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们的宇宙至少四次进入其它宇宙


科学家称已经找到证据表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中发现的四个圆形图案是“宇宙擦痕”

【大纪元2010年12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编译)科学家们日前表示,他们发现了久远以前我们所在的宇宙曾经受到其它与我们平行的宇宙“挤压”的证据。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伦敦大学物理与天文学学院的史蒂夫‧菲尼(Stephen Feeney)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案进行研究后得出了这一惊人的结论。研究团队称,他们已经找到证据表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中发现的四个圆形图案是“宇宙擦痕”,这意味着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至少四次进入过其它并行的宇宙。

这一发现基于现有的宇宙永恒膨胀理论,又称多元宇宙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广阔的宇宙空间由无数个独立的宇宙构成,每个宇宙又能产生无限多个子宇宙。而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科学家认为,不同宇宙在相互碰撞时会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留下特定的痕迹。

这一发现目前尚存在争议。研究论文发表后,已经有多名天文学家致信作者,称现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中所见的东西下结论为时过早。菲尼的团队也承认:“在一个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这样的大型资料库中找到的统计数据可能并不都是可靠的。但如果将来有可靠数据证实曾发生过一次宇宙间的撞击的话,那么我们将不仅得到我们自己宇宙的信息,还能获取其它宇宙的信息。”

宇宙周期不断循环

就在一个月前,亚美尼亚埃里温物理研究院的瓦赫‧古萨德扬(Vahe Gurzadyan)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发表的研究论文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WMAP探测卫星发现的证据显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产生的时间要远早于大爆炸,这表明宇宙形成的时间可能比之前推测的要早得多。


亚美尼亚耶烈万物理研究所的瓦赫‧古扎德亚(Vahe Gurzadyan)通过分析WMAP探测器数据发现的同心圆环结构。(网络截图)

彭罗斯和古萨德扬称以前的大爆炸在此次宇宙中留下的印记存在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中。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目前仍停留在大爆炸发生后30万年的状况,因此保留了早期宇宙的信息。事实上,彭罗斯和古萨德扬此次发现了背景辐射中存在一种同心圆环结构。

彭罗斯解释说,CMB中的同心圆环结构意味着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永劫循环。一个宇宙周期终结时,会引发新的大爆炸,产生新的“一世”,也就是一个新的宇宙周期,这样不断循环。此次发现的圆环结构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世”宇宙以前的旧“一世”遗留下来的痕迹。

彭罗斯将他的理论称之为共形循环宇宙学(Conformal Cyclic Cosmology),他认为,宇宙不是产生于大爆炸而是经过一个连续的永劫循环。每一劫都是从零开始,具有高度一致性。由于它的发展和物体的形成,宇宙变得不那么统一了。当足够长的时间过去后,所有的物质最终都会被吸进黑洞。斯蒂芬‧霍金已经证明,黑洞最终会在一阵辐射爆发中消失。这一过程会增加统一性,最终回到宇宙开始的水平。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并非是一切的开始,它只是一系列大爆炸中最近的一次。而每当宇宙变得疲劳时,就会以大爆炸来重建世界。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0/12/18/n3116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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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两岸关系中的人权对统战

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12月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了一个人权提案,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人权提案来阻止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到台湾访问。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台湾立法院和县市人权提案的由来

先看一下立法院通过的提案,它的主要内容有两个大部份:第一个就是,中央的主管机关要对任何申请进入中华民国的中国官员,或者中共高官,去查有没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情,如果发现有的话,就要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不给发予入国的许可。第二是,通令各个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拒绝去邀访、不欢迎、或者接待任何有严重违反人权事情的中国官员和中共高官到台湾去,以便实现台湾“人权立国”之国策,维护民主法治的国际形象。

在这之前已经有高雄市、彰化、苗栗、花莲等6个县市的议会通过了提案,通过提案的内容和立法院所通过的提案内容相似,区别它是促请中央机关去查来访的中共官员有没有违反人权的事情,而且是本县本市的各级机关和民间组织拒绝邀访。所以地方县市议会的提案和立法院通过的提案是相互呼应的,这两部分的内容是相似的。

在这之前,已经有多起大陆的官员由于迫害法轮功而在访问台湾的时候被递送了诉状,台湾立法院12月7日通过的提案当中就列举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和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等中共的党政官员访问台湾的时候,被法轮大法学会刑事提告的事件。这是在立法院通过的人权提案当中列举的一些事实。

中共对台湾派出大批的代表团,也就是两岸关系在互访解冻以后,中共就不停的派出大批的由省一级,特别是省市一级的高官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台湾去,名义上要就是进行经济合作,要就是考察,再就是采购,用这些名义去,当然毫无疑问,它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统战”,是带着政治任务去的。只要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大家都清楚这一点,就是在中共所进行的任何事情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它都是有政治目的在后面的,大批的官员到台湾去访问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既然是要统战,它就想给台湾的民众、台湾的政府留下一个好印象,或者是做出一定的伪装,让别人产生一个好印象,这是必然的。它不可能说我去就是为了把自己印象搞坏,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想要伪装,这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它反人类的本性在中共统治的61 年当中,特别是过去的11年当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有相当多的现任官员都是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当然在这些罪行当中首先是来自中共迫害人权的政策,但是每一个执行的官员他确实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自己犯了罪,也就是手上很多是沾血的,尤其是对法轮功的信仰团体的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省都出动大批的人员到台湾去访问的话,毫无款问,在这 些官员当中肯定有一些是迫害人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法轮功学员通过起诉,或者是要求政府禁入他们入境的这种方式就把中共派来统战的官员的真面目暴露在台湾人民的面前了。这是台弯立法院的提案和各县市的提案,这些提案实际上也是反应台湾人民对人权的要求,因此要求中共直接迫害人权严重的官员不能到台湾去访问。这是出于台湾的价值观。

中共官员海外被起诉现象分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诉讼案。在立法院的提案里面也提到中共有些官员在国际上、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反人类罪”,由于“群体灭绝罪”而被起诉,台湾政府没有详查而让他们入境了。这些起诉是怎么回事?在中共统治大陆60多年被迫害的人数少说也在几亿,为什么在以前很少遭到法律诉讼,而最近这几年会遭到这么多法律诉讼?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包括法律诉讼在内,是完完全全被中共统治阶层给控制了,绝大部分和人权有关的案子不可能在中国提出,也不可能被接受,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要说是对侵犯人权的人判决他有罪了。而且人权迫害案子是绝大多数来自中共的政治运动和它有关的政策文件,既然是中共的最高层的决策,想要通过中共完全控制的司法系统是不可能对中共的政治运动和决策进行挑战的,即使是有人想通过司法体系来对这些政策进行挑战的话,他也几乎没有可行性。所以主要的诉讼案在当前的情况下都是通过海外进行的,在国内当然也有,但是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极少。

这就是说现在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在中国大陆以外进行法律诉讼,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其他的团体,包括在以前60年当中,过去的几10年被迫害的和现在被迫害的人当中,为什么很少有起诉呢?他们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受迫害者基本上被消灭了,像地主阶级。所谓“地主阶级”当时在土改的时候,杀就杀掉了200万,很多被划为地主阶级的在当时就被杀了,他们的家人和后代如果当时没有遇难的话,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当中也长期处于贱民状态,无论在教育、社会资产方面,社会资源他们所占有的份额极少,因此很难形成一定的气势。

另外一种被迫害的是中共所谓的“自己人”,就是党内被迫害的、由于政治路线斗争被迫害的。中共历史上它对党内自己人的迫害并不比对民众普遍的迫害要轻或者是要少,但是对于相当数量党内的被迫害者而言的话,他们所进行的所谓维护他们权益的斗争,主要是限制在寻求党内的平反和承认,就是只要中共自己承认这个运动、整他们的运动是错的,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中央一旦有一个什么决议,比如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这个决议一出来以后,好像它是承认那段是错了,或者是扩大化了,或怎么样,这一些寻求正义的行动就结束了。这是对党内所谓自己人的迫害。

另外就是“文革”,当然“文革”当中受迫害者是非常多的,但是它有几个问题:第一,“文革”持续10年,它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运动组成的,对于同一个受害者的话,他在不同的阶段会受到不同人的迫害,迫害他的人可以是红卫兵造反派,也可以是保皇派。“文革”的时候保皇派就是保当时的党政领导的。要知道当时在“文革”早期的时候,对所谓五类份子,或者是地富反坏右,或者是黑九类的迫害,恰恰是当时的中共和政府组织所谓保皇派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固定的迫害者,它可以是保皇派,可以是造反派,也可以是学生,是工宣队、军宣队,是红卫兵,也可以是后来夺权以后的革委会,可以是邻居,甚至是自己家里的亲人,可以是丈夫,甚至是妻子,所以他在不同阶段受不同人的迫害,而受害者同时又是迫害别人的人,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受害者,在那个阶段又是迫害别人的人,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要清算究竟他受的是哪一个人的迫害,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而且“文革”结束已经有30年了,时间也比较久了。

对于当前被中共迫害的农民、拆迁的受害者,这些人大部分都还在国内,现在他们所进行的都是属于上访,或者是维权这一类的活动,能够到国外来发起法律诉讼的是相当的少。其它信仰宗教团体他们的情况也类似,当然有少数的例外,比如西班牙的西藏之友就曾经对中共的高官,中央一级的高官,以“群体灭绝罪”起诉。但是那个西藏之友并不是西藏人,而是西班牙人,就是西班牙人组织的人权团体,叫“西藏之友”,而且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成为海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权的各级官员进行诉讼的主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他和其它的民主运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信仰团体的特征它本身就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界线的,你看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基本上它是没有国界和民族界线的,当然个别的是有,像犹太教,犹太教它就跟犹太这个民族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但这是个例外。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他很快的就发展到了世界,尤其是中共的迫害让他被世界所知,这样的话到了任何地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能落地生根,这是和民主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当年中共曾经把民主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或者是活跃人士赶到国外来,它所希望的就是一旦你离开了中国本土以后,你就失去了民主运动的土壤,那你就不可能再有作为了,这是中共所打的如意算盘。但是对于法轮功这样的信仰团体,这是没有用的。在中国大陆迫害以后,倒是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了。这第一个。

第二个,中共迫害法轮功它建立了一个系统,就是中共党的“610办公室”为中心的一个指挥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具体落实到公安,公安里面还具体落实到国保,然后落实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等等,受迫害者他需要针对的迫害对象是相当明确的,就说这11年当中这个系统没有变,尽管这里头的人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它要找到一个就是这个人迫害他的非常容易,非常明确。

第三个就是法轮功被迫害的人数相当多,而且是非常普遍,在迫害之前,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可能就有7 千万到1亿。所以这个迫害导致了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甚至是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本人在海外,或者是后来到海外来的数量相当大,包括有相当一批是被确认为联合国的难民的。这个迫害者如果出国了的话,他所当政的那个地区在海外要找到一个受过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话,这个并不是非常困难,在海外的司法系统里面,意思就是要找到原告很容易。

第四个就是,民主运动它重点是在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更好的政府,所以它不大会针对个人进行起诉。而法轮功他是一个修炼团体,法轮功本身他是不参与政治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注重制度的本身。到现在为止,法轮功并没有对中国未来制度、政体提出过任何观点,或者是方案,没有的,他只是揭露这个迫害。但是法轮功学员作为受迫害者,他是社会的一员,他就更有可能利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和现有的系统来针对迫害者进行法律起诉,这是法轮功作为一个修炼团体的特征所决定的。

第五条就是中国现在对外交往越来越多,所以各种迫害人权的官员大批出国游山玩水,统战也好,名目繁多的考察学习也好,因为他们出来的多了,所以被受害者碰到的机会也就非常大了。

第六就是,法轮功从被迫害一开始就系统搜集整理迫害的证据,而且落实到每个案例,每个迫害者的个人资料,这个资料之全远远超过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纳粹战犯审理的时候的那些证据。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追踪纳粹的被称为是“纳粹猎手”的,叫西蒙,当时人们称他为天才的建筑师,他可以把零零星星的那些证据片段重组起来,看到原来建筑的原型。而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经过十多年的证据收集,这个建筑,就是这个迫害体系的蓝图和结构都已经非常清楚的重建起来了,只要把迫害者对号入座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证据提供方面也是很成熟的了。

台湾人权提案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对于海外的起诉,特别是这次台湾立法院和6个县市通过的人权提案,以及在这之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对来访的中共迫害人权的官员所进行的起诉有什么意义?那我认为在两岸关系当中,原来中共是取守势的,尽管中共一直在军事上是取一个进攻态势,但是在意识形态、在民主政体等等方面,实际上它是被迫取守势的,因为它需要防范台湾的民主政体对大陆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台湾的这个民主模式对中共统治政体的这种威胁,中共是非常害怕的。最近这10年来,因为后来台湾和大陆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台湾的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也增加了,而且随着大陆的经济增长,中共对台湾政治上就开始转为一种进攻的态势,包括收买媒体,包括大规模的统战,动则几百上千的党政代表团以经济合作,甚至是采购的名义访问台湾,这个就对台湾形成相当的压力。

从表面上看有人认为现在台湾手上的牌不多,其实不然,中共它看上去强大,但从它的软实力来看,它对台湾没有半点优势。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共产主义已经在全球失败了。中共尽管它公开的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有人说实际上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但实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这些年还有增强的趋势,那么这个意识形态它在全世界是臭不可闻的,没有人再会去认为这是它的优势了。

而台湾它符合世界潮流的三民主义,虽然它已经不再强调了,但是这个三民主义事实上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台湾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了,在这方面它是很强大的。在政治制度方面,台湾成功的实现了民主,而且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对于大批访问台湾的大陆人事实上会造成强大的冲击。这是台湾的制度。在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方面的话,台湾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都是大陆的民众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巨大的软实力的优势如果能够善用的话,不仅能够抵消中共的统战阴谋,更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在 2009年的时候,台湾的立法院已经通过了、而且马英九总统也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还有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到了今年双十国庆的时候又宣布成立“人权谘询委员会”,这些都表明台湾在人权方面豪无疑问的已经占有很大的优势了,至少在和中国大陆相比较的情况下。从中华民国的宪法来看,至少对到台湾访问的中共官员它是有司法管辖权的,尽管它实际上不可能到中国大陆去实施这个司法管辖权,但是如果人到了台湾的话它实际上是有的。

那么如何落实对人权的承诺?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涉嫌犯有“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访问台湾,这里面最需要强调的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也有几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而且被国际社会所谴责。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都确认,并且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个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联合国人权官员的报告上每年都有新的内容更新。那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三次提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所以在中共侵犯法轮功人权的这一方面在定性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是对访问台湾的几个中共官员的司法提告都有大量的证据提供,很多证据是来自受害者本人的陈述,以及中共自己的文件,中共自己媒体的报导,和这些被告官员自己的公开讲话。这些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

第三个是法轮功的修炼者在台湾至少有数十万人,所以台湾社会对法轮功有相当的了解,这一点立法院和各个县市议会的决议实际上就是台湾民意的反应,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台湾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的话,每一次对来访中共官员的起诉都是对民众的一种活教材,就是帮助台湾民众能够看清这些所谓的客人究竟是什么人?也让台湾的民众对大陆民众的人权被侵犯有切身的体会。多访问一次多提告一次就会强化一次,这和这些官员本人在不在台湾受惩罚、受制裁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这些官员没来得及进行司法程序他就回大陆去了,没有关系,因为台湾民众了解了这些人,你平常讲迫害大家还不清楚,结果来了一个客人,前呼后拥的,一看这个人原来就是直接迫害的,还有这么多证据,这就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大陆官员和对中共的印象,也有助于台湾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它一方面派大批人到台湾去是统战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各级官员自己政绩的需要,所以它不会停的,不断的会有官员去访问台湾。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曝光出来,这里有些官员实际上是人权恶棍,他会不停的收到这个起诉状,那么就不仅是这些官员丢面子,就是中共自己它也会大失面子。

所以人权提案通过以后,立即面临的就是13号星期一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访问台湾的事情。吉林本人他是北京市原来的政法委书记,政法委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中共专门用于迫害人权的统管政法的共产党的组织,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绝大部分迫害人权的案例的背后都有政法委的黑手。迫害法轮功当然是这样,但是迫害不同的信仰团体、迫害维权律师、迫害民主人士都有政法委的黑手在后面。而台湾的法轮功方面也提出了吉林在北京主持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而且提出来如果允许让吉林访台入境的话,马上就会提告。这立刻就面临了台湾的立法院的提案提出以后实际应用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中共它当然会用各种手段去压台湾政府,就像这次“维基解密”当中曝光的习近平在2006年访问美国的时候,要求美方说不能让法轮功接近,担心会收到法律诉讼的文件。他当时是对美方进行施压的,想当然也会对台湾进行施压。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政府会心甘情愿的替中共这样做,无论是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它也许出于外交礼仪,它在表面上不说,但它们私下这种事情越多就越鄙视中共,不可能由于这种事情不断的提出来它就越觉得中共好,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只要面子上能过去,中共它是不在乎里子的。但是呢,不断的制造出让各国政府头痛的人权恶棍访问的事件,对于中共自己所关注的面子,对中共最近特别关注的所谓软实力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且每一次曝光都在强化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对各国民众的印象。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民意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好,谢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又活了回来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在二零一零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她经常告诉我“法轮大法好”,让我也学。当时我认为,学法轮功太难了,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好争好斗,脾气不好,所以就没有学。

不幸的是我二零一零年六月份突然感觉不舒服,嗓子疼痛嘶哑。到医院去检查,是肺癌晚期。妻子和家人怕我经受不住打击,没有告诉我病情的真相,只是说我得了肺炎,让医生瞒着我,给我做化疗。医生说化疗也不起作用,判了我死刑。可是妻子不放弃治疗,就这样化疗一疗程回来,也没有什么效果。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睡觉时呼吸困难,正在我辗转反侧,痛苦难忍时,妻子忽然说起了梦话:“我再不告诉你呀,就把你坑了!”这回我明白了。

早晨起床后我问妻子:“我是得癌症了吧?”妻子含着眼泪对我说:“这次住院就是化疗。”我才明白掉头发的原因。妻子问我:“你想活着吗?”这还用问吗?活着是多么的美好,我说:“想!”妻子又问我:“你想离开我吗?”永远离开挚爱亲人是多么的痛苦,我说:“不想!”妻子再问一句:“你想学大法吗?”

到这一刻,我知道我到了生与死的边缘,我也深深的明白,只有法轮大法和师父能使我重生,我为自己曾经与大法失之交臂而痛悔和愧疚,这一次,我不能再次失去修炼的机缘,我毫不迟疑的坚定的说:“我愿意!”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学法时,我明白了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想想这些年来,我为了追逐常人中的名利情,失去了健康和快乐。而今天我得到了大法,我的心中溢满了幸福和快乐,我的生命是如此的充实而有意义!对法理认识不清时,是同修在时刻鼓励着我。

从学法那一天起,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出院时体重一百四十六斤,仅仅十多天我的体重就达到一百六十斤。以前执着的名利放淡了,我和妻子相敬如宾,比学比修。我明白了,师父给我的生命是让我修炼的,我要把我的有生之年都放在修炼上。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感觉不舒服,回身发冷。当天晚上就发起烧来,呼吸困难,吐血。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呢!呼吸最困难时,我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吧!弟子一定闯过去!”过了一会儿,感觉身体好些了。半夜十二点挣扎着爬起来发正念,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就起来炼功,虽然炼功非常吃力,我还是坚持五套功法炼完。就这样,我天天学法、炼功、发正念,看着吐出来的血,我对妻子说:“这是癌细胞,师父给我清理出来了。”

我信师信法,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我是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从新又活了回来,更知道生命的宝贵。

我又恢复了健康,帮助妻子挑起了生意的担子。我开车到外地進货,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身体有力气了,家庭收入有了保障,那种身体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用人的语言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懂得,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可贵。我还悟到我是助师正法来的,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我主动跟妻子出去讲真相,劝三退。

大法不仅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还使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人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大法不仅给了我生命,还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大法教会了我提高心性,是修炼的关键。大法给我提供了一个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和功成圆满的机会。

沐浴在浩荡佛恩中,生命从没有过的平静和从容。谢谢师尊!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19/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又活了回来-233855.html

唐山市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明慧网通讯员唐山报道)2010年12月10下午,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张亚林、贾淑香、刘秀云、郑得荣、李秀凤在迁西县渔户寨乡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遭迁西县国保大队绑架。目前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迁西县拘留所。

贾淑香此前就遭受过迫害。她曾于一九九九年底至二零零年年初,被“借押”在迁西看守所。迁西看守所当时位于迁西县公安局后院。据说当时迁西看守所是全唐山条件是最差的。年久失修的低矮的小房子里,都是木板搭的通头的“床铺”,冬天,监室里阴冷潮湿。房顶上的墙皮不时往下掉,过一会儿就得清扫一次。

一次,被关押在迁西看守所18号监室的贾淑香等几名法轮功学员围坐在一起,刚刚盘上腿炼功,就被狱警发现。恶警立即拿来手铐,不由分说把几名法轮功学员都背铐起来。戴着背铐,吃饭、上厕所都不能自理,都得需要同监室的人帮忙。睡觉也不能躺下,甚至想背靠墙休息都困难。这几名法轮功学员连续几天坐着。背铐时间长了,胳膊、手都肿了起来,手肿的象个馒头。胳膊肿的不能一点不能碰。晚上天冷了,同监室的人想帮她们披上件衣服,衣服落到身上的重量都会让人痛苦的难以忍受。

还有一次,那天天气特别冷。可能也是因为炼功被狱警发现,贾淑香和几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铐到窗户上。狱警故意把窗户打开,手铐尽量铐到窗户的高处。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铐着挤一个小窗户前,踮着脚尖,甚至有的学员脚都不能着地。贾淑香因为被长时间关押,辗转在北京、丰润小八里洗脑班等地方,体质已经很弱了。再加上这一折腾,时间不长,她就脸色煞白,昏了过去。狱警怕出事,才把她放下来,几个“劳动号”的刑事犯提着她的胳膊、腿都她架到了管教室。


迁西公安局


迁西拘留所
区号:0315 邮编:064300
迁西县拘留所0315-5664510(位于迁西县白庙子乡李兴庄村东)
陈 洪 所长 0315-5668346(宅) 13832983606
王连玉 科员 0315-5616345(宅) 13081185867
李开柱 科员 0315-5667313(宅) 13832985023
刘作臣 副主任科员 13832983652
董维占 0315-5617958(宅) 13832983631
郭文波

渔户寨乡 邮编: 064304

渔户寨派出所(位于乡政府东南三十米)
所长:吴国安
指导员:李小飞
民警:王爱军、张国友
报警电话:0315-5767228

渔户寨乡办公室 0315-5767207 5767208
林玉录 书记13703247861 0315-5767888
李印华 乡长 13513397592 0315-5767999
高玉祥 人大主席 13930593148 0315-5767070
吴国庆 副书记、纪检委员 13832954303 0315-5767072
刘瑞广 副乡长 13832952443 0315-5767071
孙连凤 副乡长 13932502904 0315 5767222
张东利 组织委员 15932547219 0315-5767072
张学民 武装部长 13784616555 0315-5767073
李香兰 党政办主任 13582547208 0315-5767207

渔户寨村 0315-5767228

迁西县政法委0315-5612334
白兴源 政法委书记 13582843688 0315-5612537办 0315-5613336(宅)
李超英 政法委副书记0315-5615885 0315-5666988 13831527098

防范办(610)主任 李玉江 0315-5683586(宅) 13832839606
科员 刘国江 0315-5610805(办)

刘进颖 国保大队队长 0315-5086738 0315-5619005 13832988311
赵国琪 教导员 0315-5661240 13832984779
徐志刚 13832988349 0315-5669029
王伟 科员 0315-5689895 0315-5086738
施景珠 科员 0315-5689605(宅) 13832987026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19/唐山市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233875.html

辛灏年:刘晓波得奖 共产党不改双输


两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辛灏年在悉尼发表『谁背离了辛亥革命』专题演讲后,回答观众提问

两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旅居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澳洲悉尼的好事围文化中心,发表了题为:『谁背离了辛亥革命』的专题演讲。 这也是他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三讲。

主持人: 在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之后,辛灏年先生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应观众们的要求,我们首先将辛灏年悉尼答听众提问的部分内容呈现给大家。请您欣赏。

提问: 是否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士,做出不流血的革命,把苏联一夜之间换成了老国旗 老国号, 变回俄罗斯, 那么中国能否变回大中华民国呢?

辛灏年: 我讲两句话吧。第一,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的人,像交接棒似地埋葬共产制度。为苏联创建一个或恢复到尔罗斯民主共和国。希望如此,但这祗是希望,至少在今天我还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要预言,我们也不要奢望,走着瞧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回到大中华民国。我想无论从英国、俄国、法国等世界上所有出现过专制复辟的共和国家,他们最后都要承认那个「第一共和」。为什么?因为他是开辟共和的。我不认为国号有多重要,但是我认为「第一共和」很重要,因为他是开创者,因为他开始走向「共和」了,因为它为共和的方向和道路,做了很大的努力、创造和奠定基础。所以我以为当我们的历史反思,在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民间的思潮,就像今天中国大陆怀念“民国四月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思潮的时候,我想那一天,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大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共和国,具有最大的公约数,也是绝大多数人民在明白历史真相之后,所能够赞成和拥护的,谢谢。

提问: 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辛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围绕辛亥革命展开的,刚才提到过,严格讲中共其实跟辛亥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对着干的。那我就想起来,中共打人最厉害的一根棍子,扣帽子最厉害的一个帽子,就是「反革命」。无论在什么年代,如果把谁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那就是死有馀辜、千刀万剐,老百姓都要称快的。所以我想,辛先生写过一本书是『谁是新中国』。我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您是不是可以写一本书,『谁是反革命』,因为中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辛灏年: 在中共的眼睛里,辛亥革命就是反革命嘛,他才是革命的嘛,是资产阶级革命嘛,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嘛,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嘛,就是反革命嘛。所以他才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他才反对辛亥革命、推翻辛亥革命、颠覆辛亥革命。

我举两个例子。四九年以后,中共建政、建国,实行专制。一九五零年,发起「镇压反革命」。你们知道有多少辛亥革命的元勋被中共枪毙的吗?武昌起义的开国元勋邓玉麟将军,他是共進会的社会调查部部长,是在一九五零年被共产党枪毙的。四川省辛亥革命元勋,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一九五零年被共产党枪毙的。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元勋谢持的儿子,就是被共产党枪毙的。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太多的辛亥革命元勋和他的子弟们,不是被枪决,就是被劳改,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包括黄兴的子侄们,很多很多。谁是反革命?因为共产革命把辛亥革命,就看成是反对他的革命的革命,不,错了。是他要反对的革命,所以才是「反革命」。你的问题太有价值了,谢谢。

提问: 我的问题是,我们回顾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想他最现实的意义是,我们如何完成这个废除专制、走向共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国人一百年来的宪政梦,中国人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努力,迄今没有成功,那么特别现在在海外就说,我本人作为一个民运人士,连我都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这是在当今的中国现实条件之下,我们是否还能够选择类似于辛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涉及到枪杆子里面还能不能出政权。在今天的中国,革命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政治意义,以至于在民运内部,反对革命的人,以至告别革命的人,他们对历史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想请辛灏年教授解答的我困惑的一个提问,谢谢你。

辛灏年:我觉得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祗想简单地说一下。一,二十一年来,鼓吹政治改革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朋友们,对革命太反感了,对革命的批判太多了。这样的话,就等于是选择了一条路,也祗有这条路,那就是「求共产党政治改革」,来解决中国的专制问题。我想请问,求得了吗?你求他革自己的命,他革得了吗?历史没有提供先例。

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欧洲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没有欧洲、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革命,就不会出现「君主立宪」这个民主的新政体,「虚君共和」的新政体,为什么?革命制造的压力,压迫王朝、压迫专制统治者们,不得不让步。

大家都说英国是「君主宪政」,可是大家可知道,第一个国王被砍头的是谁啊?是查理一世啊。没有国王的被砍头,没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哪有后来的「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啊?所以孙先生的话,就印证了祗有肯定民主革命、共和革命,让民主革命和共和革命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和逼迫专制政权让步。你如果不让步,就用革命解决你。你如果让步,那就让革命和改良共同携起手来,团结所有愿意走宪政道路的朋友们,一起来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

所以我非常希望今天的民运朋友,都能清楚地看明白这个问题,不要否定革命,我们也不要责骂改良,让这两者互不攻击、共同携手,到一定的时候,改良自然会汇進革命,汇進解决制度这个根本问题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当中。

所以二十一年来,我们民运队伍当中,我们海外的这些搞民主的朋友,在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一些朋友的误导之下,把革命讲的太可怕了,把改良讲的太美好了。断绝了革命的路,改良就没有路可走。

满清的改良四十六年,每一个失败都在陪伴着他们,祗有「武昌起义」成功,革命成功了,改良派才开始汇進革命,完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那是革命和改良共同奋斗的结果。就让我们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逼着他、求着他改良;一个你不改我就推翻你,来共同奋斗,好不好?

提问: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辛老师提一个轻松的问题。就是现在高速发展的高科技革命,对我们民主共和革命的发展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在参加「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最后发生了什么事。但现在我们的高科技革命已经非常发达,我们的思想已经传遍世界了,只有就像朝鲜、缅甸这样的国家才是封闭的。所以革命应该说是指日可待了。我想问辛老师作为一个学者,就是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您对民主革命、共和革命的将来的发生,有没有一些乐观的想法?

辛灏年: 我很乐观。没有英国的产业革命,没有十八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哪有欧洲的民主革命?没有今天高科技的革命,没有网路世界的诞生,中国大陆仍然是见不到一点光线的黑暗王国。就是因为有了网路,很多人会「翻墙」,就能看到很多共产党不给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高科技的革命一样会为中国今天的民主革命,及未来的民主奋斗,提供一个先進科技的通衢大道。

主持人:虽然辛灏年先生演讲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但听众们的提问并不拘泥于此。 大家不仅探讨历史,也关心现实。 许多听众递条或发问,希望辛灏年先生谈谈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辛先生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回答。

辛灏年:我刚才在讲演中提到过, 在中国人死为大、得奖为大、坐牢为大。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对不对?你要一说、你要一批评,就说你嫉妒、你分裂、你搞内斗,这个帽子就很大。但是,革命都不怕死了,回答问题上还怕难吗?所以,我说老实话。

九年前,高行健先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作家,大陆的作家,打电话给我说:「尔品,你要出来说话,这不是糟蹋人嘛!你应该批评,你在海外有自由的条件,而且你有影响力。」我当时听了就很不高兴,我在电话里说:「中国人得奖了,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高兴,而不是想到批评。一百多年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卑心里还不能够真正解决之前,西方人给我们一个奖,一个文学奖,我们首先应该要高兴,这是一。

第二,你我都是文艺界的人,是文学界的人,我们的同行得了奖,而且得了西方的大奖,你和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也应该高兴,不用酸溜溜的。

第三,「写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这是我八十年代初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我是搞写作的人,我只想怎样把小说写好,让别人看到我的小说,说高尔品小说写得还不错。这不就是最好的奖赏嘛。你一个写作的人,天天想着怎么评奖,天天去活动评奖委员会,希望将来能给我一个奖,你不是「越份」了吗?我就这样回答了他,他说:「你也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说,你要舒服,因为将来修文学史的人怎么评价是后人的事,今天我们只管高兴就行了。我说,你总不至于高行健先生得奖,你不高兴:中共御用作家王蒙之类得奖,你就高兴吗?我这句话把他说服了。

一九八二、八三年以后,为了搞诺贝尔文学奖,中共的文坛已经闹得不亦乐乎。共产党为了他的御用作家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不知做了多少手脚、多少努力。我是文坛中人,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跟他说,对高行健先生,不说他的小说,当年他在北京人艺的时候,写的那些剧本,很多都是很好的,我就不说了。单单是他得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中共御用文人,我就感到最高兴。否则的话,中共御用文人得奖了,中共专制不就更欢了吗?文坛不就更没有自由了吗?对不对?老实话嘛。

我后来用「文殇」这个笔名,在黄花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高行健和王蒙』。我把他们俩个做了对比,这篇文章在国内很受欢迎。当然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我今天第一次公开,「文殇」,就是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要有持平之心;二,要有民族观念;三,凡是适合民主自由的,我们都要赞成;凡是破坏了民主自由追求的,我们都要反对。这就是我对刘先生得奖的一个提前的认识,九年前高行健先生的事,我有文字做证,不能撒谎。

我是在辛亥革命系列演讲第一讲之后,听到了刘先生得奖的消息的,我的感觉与以前一样。刘先生得奖,我首先高兴。另外,在评价这个奖之前,我首先必须要阐明自己的立场。我是一个赞成和支持民主革命思想和立场的人。我摆明了这个立场,就不会在讲话的时候忸怩作态了。我想在政治问题上,在中国民主追求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我和刘先生是不大一样的。尽管我高兴,我兴奋。我先讲清楚这个问题,下面才能讲我对刘先生得奖的具体感受。

为民运高兴

第一个感受,我为民运高兴。我这个人和民运的关系,套用一句古诗,叫「剪得断,理就乱」。因为我不是民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做民主运动,所以「剪」得断。很多人知道我是文化人,是个作家,是个学者。上次有人问我,我回答他说,我就是个文化人。他说,你不是搞历史研究吗?对,那就是学者文化人。那人又说,听说你反共,我就说,那就叫我反共学者文化人。但我不是民运人士,这是不能冒充的。民运人士是不能冒充的,做民运人士是有要求和条件的。如果我说我不是民运人士,有的民运朋友会不高兴;但我要说我是民运人士,可能有些人更不高兴。所以我要「剪得断」。但是我一理就「乱」。因为我生活在纽约,开个玩笑,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说你不想认识民运人士,你不支持民运人士,你不帮助民运人士,那你就有点不大对头。我帮过他们,他们也支持过我,一些人也赞成我的理念,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不怪他们,他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从「公」的方面来讲,我为民运高兴,民运奋斗了这么多年,这样一个奖能推动中国当前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当然有好处,怎么能没有好处呢?他毕竟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他毕竟是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是民运的一个大成就,特别是在海外民运、国内民运处于相当低潮的时候,一些坚持民运事业的朋友,遭到各方面困难和压制的时候,现在西方人站出来了,给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一个奖,你们能说它不是好事吗?是好事。

第二,从「私」的方面讲。不必讳言,其实有为数不少的民运人士,都在争取这个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民运,大概也有人为自己,在争取这个奖。现在这个奖终于落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身上,一个民运人士的身上,该不该高兴?当然该高兴,这是艰难奋斗的一个结果。不管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何种心态,这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政府都想中国有一个腐败的政府,保持中国的腐败政府对西方有利,但是他毕竟给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的民运人士,就要高兴,所以我为民运「两」高兴。愿望达到了,动力开始有了。下面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为中共一「喜」一「忧」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为共产党又「喜」又「忧」。一位老华侨跟我讲,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打了中共一个嘴巴子。我说:对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那就是这个奖给刘先生,或是不给刘先生是不一样的。这个和平奖如果没有给刘先生,而是给了王炳章博士,那会对民主运动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炳章博士可是真正地要号召民主革命,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重建中华民国的啊!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王炳章博士,那民主革命不就在中国大陆「甚嚣尘上」了嘛。而且王炳章博士是被共产党从境外绑架回去判了无期徒刑的,在广东韶关和一些普通的刑事劳改犯关在一起,遭受刑事犯的污蔑、殴打。有一次王炳章被他们打在地上的时候,王炳章说「你不要打我,我是王炳章,我是民运人士。」那个流氓刑事犯人说:「打的就是你王炳章。」三个月以前,王炳章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说:「粉身碎骨,至死不渝」(全场响起激越的掌声)。

所以,我要是共产党,我首先会坚决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任何民运人士。但如果诺贝尔和平奖一定要颁给中国的一个民运人士,那共产党宁可你给刘先生,也不要给王炳章。我这话不偏见,因为共产党会想,刘先生是比较主张温和的、妥协的。他说:「我没有敌人」。因此给他奖,总比给那些讲革命的民运人士要好一点,比给王炳章博士縂要「和谐」得多,是吧?所以这个奖一定要给民运人士的话,对共产党来说,是宁可给刘先生这样的民运人士,最好不要给,绝对不能给王炳章博士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为中共的一「喜」。因为这个奖终于给刘先生。

一「忧」,「忧」什么呢?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王炳章博士,当然对中共非常不利。可是,给了刘晓波先生也不利啊。因为给了刘晓波先生,民运当中的政治改革派就会加足了汽油、加足了马力,就要進一步地要求、请求共产党政治改革。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要求符合共产党的愿望和利益,共产党可以接受,那当然好;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超越了共产党所能容许的范围,那共产党仍然是火冒三丈啊,还是不能容许的。是不是?

双赢

那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已经有民运人士公开地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发到了我们的网站上,我的email也收到了。「高举刘晓波先生的旗帜,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改革派团结起来,为实行政治改革而奋斗」。如果共产党因为刘先生得奖,而接受了你们的政治改革要求,那不是「双赢」嘛?共产党学好,改好了,不搞专制了,改上民主了。二是,刘晓波先生代表的政治改革派,体制内、体制外的,用晚清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改良派,不也胜利了吗?成功了吗?诺贝尔和平奖岂不是起到了最伟大的作用了吗?这就是「双赢」。因为民运中的政治改革派赢了,共产党也赢了。

双输

但是,如果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呢?如果共产党不管你刘先生得不得奖,我反正都拒绝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宪章,那个宪章;这个改革要求,那个改革要求;我就是不改,谁要叫我改,我就抓谁。那不就「双输」嘛?也就是说,体制内外主张政治改革的朋友们,目的没有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就像达赖喇嘛在二十一年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西藏今天还在中共的刺刀统治之下,是事实吧?

共产党不改,最后还是得革命,还是得人民起来推翻共产专制制度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到那一天,鼓吹政治改革派的朋友们,如同晚清的政治改良派一样,最终还是会因为绝望,而走進革命的阵营,与革命党共同去粉碎这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

如此一来,对于共产党来说,对于今天还在坚持请求、要求共产党实行政治改革的一些朋友来说,那就是「双输」,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就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小了。所以一切的根据,都在于共产党改不改。共产党改,「双赢」;共产党不改,「双输」。

两个想法

第三个感受,我知道自己今天的这个答问是要得罪人的,会挨骂的,但是我讲的都是心里话,我开始就标明了我是什么思想和立场。我在高兴之馀,我在为民运高兴之馀,我在为共产党一「喜」一「忧」之馀,我还有两个想法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

第一,我们不要把西方人的一个奖,看得太高、太大,他毕竟也就是西方人的一个奖。如果认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共马上就不专制了,中国的民主就成功了,是不是也有点幼稚病、天真病呢?我刚才讲的,达赖喇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都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来,中共在西藏还是想打就打、想关就关、想杀就杀,还在逼迫喇嘛们去学马列主义著作,所以没有那么「神」,我这是很土的话,但也是很老实的话。

第二,我们在高兴之馀、兴奋之馀,还是要根据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找到我们应有的民主之路,也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革命、改良同时并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以外人的夸奖为夸奖,也不以自己的悲哀为悲哀。抓住了民主宪政,抓住了民主革命,抓住了「民主最终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远大而切实的目标,扎扎实实的奋斗,艰难困苦的奋斗,把奖当作动力,而不要把奖当作灵丹。谢谢。

来源:新唐人

中共高院副院长竟有四个老婆六个孩子 家产上亿

2010年6月25日人民网“一夫四妻的河北高院副院长刘宏死有其所哦”一文,被多家网站转载。

人民网论坛今日忽有一篇爆料文章,称河北省高院副院长刘宏因琐事被殴死亡,居然有四个女人来争尸,居然都有合法的结婚证,令人叹为观止。请看人民网原文:

“2010年4月8日傍晚,这位省高院副院长刘宏所乘小车与一女士所驾小车发生无意轻微刮蹭,结果双方发生争执,情急之下,女士打电话叫来的她的丈夫。双方争执升级,女士丈夫一拳打向刘宏,刘宏随即倒地磕在硬物上……经急诊抢救,确诊为脑干损伤……经过一天的抢救……无效……死亡……年仅60 岁!”

这位刘宏副院长曾任衡水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副检察长,因为反腐有功,后来升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 这位会变身、变脸之术可谓神通广大的大官员有四个妻子6个儿女,家产上亿!本身就是对反贪污腐败的一大讽刺和嘲弄!

这也应证了打黑的涉黑,反贪的最贪,而且还被评为“2002年,荣立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个人一等功。 2003年当选燕赵都市报主办的“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检察院记一等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优秀侦查员”。

前几年的《燕赵都市报》还有一篇歌颂刘大院长的文章至今可查,题目叫:刘宏,反腐快刀依然锋利!

看看那么多的荣誉,是绝大的讽刺,它的存在证明了现在的监督体制对某些人完全没有了作用。一路腐败一路升官一路获奖是多位腐败官员的人生之路,所谓监督都是虚的。当人民的意志被腐败的官和奸猾的人给代表了,人大的监督作用也就微乎其微,纪检监察一般也只有等到实在包不住了才会过问一下。当掌握了国家专政强制权力的人腐败了,权力成了保护腐败的最好的利器了。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这位在反腐战线上有着无数功劳的“优秀人物”的不幸和随之出现的四个合法老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至今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予以报道,人民网论坛将该贴置于首页又说明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官方媒体和有关方面态度不是明朗的,给人们的感觉倒是有些暧昧。

此事颇有可疑:

一, 刘宏的四张结婚证是如何来的,是否涉嫌伪造公章罪,或是有人替他伪造结婚证书?

二,刘宏有四个妻子和六个子女,作为同僚若说不知绝无可能,但是为何刘宏可以一路高升,直至爬到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的位置呢,组织在考察时没有考察其有几个老婆,也应当了解其在生活作风上有无问题才正常的。那么,又是谁在渎职?

三,刘宏长期腐败,家产上亿,但何以能长腐不败,难道无人举报?上级机关无人知晓?

四、刘宏的确是太狡猾了,竟然骗取了众多荣誉,其获得的荣誉有“中纪委、监察部、最高法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燕赵都市报、河北省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等等部门和媒体,令人不齿。除了《燕赵都市报》这个趋炎附势的媒体以外,其余均是堂堂国家机关,荣誉颁给这种人令人汗颜。有四个老婆这一件事,人们还觉得那些吓人的荣誉高尚吗?

如果不是突然而至的一记老拳让刘宏一命呜呼,这位副院长说不定还能继续高升哪一级别,都是保不准的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人们是不是应当感谢这一挥动铁拳的“勇士”,把刘宏的伪装面孔和黄粱梦打碎。要不然,如此贪腐的刘宏还在掌握着生杀欲夺的国家法律!这是令人十分恐怖的!

在当今社会,一个普遍人正在为娶一个老婆买一套房子而为难的今天,竟然有这样一位刘大官人拥有四个老婆!这位反贪污腐败出身的反贪局长竟然有四个老婆,六个孩子,家产上亿!一个老婆就要有一套房子,四个老婆就要有四套房子。

人们不禁要问:刘副院长会不会像其他贪官一样,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结果一查,老婆一大帮、房子几十套。

那么,这位刘副院长到底有多少老婆?多少房子?多少家产?执法执纪的有关方面和部门,是不是应当撕下他用反腐伪装的画皮,让公众认识认识这位反贪局长真实面目,让人们增加一点识别这种人的能力呢?

反贪局长全力反贪反腐,自己竟然是更大的腐败官员,他掩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蒙蔽了上级领导蒙蔽了组织,不断反腐,不断有荣誉加身,不断高升,同时自己也不断腐败,手法高明可谓当今官场一绝,十分典型!

来源:天涯

血写的”改革开放” 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一个农民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逃港死难者的坟


逃港者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 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逃港者


边防铁丝网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陈秉安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阿波罗网摘自中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