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所认识的刘晓波

徐星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刘晓波恶骂钱钟书的文章,不久又看到了一篇署名钟凝的文章反驳刘晓波。刘晓波这个久违了的名字和一些往事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刘晓波和他的妻子陶力一起骑着自行车,几乎横贯了整个的北京城,从北师大来到我住的大杂院,他自我介绍了当时还无声无嗅的名字,那时来我家的人较多,各色人等,差不多天天有客人,刘晓波除了他们是我朋友的朋友这一原因以外,这俩口子留给我妻子和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和一些外地来京找我的文学青年一样,刘晓波很不放松不太自然,神情拘谨,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好在陶力和我妻子也还谈的来。刘晓波谈的较多,但我们几乎没谈什么文学,找房子买菜换煤气罐想和刘索拉聊聊都是话题,刘晓波渐渐松弛下来,我们又谈了谈彼此的好玩儿经厉,第一次见面刘晓波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丁玲主办的“中国”停刊的时候,又有过几次偶然的交谈,据说“中国”纯粹因为人事停刊,我们都有些不平,我们都在“中国”上发东西,都认为“中国”办得不错,这时见面接触多了一点儿,搓饭,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几个朋友,妻子们各显手艺,几家争鸣,那时刘晓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师大的一个筒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房子,七八个人来吃饭,陶力的身体很糟,忙忙叨叨地做饭,真是难为了她。

后来我被烤鸭店开除,砸了烤鸭店清洁工的饭碗,吃饭没着儿,惶惶不可终日,刘晓波好像忙着考博士,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些。一天,在六部口我正和一个朋友登着板儿车叫卖旧杂志,被警察和工人民兵赶的到处跑,刘晓波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仅从衣着打扮看来,我们之间的反差很大:刘晓波穿着一双皮鞋——尽管拙劣但是皮鞋,一件干干净净的确凉的衬衣,戴着眼镜儿,而我是一件脏细细的套头衫,为了登三轮车方便还穿着一双快散架了的朔料拖鞋,剃着一个光头,我承认:从外表看来我完全像一个胡同里的无所事事的小流氓……这一次刘给我印象尤深,我发现刘晓波很有点儿为与我们在一起为耻,为我们不好意思,和平时交往中他渐渐给我表达出来的潇洒好像不大一致,因为他戴着眼镜,一付知识份子样子,而我们却是不打折扣的贩浆者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絮叨这些小节,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对刘晓波的一个完整概念,“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后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晓波,从此这真实的刘晓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晓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晓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晓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后尽管成了“黑马”; 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如同我认识的很多今天的“鸭头”们一样……

在北医附属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刘晓波扶着我的三轮车把,我坐在三轮车上,这一次我们谈了文学,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买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买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

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匹“黑马”,我们再遇到时,他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化很大,大的惊人,像一个暴富的酒店伙计, 从人人争说刘晓波的时候始,我们就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了,一来他忙,二来我毕竟太凡俗,不愿被人认为拉大旗作虎皮。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想认识刘宾雁,我领他一起去看了一次刘宾雁,出来后又到吴祖光家小坐。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来我家一起吃饭,这是他变成“黑马”以后第一次来我家,他带来一本新作“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 — 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 — 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

这大概就是我和刘晓波的全部交往了。

白云苍狗,后来我去国赴洋,在中欧的一个小镇住下来终日读书,无所作为不问世事。

有一女作家朋友自台湾来,带来一本书说是特意准备送给我的,看我的眼光有点儿意味深长,看看封面上的内容提要上面一句醒目的红体字“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心中一震。

这是一本写“六.四”的书。作者刘晓波。

“六,四”常常在我心中引起一种非常复杂地感情,复杂地让我晕头转向,这也是我出国以来从不谈“六,四”的原因,甚至说我是特务的谣言使得国内的“朋友们”根据我出国前的“迹像”来推测我“到底是不是”、一些朋友甚至断了联系的情况下,我也不想说,我常常想我还活着,无论谈什么对死人来说都没意义了,对活人谈也许有意义,但我不负有这一使命,况且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多的已经不仅凡“六,四”以后出国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六月三号晚上飞离中国的人身上已经开始带“六,四”的“伤”了,这里到真是可以借用一句刘晓波的话来说 —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有目共睹,罪恶就是罪恶,而谎言却需要剥去伪装。我耻于和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们一起”流亡”,我不想和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如果说我出国后做过什么有关“六,四”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些要求被释放的政治犯统计名单中,不知为什么不列入尚在监禁之中的刘晓波, 尽自己所能大声疾呼过几次。

没想到我第一次谈“六.四”竟是由刘晓波引起的 ……

所以谈起, 是因为这本看似真诚地书, 毫不真诚地几次指名道姓地提到我。透过看似“忏悔”的烟雾,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本书中大量地、不太巧妙地、自我形象塑造,这尚可理解,这是刘晓波的风格,为了成功把“最真实”当作手段也没什么,反正总有人相信,但这一次 — (我并未特意做过什么了解)看起来好像不大成功,至少对我谈起这本书的人,多给予不屑的评价, 当然更多的是嘲笑, 说是给人一种过了气儿的女演员、不知当今何世的感觉云云, 由此可见。

直到看完了全书, 我不由地惶惑了,没想到可邻的刘晓波已经到了这部田地了,甚至不惜三次直接了当地提到我,根据需要, 时而直呼其名,时而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三次讲到我的情况,居然没有一次是事实,不是事实的“六.四”文章很多,出于各种目地写,但捏造出事实却只是为了打扮自己——大概不多见,因为这需要一些勇气,我不由地想到此书封面上的那句“中国, 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话竟然由刘晓波说出, 真有点儿讽刺的味道了, 笑过之后并问自己:你真的理解该位刘晓波的同志吗?并有点儿懂了送我此书的朋友看我时的意味深长眼光了。

写到这儿,似乎又不太想写了,这有悖我不谈“六.四”的原则。 但又一想,刘先生已经出了书,白纸黑字,事关千秋万载,虽说我不像刘晓波先生那么自爱,不仅自己老作“深刻内心反省”, 还得拉着几个作垫背;但爹娘造我一场,活到三十好几,堂堂一米九高的血肉之躯,随便让人作贱, 也太说不过去,至少我应该把刘晓波提到的几件事实澄清。

本书第一次提到我说是“五月十五号 …… 徐星等几十人来到场 …… 他们每人挎着肩带, 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 这种自视有特殊身份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势, 白杰明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我所了解的有姓名肩带的游行只有一次,(“代表作”的名字到是没见到,参加游行的朋友很多,有些人现在国外,大家可以一起回忆,是否如刘所说? 也许刘有更准确的记忆? )那时根本不知刘是否在国内,见到带着肩带的队伍过来了, 我第一个反应是厌恶, 后来有人为我解释了原因。那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为了抗议“四. 二六”社论,我在复兴门加入的队伍游行到人民日报社门前,尽管我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仍没这样做, 记忆中队伍不到宣武门时,带肩带的几个人不知为什么,先后摘去了肩带,以至在人民日报社门前,互相找不到。

如果刘晓波只是道听途说也就罢了,但五月十五号我在他所说的队伍里、自从他出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 他也应该清楚地看见我有没有所谓“肩带”,因为我们对面坐在广场的花砖地上谈了大约五分钟,就外国女人的话题开了玩笑,刘晓波给我的印像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急着要进赌场而没有赌资的赌徒,鉴于刘的性格,我建议他先多看看,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别先急着下“赌注”……

要“忏悔”自己尚说的过去,但在“忏悔”的时候还不惜捏造事实,仅仅为了絮叨自己的与众不同, 那么这样的“忏悔”有几分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第二次提到我, 是在“绝食团”的帐蓬里,” …… 他倦缩在角落里, 走近后才能看清他沮丧的表情, 他是徐星 …… 他说:晓波,我想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混蛋学生不理我,我想在广播中讲几条建议他们也不让,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也不管用 ‘” 然后一名叫程真的女学生“ ….. 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别理他, 这人挺无赖。’”,请注意刘晓波所说的程真的叙述,因为这为刘晓波为什么一直被拒之门外留下了伏笔,既然被刘逼上梁山,我不得不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之所以在帐蓬里,是受一个学生朋友之邀,因为他一直就在帐蓬里,他说我们写东西的人,应该看看,这是历史,我赞同这个看法。看了几天,有时也过夜, 和朋友一起帮助作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被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领袖邀请,参加了一个“绝密”的会议,(在帐蓬外, 帐蓬里虽说如刘所说的戒备森严,但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谁也不认识谁,学生耽心不“保密”)事前他让我讲讲看法和意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谈了大约几分钟,会开完了,内容完全可以对全体学生公开,无非就是下一部怎么办,我什么也没讲,我和那位同学,一起回帐蓬,他问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我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

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有何“建议”要讲,而且还要如刘晓波可笑的描述,扯上我的小说。

后来在广场上一辆公共汽车旁,我向柴铃简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我说谁也没权力说三道四,你们什么名人也不要相信, 柴铃作了一个不屑的表情。 因为我刚刚在广场外边,“知识界联落站”目睹了一场名人们演出的活剧, 有人传来戒严的消息,“知识份子”们吓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因为有人在观礼台上喊了一声:“军队来了!”一些“知识份子”立既哆嗦了,(不是亲眼看见, 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会被吓成这样)拿了东西 — 甚至顾不上拿全, 撒腿就跑。 正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的“知识份子”现在海外不断地发文章大谈“六. 四”, 俨然以英雄自居。 经厉了这些, 一点儿也不会为了毛泽东之所以轻易玩弄所谓“知识份子”于股掌之间而诧异。

再回来看看刘的书,看看吧,我“沮丧的倦缩在角落里”,想讲几条建议都不行,而他却是被“邀请来讲演的”(没写被谁邀请)还有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都不管用”而他却“立刻高声说明我是谁”被指点从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后门”进来了,当然,如果我不是如成真所说的我“挺无赖的”,那又怎么解释他在前面写到的他多次试图进入帐蓬(当时的核心层)的重重困难?显然他不“无赖”,所以他进不来。为了找回一点儿自信,“失落”了一次的刘晓波不惜用他的赫赫声名来和我这样一个既不知名也不重要的人作了一个尽管有点可怜和拙劣但还算成功的对比; 如果不加上后一段不打自招:“我接过话筒,刚才受阻时的愤怒, 屈辱和报怨一扫而光。” 可笑的是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比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

大概这也是他后来不甘失落, 作鸣人之举的绝食的心理基础。

在本书中第三次提到我,不能说一点儿也不真实,那就是我确曾要求过和刘晓波一起绝食,谈不上“三番五次”和通过他的“好朋友说情”,刘晓波的好朋友也许很多,但我只认识一个,也是我的好朋友,正是通过他,刘晓波才得以闯到我家来,我们才得以认识。但那天这位朋友并不在场。正像此时为我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一样,大概除我以外此时没有什么别的“著名”的人可以让他对比出他比“著名”还高大。但这次绝食背后的事情他居然一字未提,可见用别人的话来自我标榜为“有的朋友几乎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这本书, 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八九抗议运动」的众多文字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它的真诚、它的严厉的自我刨析和对这场运动夹叙加议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八九抗议运动」的本来面目。”的书并不真诚, 如果刘所说的是真话,那么看来刘还真有几个善良的朋友。

既然叫到“真”, 就得说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刘的绝食,(遭到他拒绝的原因, 他在书里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原来他不愿别人和他一样当“英雄”,幸亏为他拒绝了,直到看到本书我才意识到险遭一场愚弄,又为绝食的其他三人婉惜,由其是我绝对不能想像周舵是为了去当英雄, 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 但他给我极正派的印象,这也是朋友们的共同评价。)从五月上旬到下旬“几万知识份子大绝食”的动议一直持续,也曾有人问到我,我表示我不是知识份子,所以我不参加。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刘突然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在广场上的时间很多,身心很疲惫,正在家睡觉,我妻子叫醒我接电话,刘在电话里说:他想去绝食, 让我和他一起去,并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和当时所有的“绝密”一样,他也挺“绝密”的, 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同意,我问他,形势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必要去绝食?谈的不太喻快,挂断了电话,我妻子还说了一句,“晓波他妈的发疯了”

六月三号,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三人,不知为什么那位朋友没告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 准时到场, 发现其他三人都很安静,而刘的绝食完全成了闹剧,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有限期绝食”,在家里免一顿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绝食”, 当时刘在大放卫星, 做作的悲壮表演, 这时我已经不想再加入了, 但其它三人的默默地真诚的确感染了我, 我在纪念碑前的帐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会儿,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我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学生们中间……。

这就是刘所说的我要参加他的绝食的经过, 没想到事过三年多以后会被刘拿来当粉往脸上擦,幸亏我当时有个妻子,经历了事情的全过程,否则一切都让刘先生一个人“真实”了。

书中叙述有关我的三件小事全不真实, 第二件完全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这些小事对于整个的事件不很重要,但事关“六.四”不能不严肃,联想到出国后看到的写“六.四”的文章,多以全知全能的口气做“全景式的、完整地”描述,引起读者的反感,事实上当时群众被军队一部份一部份切割开的情况决定了没有一个人能作到“全景式地、完整地”观察, 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以对历史负责地态度,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由其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那将真实可信的多,而不是以刘晓波先生的这种“真实”,我不知在此书中为了刘的“坦诚、真实”,其它在书中被反复交代真名实姓的人有何感想。

现在老一套又开始了,先是尥撅子的“黑马”,然后是李泽厚,这一次是钱钟书,刘早已从自己多年来编织的梦中醒来,我们不能说刘不知当今为何世,大概只能说过了气儿的女演员还贴切一点儿。以刘的聪明我相信他深知当今的一切鸡零狗碎,我们朋友一场,我想借此机会奉告刘一句话,在“超人”的注射剂发明以前,甘做普通人苟活吧,尽管有好心的朋友乐善好施,让你搭车,也是看你赶路辛苦,并不说明你就在车上,更不说明这车就是你的。因为别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比拟的代价,而你确在一味地找便宜。

对于钱钟书,我无话可说,我不喜欢任何理论,也不懂理论,我只看过小说“围城”,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的一部,我要说的还是该刘晓波,先弄弄清楚什么是“大隐”“小隐”再引用可能好一点儿,在这儿我愿意无偿地帮你一下,毕竟是老熟人嘛!“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

博士都做了,不至于记不住吧?

(其中六.四部分写于1992年)

(可任意转载)网文,未经确认,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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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oughts on “徐星:我所认识的刘晓波

  1. 据晓波自己供述,前妻与其离婚前妻错在晓波自己,而不在前妻。

    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晓波反省道:“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

    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2. 张耀杰关于刘晓波的两段回忆

    2000年秋末的一天,我如约见到了晓波,地点是首都师范大学北门附近的金山城饭店。交谈过程中,晓波说到高兴处指着我的鼻子告诫说:“张耀杰,你要想当领袖的话,就应该像我一样进去住上几年。”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没有做出激烈反应,而是相对克制地争辩说:做人还是应该厚道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当领袖的意愿,我只是一个从小吃不饱饭的农民子弟,而且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差。我拼命从农村逃出来,是想弄明白中共当局1959年时为什么把我勤劳善良的爷爷以及同时代的几千万中国人给活活饿死,而且让我这一代的农民子弟从小饿着肚子呐喊毛贼万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研究明白的历史真相和自己想明白的人生道理,讲给更多人;而不是要像几千年来习惯于官本位的中国人那样,替自己谋到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官位。河南老家的母亲虽然改嫁,仍然需要我提供生活费;我的儿子还没有上小学,需要我抚养成人。我自己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写作整理出来,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当什么领袖呢?!

    ——————

    师涛出事后,他的代理律师也面临出事的危险。我在王力雄和张祖桦先生负责经营的递进民主网里面给晓波留言,希望能够及时更换律师,并且希望朋友们能够为此事捐款。没有想到晓波与另一位朋友的答复是,师涛的案件由中文独立笔会负责,不用我这个外人费心(大意)。等到师涛一审被判处十年刑期之后,还有一位笔会会员给我留言说:“现政权维持不了几年就会垮台,师涛判多少年的刑都没有关系。”

    我对笔会在师涛一案中的相关表现,一直采取隐忍态度,只是私下建议师涛的弟弟师华,另请莫少平律师代理上诉,并且尽自己的力量为师涛案提供了一点助力。但是,师涛十年的刑期,还是被维持了下来。

  3. 方励之奥斯陆日记(其中谈到刘晓波逸事)

    奥斯陆 四日四记

    作者:方励之

     美国之音 2010-12-14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克朗(合10多美元)。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一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 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现在呢?

    刘晓波和辩论自由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NPP 对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主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

    他说:“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4. 刘晓波批判方励之先生的原文

    文坛“黑马”刘晓波: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2010年10月10日02:38香港《解放月报》

    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1988年),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 (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不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 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5. [短评]刘晓波先生的勇敢和软弱

         徐水良
        2010-10-16日
    刘晓波先生被称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简称首席或第一)软骨头。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刘晓波先生骨头之软,软到让人惊讶的地步,软到上中央电视台为中共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的人的谎言背书作证的地步,软到64以后,配合中共,多年内颠倒黑白,长期攻击89民运和89民运参加者的地步,软到在监狱中赞颂臭名昭著的中共监狱制度的地步,软到鼓吹没有敌人,中共暴政不是敌人,为中共保驾护航的地步。

    但这种软,是在中共这个强大对手面前,在受到中共强大压力的时候。

    但在攻击被中共长期摧残、无力自卫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面前,在把共产党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头上方面,在满口粗话脏话,满口胡言乱语方面,却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配合中共一贯做法,攻击中国传统文化,贬低被中共长期摧残的中国人,配合中共,把共产党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头上,证明中国人不配享受自由民主方面,没有实际压力。相反,却受到当权者的纵容和支持。并且,通过精心设计的、惊世骇俗、故作惊人之语的胡言乱语,却可以大出风头。

    读完这个谈话,一个满口粗话脏话、满口胡言乱语、故作惊人、惊世骇俗之语,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出名、出风头,冒充学者的浅薄的愤青形象,跃然纸上。

    刘晓波在谈话中,声称中国“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西方“汉学家中98%是废物”,《河殇》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还远远不够”,“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声称自己“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等等等等。

    花瓶民运以领袖刘晓波为光荣,为骄傲,以刘晓波为学习榜样,纷纷集结到这样的“领袖”“刘晓波的旗帜下”,他们是一批什么货色, 不言而喻。

  6. 在方励之先生被中共打击,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被批判的时候,刘晓波像他一贯的做法那样,很有选择性。刘谩骂成为反对派的、当时和后来影响最大的方先生,排除方是思想领袖。肯定当时体制内没有被中共批判或批判不厉害的李泽厚、金观涛、温元凯是思想领袖。当然,四大思想领袖,都比不上他刘晓波,与他相比,他全部否定,认为是负面的。他的原文,在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谈话中。他满口粗话脏话几乎让人不忍卒读的原文

  7. 从刘晓波88年与方励之交道看刘晓波为人

        安魂曲

       2010-12-15

    从刘晓波88年和方励之老师打的交道,可以看出其人的不少问题!

    我一直不知道88年底刘晓波曾公开“批判”过方励之老师,直到今天读了方老师的“奥斯陆四日四记”后才知道刘晓波骂过的人中居然还有方励之,而且就在六四前夕!

    注意88年的方励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仍然是中国受迫害知识分子的象征。

    大家请千万不要忘记:88年的夏天,以及后来刘晓波公开骂方励之“他算什么青年导师”的88年12月,可是在方励之因86学潮遭到迫害,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北京天文台(老方讲过:那段时间他去外地讲学都要申请,专人陪同如临大敌)。。。之后。同时距八九学潮已经相当近了。

    这时的方励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仍然是中国受迫害知识分子的象征,很多人都对其充满了崇敬——当时王丹就私下和老方以及李淑娴夫妇有过很多交往,并且在他们的鼓励下于北大组织了”民主沙龙”。。。八九年初,方励之则联合其它一些知识分子,共同发布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文告,再度震动了世界。

    而这个时候的刘晓波却在干什么呢?从方励之的回忆看,他虽然专门闯进了方励之家中,但却完全没有兴趣和人家讨论中国的人权民主等问题。。。过了半年(就在方励之发表那篇文告之前),却忽然高调“批判”起方励之起来,而且贬低他说“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

    ——显然,在当时刘晓波这么痛贬方励之,不仅没有一点支持(甚至哪怕同情)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意思,而且颇有帮中共顽固派在海内外打压方励之形象、尤其打击其因八六学潮而在青年学生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嫌疑。

    所以从这段历史看,至少到了88年底,当年的“文坛黑马”刘晓波,还完全没有一点支持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主客观意识(而在同时,王丹以及我们很多学生、知识分子早就在下面暗中积蓄力量,准备推动八六学潮未竞之事业)。。。这么一个“参加革命迟缓”、“革命意识淡漠”,甚至有助纣为虐之嫌的知识分子,却忽然在短短半年后的八九学潮中高调登场,成为政治明星!

    对于一个已经成年了的人,这种忽然间的“政治急转弯”可能么?这难道不值得每一个有点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质疑么?

    更绝的是:把刘晓波对方老师的态度,和他后来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所描写自己反应的对比一下,其人品立现!

    方励之对刘晓波的一段回忆(发生于88年夏)——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描写的他自己对学生发怒的场景(发生于89年夏)——

    “回到绝食棚﹐正巧碰上一个学生在讲述戒严部队向广场推进的情景﹐他的头上缠一条白毛巾﹐脸上是一道道汗渍﹐衣服脏兮兮的。我让他坐下﹐喝口水﹐慢慢讲﹐并掏出一包烟打开﹐递给他一支﹐为他点着。他吸了一口烟后﹐毫不在乎地把手伸进我的上衣口袋﹐掏走了那包烟﹐揣在兜里﹐扭头便要走。我一把抓住他﹐气愤地说﹕“你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你以为革命了就可以白吃﹐白拿﹑白抽吗﹖你把烟给我掏出来﹗”说着﹐我又劈手抢下他叼在嘴上的那支烟﹕“就你这号人﹐我的烟扔了也不给你抽。看你一副苦大仇深﹐流氓无产者的样儿﹗要共产回你自己家里去。你给我滚﹗”几个医生上来劝我别动怒﹐为这点小事不值得。刚纔在广播站的受辱和这个不懂起码做人原则的学生﹐使我的心情灰暗到极点﹐我忽然又不知道自己发起这次绝食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在献身于民主还是在捞取功利。”

    大家看明白了么?

    A.刘晓波在“末日独白”中提到的那个“不懂起码做人原则”的学生,只不过在阻挡戒严部队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因身处广场“处处皆兄弟”那种极其特殊的场合,一时没有太注意而随手拿了刘晓波一包烟。。。就被刘晓波当场破口大骂!

    B.而刘晓波自己呢?一年前才从自己根本不熟、甚至没说过几句话、临走前还不客气地贬了一番(后来更专门批判)的方励之先生那里,未经主人允许就顺手牵羊拿走别人给他看的一本书,事后毫无交代不予归还!!

    ——我想,方励之先生如果和刘晓波一个德性,当时恐怕更有理由对这个“不懂起码做人原则”的大知识分子博士生勃然大怒道:“你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你以为革命了就可以白吃﹐白拿﹑白抽吗﹖你把书给我留下来﹗”。。。“就你这号人﹐我的书扔了也不给你拿。看你一副苦大仇深﹐流氓无产者的样儿﹗要共产回你自己家里去。你给我滚﹗”罢?!

    其实,因不懂礼貌或不顾场合随手拿了人家东西并不奇怪,也完全不值得主人破口大骂,只要制止并说清楚就可以了。。。关键是刘晓波自己明明恰恰就是那种根本不尊重别人物品所有权的大大咧咧之徒,却有脸反过来对一个比他小得多所处场合更特殊复杂得多的可怜学生破口大骂、甚至多年之后还耿耿于怀、要把这件事情写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

    我想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刘晓波的人品已经很清晰地被他自己描绘了出来。

    仅仅从政治角度分析,这位迟至88年底还毫不留情地痛扁当年中国受迫害知识分子象征,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显然缺乏起码关心和同情之“文坛黑驴”,居然在六四期间突然隆重登场,一跃成为政治明星。。。后来这位明星又因为上中央电视台“作证”(当年全国被捕人士上万,也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而知名度更上一台阶。。。 被免予起诉释放后不到两年,他又急急忙忙在海外出版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在其中用大量文字批判甚至歪曲、侮辱当年的广场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偏偏忘记了他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已经完成博士教育的成年人身上,难道大家还幻想此小人可能突然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么?!

    善良的人们啊,请擦亮你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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