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中共封口令反成新闻线索

中国大陆的新闻封锁日趋紧张,宣传部门的宣传禁令愈来愈频繁出现在媒体总编辑的案头,据报导,这些禁令信息量之大、速度之快,有时竟成了一些媒体的新闻线索。

“宣传禁令”是指中共宣传部门严控负面报导,对报纸、网站等发出的提示。近年来,北京当局对新闻的管控日趋严厉,“宣传禁令”日趋细致,而且信息量大,并在传媒圈内广为流传。

香港明报统计,仅一个月内,“宣传禁令”就包括:6月23日武汉官员妻子被打,不报;7月20日富士康员工跳楼,不报;问题奶粉依食品办的口径报导;绿色和平组织有关基因改造的消息,不报。

此外,湖南农民带总理温家宝看大坑后忧虑被报复,不报;不准擅自报导大连污染;24日,陈绍基一审宣判,不延伸报导、不评论,用新华社通稿……数十起事件,洋洋大观。甚至连7月3日北京顺义一社区车祸撞伤14人都成为禁令范围。

“宣传禁令”也常造成反面作用。中国青年作家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上市后,就因为反应热烈,遭到“宣传禁令”要求大陆媒体“不报导、不评论”。

不料禁令一出,大陆的韩寒“粉丝”在网上广为传播,反而让杂志大卖。有大陆网民感叹,禁令其实是为“独唱团”促销。

“宣传禁令”不仅控制报导内容,对传媒用词造句,都关照得“无微不至”。今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就下令传媒在报导“两会”时,不准出现“雷人(吓人)”、“雷议案”、“雷代表”等“雷”字眼。

禁令时效之快也让人惊叹,一些事件发生仅两小时,媒体就收到禁令。有大陆媒体人说:“真理部(指中宣部)不提醒,好几个新闻,我们确实真不知道。其实真理部才是做新闻的,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做公关的。”

来源:中央社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806/article_105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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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税务局爆炸 看看这是不是原因?

——中国民营企业家哭诉:税高得像是抢劫

  当西方国家普遍用降税来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税收却仍然保持疯狂增长的态势。国际友人瞠目结舌。中国普通公民感觉不深,那些民营企业家则在痛苦万分。

  今天下午,一位来自四川的企业家对我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哪里是税收,简直就是抢劫嘛”。

  当我们从理论上愤怒批判高税收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实际的例证。

  1,税收暴涨,不敢不交

  他的生意与地产出租有关。仅仅在这个领域,他就数出了近来上涨的几个税种:“预征所得税从2%提高到5%,土地增值税从从2%涨到了4%,出租收入税从7%涨到了13.68%……普遍上涨幅度在100%以上”。

  我问:这是你们地方政府胡闹吧?全国不可能这么乱的。

  他说:各地不一样,普遍都涨了很高。

  一些国家,任何税种的开征,以及税率高低,都是要经过议会反复讨论的。那么,上述税收经过议会了吗?他说:哪里有什么讨论,税务局一纸通知就涨上去了。并且,还不是从税务局通知之日开始调整征收,而是要往前追溯半年。

  税务局有什么权力制订税率?明明是议会的职责嘛。

  我连连感叹“匪夷所思”。这位仁兄说:还有更荒唐的呢——“我们这里个人所得税没有完成上级安排的指标,于是税务局就通知我们公司:必须分红,然后叫所得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哪有强迫人家分红的?后来税务局又说:不分红也行,但是税不能少;没钱交,就由公司代缴。结果,现在公司欠我们股东的分红,我们股东又欠公司的税款。”

  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为什么不抵制呢?这位仁兄说:税务局也承认他们是违法的,可是,若我们敢不交税,他们就来查账。住在你这里一个月,把你查个底朝天,你什么生意也做不成。大家一合计,还不如乖乖交税认了。”

  高层知道地方上这些非法收税的现象吗?这位仁兄说:据我了解,基本上都是得到国家税务局指示的。

  2,公务员一年发多少个月的工资?

  这些暴涨的税收用到哪里去了?

  打开中国任何一个税务局的网站,上面必然写几成大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实际上,我们的税收用在哪里了呢?除了用在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这些“集中力量办大事”上面,就是用在公务员开支上了。

  关于公款吃喝、公款养车、公款旅游这3大毒瘤,我们已经说了太多次。今天我们说另外一件“小”事:公务员工资一年发几个月?

  我说:一般是13个月吧。

  那位仁兄说:你太落伍了。现在最高的发到一年20个月,普遍是一年发15个月的工资。

  一年发这么多工资,总要有个理由吧?是的,是有理由。评上个“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多发一个月工资;评上个“共创什么什么单位”又多发一个月……以前大家以为个市县的机关党委没什么油水,其实是不了解。现在机关很肥,因为掌握着各种评奖,所以很多部门都来请吃请喝、送礼。

  3,肥的部门很自在,不肥的部门想办法开辟财路

  那么,是各地、个部门都一样吗?他说:也不是。沿海地区公务员发得基数高、月份也高,内地就差一些。

  部门间也有差异。比如,检察院系统发得就少。

  大家一般把公检法当成一体,其实,公检法3个部门情况不同。法院比较肥,因为有诉讼深入,有罚没款收入的提成;检察院和公安就比较惨,因为没有收入渠道。所以呢,公安就设计了很多搞灰色收入的渠道。比如前几天是八一,各个卖消防器材的商店都接到通知,要求去“慰问消防官兵”,一个老板咬咬牙带了 1万元去。结果,消防官兵说:“这么少?你拿回去吧”。那老板当时汗就下来了,他知道过几天自己的商店就会被检查出问题。可他也没办法,他的公司是个小公司,一共还不到10个员工,实在拿不出太多钱……

  纪委则比较肥,因为可以扣押一些款项,可以把违法收入移交司法部门,把违纪部分留下来花……

  听了这个老板的话,我问他:你是不是不敢去投诉、上访?他说那当然不敢了。听说我要把他的上述话语写到文章里,这位老板说:你写吧,我都恨死现在的税收了。不过,你千万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我还想多活两年。

  声明:本人以人格担保,以上所反映乱收税内容是我忠实记载。至于该朋友所述是否属实,请各位自己判断。我拒绝向任何人透露该朋友身份。

来源:天涯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805/article_105453.html

浙江高速路现6米深天坑 39人大客惊险刹车

衢南高速的大坑深达6米,罗联柑及时示警,避免一辆载着39人的大客车陷进坑里。(新华)

高速路现深坑司机避让翻车 脱险后拦住后面一辆满载39名乘客的大客车

  昨天下午,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衢州专门召开见义勇为表彰会,奖励见义勇为的司机罗联柑现金8万元,同时给予其车辆损坏修理和其他补贴7.2万元,共计15.2万元。

  今年6月3日晚上11时多,拉运蔬菜的罗联柑驾驶一辆轻型厢式货车,由衢南高速公路返福建老家。

  次日凌晨零点10分左右,行驶至衢南高速公路闽向K1478+520米地段,罗师傅突然发现前方路面发生了塌陷,出现一个直径8.3米、深6 米的大洞。情急之下,他采取紧急措施,车子侧翻在了大坑前方的路面上,严重损坏。罗联柑和车上的另两人罗春向、蓝积法都受了伤,3人忍着疼痛,从驾驶室里爬出。

逃生之后,罗联柑一边拨打手机报警,一边快步往回走不停挥手示警,终于拦住了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客车,这辆从上海开往浦城的客车上有39名乘客。幸亏罗联柑示警,大客车才终于在地洞前方5米处停了下来。

8万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和一车人的生命相比,和对社会正气的提升相比,这样的奖励完全是合适的。王国伟浙江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联柑是前天才得知要获8万元奖金的消息的:“太意外了,居然给我这么重的奖励。我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罢了。我很感谢浙江,浙江人对我太好了,我要用这些钱买一辆好一点的车,多拉一些新鲜蔬菜给浙江人民吃。”

来源:广州日报

章文:“永久执政”是党的最大利益

此刻窗外狂风大作,室中人心也颇不平静。我刚读完《学习时报》最近刊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方工的《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一篇是王长江的商榷文章《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

  方工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被冠以“京城第一公诉人”,王长江更非等闲之辈,是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两位党内知名人物PK,且话题“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极火爆,如同在人心中投下巨石,将会引发剧烈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

  就个人而言,我选择站在王长江一边。无它,王长江讲的是事实,是常识,是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方工固然出于一片“爱党”之心,但终究逻辑上有硬伤。

  试举方文一段,“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执政情况完全不同。在战争条件下,强调党有利益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那时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生死相搏,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相对于斗争对象而言,党确实存在争取群众,壮大组织以求生存、发展并夺取胜利的需要,强调党的利益是斗争的需要,有助于明确任务凝聚党心。而国家建设时期时移势易,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形势和承担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全社会和人民群众,过去曾经有必要的强调党的利益的客观需要已不存在。”

  方工接着说,“对党的利益问题的认识,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变化的客观现实做出观念上的调整。”他说得多么好,但他不自知的是自己却陷入了僵化的思维里。

  因为,如果说党在战争年代的“利益”是为了“打江山”,那么在建设时期党的利益则是为了“坐稳江山”“不要丢掉江山”。方工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

  “打江山”难,“守江山”一样不易。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守江山”的难题,守不守得住,能够守多久。说白了,“永久执政”就是党的最大利益。

  在民主社会里,政党通过竞选的手段上台执政,为了“永久执政”(实际上不可能),执政者使用任何“伎俩”都必须光明正大,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一旦败露,舆论会大肆批评,民众将用选票赶其下台去。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非民主社会里,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为了谋求这个最大利益,党往往会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予以捍卫。相应之下,任何影响和削弱“永久执政”的因素都必须得到控制或者被清除。

  为“永久执政”,不计成本地维护和提升执政党的光辉形象(例如近期斥巨资替某些穷国援建世博场馆),一门心思创造和积累执政党的伟大业绩(经济发展用钱往往也不经人大的审批);为“永久执政”,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制媒体和民众的杂音、质疑或反对,使其顺着党规定的统一口径说。

  任何一项利益,都和投入、产出相关。如果产出大于投入,则利益为正(有益于多数民众);反之,利益为负(多数民众利益受损)。在民主社会里,当利益为正时,执政者可以保住其位子,反之则会被轰下台。而在非民主社会里,即便利益为负时,因为没有一个选举机制,执政者还是可以“赖”在位子上不走,除非是再次发生革命。

  否认党有自身利益,既不客观,也不利于党的长期发展。诚如王长江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党内腐败分子前“腐”后继,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大旗下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

  王长江进一步说:分析起来,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党的利益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党的正当利益和这些特殊利益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王长江已经触摸到了核心表层,但未再往下深挖。在我看来,如果承认党有自己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对党的利益边界进行界定,正是因为党的利益边界模糊不清,才导致种种不正当利益的出现。

  而要界定党的利益边界,首先就必须将党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下,不能使党超越于法律之上。其次,对于党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人大和媒体也要实行严格地监督(例如党费和党产问题,至今是一笔糊涂账),不能由着党的性子“胡来”。

  在民主社会,执政党推行的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需要国会批准,媒体监督更是常态。如果政策导致不好的后果,民众还可以通过选票予以惩罚。

  相比之下,中国的差距大得令人望洋兴叹。但是,能就“党是否有自身利益”进行公开讨论,已经是一大进步了。尽管王长江只是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说了一句真话而已。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清泉:从“先有鸡后有蛋”说起


没有鸡是不会有蛋的,这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网络图片)

作者﹕清泉

【大纪元8月5日讯】英国两所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是先有鸡生蛋,然后再有蛋生鸡,因为鸡蛋只有在一种化学物质的催化下才能形成,而这种物质只存在于鸡的卵巢内。对这个消息大陆各大媒体大都进行了转播。

参与研究的专家科林‧费里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他们的研究发现:“蛋壳就好比蛋黄的家,有了它,蛋黄和保护小鸡的液体才有地方住,要是没有卵巢里的蛋壳蛋白质就不可能有鸡蛋。因此,一定是先有鸡再有蛋。”

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先有鸡,那最初的鸡又是从哪里来的?对于相当多的有宗教信仰的人来看,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问题。在很多民族的传说或宗教中的经书里,大都述说着是神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创造了人,以及创造了繁荣这个世界的各种物种。至于鸡,那也不过是神造的,并且让它以卵生的方式进行繁殖而已。

当然,推而广之,这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不都是这样吗?英国科学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注解了“神创论”。弗里曼的同事约翰‧哈丁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发现这一点,而且不仅只是鸡,其他鸟类也是同样的步骤。”

其实,反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它是非常乐于就没有证据来证明鸡与蛋哪个先有的情况来为进化作注脚的。进化论者认为,无所谓先有鸡或先有蛋,那只不过是生物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中变异的结果而已。

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基因的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基因的相对稳定性远远不是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提到的物种的变异或突变所能达到的。而且考古的发现,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着达尔文所假说的这一切:人类有了许多次文明的出现和毁灭,而每一次人类文明的兴起又大都伴随着物种的突然出现。这些,进化论者们是不敢正视的。

其实,也只有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才如此的推崇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否定了进化论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目前,海外正见网上有一本专门批驳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人类最大的科学误区》,从各个方面对进化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在 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万年左右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

这样的调查在中国是不可能进行的,中国人甚至想像不到在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怎么会进行这方面的调查,而且调查结果又如此的令中国人惊诧。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相信神而变得愚昧,而中国也并没有因为不信神而变得更加文明。文明与对神的信仰从来都是紧密相联的,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来都没有与神发生过脱离。

不论进化论者们怎么狡辩,没有鸡是不会有蛋的,这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感谢英国的科学家们所做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更进一步地验证了神创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8/5/n2986634.htm

从相声演员打人事件 看中国最危险职业


北京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演出中赞弟子是“民族英雄”。(网路图片)

【大纪元8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综合报导)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被爆在自家别墅圈地,记者求证时被他的徒弟殴打到脑震荡,事后郭德纲大赞徒弟是英雄,被网民批是黑社会。内地近期先后发生多宗揭发弊案的记者遭到暴力袭击事件,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的说法又成为网路上的热门话题。

今年初,网路上一项“中国最危险职业”的排名显示,矿工、官员和记者分列前三名。它说:矿工为了生计而陷入危险地区;官员因为贪婪,铤而走险;记者之所以危险,却是为了公义挺身而出。但“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后,恐怕要重新排名了。

7月31号,北京亦庄瀛海花园业主论坛有人发帖,指郭德纲在别墅外霸占公用绿地建后花园。

8月1号,北京电视台两名记者前往采访求证时,摄影记者周广甫,在别墅门前被郭德纲弟子李鹤彪殴打。整个过程都被记者给录了下来。

当天晚上,郭德纲在演出时自爆事件,盛赞弟子是“民族英雄”,还讥笑北京电视台是“下三滥”。引起各界的愤怒,舆论和网民一致炮轰郭德纲师徒的恶行。

8月3号,在舆论的压力下,郭德纲旗下德云社召开记者会,涉嫌打人的李鹤彪公开道歉,但郭德纲并没有出席。随后,德云社也就打人事件提出了几点看法,指出记者私闯民宅、偷拍的不当行为,而且记者被打得摔下阶梯也不是事实。

还说,别墅不在郭德纲名下,后花园是开发商事先允许的。当记者要求出示书面档证明时,遭到了拒绝。

3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郭家别墅,敲门后,并没有人开门,后花园和栅栏都还在。多名小区业主和园林工人,听说了郭家人打记者的事。都表示:“花园占公共空间,已经没道理了。记者采访很正常,可以拒绝采访,但如果打人,那就太过分了。”

根据报导,今年初揭发山西毒疫苗事件的记者王克勤,因为揭露官匪勾结内幕,因此而被开除了公职,黑社会更是放出消息,悬赏500万元买他项上人头。

由于中国记者协会属官方组织,加上公安多沦为企业家或名人的家丁,记者不仅投诉无门,甚至连生命都面临了威胁。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8/5/n2987057.htm

“《唐山大地震》——泪水抹去真实历史”

珍妮的小屋

前两天在Youtube上看到这个电影(盗版真厉害),给我的感觉正如上述标题。这片子当时能骗取人的眼泪,过后却觉得浪费了感情。

冯小刚有点小聪明,那些演员也够煽情。但是我从这部《唐山大地震》中看到的是中国版的“苏菲的抉择”(当那个母亲不得不决定救弟弟还是救姐姐的时候)+“茜茜公主”(当婆婆要把幸存的弟弟带走的时候)。

正如网友说的:“在这部叫《唐山大地震》的电影中,我们看不到:1976年的人们的真实生活是怎么样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震前究竟有没有过地震预警,那么大伤亡是天灾还是人祸?有人需要承担责任吗?在唐山,在陡河,在开滦,那一刻谁在战斗,谁逃走了,谁苦苦求生,谁趁火抢劫,人性在灾难中如何现出两面?在灾难后历史是否真正得到了反思,下一次灾难来时是否可以不重演悲剧?”

观众能看到的只是一家人被美化了的亲情,影片巧妙地也是彻底地脱离地震发生时的社会现实,那种中共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不顾人死活,明明是祸害人民的婊子还要立 “为人民服务”的牌坊(让陈道明演道貌岸然的中共官员最合适,哈哈,不是说他本人如何,而是说他的银幕形象)。

然而这个本应叫“《天崩地裂一家亲》”的电影却起了个《唐山大地震》的大名,不仅仅是误导,而是令人愤怒,因为它在拿二十四万死者做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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