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伪类们意欲何为?

作者 : 袁红冰,

發表時間:8/30/2006

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一旦形成全民抗争暴政的历史进程,中国便将迎来具有朝霞神韵的时刻。如果由于隐身在反专制群体内部的中共代理人的思想侵蚀,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丧失了与暴政决战的意志,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就不得不承受另一次充满痛苦的艰难。

中国的重重苦难早已在呼唤社会大变革,但是,似乎只有从达于极致的痛苦和艰难中,才能涌现出以百死不悔的决心埋葬暴政的意志。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全力推进全民抗暴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准备再次面对血溅骨裂的痛苦,准备再次踏碎坚逾铁石的艰难。之所以需要作出此种准备,并不是因为暴政的强悍,而是由于全民反抗暴政的意志还没有成熟到抵御最阴险的思想侵蚀的程度。而最阴险的思想侵蚀,往往来自戴着“异议人士”或者各类“准异议人士”假面具的中共的思想走狗。

不过,无论个人或者社会命运如何,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精神和功勋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

超越私利的权衡,关注中国的苦难;无视刀锋剑刃,铸成与暴政决死战的意志;拒绝世俗名利的诱惑,坚守自由人性的理想——高智晟精神必将流芳千古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中国人的心灵普遍腐烂于物欲和私欲的肮脏时刻,能够超越私利,真诚而灼热地关注中国的苦难,这便是圣洁。在中国人的人格普遍奴性化的卑微的时刻,敢于把挑战的锋芒直指暴政,这便是勇猛。在道德崩溃,良知泯灭的黑暗时刻,仍然一往无前地追求属于自由人性的理想,这便是崇高。

无论还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属于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圣洁、勇猛和崇高,一定会转化为中国维权抗暴运动不死的灵魂。

高智晟及其战友发起“维权绝食抗暴运动”之前,中国的维权运动被限制在中共专制恶法铁笼之内,只是淹没于十四亿人中的少数律师和其他人士的“良心”活动,而每年数万起的民众抗暴维权事件却被某些人出于各种动机,排除在维权活动的概念之外。维权似乎成了普通民众不可涉足,而只是少数“精英”进行个人表演的T形台。

“维权绝食抗暴运动”沐浴海雨天风,横空出世,一举改变历史进程。从此之后,维权运动从意志的领域冲决中共恶法的限制——维权运动不再是中共恶法的奴隶,而是勇敢地抗争暴政的自由人;从此之后,“维权”不再是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概念,底层民众对暴政的普遍反抗,才构成“维权运动”的主体。

正由于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大陆“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人权事业。风起云涌,波涛壮阔,“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强烈震撼着中共暴政——这个历史上最后的巴士底狱。

恐惧与疯狂常常同生共长,互为表里。正是出于对高智晟的极度恐惧,暴政通过用国家恐怖主义方式绑架英雄,表示出其疯狂。当此英雄蒙难,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正万众一念,苦思营救高智晟之策之时,竟又有人逆天而行,悖大义而为,借高智晟被捕之机,首先发难,挑动反暴政阵营内部之纷争。

先是有王伦式的“山寨老大”情怀者,撰文欲割断中国维权运动以高智晟为契机形成的全球性联系。该人之文的题目便裸露出其企图:“维权活动要远离境外暴力和军事政变的煽动”。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将军事政变同维权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用“暴力”进行维权,或者营救高智晟。所谓“暴力”的指控,乃是伪自由知识分子诬蔑民主革命的一以贯之的伎俩。他们故意以“暴力”为说辞,模糊民主革命同专制暴政的原则界限,并借此否定专制暴政的天敌——民主革命,从而曲折地为延续专制的生存权制造理论根据。

事实上,民主革命的理念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它明确宣告,彻底否定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乃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之一,而且唯有民主革命,才有能力埋葬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的载体,中共极权暴政;民主革命自有其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合法的政治强制力与属于极权专制的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之间,存在刻在铁石上的原则区别;民主革命的合法强制力意味着人民对暴政的暴力迫害,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意味着在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民有通过全民起义,实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权利。

民主革命意志已经多次申明,民主革命与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不同戴天,然而,伪类们继续顽强地栽赃,指称民主革命就是暴力。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伪类们弱智,而是因为他们仇视民主革命。在此点上,他们与中共暴政同仇敌忾。

现在,这位“山寨老大”又以“暴力”的名义混淆视听,只不过是为其挑起事端制造借口。可见,伪自由知识分子心思之暗晦,蛇鼠之窝也难以相比。

就在此次悖大义而为之前,这位“山寨老大”情急之间还不忘先通过论证胡锦涛比江泽民“有进步”,向暴政献上一个撒娇买痴的花媚眼,可是,他投向民主革命的目光,却似黑色的毒箭。

“山寨老大”赤膊上阵,便有一小喽啰,跳踉而前,呼哨跟进,摇旗鼓噪。就是此人,在高智晟几乎孤身一人与暴政苦斗之际,用阴险刻毒至极的方式,诋毁英雄;亦是此人,视遵守用无数受难者血泪书写而成的专制恶法,为具有“法治”意识,并披着“维权律师”的画皮,欲将维权运动囚禁在中共恶法的司法程序之内;更是此人,公开宣称,八千万死难同胞之冤魂日夜诅咒的中共暴政具有合法性;还是此人,在众多中共贪官都对暴政绝望,纷纷外逃,作鸟兽散之时,却论证中共暴政气数未尽,至少还要存在三十年——我有朋友不解,不知此人为何敢如神汉巫婆,作三十年预言。其实此事简单至极,盖因此人自忖尚可活三十年,故一厢情愿地将他卑微的生命同中共暴政连接在一起,以便与极权专制生同衾,死同穴。此真可谓情深似海,意长如风。

此人这次逆天而行之狂悖,集注于对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的诬控。此人以“维权律师”之名混世,平日里见了司法局的区区副科长都会卑躬屈膝,谄笑满面,媚言满嘴,但仗恃暴政赏给的狗胆,却向维权律师之冠高智晟出刀于前,又向心灵高贵的郭国汀律师出刀于后。卑鄙的刀锋所指,皆是中共暴政最仇恨的维权律师。

此人这回诋毁郭国汀律师之意,更在于攻击民主革命。何谓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由人民主动起来,彻底变革中共暴政统治中国的历史命运,实行宪政民主而已。此人文中,对民主革命的仇视与愤懑却达于癫狂,以致现出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嘴喷白沫的泼妇之态。此人对民主革命的攻击,不过是狂犬吠日,而此人的情状又创造出一项真理——暴政之下,卑颜媚骨的奴才,往往比他们的主子更惧怕势将扫荡暴政的民主革命,因为奴才天性怯懦。

“山寨老大”与其小喽啰虽然声色各异,却有一共同之处,正是心有灵犀。他们不去着力谴责暴政的凶残,却欲将高智晟以及其他英雄被捕的责任,加诸于海外支持抗争暴政者。狂悖荒谬达于极端,以致于泯灭了基本的良知。此二人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想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瓦解正在形成的海内外一体维权抗暴的趋势——这种趋势早已令暴政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此二人虽然力图用堂皇之言,冠冕之语掩饰其真实用心。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语言编织的遮羞布,又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又岂能掩住他们极度膨胀的私欲?

事实多次证明,被暴政视为“激进派”的反对派,无论是召唤民主大革命的人们,还是支持高智晟的维权理念的人们,都从来没有首先对所谓的“温和派”发起攻击,而总是努力将思想和政治挑战的锋芒,毫不偏离地对准中共暴政;相反,那些理性的“温和派”,那些伪自由主义者,伪独立写作者,伪基督徒,现在再加上一名伪维权律师,尽管他们既要和解暴政,又要顺从暴政,但是,这些“温和”的羔羊们总会毫不迟疑地对“激进”地抗争暴政的英雄,露出狰狞的面目,发起一次又一次阴毒刻骨的挑衅。

其实,当民主革命的意志或者“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同中共暴政作艰难的意志搏战之时,伪类们只要保持暧昧的沉默,就足以得到历史的充分尊重。令人为之遗憾的是,伪类们却不甘沉默,他们一定要倾心竭力协助中共暴政,对民主革命意志和“维权绝食抗暴运动”进行思想围剿。而“激进派”的人们,往往是被逼进死角之后,才为了民主事业的利益,实施必要的反驳。

但是,反驳者只要是流亡者,伪类们便会立即发出道德的鼓噪,直如群蝇振翅。道德鼓噪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如左:“你们在海外鼓吹革命,煽动激进,就是把我们国内的人往监狱里送,就是不负责任”。

民主大革命诚然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事业,但其中坚力量必须是由具备圣徒情怀的仁人志士构成。莽莽神州大地的壮丽山河之间,早有一批愿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民主事业的英雄,身犯凶险,顽强刚毅地为发动埋葬暴政的民主革命,艰难而又卓有成效地行动着。海外的朋友公开宣讲民主革命的理念,乃是对国内革命志士必要的支持。因为,民主革命的意志在国内,现在只能以不公开的实践状态存在。替国内处于铁幕下因而没有言论自由的仁人志士向世界表达他们的意志,乃是流亡者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出于任何理由拒绝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谁也没有资格煽动,也没有谁能够煽动革命志士。勇敢者必定是聪慧的,他们的生与死,都是自己的选择。至于伪类们忧虑自己被煽动,却是自作多情,杞人忧天,可笑又复可厌。因为,民主革命本就是只属于勇敢男儿的事业,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人会费心煽动伪类们——这些软体动物去尝试革命,就象不会有人去煽动猪作万里骏马的奔腾一样。

伪类们把国内和国外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不过,他们却刻意模糊了“国内”本身的一条界限。坚持在国内的人,有的在铁牢之中苦度岁月,如王炳章、杨建利、郑贻春、张林、杨天水、师涛、高智晟、陈光诚等等,等等;有的身担随时被捕的危险,或者组织民主革命党,或者传播《九评共产党》,或者推进“维权绝食抗暴运动”;有的坚守绝不与暴政妥协的志节,或者至少保持了有尊严的沉默,因而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他们虽未身陷囹圄,却也实际上置身于无墙的监狱。

但是,同样“坚持”在国内,那些伪类们即便过去可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现在却由于学会了“乖巧”,而不会再有被捕之虞;他们身处中国,却甚至比住在美国都自由。君不见,其经典者,春风得意、白皮嫩肉,进出国门如履通衢;国外演讲不停,国内四海周游;今日“主内兄弟”总统接见,明日德国总理招待,后日美国大使宴请,正是尽左右逢源,进退皆随意。似乎对高智晟、陈光诚狠如虎狼的国安警特忽然春风一度之后,都变成了痴呆的小绵羊,才放纵“异议人士”猖狂至此。本文提到“山寨老大”和小喽啰虽不及上述经典者风光无限,却也吃喝胜白领,言论有自由,安全有保障。

国内确实有一条森严的界限,它比国内和国外之间的界限更加触目惊心——坚持在国内,英雄好汉或者处于炼狱之内,或者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伪类们则可以随意撰文,蹈高履低,挥洒自如,八面来风。如果都能象伪类们那般“坚持国内”,恐怕世界上早没有“中国流亡者”这个概念了,中国监狱之内也不会再有思想犯和良心犯。

中共暴政已将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许多人只由于追求表达自由,就被关进铁牢,承担苦役犯的命运,或者不得不长期流亡海外。与之同时,那些顶戴“异议人士”花翎的伪类们,在中共暴政治下,却享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伪类们也充分运用暴政赏赐的言论自由,竭尽所能地攻击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维权抗暴的英雄。

伪类们的言行——包括他们向暴政不断抛出的花哨的媚眼,也包括他们对高智晟的诋毁与孤立,想必早被暴政记录在功劳簿上,且将暗中论功行赏——在攻击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维权抗暴英雄的意义上,他们至少会获得更充分的“言论自由”。然而,苍天有眼,神日如电,历史同时也以铁笔记录下了伪类们的卑鄙。暴政统治的现实终将过去,而历史会永远向人类讲述英雄的高贵,和伪类们的无耻。

伪类们最喜欢炫耀“非政治性”,以表示其虚假的清高。尽管如此,从他们每次首先公开对民主革命和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实施的仇恨如毒芒的攻击中,人们都会感觉到坚硬而冷酷的政治意图。此次也不例外。

铁牢之门在高智晟身后关上的回声还没有消失,那个“山寨老大”及其小喽啰,就急不可待地在营救高智晟的群体内挑起事端——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言为心声。伪类们此次挑衅的言论,令人不可能有任何误解地表达出如下诸项政治意图:

一、使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重新回到中共暴政专制恶法的范畴之内,再次成为专制司法程序的囚徒;

二、使“维权”由全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历史运动,退化为个别“精英”的特权,并将被伪类们蔑视为“有暴民倾向”的底层民众的抗暴活动,排除在“维权”的概念之外;

三、通过挑拨离间,散布怀疑和恐惧的种子,斩断国内维权运动同海外支持国内维权的各种正义力量之间的联系;

四、瓦解全球华人为营救高智晟正在形成的维权抗暴大联合。

伪类们之所欲,正是暴政喜,百姓悲;狗官欢,真理愤;魍魉悦,天地怒。暴政将英雄高智晟关进铁牢于前,伪类们便企图清除高智晟精神对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影响于后。配合之默契,直如形移影随,主唆狗扑,风动枝摇。

我为实现表达自由,把中国的苦难告诉历史,流亡海外,已逾二载。在此期间,暴政网特、心理变态者和伪类们对我的诋毁从未稍停,我也从未予以理睬。这不仅是由于各类宵小之徒的存在根本不配引起我高贵心灵的注视,更是因为我有自诫:“在暴政被历史埋葬,正义得到申张之前,决不回应任何对我个人的诋毁,而只把思想批判的锋芒,指向极权专制,以及危害反抗暴政事业的理论观念。”今后我仍将遵守这一诫律。待中国自由之后,我回归云水之前,如果心中不平之气难消,或许会以铁血男儿的方式快意恩仇。但那都是未定之事。

大丈夫处世,当效男雄大义,以实现真理和正义为己任;勿学鸡鸣狗盗,终生斤斤计较个人名利荣辱于鸡肠鼠肚间。今次于英雄高智晟生死危难之际,撰写此文,乃是由于伪类们已沦为暴政的代言人,对伪类们的攻击的回应,就是同暴政作没有妥协余地的思想之战。此一战,直接关系到高智晟和他的战友们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所发动的“维权抗暴”运动的历史价值和未来命运;直接关系到民主革命意志的兴衰。

少年时,目睹暴政荼毒苍生之际,我便借烈酒邀内蒙高原上的落日作证,向苍天大地宣誓:“用此生同暴政作百年决战”。然而,因群氓愚昧于真理,文人背叛于自由,狗官奸险诡谲,且夫命运多桀于艰难,国运不济于穷途,故百战之余,自由仍然处于希望之中。

希望不灭,自由的信念便不死。即便未来仍然不得不踏平无数艰难困苦,自由的信念终将赢得与人民的希望一致的胜利。当那一日到来时,无论英雄高智晟的躯体是否是存在,高智晟精神一定在万众欢庆的人群间,狂歌醉舞。至于诸种伪类们,则只能作为暴政渺小的殉葬品,找到生命价值的阴暗归宿。如果那也配称为生命价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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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造纸厂泄漏毒气水稻枯死 当局事后公开事件

2010-10-15
河南濮阳市范县一家废弃的造纸厂,周三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图片: 濮阳造纸厂泄漏毒气,消防及防化人员用水枪对现场进行稀释降毒。 (网络图片/乔龙制作)

范县发生化学品严重泄漏事件,官方公开的照片显示厂区周围一片白茫茫,身穿防化服的人员在现场工作。据《大河报》周五报道,周三下午5时40分,范县杨集乡一家废弃化工厂内一个装有四氯化硅化学品的大罐发生泄漏,弥漫方圆数公里,当地多数群众感觉不适。更为严重的是泄漏的四氯化硅还造成周围数百平方米的草木和墙外部分即将收割的水稻枯死。事发后,当地消防人员紧急出动,截至周四下午3时30分,经过近20小时的处理,泄漏的化学品得到成功处置。

报道称,8时12分,现场迅速成立前沿指挥部。初步确定事故区域,组成侦察小组和疏散小组,侦察小组成员佩戴空气呼吸器,进行侦察;疏散小组成员疏散周围群众。对过往车辆进行警戒疏导。范县消防大队用水枪对现场进行稀释降毒。

记者向当地民众了解,大部分居民表示,没有听到任何毒气泄漏消息,更没有人让人们疏散。

记者:您这里是杨集乡?

居民:啊,你哪里?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照片,说你们那里化学品泄漏,现在情况怎么样?

居民:不知道,我们这里没听说。

记者:我看照片怎么地上一片都是白的?

居民:没有,不知道,根本没听说过那些。

另一居住在离肇事地点较近的村民告诉记者,事发当晚他们接到村委会通知,要他们关好门窗,防止毒气:“出事的那天晚上,村里要求俺关好窗户,关好门。”

记者:污染的问题严重不严重啊,平时排水之类的?

回答:它是往下排,往北,往下游马场那边。

本台致电县政府值班室,官员表示,泄露事故已经基本解决,正在进行善后工作:“(化学气体)已经散了,政府都召开这个会。那边都处理完了。具体情况,我是值班室,以前有换班的了,昨天都听说,已经处理完了。”

对于这起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泄漏事故,官方待化学品事故处理完毕才对外公布,事后,新华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大河报》没有提及伤亡情况。

记者带着疑问问官员:“受伤的人有多少?”

官员:这个没有吧。

记者:没有人需要送医院的吗?

官员:这个,因为是安检局的事,你问安检局好不好?

记者:追究谁的责任?

官员: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周围是农作物需不需要赔偿?

官员: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事,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前天发生的事情怎么今天报纸才登?

官员: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

记者致电杨集乡政府查询,官员承认,肇事企业是违规企业,停业多年。对于是否有人受伤,回答的语调,令人生疑。

记者:受影响的农地有多少亩?

回答:对庄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就附近那些,大概就三四亩地吧。

记者:那个厂已经废弃很多年了,怎么还有四氯化硅?

回答:原来的残留物。

记者:要追究谁的责任?

回答:这个现在正在研究。

记者:有没有人被捕,比如这个厂的老板?

回答:目前不好多讲。

记者:是不是违章企业?

回答:对,对。

记者:是不是无照的?

回答:没有,没有。

记者:受伤的人有多少?

回答:这个…唔…没有。


图片: 水稻枯死,周围环境受到污染。 (网络图片/乔龙制作)

既然是废弃的企业,却有工人在车间内,对于这个问题,乡政府官员没有回答,而据周围的一位村民说,肇事原因是工人不小心所引起:“造纸厂工人不注意。(化学品)挥发出来了,才造成污染。派出所的通知县里的县领导、乡领导,各个单位的都一致处理了。”

不过,官方至今未解释事故原因及为何废弃的企业会有人在里面。

据介绍,四氯化硅属于无色或淡黄色发烟液体,有刺激性气味。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对眼睛及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高浓度可引起角膜混浊,呼吸道炎症,甚至肺水肿。皮肤接触后可引起组织坏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图片报道:法轮功学员参加悉尼北部重镇节日活动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悉尼北部第二重镇伊斯特伍德(Eastwood)市政厅举办了体现自由、平等、和平、欢乐和融合的苹果节庆祝活动(Granny Smith Festival)。有42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游行庆典,男女老少都身着民族盛装,各持鼓乐,簇拥着丰收的花车,载歌载舞,本次活动吸引了近两万观众前来观看。

游行队伍中,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备受欢迎,他们英姿勃勃,健步走来。观众热烈鼓掌,拍照摄影,欢呼雀跃。 “法轮大法好!”主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着享有盛名的法轮大法悉尼天国团。法轮功学员精心装点的花车高雅祥和,腰鼓队喜气洋洋为节日增彩。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17/231134.html
明慧网 MINGHUI.ORG

法轮功学员宋梅英疑被毒打致死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宋梅英,女,52岁,退休职工。原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后住在山东省即墨市段泊岚乡官路埠村照顾读书的儿子。她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中午都回家给上学的儿子做饭。但是在2010年8月26上午宋梅英却突然间离奇死亡。宋梅英的遗容显示她可能是被毒打致死。

8月26日早上8点多宋梅英骑电动车出门,和往常一样买菜,购物同时向被中共造假宣传蒙蔽的中国百姓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中午儿子回家发现母亲没有在家就用手机与她联系,然而接电话的却是个自称110警察的男声,并告诉宋梅英儿子说你妈妈出意外了,在通往村里的立交桥下面晕倒了,告诉人还在现场处于昏迷状态,要他们赶到现场。

出事现场和住所打出租只有十几分钟。可是当他们赶到现场只有那辆电动车,人不见了。再次联系警察,他们又说叫了急救车已经送往医院了。赶到医院时宋梅英是处于昏迷状态,还有呼吸和心跳。医生告诉家属是高血压至脑干出血,头晕而摔倒的。告诉家属没有医治的价值并很反常催促家人办理出院手续,也不给做任何医治。在场的警察也要家属签字,并一再强调没有外伤。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孩子一下没有了主意,在警察的诱导下在没有外伤证明上签字了。宋梅英就这样一直到晚上9点30分离世。整整9个多小时医院都不做任何抢救医治,不给办理住院手续,总是强调没有医治价值。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病人有一口气在都不会放弃治疗的机会。然而在中共统治的中国,视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让医院如此反常,他们知道死亡真相,不想自己惹上麻烦。

家属要求整理宋梅英遗容并能见上最后一面。看到遗容时,在场的亲人都吓了一跳。宋梅英整个面目完全变形,头顶水肿有紫红色淤血,整个左脸紫黑色,右脸只有小块面积正常,其它地方都是紫红色,右眼外侧有2厘米长的皮下出血。双手指甲里全是泥土,是死亡前承受剧痛双手抓地的表现。这明白地告诉家人:宋梅英是被打死的,电棍外面套上软胶皮打的,就会这样,短时间内看不到皮外伤,都是内伤。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了。宋梅英的儿子知道自己被警察骗了,自己的妈妈死的不明不白,精神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至今还卧床不起,总是能听到妈妈给他打电话的声音。由于在火葬场事发突然,时间又很仓促,宋梅英就匆匆被火化了。

整个案件疑点很多:

1、警察自称有人举报宋梅英晕倒在地,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手机就在包里。为什么不保留现场?是真的晕倒在桥下还是伪造的现场?

2、现在大陆的医院都是利益第一,家属要求治疗,医院为何一再拒绝做任何检查和医治,只是简单的诊断,通知家属没有医治价值到底想掩盖什么?

3、在场的警察一再强调没有外伤,而且医生也是一再证明没有外伤,同时催促孩子签字写明没有外伤。是不是欲盖弥彰?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善良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举报真相,不要让好人枉死,行凶者逍遥法外。迫害死宋梅英的恶警,你们看到后要知道,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人不知鬼不觉的,人做事,天在看。留下的罪证终有一天会清算你们!所有参与的医生总有一天你们会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17/231139.html
明慧网 MINGHUI.ORG

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陕西省女子监狱号称“现代化部级文明监狱”,实际上它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之阴毒、流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恶之地。监狱共有十个队,其中九队又称入监队、参观队,十队为严管队。在九队,狱警逼刚入监的人背诵监规、纪律,供游人参观、录像,据说五十元一张门票,除此之外,便是背地里逼非法超时奴役劳动。待入监的人数多了便分配到各生产车间(1~8队)。

陕西省女子监狱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来,在近九年中对坚持法轮功信仰的学员实行迫害并逐步升级,从关严管队、体罚、曝晒、戒具、拳脚、毒打到现在的精神与肉体双重摧残,二十四小时洗脑、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还有更甚者使用精神药物注射等迫害手段。监狱恶警对她们实行精神摧残、人格侮辱使她们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所谓的《监狱法》也只不过是给人看的一种摆设。管治人员从上到下为所欲为的非法虐待法轮功学员,无人权保障。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派上二~五个“互监”,不许法轮功学员相互说话,更不许看书学法、炼功等。

《监狱法》规定,服刑人员每天奴役劳动八小时,星期天休息,入监队除了学习、训练外,没有生产任务。 但实际监狱里并不执行。长期以来监狱的奴役劳动时间常常是十五、六小时。特别是节假日到来之际,监狱给多个厂家加工节日用品,以及生产包装假药等,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超体力奴役,每天高强度劳动达二十个小时以上,除去吃饭、洗漱,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就是在平时加班加点也是家常便饭,劳动到晚上十点多、甚至十二点多也是常有的事。

在长期的重体力劳役和精神迫害的双重压力下,有的法轮功学员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满头白发,仍被强迫参加奴役劳动。当法轮功学员向监狱领导及队上反映这是违反《监狱法》时,他们都拿些非法理由来搪塞,并且用非法手段打击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二零零六年,为抵制监狱内长期违反《劳动法》的规定,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超时奴役。被非法关押在一分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李琳(汉中城固人),因不承认中共邪党对她的非法判刑,拒绝参加监狱罪犯的劳动改造而被恶警刘素娟长期罚站迫害;被非法关押在二分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徐春霞、李敬爱、左黎分别向二分监区警察写抗议书,抵制监狱内八小时以外的非法超时奴役。后来,徐春霞因拒绝参加监狱内“劳动改造”,二分监区恶警韩美丽等人将徐春霞关进严管队迫害达七个月之久。被非法关押在三队的法轮功学员马蕴华因绝食抗议监狱超时奴役劳动,被关进严管队非法折磨。(严管队是将人关在小房子里,只留一个窗口将饭送进去。白天让人呆在只有一个木板床的小房子里,放一个马桶,到晚上十点钟才让将被褥抱进小房睡觉。冬天,即使穿上棉衣裤盖上棉被也冷的要命。)被非法关押在八队的法轮功学员王宏拒绝超时奴役劳动,被非法关进严管队整整九个月时间。王宏的双手在严管队里被冻烂,监狱恶警为了私利就这样丧心病狂的非法折磨着法轮功学员。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强制人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我国刑法规定:“在押人员依法享有不受体罚、虐待和侮辱的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等。二零零六年公安部下达的公安六条禁令的第一条:“严禁体罚和殴打服刑人员”。但是,陕西省女子监狱警察却知法犯法。

二零零七年六月,被非法关押在八队的法轮功学员苟玉芳面临要出监了。监狱里为了迫使她放弃修炼,写出所谓的“转化书”,便对她实行酷刑折磨,将她吊铐在三楼八队的图书室窗户上“示众”九天九夜(脚尖踮着),不许睡觉,说是对她进行“出监教育”。全监服刑人员每天早、中、晚收工到饭堂吃饭时,都能看到她吊铐在那里。八队大队长恶警杨谨和张建青(法轮功专职警察)等人指使服刑人员可以随意的谩骂、折磨她。当有服刑人员同情苟玉芳的脚肿的穿不了鞋,给她一双大鞋时,被折磨她的人叫喊道:谁同情法轮功谁就是“反革命”等恶语打压。

二零零七年八月,八队恶警从法轮功学员王宏身上非法搜出了大法书籍,便将王宏吊铐在三楼图书室酷刑折磨,为了避免恶行暴露,整天将图书室窗帘放下,只看见有手铐挂在上面。王宏被吊铐九天九夜后,又被转到九队遭受非法“转化”折磨。法轮功学员苟玉芳、张洁同时被非法搜查出“经文”后,被八队几个恶警杨谨、张建青等人逼迫她们在工房“罚站”,从早上七点半站到晚上十一、二点,工房收完工以后才可回监舍休息,非法折磨了十八天后,又让她们继续劳动。这时除了加重奴役劳动任务外,只要派给她们的五个“互监”里有一个人没完工,就得呆在工房不让回监舍休息。

据悉,二零零七年十月苟玉芳出监时,她当地的“六一零”洗脑班因监狱没有使苟玉芳“转化”,而向监狱索要“转化费”,由“六一零”洗脑班继续“转化”。苟玉芳出监时,被“610洗脑班”绑架走。 为此,监狱为了保住名、利,达到《监狱报》上鼓吹的70%以上的“转化率”,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为残酷。从零七年起办洗脑班,逐个非法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到六月份以查新经文为名,使用电棍、毒打、吊打、不让睡觉等残酷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并利用“包夹”严密24小时监控她们的一言一行。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辩护的权利”。但是,女监不允许法轮功学员申诉和辩护。凡是法轮功学员不认罪的都被遭到非法酷刑折磨。入监队(九分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点监区和黑窝。二零零五年以后被非法判刑入女监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在这里。(不下到各队)陕西女监恶警有:教育科姬桂芬、九分队史建荣、魏尘、杜颖等,这些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打手,专设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点,对法轮功学员封闭式非法强行“转化”,他们害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被监狱内其他罪犯知道,曝光,专门设在远离各分监区的前边,接见楼的底层一楼内(秘密“转化室”)。将法轮功学员单独关在接见楼下,那里有几个房间,有两道铁门,与世隔绝,成了“狱中之狱”。 监狱又专门培养了一批没有人性的打手、帮凶,也叫“包夹”, 还有一位披着所谓“医学双博士”外衣的管事犯薛东波及一肚子坏水的管事犯汪颖、张改萍、刘青娴等人为制定迫害法轮功学员所采用的各种邪恶手段出谋划策,还有吸毒、盗窃惯犯王春仙、流氓打手张文等一大批所谓的∨包夹犯”。 组成的所谓“攻坚小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强制“转化”迫害。监狱恶警采取给包夹人员减刑奖分的手段,纵容、唆使包夹人员任意打骂坚持法轮功信仰的学员。同时恶警也威逼她们:“自己想办法去完成任务,否则,不给减刑”。(用一恶警的话讲:“监狱里谁好谁坏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利用那些最坏的人来整法轮功学员,只有她们才下的了手”)。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期间,监狱将非法关押在各队的法轮功学员分批转到九队集中。恶警对调入九队的每个法轮功学员,实施一对一的非法强制“转化”迫害。

二零零七年八月,女监将法轮功学员王宏转到九队单独隔离在“秘密转化室”迫害长达三十六天,在恶警史建荣、魏尘的直接操纵、指挥下,薛东坡、汪颖、王春仙、张文等恶徒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一套又一套的迫害方案。先是毒打(张文、王春仙等打手)、不许睡觉、将王宏衣服扒光,在其乳头上吊东西,更无耻、更恶毒可恶的是将师父法像烧毁让其从上面跳过去,这些恶劣行径令人发指。当没达到目的时 ,王春仙(吸毒人员)便在恶警魏尘的指使下,弄来毒品,给王宏打了三针,她们想使王宏身体产生毒瘾索要毒品时,以写“转化书”作为交换条件。但是毒品在她身上没起作用,恶警魏尘与管事犯汪颖、薛东波及打手们便电击她的身体(最大强度),她的身体被电打变形蹦起来,折磨她 的人却狂喊大笑。她们给王宏身上注射不明药物使其神智迷糊、意识不清之际,由恶警魏尘和汪颖等恶人自己起草了一份“转化书”强按了王宏的手印。事过一年之后,管事犯汪颖哄骗王宏说:“你的‘转化书’被弄丢了,你是否再补写一份,被王宏拒绝(假“转化书”。此事是打人凶手良心发现后,揭露出来的)。

在二分监区,法轮功学员徐春霞因手抄《转法轮》等资料,被韩美丽等几个恶警强抢,徐春霞向她们索要时,恶警韩美丽气势汹汹地连打徐几个耳光,并且在带徐上其办公室的路上,韩从背后向徐的臀部猛踹一脚,致使徐春霞头部撞在走廊的墙楞上,血流不止,脑门上留下了一厘米大小的疤痕。零七年十一月,徐春霞被转到九队。一到那里,恶警史建荣、魏尘领着张文几个打手就以查身为名,拳脚施暴,强行扒光衣服搜身,由于她不配合恶徒搜身,暴徒张文将将徐春霞裤脚提起,将徐摔倒在地,恶警史建荣拿起警棍,向已倒在地上的徐春霞臀部猛打。近六十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春霞被恶徒王春仙、张文等按倒在地拳打脚踢,后又将全身衣服扒光,在十二月份的寒冷冬季将门窗大开,电风扇对着徐的脸上吹,又不断的往她的头上浇凉水等,并且连续十几个小时的罚站,致使徐春霞浑身冻的青紫,失去知觉。

零七年十一月,被非法关押在五队的法轮功学员茹红霞被转到九队,她被以上恶人弄到上面提到的“秘密转化室”进行非法强制“转化”迫害。打手们扒光她的衣服,(冬天)赤脚站在水泥地上,打手们对她进行毒打、用皮鞋踩跺她的光脚,脚多处被踩掉皮,两只脚上都是血泡且肿胀,嘴被打歪,牙被撬松动了。恶人用冷水从头浇下,再用风扇对着她吹,把她折磨得昏迷过去,并在她的食品中伴有精神药物。强迫她写出东西后,放回监舍,但不许在众人眼皮下洗脚,恶人薛东波哄骗其他人说茹红霞的脚是被“冻烂”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恶警魏尘要法轮功学员以监舍为单位,在每周“周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认识。当法轮功学员茹红霞、阚光英在“周会”上谈到自己因炼法轮功身体病好了等,监舍管事犯:刘凤英马上向恶警魏尘汇报了。恶警魏尘气急败坏的到监舍里喊叫道:“你们是不是想反了?告诉你们‘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我对你们‘太善良’,网上都说我是一个恶警,我今天就要当这个恶警”。凶相毕露,把茹红霞和阚光英两人双手吊铐在床架上,并抽她们的耳光,不许监舍的所有人睡觉,采用株连手段,利用服刑人员来折磨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张洁入监时,不服罪不穿囚服,遭到恶警史建荣的谩骂和耳光,她晚上坚持炼功被非法吊铐在九队铁栏门上,不许睡觉。(“互监”陪着罚站),她下到八队时,写出无罪申诉,被八队恶警张文侠非法没收。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张洁被转到九队。恶警魏尘领着打手张文、王春仙等打手对她进行非法搜身,张文当着恶警魏尘的面打她的耳光。第二天,恶警魏尘指使打手张文、王春仙、林燕等四人将张洁关在一房间里毒打:王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铁床架上撞;她们用膝盖顶她的大腿骨两侧;并且腾起来把她当“沙袋”踢。张洁倒地了,打手们就用大皮鞋在她的脚关节、膝关节上乱跺,然后,再让她爬起来,打手们一次次重复“练腿”;打手张文用硬塑料鞋底抽她的手和身体,她的指甲盖被打破流出血。几小时后,恶警魏尘推开房间见张洁支撑不住了,扭头就走了。魏告诉其他法轮功学员说张洁心脏“有病”,提前造谣,及早推卸责任。

当张洁和其他被毒打的法轮功学员被带到九队办公室,她们向副监狱长赵海莲,教育科长:姬桂芬,以及九队的恶警们反映服刑人员非法打人时,赵说:“上面有指示,要对法轮功学员‘严加狱警’,你们必须‘认罪伏法’,必须‘转化’。你们只有承认自己是服刑人员以后,再来反映打人之事”。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张洁被非法关进“秘密转化室”由恶警魏尘、薛东坡、汪颖、王春仙、张文对她进行非法折磨。开始是连续几天放造谣污蔑大法的录像等,然后就非法逼迫她写出“转化书”。魏威胁她说:“这里是监狱,你敢讲真话,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薛东波对她喊叫:“你进了这里,不写‘转化书’就休想出去。我们对你的办法就是不许睡觉,接下来就是警棍,再不‘转化’,我就把你当作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你就是我的病人。晚上,张文等几个打手将张洁外套扒下站在窗口冷冻,打她的耳光、不许睡觉,对她进行折磨。二零零八年十月,监狱里给每人发了一张调查表(上级机关发的),调查监狱里有无警察违法打人之事。张洁填写了有警察违法打人之事。事后,恶警魏尘对她进行威胁并要她写出思想认识来。

当有法轮功学员指责恶警魏尘违反公安六条禁令和刑法、利用服刑人员毒打法轮功学员是在教唆纵容犯罪时,恶警魏尘的答复是:“因为时间紧,上面任务重(70%的‘转化率’),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她诡辩:“我没叫她们打你,我只是叫她们想办法完成任务”,并指使打手们:“你们打她们时,不要叫我看见”等。恶警魏还规定:“不经她同意,法轮大法人员不得与监狱的任何人接触、谈话”。以免她的丑闻泄漏、曝光。

接下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恶警魏尘等人反复“导演”着一批批被强制“转化”学员怎样去应付上级部门(监狱局)的“转化验收工作”。魏谎称:“只有‘转化验收过关’后,法轮功学员才能报减刑”。恶警魏一次次的威逼“转化”的学员:“面对上级部门‘验收’时,要面带微笑、轻松自如、不可多说话,只要关键的三句话:‘法轮功是什么、与法轮功决裂、等即可’。如果 ‘验收’不合格的,将再次弄到‘转化室’进行折磨,前面就有王玉芝、张桂兰等学员由于‘验收’不合格,多次弄去‘转化室’就是先例”。当一次次“转化验收过关”阴谋得逞后,九队的值班队长、服刑人员及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人吃一顿“免费”饺子(实际是九队非法劳动所得的支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恶警魏尘给“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人发了一张表,上面写到:“凡在此表上面签字的人,可以免除二十四小时的‘监护’获得一定的‘自由’。凡写过‘转化书’的人不许反悔,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等”。(原文大意)二零零七年底,恶警魏尘因非法“转化”迫害得力,领取监狱 “奖金”二万元,以上三个管事犯各减刑一年,并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其余以上一些打手们各减刑几个月不等。

二零零八年中期,随着九队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增加,又从监狱调到九队一个“法轮功专职警察”:杜颖。她伪善的告诉法轮功学员们:“以后队上不会再有打人的事情发生了”等骗人的话。但是,08年11月,监狱里又关押了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的余金霖。因她不服罪,被恶警魏尘、杜颖指使打手们在铁门外通宵对她进行毒打,惨叫声不绝,随后,她被关进严管队,被折磨成急性胸膜炎送至医院抢救。

被非法关押在六队的法轮功学员马蕴华,恶警为了达到“转化”她的目的,恶警找来铁架子,将她的双手从背后铐起来,或将她吊在铁架子上,白天黑夜吊在上面,不让她闭一下眼睛,也不让大小便。不得已,她只能将屎尿便在裤子里,恶警还不让她换衣服。臭的她们都受不了了,就把她拉到厕所,脱光了衣服用水管子冲,用刷厕所的刷子刷。恶警专门打她阴部和腹部这些外表不易看出的部位。还把她的头按到水盆里长时间让她窒息。又用针扎她的全身,把她的耳朵强行插上耳机,用胶布固定,逼迫她听中共诽谤、诬蔑法轮功的谎言,企图对她精神洗脑。 恶警为了不让她喊叫反抗,用胶布封住她的嘴。长时间的不让洗漱,她的牙齿变黄,头发变成了麻袋片,被单衣服都被擦了屎尿。恶警把她铐在铁架子上的时间长了怕引起民愤又改为罚站,白天黑夜的,站不住倒下就被恶警毒打,她的双腿全部都肿了,后来恶警调来了三个打手轮番毒打她。这些犯人被指使往死里打她。

在六分监区,恶警和犯人惨无人道非法的折磨大法学员,恶警给法轮功学员杨雪芹戴上手铐、脚镣,夏天带到操场上曝晒,让她戴着大号脚镣在操场上跑,跌倒了,恶警上去就打,并叫包夹人员在后面追着跑,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并且对杨雪芹实施不让上厕所,体罚,不让睡觉,二十四小时洗脑灌输的邪恶手段,还以株连式的手段给杨的包夹犯人施压,在十二月份刺骨的寒冬将杨雪芹的冬衣扒光冻她(未婚姑娘),其手段毫无人性,凶残无耻。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女监教育科科长:姬桂芬组织讲课,让每个队(1~9队)的前三位人员上台前写出自己心中认为的中华美德做人的标准有哪些?当法轮功学员王玉芝上台写出“真、善、忍”三个字时,恶警姬桂芬大怒道:“你还敢在这里洪法”。接着,姬大肆诽谤污蔑法轮功在国外有“反华势力”等,而且要人人表态,并作为年终能否评选“监狱积极分子”的一个标准。随后,对王玉芝进行非法折磨,不许睡觉,强迫反复写出“思想检查”。

以上这桩桩件件的事实,笔墨难以记述,在这里揭露出来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自从中共这个真正的邪教倾其全力迫害法轮功以来,已整整十一年了,在这十一年里,所发生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在女监,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一本血泪帐:耿艳萍、左黎、田栓罗、张云贤、张宝玉、徐明霞、王莉、李颜芳、秦丽洁等人。特别是刚非法判入监的法轮功学员,赵宝琴、肖春红、宋献南、李树莲、罗长云、吴亚莉、肖艳萍等人。因为不认罪,常常被服刑人员:刘丽红、张小红等人关在监舍或夜间在九队图书室里殴打并强迫看造谣污蔑法轮功的书籍等。

在女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大多数还未曝光,同时,因为迫害大多都是在背地里,阴暗处干的,有许多事情的发生不为人知。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中共恶党的邪教真实面目,这就是中共恶党在所谓的“现代化部级文明监狱”内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所谓“春风化雨式”的“转化”手段之一角。他们在法律外衣的掩盖下,冠冕堂皇的做着这些严重违反法律,无视人类道德尊严的、灭绝人性的、禽兽不如的罪恶勾当,还口口声声的讲着这是“为了让你们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无耻谎言。为了得到邪党的奖金和其它利益诱惑,满足他们的私欲,而背弃人的良知善念,为了完成邪党压给他们的“转化”任务,用各种邪恶的非法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当今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人进行的残酷迫害事实真相之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17/231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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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洪志大师救了我女儿的命

文/重庆法轮功新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我的女儿今年九岁了,天真可爱,学习成绩也比较好,特别爱劳动,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是我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可是有一块心病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们夫妻的心上,就是从上一年开始,女儿几乎停止了长高。

我妻子是医生,一直给女儿吃有助于长高的最好的钙片,喝品牌最好的牛奶,可依然无效。到了三年级,几乎比同龄人矮了一个头。到几个大中城市儿童医院检查,既无异常发现,亦非营养不良。一天,朋友提醒我去上海儿童医院检查,那里的设备和技术都是一流的,于是我们去了,结果发现孩子脑部有一个瘤子,压迫着脑垂体,影响了孩子发育。妻子看过CT胶片,职业的敏感性让她当即瘫倒在我的脚下,女儿吓得大哭,我也象一下掉进了冰窟窿,浑身透凉。等我们冷静下来以后,只好带着几大袋药无可奈何的回家了。

女儿从此象变了个人似的,除了每天药量没减,饭量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少,成绩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弱(经常感冒、头痛,三五几天就要输一次液),每月都要去医院检查一次,一年多来,瘤子没有变小,反而连神情都变得越来越呆滞了。家里象塌了天似的!

正当一家人感到绝望之时,孩子的大姨来了。她是炼法轮功的,曾被邪党610非法劳教两年;以前也给我们讲过真相,可我们一直听信中共造谣宣传,特别是妻子只信医院能治病,其它的一律不听。可他大姨说:这次是专门来救孩子的。这一年多来,你们跑遍了大小医院,花钱不说,病情毫无好转。难道你们只相信邪党的谎言而不顾孩子的死活吗?我既不要你花钱,也不要你跑路,只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你们有空也陪着孩子念,多简单呀!何必非要那么死心眼呢?

我和妻子四目相对,黙黙不语。她见我们默认了,就从身上拿出个护身符给孩子戴上,并且动员孩子退出了少先队,然后轻轻的、 严肃的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我们也跟着念了起来。

第二天,孩子一觉醒来,我和妻子都发现孩子的眼神又有了光彩,小脸也有些红润了,吃饭的时候还出现胃口大开的样子。饭后我们叫孩子吃药,孩子说:我的病好了,头不痛、也不重了,可以不吃药了。她大姨也帮着孩子说:既然没病,还吃什么药呢!可是我们高兴归高兴,心里怎么也放不下,仍然说服孩子大把大把的吃药,她大姨见我们坚持,无奈的轻轻摇了摇头。

到第四天,照例到医院去做每月一次的CT检查,当片子送到医生手里经翻来覆去看过之后,医生奇异地望着我们问:是否给孩子做过其它治疗?我们还以为是病情加重了,急不可待的反问医生:怎么哪?医生递过片子说:自己看吧,瘤子没有了。

我和妻子抢过片子仔细看着,果然瘤子不见了。妻子抱着女儿喜极而泣。医生说:一个脑瘤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从未有过的事,这算是个奇迹。我们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谢过医生高高兴兴的回家。

我们首先把这喜讯告诉她大姨,请她感谢大慈大悲的李洪志大师,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主动请她给我们夫妻做了三退。

两个月后,孩子长高了两厘米,在学校也恢复了以往的聪慧,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为此,我们还专门宴请了关心过孩子的亲戚朋友,让他们共同分享我们的快乐,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共同举杯感谢李洪志大师救了我家女儿的命。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17/231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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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智利大矿难震撼中国人

作者﹕曹长青

【大纪元10月17日讯】今年初智利大地震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智利大地震教育中国人”,指出智利地震8.8级,超过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破坏力并是汶川地震的15倍,但智利死亡人数是八百人,中国则是近九万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因智利有“全世界最严格”的房屋建筑法,并严格执法,所以房子建得结实、抗震;而中国被震塌的房屋,尤其校舍,很多是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另外,智利的民主制度和皮诺切特时奠定的市场经济及富有(人均收入一万二千美元),在地震救援中,也体现出远超过中国的优势。

这次引起全球关注的智利矿井崩塌(33名矿工被困井下69天)大救援,跟中国的矿井灾难处理,更是形成鲜明对比,更让人看出两国制度、两种政府的不同:

中国矿难死亡全球第一

第一,矿井崩塌后,智利政府全力以赴,不管跟地下矿工失去联系多少天,也绝不放弃营救。而在中国,没看到哪次矿难,政府能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中国网络上有评论说,这样的事(长达两周多没矿工音讯)如发生中国,当局早就宣布人都死了;在智利,矿工是“升井”(被救出来),在中国则是“升天”(在地下等死)。

第二,智利被困矿工被发现时,已在井下17天,所以还能幸存,因井底有避难所,那里备有氧气、水和食物等。中国的矿工说,他们多数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中国的矿井有“避难所”这种设施。所以一旦矿井塌方,没水没食物没氧气,无法坚持多久。再加上中国的很多私人小煤矿,根本不符安全标准,导致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近年来一直世界第一。去年中国官方公布就有2631人遇难(美国是34人)。2002年最多,中国有6995人因矿难死亡(专家说,实际数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大)。

人家才是人类,我们被当成类人猿

第三,智利矿难发生时,正在外国访问的总统皮涅拉马上回国,并立即赶赴矿难现场,跟被困矿工的家属们一起,待在矿坑外临时搭建的营地,亲自指挥救援。他跟第一夫人表示,“我们会整日整夜不休息,直到最后一名矿工被救上来。”从始至终,智利总统都在现场,每个从井下被救出的矿工,总统夫妇都给予拥抱,献上第一时间的祝贺和安慰。中国网民感慨说:真羡慕这把人当人的国度!人家总统都亲临,真是人类!我们矿工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被当成了类人猿!中国领导人别说赶到矿难地亲自指挥营救,即使发生四川大地震,近九万人遇难,胡锦涛都没去现场。媒体拍到有当地共产党高官,不仅没悲伤,还一脸笑容。

在智利矿难中,被困矿工中有一名玻利维亚人,获救后跪倒在地,十分激动。智利总统不仅跟他拥抱,玻利维亚总统也专程赶到现场(就为了本国一个矿工)营救和迎接,并用总统专机把他接回国,还答应分给他一块土地。因到外国打工并做矿工的,都是很穷的人。

第四,中国发生矿难等,当局首先想到的是封锁现场,禁止媒体报导,不让世人知道真相。而智利的矿难现场,却向全球公开,有1700名记者云集,现场实况拍摄报导(Fox报导,全球约有十亿人观看)。智利政府还用光纤视讯,让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被困在地下七百米深处的矿工实况。中国网民感叹说,这跟中国差别太大了!“他们敢向全世界直播,而我们连记者也不让进。”

中国看重政治,智利看重生命

第五,智利不仅没封锁新闻,更接受先进国家的帮助。在矿难现场,除智利本国国旗外,还飘扬着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的国旗,表明这是一场国际合作的救援行动。具有登上月球技术的美国宇航中心派出了专家队,矿工们升井的过程都是穿着美国的宇航服,这种特制的紧身衣可测出血压等状况,有利抢救。地下光纤是台湾提供的,起重机是中国制造的,智利用全世界的技术和人才,进行了人类难度最大、也最成功的一次营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但在中国,即使是四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也拒绝外援。在急需救人的黄金72小时,中国政府拒绝一切外援,连震灾救人很有经验的日本和台湾救援队也被拒。这跟当年唐山大地震时“四人帮”的做法几乎一样。中国政府至今看重的仍是政治,是怎样有利统治;而智利看重的是生命,是政府向人民负责。

中国矿工像从地狱扒出来的

第六,智利的救援工作细致到可谓臻美。为保证受困矿工的健康,请美国营养师制定了特殊食谱;还提供了用灭菌铜纤维制造的短袜,以防地底高温潮湿下感染脚气(湿度85%);因久未见阳光,矿工出井时被戴上特制墨镜(每副450美元)以保护眼睛。从电视上看到,在第一时间跟他们拥抱的总统,还特意叮嘱“别摘下墨镜”。

智利政府把33名被困矿工的家属们,接到了矿井旁的营地。总统夫妇跟他们一起聊天,通报最新情况,以减轻其担忧和焦虑。每个被救出的矿工,在跟家属见面后,都会被直升机送到附近医院,在那里观察至少48小时,然后进行为期半年的灾后心理创伤复建疗程(根本不用上班了)。政府还安排传媒专家,教这些成了“名人”的矿工们如何应对媒体等。

那些获救矿工,虽在地底被困69天,但由于政府细心安排食物和医疗救助,出来时,都生龙活虎。中国网民感叹说,“看人家,仿佛是外出旅游了一段时间,回来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装整洁!哪像我们那些矿工,有幸出来的,像是从地狱里扒出来的……”

那些被困矿工家属在等待时,智利政府还特意在临时营地设了发廊,以便矿工的妻子和女友们做头发、修指甲,梳妆打扮,给十周没见面的她们的男人们以“惊讶”,重燃罗曼史。那份关心和细腻,传递出这是一个多么有人性的国家!

虽然智利政府做了如此努力,但最后被救出的那个矿工(他是工头和自发领导者),却在跟总统拥抱后,毫不客气地警告说,这样的事,今后不能再发生!自愿进入井底安排救援的技术专家,最后一个返回地面,总统问他独居井底(26分钟)时想的是什么,他也说,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根本没有三叩九拜地感谢总统和政府。而中国则是另一种景观:“我们的矿工升井后,第一件事是感谢领导,第二件事是感谢国家。”

中国人命不如一条狗

第七,智利政府给每位获救矿工的补偿金相当300万人民币。一位矿业富豪另给他们每人一万美元。电视台的采访报酬更丰厚,高达40万美元;里外加起来,一个被困矿工能拿到约600万人民币。此外还会有出书、拍电影、做广告代理等未来收入,可谓因祸得福。

而中国的矿工,别说获救的,即使遇难的,赔偿费才是几万元而已。例如2003年底的重庆特大井喷事故,190户遇难家属总共才获得三千万人民币的赔偿。当时有一家三口遇难,才拿到30万赔偿金,平均每条人命还不到两万美元。中国政府的飞机火车死亡赔偿规定是:空中遇难旅客最高赔七万元(人民币),火车最高四万元。地面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则按每月当地平均生活费乘以10年计算。有人按某地生活费标准算了一下,一个农民的命等于一万四,城市的人命是五万五(人民币)。所以中国发生人命不如狗值钱的现象:上海一位老人的儿子因医疗事故死亡,法院判赔三万元,而当地一条名犬因医疗事故被治死,法院按狗的价值判赔五万元。

差距太大,震撼太深!

坐在电视机前,看智利的矿工被营救,不仅为他们获救、跟家人团聚而高兴,更想到中国那些人命不如狗命值钱的苦难和悲惨。正如中国网民所感叹的:差距太大,震撼太深!而智利获救的矿工,所以激动地高呼“智利、智利”,自发地挥舞国旗(当时智利国旗销售一空),大街小巷都鸣车笛欢呼,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重视人命的国家!

智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看看两国宪法就明白了。智利宪法第一章第一款明确规定:“保护人民及家庭是国家的义务。”而中国宪法序言写的是:国家的根本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要保护的是共产党的绝对权力!

当33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后,智利总统兴奋地说,2010年10月13日是个吉利的日子,“10+10+13=33,这是非常幸运的数字。”其实不是日子幸运,而是智利的民主制度,保护了智利人的生命,使他们有自由,有尊严,有幸运!

2010年10月14日于美国

——原载《观察》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0/17/n30569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