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挑起矛盾、分化族群、撕裂社会,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监督,没有选贤任能的保障机制,腐败必然盛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去做,把过去积淀下来的文化、道德、宗教、法制一齐推翻,只会促成人们互斗、经济停滞、社会倒退,而不是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行“公妻制”,这就更是优先满足共党官员,会比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更糟,真会使整个社会“变成一座龌龊的畜栏”。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被很多人接受而风靡全球?主要就是有了这个诱人的 “共产主义” 神话,因为这可真是“人间天堂”!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个地方严肃地论证过其实现过程,所以我相信这只能是他的臆想,或者是他有意编造的大骗局。

12、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

江泽民把中国的法轮功定位为邪教组织,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惧。因为法轮功成员曾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西边高墙外面的街道上静坐过,而且突然来了那么多人,组织纪律又那么好,这一下可使江泽民惊慌不已,他说法轮功组织 “围攻” 中南海,看成是有意挑战共产党的权威,于是很快就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予以残酷镇压。其实法轮功你可以不信,它不强求你信。但在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每一个人都不能不信马克思主义。文革期间更是把马克思神化到了极点,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只因为说了一句对马克思稍有不恭的话就被红卫兵批斗。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不信不行,稍有怀疑就遭批斗。马克思主义排斥任何宗教,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可曰马教。文革期间对马克思、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就是宗教狂热,宗教崇拜。

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不出七千年,各民族互相残杀、互相争夺了三千多年,那时进步不快,发展很慢。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在基督教人人平等、互相关爱的主旨和律法、选举、公仆、监督等等观念的基础上,经历了宪章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英国最先形成了近代民主制度,从此科学技术高速进步,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国际关系也步入了新的历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对于1847年之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最精彩描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里马克思说的100年可以认为是从1747年到1847年,那时的火车、轮船都是用蒸汽机驱动的,那时还没有内燃机、汽轮机、汽车、发电机、电动机、无线电器、电焊机、铝制品、飞机等等。从1847年到现在163年,这期间的的发展速度更是那以前100年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很显然,今天整个人类社会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正确的发展模式——即马克思命名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完善的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要在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相对最好的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找瑕疵,硬说这种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罪恶制度;他还编织了一整套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用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后进入马克思编造的共产主义天堂。

请注意:这种革命首先就是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罪恶目标就是要颠覆全世界所有的西方民主法制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一革命过程中,首先就要颠覆整个西方的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同时要剥夺很多人的人权。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荒谬的;而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93年来在全世界所作的社会大实验更是证明:这种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使人们互相斗争、互相残杀。在中共执政后,人为地把很多本来优秀的家庭稍富的农民划为地主,没收其全部财产,捏造罪名,挑动贫农进行残酷斗争,而且过了十多二十年还一直对他们实行越来越残酷的“专政”,中共的宣传强调“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以致在文革中在湖南道县发生了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实行全家杀绝和在广西自治区将 “阶级敌人”斗争以后杀死分着吃的骇人惨案,这是马克思主义挑起阶级矛盾、并不断激荡矛盾、最后使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实际运动发生共振的结果。柬埔寨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多害死了约200百万人,也属于同样性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无数的杀人罪、战争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等;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斗死、枪毙、逼死、折磨死、饿死的总人数大约有1.5亿,光是中国就有1亿。马克思主义还使各国经济一团糟,给人们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与西方没有发生这种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官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总而言之,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不但不能进入公平、正义、富裕、发达、进步的理想社会,反而使一个本来可以不断完善的文明社会变成一个残暴、专制、自私、贫穷、落后的罪恶社会,“一座龌龊的畜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国内人民是不可能再推翻它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也无可奈何,只好不断花巨资扩充军备以防进攻,为了经济利益还常常不得不对中共笑脸相迎。中共现在所鼓吹的中国“崛起”,实质上就是要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战胜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归根到底是企图让马克思主义邪教取代基督教。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得出:中共正在拉拢极端伊斯兰教共同对付基督教。

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其对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其中有的很坏,有的必然很坏,而且实践结果确实很坏,这样的宗教就是邪教。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邪教,它给全世界、给全人类造成的灾难是最大的,所以它是最大的邪教。共产党就是邪教组织。中共政权把马克思主义邪教作为指导思想并写入宪法,就说明在本质上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恶政权。

1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那么多人相信而风靡全球?

我想下面几点是可能的原因: 1/ 由于它表面上是站在占人口多数的穷苦人一边说话,利用了多数人的自私心理; 2/ 有马克思蓄意编造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诱惑; 3/ 由于当时发达的欧洲和高鼻子的白种人在全世界的信誉很高,很多科学技术都是由他们发现和发明的,所以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这些地方,人们对他们有些崇拜和迷信,往往不假思索就会接受他们的理论;4/ 在西欧各国人们接触的社会政治信息多,鉴别力较高,也可以说对于这种政治病毒的免疫力较高;而在中国等东方国家,人们的鉴别力较差,免疫力较低,很容易受马克思的欺骗; 5/ 马克思主义提倡暴力革命,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暴力”实际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们只能顺从,并跟着瞎起哄;吃了苦、受了冤的人也只能忍受,不会反抗,甚至还不敢告诉儿女,怕他们因为与共产党有隔阂而吃亏;6/ 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特别重视宣传,例如马克思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垄断媒体,欺骗人民; 7/ 自从列宁以来,共产党历来善用一切的秘密组织、特务、欺骗、宣传、电报窃听等等卑鄙手段,占了不少便宜;8/ 马克思先生文采不错,光是他那华丽的词藻和铿锵有力的语句就征服了当年的很多知识青年,特别是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精彩句子很多人都能背上几段,有点像今天的流行歌曲。

德国人于1999年评选出德国历史上十大杰出人物,马克思居然名列第二,仅次于爱因斯坦。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认为德国人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所作的辉煌贡献,让马克思一个人就抵消了一大块!现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怀恨在心,而对于德国人的印象不错。其实他们是不知道:全部的几百万日本鬼子所杀害的中国人数,还远远不及一个德国鬼子——马克思——所害死的中国人多!

要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就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彻底的批判,最好能“批倒批臭”,务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从盲目崇拜马克思主义转变成唾弃马克思主义,唾弃共产党。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作为旗帜的中共就会失魂落魄,树倒猢狲散了;只有中共的威风削弱了,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融入世界潮流才有可能、才有希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7/9/n2961734.htm

相关文章:
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的同源性(图)

“人民圣殿教”是为“社会主义的光辉”而集体自杀的

河北赤城县“六一零”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近日,赤城县“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以“世博会”为借口,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有乡、镇、村各单位参与。截止到现在,已有很多乡镇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骚扰,有的被送到洗脑班迫害。

“六一零”等不法人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填表登记、写“转化”书,如不填、不写,就恐吓他们送往张家口市或本地的洗脑班,甚至非法劳教。镇宁堡乡、东万口乡、后城镇、样田乡、龙关镇、赤城镇等许多乡镇都有这样的迫害。

比较严重的是赤城镇,书记、镇长还有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刘大志等人,积极追随“六一零”,在赤城原师部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悉,现在已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此洗脑,这些不法人员采用恐吓的方式逼他们写“转化”书,派人看着,限制人身自由。

样田乡书记和派出所所长等多人到双山寨村,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到七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何玉琴家,逼着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不写就以送洗脑班相威胁。迫于压力,何玉琴的儿子给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最后,还拉着她的手,强迫她按了手印。

这些天,“六一零”等不法人员的骚扰迫害,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避在外面,不好回家,原本平静的家庭干扰的不平静了。

赤城镇书记:冯 俊 13633138128
赤城镇:  刘大志  13623369459
样田乡书记:冯向前 13932332867

发稿:2010年07月09日 更新:2010年07月09日 02:57:03
明慧网版权所有 © 1999-2010 MINGHUI.ORG

天地为证

文/他山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我们举几个警察或犯人在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过程中有着相似言行的例子看看,或许能够找出一些恶人肆无忌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原因,以及恶警所依仗的歪理的虚无缥缈。

在山西太原女子劳教所,山西长治市法轮功学员高素英曾遭到非人的折磨。她曾写了一封要求对其非法劳教进行复议的行政复议书,可是却由此又招来了一顿毒打,她自述道:

“几分钟后,十多名吸毒人员和包夹跑进教室把我围住,刘亚楠、高志华先抢我的纸笔,瞬间,她们又用笔扎我的脸,被扎破,身上衣服被扎破,多处受伤。她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她们乘机狂踩我的全身、胸部,我痛得不能呼吸。

“然而,我却听到警察队长纪香芝说:‘一人打这么多人,高素英真厉害。’我疼痛不堪,从地上爬起来。纪香芝走了,陈春香(二队队长)走来,打人者又开始肆无忌惮地疯狂打我。崔然扭住我的胳臂,猛击我胸部多拳,陈却看笑话似的说:“谁看见打人了?”崔然边打边说:“打的就是你。”她们上来轮番的打我,打累了就休息,换人打。一会儿,把我拖到晾衣楼顶,一会儿又把我拖回房间,反复折磨,直到夜间十二点……”

还有一次毒打,高素英是这样说的:“包夹林润涛、崔彩霞立刻抓住我的头发,抡拳猛打脸部。我退到床根,吸毒人员张苗、廉林俊、白巧玲把我摁到床上乱打,狂抓我的胸部。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门被组内的人关紧,又是一阵毒打。陈慧茹(二队大队长)吩咐吸毒者看好门,上前用脚后跟踹我,踹一下,丧心病狂的骂一句:‘谁打你了?’ 最后竟恶狠狠地无赖地指挥打人者:‘你们都给我做证明,她打你们了!’”

我们再看看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刘丽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遭受了一年半的残忍迫害,曾被折磨的听力丧失、眼睛流泪不能看东西、头痛;脸部、手、脚等部位高度肿胀;身体左侧从头到脚经常发冷、发胀;手经常抽筋,神经憋胀难忍,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她曾经被吊铐九天九夜、被女恶警刘子维疯狂撕掉上衣,专门电击她的乳头,还曾被刘子维用电棍打头以致血流如注;到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放出时,生命垂危,被毒打的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凹坑疤痕。

她在控诉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述说:

“她(刘子维)强迫我脱下脚上的板鞋,拿起鞋用鞋底猛力抽打我的头和脸。然后又强迫我面对墙把头和上半身低下去,两臂从后面翻上来贴墙,让我的背部也顶在墙上。刘子维等三个人用力将我以这种姿势贴在墙上,她到我后面去猛力踢、踹我的臀部。

“后来她们又把我以同样姿势在墙角按住,用绳子把我的双手反绑起来,拉到储藏室里。在储藏室里,她们把我四肢抻开,试图把我吊铐在两个窗户的中间。看我抻开两臂不够长,就改为把一只手铐在一个窗户上,另一只手铐在暖气管子上。

“当时我试着劝说刘子维,说你们墙上贴着规定,不准体罚,打骂,侮辱劳教学员。刘子维竟然一边对我实施打骂侮辱和迫害,一边大睁着眼睛抵赖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我还说你袭警呢!”她还说,就这样吊着你,二十四小时不让你下来,不许去厕所,不许睡觉,先吊你三天……”

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份遗书,是江苏靖江市法轮功学员陈彦如含冤离世前,于二零零八年四月硬支撑着身子写的一份血泪控诉。由于环境险恶,几经辗转,至今才传到海外。

陈彦如曾被恶警张益新一耳光把他的左耳膜打破。警察为了折磨他,把他的两只胳膊铐在铁窗上,脚尖连着地一点。又怕他受不了撞头,在他头上戴上摩托车帽子,并用重物猛击帽子以达到折磨他的目的。一个警察用两根腰带分别扣在他的膝盖弯里,然后用脚往下踩。痛昏过去后,被用冷水浇醒,如是者多次,直到皮带被踩断才停止施暴。

陈彦如在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正告他们:‘你们无视法律,用流氓手段虐待我,将来我要上告你们。’他们哈哈大笑:‘谁帮你做证人?你人证物证都没有,又没有录音录像,凭什么告得上我们?’”

后来陈彦如又被非法判刑,在监狱受到更为狠毒的迫害,直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时才将他放回。他在临终之际写下了这封遗书,用以揭露恶警的罪恶。

通过上述三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恶人在迫害大法弟子时,他们大耍无赖的借口就是那么一句:“谁看见了”或者是“谁帮你做证人”?好象是没有其他人看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毒打,对法轮功学员就没有施用过暴行一样。还不但如此,那个太原女子劳教所的恶警陈慧茹在施暴后更是反咬一口:“你们都给我做证明,她打你们了!”

在这些恶人的潜在意识里,我打你你也告不赢,因为你没有证人,也没有可以凭借的物证。就象迫害陈彦如的恶警说的那样:“谁帮你做证人?你人证物证都没有,又没有录音录像,凭什么告得上我们?”这句话很有代表性。恶警们敢如此不计后果的施用酷刑,恐怕也就与他们这种言论所表达的内容紧密相关。作为法轮功学员来讲,他们被施暴时,通常就是一个个体,而施暴恶人又大都是一群利益相关的警察或犯人。在秘密的地方进行迫害,到哪去找证人?这些恶人会给自己的罪恶作证吗?证物?你有自由吗?你有权力到中共的派出所、劳教所和监狱去搜集物证?单凭受害人的个人陈述,这份口供无论如何也构不成一个指控恶人犯罪的证据链啊。

我们并不否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单靠个人的陈述基本是不能给恶人定罪的。你说他打你了,怎么怎么打的,他就说没有打你,甚至会说还照顾了你呢,你却恩将仇报。时间久了,那些伤疤可能也早已复原了。即使有伤疤,又怎么能证明这些伤疤就是恶人的暴行造成的呢?说不定,他还会反过来诬告你呢?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无赖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当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材料时,有谁会怀疑呢?十一年来的迫害,该有多少惨绝人寰的罪恶啊,甚至有些罪恶可能要永远的被掩盖下去,因为被害者已经死去,他们有的就是死在中共的监牢里,或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台上。那些杀人的刽子手,他们会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吗?

还是那句话,事实毕竟是事实,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过,它就不可能被永远的埋没,历史最终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拿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的文章来讲,看过文章的人,大都相信他们所说的事实,因为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就象以上的这三个人,我们选择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自述;有的是以控告信的形式写的,有的是以遗书的形式写的。他们写出这些,目的就是要给世人一个真实的见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事人的陈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法轮功学员是修炼的人,他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他们绝不可能去无中生有的诬告他人什么,因为这与他们修炼的原则相抵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了解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当世人真的都相信法轮功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会相信恶人的抵赖和狡辩吗?那时的法律,在对待关于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上,看重的可能就不一定是其它的证据了,他们很可能就要以法轮功学员的记述为准。物证可能有假,人证也可能被人作假,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是真、善、忍的践行者,当他们被世人真正接受的时候,他们所记述的本身就是无需证明的事实!

其实,这些也无须多说。象文章中所提到的恶人,当他们看到这些揭露的文章时,一定会十分恐惧的。即使不在法庭上与法轮功学员对簿公堂,这明慧网上的文章就足以使他们寝食难安了。

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上层来讲,他们非常害怕法轮功学员开办的明慧网,因为那上面的揭露文章字字都是血的见证,句句都是对邪恶之徒的控诉。他们太害怕这些东西被中国人知道了,当然也包括那些被中共利用得相当得手的恶人,中共也怕他们知道,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罪恶已经被昭告于天下了,他们还会那样不计后果的去给中共卖命吗?

曾经为法轮功问题直言上书中共最高当局的中国十佳律师高智晟,在被中共暴徒施以包括性迫害在内的酷刑之后,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黑夜、黑帮、黑头套》的文章,也是在事隔一年之后才发到海外去的。这一篇文章没有因为它的延迟面世而使人怀疑它的真,连中共当局都不敢就此表态,而是采取秘密的方式再次将高智晟律师绑架,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中共绑架高律师的本身,就从另一个侧面等于间接承认法轮功学员所记述的一切都是事实的实质。所有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人都非常明白,这个明慧网才是中共最害怕的核心网站!

总体来说,法轮大法弟子对邪恶的揭露能取得世人的信任,这与他们的修炼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无须向恶人证明什么,尽管恶人蛮横的说“谁看见了”或“谁帮你做证人”,可是看到过大法弟子揭露文章的人都相信,他们通过文章真切的“看见”了中共恶徒的残暴。而如今,中共高官,包括中共的前党魁也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到国外的诸多法庭上,有的已经被判有罪,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一切了。迫害一旦停止,对恶人的审判那就是即时的。至于证据的来源,法轮大法弟子记述的这一切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权力机关完全可以凭借法轮功学员的记述去搜集其它的证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法弟子的揭露真相就是在给自己作证,大法弟子的修炼也是在给自己作证,虽然他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揭露邪恶,从而制止迫害,可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确实也是在给自己作证。

他们在给自己作证的同时,也就是在遏制着邪恶,唤醒着世人。

发稿:2010年07月09日 更新:2010年07月08日 06:07:54
明慧网版权所有 © 1999-2010 MINGHUI.ORG

“下岗”与“下地狱”

清泉

就“下岗”与“下地狱”来说,要是让人选择的话,没有人会选择下地狱的。下岗后生活就是再困苦点,也远比下地狱强得多。下地狱那可是无尽的痛苦,谁愿意在地狱呆啊?话是这么说,可是当人不认为地狱存在的时候,那他就不太愿意下岗了。

在中国,下岗的工人何其多也?其实下岗就是失业,连其它国家的失业都不如,人家失业了,政府还要给予抚恤金呢,我们呢,下了岗有什么?谁管你呀?名词倒比人家好听,不叫失业叫下岗。作为一般的工人不愿意下岗,要是作为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那就更不愿意下岗了。

中共的公职人员为什么不愿意下岗?我们从历史上看一看。中共从侵入中国开始,就持续不断的对中国民众进行洗脑。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信神的。就是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信神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而不信神的人则绝大多数集中存在于被共产主义侵蚀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四分之三都是信神的这一事实。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从批斗孔子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从诲淫诲盗的媒体污染到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中国人信神的底线几乎都没有了。

中国人被洗脑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对中共的依附中看出来。当人们被谎言迷惑了心智,认为没有神佛,没有因果报应,没有地狱,共产党的荒唐说教代替了宗教中的天堂之说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会去追求现世的享受,更在追求现实享受的同时,紧紧抱定中共的粗腿。特别是那些公职人员,无论职务高低,他们全都是在中共的庇护下才有机会作威作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他不信善恶各有所报的时候,在他认为下岗就失去了一切看得到的实惠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愿意被下岗了。何止不愿意下岗,他们还要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积极的拥护并执行中共的各种指令呢。中共就是这样把它的党徒牢牢地和自己捆绑在了一起。

现今的中国社会,道德风气如此的败坏,中共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而那些追随中共的人,他们下不了岗,可是那能保证他们下不了地狱吗?也许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下岗,才导致他们下地狱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政府“六一零”的刘旺,在迫害法轮功之初,对到北京上访的三位法轮功学员连续抽打嘴巴,并且肆意污辱法轮功学员与法轮功创始人。事后,刘旺在路上遇到法轮功学员时,说:“我也知道打你们不对,我是没办法,执行命令。我要不打你们,我就得下岗。”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如果你还污蔑大法,诽谤大法师父,迫害法轮功学员,会遭恶报的。”

应该说这个刘旺还是能分清对错的,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他的这一点良知也被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狂涛给卷走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又被刘旺一伙押回。刘旺带头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善恶有报,迫害修炼人会遭恶报的。刘旺不但不听,还恶狠狠地说:“我宁可少活十年,也得打你们。”

这可是刘旺的心里话,也充分暴露出他对法轮功的仇恨程度。他嘴里说着是不怕少活十年,他其实是不相信会少活十年的,因为他不相信会得恶报,更不相信会下地狱。

可是没过多久,平时无大病的刘旺突感身体不适,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年仅四十七岁。

刘旺明知大法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还违心执行迫害命令,并发泄个人的私愤,最终得恶报。他虽然执行中共命令,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下岗”,但却走了 “下地狱”的路。

也许有人会说,刘旺真的下地狱了吗?宗教中所传的天堂地狱是真的存在的吗?那就翻墙到海外看看“法轮大法明慧网”吧,看看有多少象刘旺这样紧跟中共而不愿下岗的人,在年经轻轻时就莫名其妙的死去,而且大多都死的非常悲惨。这些人以这样的方式死去,那不是在警醒那些死心塌地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吗?他要不下地狱他能在壮年时去世?能死的那么悲惨?

其实反过来说,刘旺有必要那么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吗?不也是有很多“六一零”的人士在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吗?他们早已明白了真相,也知道了这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也只是出于应付了,即使有些问题推脱不掉,好多人也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所以到今天,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的打击叫嚣的再厉害,可是落到实处时,也早已不象初开始迫害时那样无所顾忌了。谁不愿意给自己留条退路呢?特别是下地狱那条路,那可不是说自己不愿意走就不走的。

奉劝那些以“执行命令”为借口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执法犯法者,别走刘旺这条自食恶果的路。在下岗与下地狱之间,你不愿下岗,可最起码你要学乖一点吧。一旦踏进地狱之门,那时再清醒可真是晚了。

正见网版权所有1999-2009 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盘空置无人住 蚁族被迫胶囊容身

  中国尽管楼价飞涨,仍然天天有新楼出售,有数据显示,这些楼盘的空置率已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泡沫空前。然而中国的“蚁族” 们,不但买不起房子,还要承受日益高涨的房租,生活环境和压力让许多“蚁族”们出现“蜗居综合症”。

据《环球企业家》报导,位在天津宝坻区的京津新城,是中国内地最早由开发商打造,计划容纳50万人的“新城”。这是由县领导们一句: “造个曼哈顿或者地中海小镇”的设想开始,经过多个一线房地産开发商5年时间,用120亿打造而成,居住面积达北京与天津2009年住房销售量之和。而今却几乎没人入住,有如空城。

无独有偶,耗资17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市,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也是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成了中国房地産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中国电网公司近期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很多楼盘空置率达50%以上, 远超过国际警戒线10%的4倍。

尽管到处高楼新房空置,楼价高起不下,房屋租金却在节节上涨。有数据显示, 5月以来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北京4、5月份的房屋租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0%,部分地段好、交通方便的房源涨幅更高达50%。

上涨的房租挤压着买不起房的“蚁族”们的生存空间, 他们不得不选择更为恶劣的居住环境,有的“蚁族” 住進了用集装箱改装的“胶囊公寓”, 更多单个的“蚁族”合并成更加庞大的“蚁群”,合租蜗居在环城区域,被城市日趋边缘化,有调查指出,全国蚁族已超过百万之多,这些人有七成以上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八成半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出现了被称为“蜗居综合症”的抑郁、焦虑、偏执、怨怒等亚健康特徵,蚁族存在的问题在日益凸显。

中国营销策略专家顾彤在博客撰文写到,连记者这样的光鲜职业都不能承受高房租之重,我们的社会还有“和谐”吗???……我们的广大工薪阶层生活的幸福和有尊严,底限是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一是解决基本居住条件的问题,离开这两个基本点,我们的GDP再牛逼,我们的外汇储备再多,也只是一个三流的发展中国家……

来源:新唐人

大开眼界 中德治水抗洪两重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天地人》,我是唐音。

2010年入夏以来,最牵动中国人心魄的莫过于滚滚的洪水。6月21号晚上6点半,江西抚河的干流右岸处发生决口,到22号早上7点半,决堤处已经扩大到400米,下游的10万人有生命危险。

今天,我请旅德著名学者、环保专家王维洛博士以德国为例讲解一下:德国和中国对待洪水的各种做法和认识。

王维洛博士,今年由于东欧洪水影响到德国本土,所以德国也在防洪。那德国这些年有过哪些比较严重的洪水吗?德国人从中认识到什么?

【录音】“在2002年,易北河洪水把德累斯顿的整个市中心淹了,德累斯顿下游的很多城镇都淹了。同时德国人也发现最近2 – 30 年以来,德国的洪水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而且洪水造成的灾害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德国人就认识得比较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洪水呢?那是由于人占了水的地,是人犯了错误。

你看了,我们现在的城市建在河流旁,它是没有河漫滩的。河流以前的河漫滩很宽,把河漫滩现在都开垦了,要么是建城市建设用地,要么是种庄稼了。世界上都一样的,德国也是一样,中国也是一样。这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有的时候是相同的,尽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土地的使用方面他有很大的相同性。”

洪水灾害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占了水的地,占了水的空间。那么,我们现在的防洪的措施上首先是要退让。人必须还给水以空间。他建河堤的时候,他把河堤整体往后撤。”

经历了这样的洪水,那德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做了什么改变呢?

【录音】“2002年以后,德国采取了新的防洪措施。他就设计了一种机动的、铝板的防洪坝,你在河堤上走,你会发现过十多米的时候有一个坑,那个坑是能插金属的柱子的,在这两个柱子之间,他把插板插进去。插板只有两米,他叫机动的防洪坝。铝板之间的缝也不是很严密的,水还是能露进来,但是它是没有这么大的破坏能力。”

刚才您说这个插板是两米,在城市和农村都一样吗?

【录音】“德国的堤坝有个特点,他没有说,城市的堤坝比农村的堤坝高。优先城市而舍弃农村,中国是这样的。比如说科隆,那一年洪水把它市中心都淹了,淹了就淹了,洪水就这么高,就得把你淹了。不能说保科隆,把旁边那些挖开来。西方人有一点,如果溃堤是由于上帝,不是人为的安排。那谁也说不了。如果你要是人为的话,我和你打官司,凭什么淹我,凭什么不淹他啦?”

连科隆、德累斯顿的市中心都被淹过,是不是能说明洪水来得再猛,也不能把河堤任意加高呢?

【录音】“由于德国的很多河流是国际河流,所以河堤也不是象中国这么容易任意加高的。德国人的河堤加高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是不能再加高的,我这里加高了河堤以后,等于说,我使得洪水更快到下游去了。打个比方,莱茵河如果在科隆堤坝加高以后,那它等于说是把洪水送到荷兰去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王维洛专栏《天地人》,我是主持人唐音。《天地人》第13期的主题是“中德治水两重天 ”。

在大陆防洪中有个经典的电视画面,就是中共的高官在防洪大堤上调度着军队去填沙包。我说到这,可能听众朋友都能回想起来。那德国的防洪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呢?德国政府的高官到防洪现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听听王维洛博士的解释。

【录音】“对德国人来说,领导人来还是不来,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德国的防洪体系分工得相当明确,大家有一个纸上的东西都已经写定了。主要的权利在州这一级,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一级,在县级政府这一级上。指挥的权利也不在中央,也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只有在调配国民军的时候是他决定的。他是有地方政府的市政的那部分,他有一个专门管水的人,所有的调度是归他指挥的。

主要他们德国有一个技术援助的这么一支队伍,他的救灾能力相当强,他也在国际上参与各种救灾、地震哪、洪水呀,有点象自愿的救火队员一样,是公益组织。他有所有的技术装备,部队没有这个装备的,部队的人都得听他们指挥,而他们这些人是相当厉害的。政府要给他们拨款,你要拨款救灾的话,你首先要装备他。最后他防洪、救灾什么的,德国是靠这支队伍的。这支队伍的协调是他们内务部和这支队伍的总部协调。其他都是州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最强的。到时候你不用讨论,谁干什么,谁干什么,他都已经在纸上写好了。”

也就是说,德国总统、总理虽然官大,但他们没有权利指挥防洪,还得听专家的。那看来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得先有自由和民主哦。

那在中国发洪水了,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怎么做的呢?

【录音】“中国的地方为抗洪所打的仗,这要比国外两个国家之间打的仗还厉害呢。尽管中国的河流,除了西南地区有几条河流是国际河流以外,大多数河都是内陆的河。但是,就是中国内部的河,中国的地方争水和在防洪措施的协调方面,他不象德国人一样,他是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而是中国是靠中央领导拍板的,懂不懂他也只指挥呀。

举个例子,1991年的时候,有一场洪水就比较典型,就是太湖洪水。太湖洪水影响三个地方,上海、浙江、江苏。历史上为什么太湖没有洪水呢?因为太湖的洪水都是沿着三条江进东海,黄浦江、浏河,还有一条现在已经不在了。最最主要就是黄浦江,因为黄浦江承担了太湖的主要的泄洪。你知道上海以前是有百里洋场,上海的这个西边地势高,沪西地势高,沪东地势低。洪水在进入黄浦江以后,它是在沪东进入东海的。沪东是上海自然的排洪的地区。”

但是中共 1990年决定开发浦东。要是允许洪水从那里通过,那上海的经济橱窗不给卷走了吗?那中共怎么做的呢?

【录音】“到了1991年的时候,洪水来了,他沪东不让过洪水了,洪水它要出去的。那中共想了,洪水往江苏走,因为太湖边上不是有江苏的无锡、常州和苏州,从那边出去。江苏说,不能从我们这边出去,你上海经济发达了,我们江苏整个省的GDP比你上海少啊?那防汛指挥部说,那从浙江走吧,但是浙江的地势高啊,水往浙江排,排不出去的。中共没办法,和江苏说,往你这里排,那就炸了堤了。但那个时候,太湖外的水位比太湖里的水位还高,它就倒灌呢,太湖的水位没下去,水位更高了。”

看来这太湖洪水是人为造成。这些年,大陆上发洪水已经有好多次了,中共从中学到了什么呢?

【录音】“洪涝现在到中国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中国今年3月3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文件,规定中国以后你老百姓不要谈天气。谈天气不是你的事情,否则那是违反法律。比如说,你和你妈说,今天要下雨或者要带雨伞,这还可以。要是和你同学说,明天要带雨伞,要下大雨啊,这就比较有危险了。

他说预报天气的这个权利在中央手里。但是你要在德国的话,你看德国的每个电视台都有他的气象预报员,你要去比较一下,他们气象预报员每个人报的天气都不大一样。因为确实科学没有到那个地步,也不能报得很准,对不对?”

噢,中共学到的就是把老百姓封上嘴了,不过它没本事让老天爷不张嘴。

谢谢王维洛博士!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王维洛专栏《天地人》,我是唐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