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报道:进入细微的电波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明慧记者华云编译)美国《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在2010年12月6日第16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的主标题是《进入细微的电波》(Into Thin Airwaves),副标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从作者(一名西方人士)的角度讲述他所认识到、了解到的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告诉人们有关法轮功真相的故事。

文章的作者是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守卫民主基金会的兼职会员(adjunct fellow with the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讲的是“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Global Internet Freedom Consortium)的事情。这个主要由海外修炼法轮功的电脑工程师组成的群体近年来开发出自由门、无界浏览和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帮助中国大陆的网民们穿越中共设立的防火墙,获得自由世界的资讯。

文章开头写道:“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做了一个关于付出和承担的演讲,呼吁让全球互联网获得自由。华盛顿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它承诺提供五千万美元给予那些开发‘新工具使得公民可以绕过政治审查而行使言论自由’的团体。它需要承担什么呢?唯一一个做成这件事的是一个叫法轮功的团体。”文章还引述《纽约时报》称誉“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 — 实质是一群法轮功电脑工程师 — 创建了革命性的网路系统”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得以绕过中国的防火墙在网上冲浪。

文章在提及美国国务院在考虑为“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提供资助后,笔锋一转,写道“2010年5月上旬,一个以其独创而鼓舞这个团体从事突破网络封锁的人在中国辞世。”

文章接着写道:“所有的运动 — 甚至是小型的运动 — 都有它们的传说和初始的神话,这些传奇通常发生在更早期、更简单的地点和时间,就如同这一个。尽管这个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但这位辞世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2002年参与对长春电视系统插播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梁振兴。文章说:“完成这次插播的是一个很小的团队,他们只有极少的经验和资源。……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从此发展起对中共信息控制远为精巧的挑战。”文章接着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长春这个城市开始,开始于一个叫梁振兴的人。”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吉林省法轮功修炼者梁振兴、刘成军等在长春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的传奇:


梁的最后一张为人所知的照片(2002年3月,被非法关押中的梁振兴)

“在梁的最后一张为人所知的照片里 — 可能是摄于2002年3月中旬 — 他收着下颌,眼睛注视着审讯室外面的某处。联想一下 — 在墙上六个齐头高处的血斑 — 一些观察者发现在梁的左边太阳穴有一丝血痕。无论如何,梁的姿势表明:他已经走到了尽头。

梁不会假设西方人会看到这张照片。中国警察短暂地把它发表在网上作为战利品 — 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警告 — 他们自信没有西方媒体会卖力发表任何关于又一位被捕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有份量的报道。梁熬过了八年,但是他最终于2010年5月1日在中国警察的监禁下死于公主岭中心医院。殴打、电击、剥夺睡眠、强行灌食所导致的无可挽回的身体衰竭已成为将法轮功学员折磨致死的司空见惯的原因。在高压下,梁在一次转换监狱的过程中自己从楼梯上摔下造成脑出血,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从历史的角度说,梁也许有过一段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到最后他已经无法再说话。”

文章接着讲述了梁振兴开始修炼的故事。

“梁是个有些与众不同的修炼者 — 一个中心地区的功成名就者,一个地产商,一个推动者,一个善于交谈的人,一个公子哥,这使得他对法轮功的突然的信奉有着浪子回头的色彩。简短的说,梁来自长春。

长春位于中国北方区域的中心。在城市的中心,在胜利公园的南边和解放大路的北边,有水泥铺就的长春城市文化广场的一片场地。在人造的现代拱形结构下,一个铁铸的肌肉发达的社会主义者庆功般的,也许是绝望般的,高举双臂。没有几个西方人看过他;外国人很少到这个超过七百万人口的城市观光或投资。可是即使长春作为“支柱工业”城,作为国营汽车工业的摇篮,有着强硬的保安,但这里也有一种不必做给外人看的本地的自由。”文章说长春也是法轮功的诞生地。

就是在那里,在1992年,一位住在几个街区之隔的陈旧公寓区的李洪志,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有着落叶的角落,开始教导任何有兴趣的人学习打坐的功法。在80年代气功大潮的尾声,这一功法没有任何引起当局注意的东西,尤其是没有钱财的交易。但是李的一些特质激发了他的最早的弟子不可动摇的忠诚。在他年轻的面容和看似简单的功法动作下面有着深刻的理念:佛家道德系统的核心真、善、忍。创新的变化是这些道德理念在长春而不是寺院行使。同时李不是象其他气功师一样只吸引了很小的市场份额,而是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人,老太太和年轻的士兵,富有的老板和从乡下来的没有文化的失业者。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离开了那个落叶满地的角落。

梁振兴住在一个街区之隔的解放路对面的一个舒适的住宅里。有时,在冬天清晨的微光里,他会看着在那个赤裸的肌肉发达的雕像正下方,一群穿着大衣,戴着手套的人做着同样的动作,与此同时,寒风把垃圾吹过广场。在1996年一个寒冷的早晨,梁醒来,穿上衣服,走了过去。开始,那些修炼者对梁有些紧张,他的大肚子(他的单盘姿势被认为很滑稽),他自以为是的说话方式,和他疑虑的妻子。但是一个月之内,梁开始招来新的人,家人,房地产方面有联系的人,在公园遇到的知识份子,在昏暗的俱乐部里遇到的工人。法轮功内部高层(姑且这么说)很快同意让梁成为一个辅导员,可以自由的教授功法和组织自己的学法小组。一些修炼者私下说梁还没有学足够的法,也没有经验,但是他对此不在意;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法轮功的好处是,炼过三个月后,你再也不在意权力了。

但是在(共产)党的眼里,即使不愿要权力的意向,如果被足够的人共享,也会成为暗物质 — 一个潜在的把国家敌人和党员拉向其轨道的引力。所以几年之后,当中国内部情报显示法轮功已有七千万信众,比党员数目还多出五百万,(中共)开始设置陷阱。便衣特务出现在炼功点,国家报纸开始批评,静静的请愿被记录在案并被解释为颠覆。1999年7月20日,北京开始了抓捕。三天之后,当太阳在长春的文化广场升起时,梁向外看。只有警察站在那个庆功般的肌肉男的塑像下。

两个月之后,梁进了他的第一个审讯室。到这时,很多长春的修炼者都曾经到过这里。梁在此之前没有做过公开的行动,他觉得因为李老师的缘由,这里的保安措施不寻常的严格。所以,在10月1日,梁和一百多位修炼者决定去北京信访办公室 — 对一个中国公民唯一的法律允许的行动。这么大的群体很容易被渗透,警察在他们登上火车前把他们抓捕了。

在拘禁中,梁拒绝签署对法轮功的揭批书或者出卖一起计划这次行动的人。对此,警察指使吸毒者和罪犯对他们进行不停的虐待(要求他们说,我可以吃饭吗?我可以挠痒吗?我可以上厕所吗?)这些信奉善良和非暴力的修炼者不幸成了被取笑和折磨的对象。很多修炼者静静的承受,他们相信羞辱和痛苦有精神上的价值。他们象在银行存钱一样把羞辱储藏起来。梁痛恨这样,所以当罪犯要求修炼者在院子里走队列的时候喊中共口号时,梁说他不会喊任何东西,结果遭到殴打。而让梁痛苦的是没有修炼者加入他的小型抗议中。他分析他为何失败:他有这个意志,但是他无法说清为什么他的抵抗是有意义的。”文章说:“梁无法激发行动的勇气。但是梁听说过有一个人能够。”

“刘成军来自吉林省一个距长春不远的一个小城。作为一个仓库管理员,他只不过是一个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但是他可以使用一个卡车。刘对迫害法轮功的对策是,在他的卡车里装满“讲真相”的小册子,经由302高速公路,开到他的家乡农安以及周围的乡村。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对那里很熟。为此,而且因为他不同寻常的高大、健壮、匀称,他有个外号叫“大车”。

象梁一样,“大车”不能忍受监狱中的把戏。但是他走得更远;其他修炼者在报数的时候如果动一动就会被野蛮的踢打双腿,但是大车会随意的走到三米高的拘留所的墙边。对峙时,他不会张牙舞爪,他不需要。他直视的目光和不屈的姿态如同京剧中的勇士,会警告狱警如果他们碰他后果将不堪设想。狱警们流传着神话:大车有关系;大车一口可以吃下去一个包子;大车是黑社会老大。10月末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每个人都在熟睡中的时候,大车起来了,冲到墙边,翻墙而过。狱警事后声称他们放了大车,但是当梁听到这次越狱,一念闪过他的脑际:他找到了他的将军。

九个月之后, 2000年7月12日,梁被转到一个劳教所,和大车(已经被抓回监狱)和一个瘦小的、有着明亮的好象总也不闭上的眼睛的人住在一个牢房。大车私下告诉梁这个瘦小机灵的人是长春春城医院的一个放射理疗师。他的名字叫刘海波,但每个人都叫他“大海”,既是对他名字的一个昵称,也是因为他有不可思议的在一夜之内记住大量李老师的著作的能力,这个数据存取系统似乎还有其它的用处。梁在一开始对大海的故事并不怎么看得上:96年开始修炼的长春学员,两次被抓捕,两次表态放弃信仰,两次否定自己的表态,从来没见过刚出生的儿子天纯,等等。但是有一件事很突出。就在镇压不久,一些党徒在长春小学举办了一个关于法轮功“罪行”的展览。梁知道这个展览;官方强迫小学生看修炼者“自杀” — 上吊或者剖腹 — 这些象刀子一样刺痛了他。但是不要担心,这些展览已经不存在了,大海说。大海说他走进去,把展板扯下来,把它们扔走。它们是毒药,大海说,没有一丝的愤怒和做作。梁意识到大海是一个没有畏惧的学者,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他们是很奇特的三剑客,大海、大车和梁。开始他们并没有计划什么“西游记”。但更大的事件会在他们的朝圣路上把他们联系到一起。从2000到2001年,大约十五万甚至更多的修炼者曾经到天安门去抗议对法轮功的禁止。但这并不是很有效;每天大约有500人飘荡进去,聚出大约4000个特殊的集会。即使在那时,他们只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时间打出黄色的横幅,并没有事先定好的策略,所以很容易被保安抓起来。但是天安门给了修炼者一个焦点,一个从帝制时代以来被普遍尊重的真诚表达意愿的途径。确实,中国公众从来没有被(共产)党的运动所劝服。媒体关于法轮功的报道越发尖利刺耳(译者此处略去中共的污蔑之词),这只会让大多数中国人私下琢磨:(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惧怕?就不能不折腾这些人?

2001年1月23日下午,五名抗议者,包括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走上天安门,在身上浇上汽油,把自己点燃。录像一周一周的放映,公众的厌恶是真实的。当局不再限制对被监禁的修炼者的虐待,取而代之的是死亡名额和送往军方医院的群体失踪。”

文章说:“被监禁在长春朝阳沟监狱的梁的团体讨论了这个自焚故事的漏洞:最关键的是,法轮功的教导禁止自杀。而且有传言CNN并没有如官方所说的提供了录像。即使把照相机的怪异角度和警察不可理喻的行为放到一边,大海回想起《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导的翻译:一位记者到了那个自焚的母亲的家乡,却发现这个自焚者并不是一个修炼者,而是一个夜总会被付费的舞女,也就是一个妓女。

他们都使用过“讲真相”的技术:梁喜欢磁带和远距离扩音器,大车崇尚他的山一样的传单,大海欣赏带标语的气球。所有这些都显得令人眩晕的可笑。但是“明慧网”发表的一篇《插播》的文章在梁被关押期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文章提及爬到电线杆上截断电视传输,切入线路,和DVD放音机联线的理论可能性。没有具体信息,但是大海在放射理疗方面的经验使他买过一些电器,而大车正力图恢复气力。”

2001年底,梁的团队被释放。

文章接着讲述了这个团队合作电视插播的过程。

“他们马上开始审视整个长春的传输线。开始这看来不可能 — 只是一系列通向各个方向的传输线路。但是梁对长春地形的熟悉起了作用,他发现每个居民区似乎都有一个盒子。追踪这些路线,他想知道是否每个盒子都是一个集线器。大车爬上一个处在一个很方便的位置的墙,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即使他们知道这个系统的分布,可是集线器有那么多,而他们只有三双手。而且他们伸着脖子走来走去,已经引起人们的好奇,更不要想爬上一堵墙(即使大车都很害怕爬杆)。他们开始在长春寻找年轻、有体育天赋而且准备冒生命危险的修炼者。

梁发现了三个人。第一位26岁,名叫雷明,是这个团体的小兄弟。这个时期的长春是法轮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可以说在每一个街道都有一个法轮功的小组,制作传单或光盘或横幅。雷是从吉林市漂泊过来的,他穿着黑色皮夹克,黑鞋子,黑裤子,还有几个T恤衫。以前他是一个快餐厨师,制作诸如猪肘等北方冷盘。他的手非常巧,他常年带着一副自嘲的面容,但是如果生人对他显出过份的兴趣,他会以奇诡的目光盯着对方。最重要的是,雷身体非常棒,这部分的因为他不象其他人那样度过那那么长的在狱中枯萎的时光。当他在天安门打开横幅之后,他逃出了整个警察队伍的追捕,最终在附近的蛛网般的北京胡同摆脱了他们。

第二个人是32岁的侯明凯。和其他人不同,他是被一位当地的协调人选中的,因为他对电器的敏锐,他超群的健壮,他已被证实的承受酷刑的能力,和他的魅力。对侯来说,如果他因为离开自己可爱的妻子和女儿而和梁呆在一起而心怀忐忑的话,他通过扮演一个小丑,或者用中文的词汇,猴子,而掩盖了这种情感。他已经学会了在他父母的炸油条的小摊边忙活,整个城市都知道他们的油条又长又香。现在,侯荒诞不经的装作和警察或者旁观的农民打交道(哥们,要下雨了。看到我的鸽子了吗?嗨,多差劲的按摩)让大车都大笑起来。

最后,还有一位周润君,她来到这里作为这个团队的厨师。周还擅长另一个中国女性的活动:纠缠滋扰。大海总是想交谈,推理,和开会,但是周就从厨房冲进来,高声说他们就是太胆小,不敢爬。一天早晨她拿着一捆架线工的钩子走进来,把一对钩子卷到自己的靴子上,爬上后院的一个杆子,一边爬一边对他们喊叫。为了不让周整天说他们女人气,他们学她的样爬起来。到了晚上,连梁都爬了一次。

他们现在接近行动了。白天,他们会用一个从垃圾场找出来的集线器练习。晚上,他们会在陌生的居民区爬杆,每次都是两人一起做。大车,雷,或周,仓促的理解集线器的布局,而大海,梁,或周引开居民区看守者 — 那些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的视线。

2002年2月16日晚上,梁接到消息说,距离长春五个小时车程的钢城鞍山的一些电视屏幕曾短暂的闪动,黑屏,并被换成法轮功发言人澄清自焚事实。那是在有线电视上,并没有持续 — 想来修炼者可能被枪击或者是线路短路 — 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警察也知道这一点。预演的时刻表不得不缩短;梁把3月5日晚上定为倒计时的零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后,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星期。

当他们心急火燎的确定线路的分布时,梁也在背后受敌。梁把他的小组保持的很小,规定和修炼者团体有一个不交谈的空间,但是消息已经传开。即使梁的计划并不是用枪去攻占一个电台(就如短暂的传言所说的),大多数长春的修炼者都坚决反对插播,认为如果人们错过喜欢的节目,他们会更加仇恨法轮功 — 但是最终这些修炼者相信纯净的目的是关键,而不是世俗的结果(这个想法使得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被抓)。梁的计划听起来很可疑,像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李老师不是说过修炼人不能参与政治吗?中国的政治是肮脏的生意 — 谎言,谋杀,贿赂,卡拉Ok厅。以这个标准,法轮功纯净的如同白雪 — 烈士鲜红的血只是彰显其光耀。

唐锋,一位高大威严的长春修炼者,因为他的坚信而受到普遍的尊重。他到梁藏身之处想劝说他不要做这件事。梁仔细的听。然后梁突然反驳:到天安门报到的做法已经结束了 — 永远被自焚玷污了。所以不要再向(共产)党乞怜,而是直接走向民众。民众在法轮功和(共产)党之间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命运,对不对?也许民众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只有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才会这样。为什么只有鞍山接到事实?长春怎么办?机会不会再有,梁说。

这次见面后,唐锋静静的告诉其他修炼者他没能劝阻梁。事实上,他也想加入插播者,唐说,但是他的技能最好用来为明慧网记述这些事实。也许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应该更对梁的行动保密。

3月1日,梁被一个房地产的朋友叫醒,要他尽快整理一些文件。一小时后梁出现在他从前的办公室,突然他被警察包围。警察开车把他押到他已经熟悉的审讯室。

那天晚上,这个团队吃过周做的晚饭,等待警察敲门。敲门声没有出现,所以他们走到外面勘测。大海和侯最终发现了一个事先把线路切开的办法,所以只需要一个最后一分钟的调整。在接下来的三个晚上他们会把每个集线器转化成一个真相定时炸弹。通过自行车和出租车,在十五分钟内,他们会同时在整个长春发动。但是这取决于审讯室。也许警察对插播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会酷刑折磨梁,让他吐出名字、活动和地点。梁必须想法挺住。

四个晚上之后,唐锋走进人民广场附近一个大路口的一家便民店。人们站在那里看电视,但是以一种奇怪的、激动的姿势。唐向上看。一个电视节目正在收尾,一个长胡子的中国版的电视中人正在把天安门广场自焚叫成“伪火”,一个骗局,一个江泽民发动的罪恶的宣传运动。接着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展示身穿黄衫的游行经过埃菲尔铁塔,经过大笨钟,经过美国国会山,并解释法轮功传遍世界并在其它国家受到欢迎。电视怎么了?一个人问道。也许一个邻居在看一个录像,这个店不知怎么接收到了信号,店主一边回答,一边调台。但这些台都在播同样的节目。有几个人在设想反江集团接管了国家政权。

唐看着他们,享受着他们的激动,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喉咙哽咽:梁坚持住了。现在人们终于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了。他们能知道法轮功在外国是如何被对待的。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接着屏幕黑了,信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唐知道不会再有了。他们一定是被发现了。当他往家走时,从很远的距离,几乎无法感知的,唐觉得他听到从文化广场的方向传来的呼喊。

法轮功的广播在八个频道播放了五十分钟,积聚了超过一百万的观众,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说他们会马上打开电视。在一些居民区,当地中共官员变得绝望,切断电源,使街道陷入黑暗。在其它居民区,比如在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邻居,孩子,陌生人,甚至戴着红袖标的老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有几个人怀疑这不是政府的广播,但他们仍然开心的笑着轻声问:你们是怎么干成的?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而且这时看起来他们似乎真的是被平反了,快乐和笑声到晚上十点都没有停止,此时第一个修炼者接到一个军方朋友的电话告诉他,他们收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命令。

故事接下来会讲的有点艰难。登山并看到顶峰的景色是有趣的,甚至是令人鼓舞的;下山,把人变成非人的惨叫,却不是如此。但是对于后来的事件存在着更为详细的证词,取决于你的角度,这可以理解或者很怪异,这些对修炼者来说非常重要。有的人甚至在场 — 比如被铐在暖气管子上 — 目击死亡的时刻。最好还是概述吧。

雷明,这个团队的小兄弟,在3月5日十点被抓。在四天的时间里他被绑在一个铁椅子上,他也许或没有供出他的同伴。雷最终被提前释放,于2006年8月6日死于被详细记录的脊椎损伤。

不清楚江泽民是否下令“杀无赦”。但是无庸辩白的是610办公室,这个被组建用来消除法轮功的组织,在吉林市的头目,说:“这次我们要扒他们的皮。”事实是长春和吉林市的官员被警告说,如果再有一次插播,他们会被撤职。便衣警察被派到长春各处看守电线杆,西方电视台记者被禁止拍摄任何中国电视的播出,警察抓捕了2000到5000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当时雷被绑在铁椅子上。

3月9日晚上,大海和唐锋在他的家里被捕。警察把大海捆在他的客厅的椅子上,在他妻子和两岁儿子面前打断了他的脚踝。3月10日凌晨,大海被转到长春中心警察局,他被扒光衣服,一位现居美国的姓霍的警察,当时看到两个警察把一个高压电棍插入大海的肛门。几分钟之后,警察开始在警察局叫喊,刘海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大海在长春中心医院被正式宣布死亡。

3月24日深夜,超过60名警察包围了一个柴垛,大车 — 本来就是一个农家子弟 — 把它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警察把柴垛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大车出现了。警察对他的大腿开了两枪。当警察开车把大车押到警察局时,警车翻了,也许是争斗的结果。警方在稍后拍摄的照片显示大车已经无法坐直。一个衬衫局部的包着他,显示他的胳膊被打断。之后不久,大车拒绝了一次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尝试。从此之后,有人看到他被担架抬着辗转于各看守所。大车最终被判刑十九年,被关押于吉林市第二监狱,但是他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死于2003年圣诞节的次日。


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显示:

关押的房间内血迹斑斑,刘成军(本文中的“大车”)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

2002年9月20日,长春中级法院判周润君20年徒刑,据信她死于劳教所。

侯明凯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他躲到附近的吉林市之后,试图再次插播。没有成功,他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放上一个扩音器,在公安局里谴责江泽民。他的人头被悬赏五万元。8月21日,侯在长春被捕,被押到绿园警察局,在第二天早晨四点被毒打致死。之后警察开了个临时的庆功宴。不清楚他们吃的油条是否又长又香,但是看当时的情况,也许这些油条是从侯家的小摊上买来的。

插播以及其后血腥的后果刺激了一波模仿的尝试,其中大多失败了,但是有几个异常的成功。但这是一技之长。长春的效果再也不会重现了;随着长春插播者被捕广为人知,没有人再会相信法轮功会被平反。但是也没有人再会相信政府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版本。长春把死棋变为不断将军,但是这里没有国际象棋协会,也本来没有人理会要规定和棋。”

插播的故事讲完了,文章接下来讲述了梁振兴、刘成军等修炼者的故事的深远影响:“在西方的华人修炼者 — 精英,受过高级教育,冷静 — 认识到中国的电视,其实是宣传和反宣传,只是小丘。山已经被移动。伴随着自由门,无界浏览,和动态网的名字,修炼者组合的小组在北加州的办公室或者北卡莱罗纳的客厅,开始了翻过中国网络防火墙并打造一个中国和西方永久的互联网连接的过程。2006年,很明显的是法轮功不再于僵局中打转,法轮功在北美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在他位于亚特兰大郊区的家中,被中国打手卷到一个地毯里殴打,之后被扔在那里流血。同一年,修炼者成立了‘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

文章问道:“梁能理解他锻造出什么了吗?远不清楚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这些,即使有人告诉他,他也不一定理解全部的含义。每当他能和修炼者有短暂的接触,他总是以轻柔的语调问:“明慧网”报道插播的故事了吗?他们知道吗?”

文章接着答道:“是的,修炼者知道了。”但作者批评了美国国务院没有给予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实际的资助。文章最后说:“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有了一个选举。新的议会领袖宣称他们是讲原则的。他们有一个找到爬山道路的机会。也许哪一天他们甚至会鼓起足够的勇气去攀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8/234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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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饥荒中升起蘑菇云

──中国发展核武器叁十年回顾

蔡咏梅

  中共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後,宣布从次日起将暂停核试验。中国自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年十月爆炸以来共进行了四十五次核试,七月二十九日的宣布和九月二十四日在联大签署五大国核禁试条约,为中国劳民伤财长达叁十馀年的核工程暂时画上一个休止符。

◎ 中国原子弹野心始於建国初

  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一个核穷国,整个核工程一直是贫穷的中国人民不堪负荷的重担,被赋予巨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即产生於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是在死亡线挣扎的中国人民被迫勒紧了裤腰带省下嘴边最後一口饭为毛泽东、周恩来圆世界革命领袖梦而创造的一个奇迹。回顾中国这一漫长的核试工程始未,是我们了解和反省中国核武工程,解开中国人原子弹情结的前提。

  中共领导人的原子弹野心在他们进入北京城掌握了天下大权第一天就开始酝酿发酵。当时中国经历抗战和国共内战的长年战火,国家残破不堪,百废待举,民生国计千头万绪,而且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原子弹研究仍获得青睐。据中国着名核科学家钱叁强回忆,一九四九年叁月中央清查国库,拿出五万美元极其珍贵的外汇批给他在法国购买原子核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随後一九五零年周恩来亲自过问,「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款叁百八十七万两千元研究原子弹。

  一九五六年中共着手原子弹计画之初,曾一度因费用过於巨大而举棋不定。考虑到美国生产研究原子弹的费用仅预算即达二十亿美元,而实际投资应要高得多,中国是穷国,有五亿人要吃饭,当时中共中央和军委作过多次讨论都未能作出结论,最後是毛泽东在该年五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一锤定音:「原子弹嘛就这麽大个东西,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它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好大喜功又不懂科学的毛泽东说得轻巧,但中国人民就从此为「原子弹这麽大个东西」背负起沉重的包袱。

  虽然当时中国有一大批由西方国家归来的优秀科学家,不过按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制造原子弹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五十年代初的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使中国可以在盟友苏联的援助下迈开了核武发展计画的第一步。

  一九五六年苏联在中共的要求下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武技术援助,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制技术,以及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核基地。

◎ 苏联发现毛泽东是战争狂、撤除对中共的核援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正式成立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後称「九院」,并着手在青海高原,紧邻青海湖的海晏县荒野中建起一座方圆几百公里规模巨大的核基地,这就是中国叁大核基地的第一座金银滩基地,中共称为「二一工程」,主要进行核武器研制和生产,基地中有一座浓缩铀工场,一些机件加工厂和试验区。另外在甘肃北部的酒泉成立了一个原子弹联合体,进行核反应堆试验和原子弹的组装。

  正在中共为发展核武器踌躇满志之时,苏联的援助突然中断。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八月初赫鲁晓夫访中国,建议中国不必发展核武器,由苏联提供核保护伞。五九年底,苏联核技术专家全部撤回苏联。对於苏联的「背信」,当年和今天的中共领导人都视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今天中国新发表的有关资料和文章仍耿耿於怀,充满了对苏联的愤恨之言。实际上这是苏联对人类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当时美苏关系有和解之象,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对核对抗可能引发核战争造成人类大浩劫有较清醒的认识,愿意与美国签署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与之同时苏联发现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狂热的战争嗜好,一九五七年苏联外长米高扬秘密访华,与毛讨论核战争问题时,毛竟然建议诱使美国军队在中国福建登陆,然後苏联可向登陆美军扔原子弹,从而「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毛在会见访华的赫鲁晓夫时,也说过第叁次世界大战死几亿人没关系的狂言。毛泽东这一疯狂的想法把苏联吓坏了。停止帮助疯子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苏联人明智的决定,符合後来国际上的核不扩散原则。苏联通知中共停止核技术授助的函件指出,苏联向中共扩散核技术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

  苏联的拒援反而刺激了毛泽东的蛮干脾气,他决定不顾国家的当务之急和落後的现实状况,自力研制生产试验原子弹。五九年的中国正沉浸在超英赶美,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狂热中,一个将消耗全国巨量金钱和人力物力的超级尖端科技工程就如此轻率地开始了。中国将生产的第一枚原子弹被标号五九.六,以示不忘记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联正式来函通知中国停止核援的耻辱。

  一九六○年中共在新疆开始兴建第二个核基地,即後来为新疆人民深恶痛绝的罗布泊核试爆基地。

  罗布泊是新疆一个已消失的咸水湖,据中国史书记载此地曾经繁荣过,为古丝绸之路及西域楼兰古国所在地。但在公元叁世纪的前凉时代,因孔雀河改道,罗布泊乾涸,这个地区遂成千里荒漠绝地。

  这个试验基地在历史名城敦煌以东的罗布泊沙漠中,占地十万平方公里,相当於一个浙江省大,爆心黄羊沟位於北纬四十一点五度和东经八十八点五度,邻近古孔雀河道,与西边的新疆最大水源区博斯腾湖和东南面的楼兰遗址均相距约二百七十公里左右。很快地,在爆心以北一百公里的罗布泊边缘崛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即罗布泊核试基地总部所在地马兰。中共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数万科学家、优秀技师、防化兵和工人在基地修建了两千多公里的公路,大大小小的指挥中心、控制中心、机场以及多个试验场。从中国地图上可看到连接甘肃和新疆的铁路大动脉兰新线经酒泉到新疆的吐鲁番站後突然生出一小节孤零零的岔线,延伸到罗布泊戈壁边缘的库尔勒市。这条铁路就是为试验核爆而建设的。

◎ 「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的内部争论

  但不久,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开始蔓延到罗布泊戈壁滩,基地出现粮荒,库存的食物吃光後,很多人不得不靠吃榆树叶子和采集野菜度日。在中国物质短缺的一九六○年,负责国防科学的聂荣臻将军要求海军,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从他们的供应物资中取出两万五千公斤大豆和罐装食品至青海金银滩核基地应急。中国的核工程大约因饥荒停止近一年,除九局的核研究外,其他工程都处於半停工状态。

  对於在经济最困难时的中国,核武计画是否应该下马,在中共内部展开了一场要核子还是要裤子的争论。有良心的科学家和一些中共政要主张下马。他们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原子弹应等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了再干。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一九六一年夏在北戴河国防会上,军方和外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坚持继续发展核武器。外交部长陈毅说了有名的那句话,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陈毅同时还向中央表示,两弹搞出来,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批准原子弹工程继续进行。

  结果在中国几亿人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耗费巨大的核工程不停反而加速运转,在中国经济形势仍非常困难的一九六二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成立加强协调指挥核武工程的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一路顺风。」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犹如给饥饿的中国老百姓雪上加霜,伤口上洒盐。

  一九年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叁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中国又爆炸了第一枚氢弹,前者孕育於大饥荒,後者诞生於文革大动乱,中国的核武器成了中国人民灾难的象徵。

  中共统治者永不体恤民间的苦难。接着,核武器计画又来了一个大规模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行动。文革前夕,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中共认为由苏联帮助兴建,并裸露在开阔地带的青海核基地不安全,需要转移到大西南的深山中,於是在一九六五年决定在四川「叁线」地区重建一座核工程城市,这即是中国第叁个核基地。对於这个最新核基地,中共至今仍高度保密,除了其代号叫「九○二工厂」外,外界所知尚少,甚至连该基地的确切方位都不清楚(大陆科学家透露,基地在四川绵阳地区)。一位科学家指出,四川核基地是中苏冷战的产物,是浪费人民血汗毫无意义的一次瞎折腾,中苏冷战结束後,这个叁线基地的致命弊端:偏僻,离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太远,交通线过长,核生产成本偏高即暴露出来,但大错已铸成,无法弥补。

◎ 奴隶式劳役换来专制的虚荣

  在为祖国争光的崇高口号下,数十万科学家、军人和工人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叁大核基地,过着与世隔绝,并受到严重核幅射污染威胁的艰苦生活,他们为原子弹奉献了自己的黄金岁月,据大陆报载,至今还有不少人仍身不由己留在沙漠深处,不能回到自己的锦绣故乡。

  大陆有篇题为《蘑菇云下的痴男怨女》文章指出,为了中国的原子弹,有六万内地优秀工人在五、六十年代被迫放弃正常的生活调到罗布泊,如今他们年龄最大已七十多岁,大多数有了子孙,虽然已退休,但由於国家拿不出钱,至今不能走出戈壁沙漠落叶归根。作者访问了很多这类家庭,发现他们生活相当困苦,多数仍住在破房里。在马兰基地流传着这样一句很苍凉悲痛的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句悲凉的话使人联想起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和隋炀帝的大运河,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冲天蘑菇云下也有奴隶的血泪劳役和建造者的累累白骨。但原子弹还不及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前者毕竟是人类文明的遗迹,而大运河甚至造福後人一千多年。

  中国的原子弹只是使中国更贫穷,更落後,甚至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拖慢了中共军队现代化的进程。

  据西方估计,中共将一半的军费开支用来发展核武器(据文革中透露,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的成本高达上百亿元),结果中共有了原子弹,但中国军队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一命呜呼时装备和技术水平仍流於拼刺刀、扔手榴弹的原始水平,两年後中越军队大较量,没有原子弹的越南军队表现比有原子弹的中国军队更强悍得多。

  而且原子弹也并未使中国更安全,相反中国领导人的核野心差一点为中国引来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对中共好勇斗狠不惜一切发展核武器的可怕前景而惴惴不安的苏联於一九六九年曾向美国多次提议,对中国的核基地来一次外科手术打击,以永远消除中国的核威胁,但遭美国反对。据美国中情局後来透露,当时苏联在远东的导弹基地有无数核弹头瞄准中国。可以想像,若非美国阻挠,中国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四省将会受到苏联的毁灭性核打击,中国半壁河山将陷於血火,中国可能至少死数百万人,其情景会比广岛长崎原爆更惨烈。

  许多爱国情深的海内外中国人至今仍有很强的原子弹情结,一提到中国造了原子弹,他们就激动,就热泪盈眶,至於原子弹为中国大地带来的污染,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牺牲则是他们所见不到的。重新反省中国核武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原子弹只不过是几个患了革命狂热病的专制者的虚荣,而这种虚荣还是成本最昂贵,也最遗祸无穷的虚荣。

  记得上一次中国在全世界一片反对声中进行核爆时,北京一位朋友向我这样表达他内心的愤慨:只要中国仍进行核试,我不会捐一分钱给希望工程。

  中国人民不要原子弹,愿今天的暂停核试成为永远的停止,让被原子弹炸得千疮百孔的罗布泊能永远安息沉睡。

录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杂志社,1999年11月第二版。

力虹惨死妻病倒 杭州民主党人悼受阻多人遭监控

11月8日上午11点,杭州民主党成员计划在云居山纪念碑举行悼念力虹的活动,但多名成员被警方控制。7日晚7点吴义龙被警方带走扣留,陈树庆、朱虞夫、王荣清被控制在家,分别有警察、警车门外伺候。

杭州民主党人悼念力虹的活动受到警方阻拦,他们早上出门时被警察拦在门外。头天晚上就被警方带走的吴义龙,至记者采访时刚刚获释。对此王荣清表示,悼念逝者是人之常情,对警方的阻拦不理解。

(录音):力虹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作为我们来说,祭奠、悼念力虹先生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政府这样干预我们感到很不能理解。人已经走了,我们纪念,我们希望力虹走好吧,政府干预我们认为没有道理。

杭州民主党朋友痛惜他们失去一位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战友、一位不畏强权、不逐名利的勇士。吴义龙表示,

(录音):力虹先生是杰出的中国民主党人,在1999年中国民主党遭到严厉镇压之时毅然加入,并主持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宁波筹备委员会,长期以来,他为中国民主党做了有效大量的工作。他站在风口浪尖以自己的人格、毅力和勇气,消减着个人对暴力统治的恐惧,为自由民主的社会在中国的确立,兑现了自己对战友的承诺。

陈树庆说,(录音):他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佩服的是他勇敢的站出来为法轮功、还有器官倒卖,这两个敏感的话题,为他们维权。

朱虞夫在给力虹的悼文中写到:当局何等的怕你,他们怕你的嘴会说,他们怕你的手会写,他们怕你的人格感召力会唤醒越来越多的人的良知—

力虹的妻子董敏承受了照顾丈夫的辛劳、来自当局灭绝人性的压力,和失去亲人的打击,终于病倒在床,最后的丧事不得不由力虹的哥哥帮忙办理。她的朋友汪雪娥为董敏的遭遇落泪。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陆商品粮基地受重金属污染 超标产品流入市场

核心提示: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一千多万吨。

  丰年警言

  过去七年,中国粮食生产画出了一道上扬弧线,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七连增。

  联系到2010年年初的西南五省份百年难遇的干旱,年中中部数省洪涝滔天,大灾之年大丰收,不可谓不是奇迹。

  然而,12月底落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却在欢呼奇迹的举国氛围中,难得冷静,粮食生产维稳仍被列为明年“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

  平心而言,对于中国,用世界9%不到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的旧压从未轻松,而粮食安全的新忧已经次第而来。比如极端气候频发,甚至南北同旱同涝的生 态环境,比如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免扭曲耕地的占补平衡政策,比如灌溉危机、土壤污染、农药化肥的依赖从未缓解,当然还比如国际粮价波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等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因素无不困扰。粮食盛年需奇迹,更需警言。

  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们将2010年年度绿色调查锁定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求面面俱到,只观绿色维度,我们不进谀词,只提诤言。

  我们深入中国粮仓一线,传递稻香谷粒真实的忧虑;我们多地辗转,面聆权威学者清醒建言,我们还扎进历史,知过往得失,方晓今日忧患。

  因为中国只有粮安天下,才能继往开来。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一千多万吨。湘江边的产粮县湘潭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种粮者吃不上粮?

  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

  纵然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74岁的响塘乡长安村农民黄运升如今却得祈祷:吃上自家种的稻米。

  在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湖南省湘潭县,这本不应成为奢侈的愿望。这个传统的双季水稻栽培区,拥有耕地面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偏爱的示范基地之一,这里还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

  11月正是晚籼稻收割的时节,湘潭县早早开始了收购。但黄运升今年收成不好,每亩地只收了三百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

  他认定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区有关。黄运升回忆说,自上世纪50年代湘潭锰矿开发以来,原本宁谧干净的山区,“整天灰蒙蒙的,空气不干净”。在他的田地旁,三四条陈旧的铁轨横亘而过,沿铁轨两侧,烟囱和挂着锰业公司标记的厂房赫然包围着村庄。

  工业带给这个乡村的烙印,并不仅限于天空。黄运升说,种地也开始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陷入倒退状态。以自己为例,作为最早使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农民,“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他的田地离矿区尚有一定距离,“离得最近的,常常颗粒无收”。

  产粮大县,竟有村民吃不上自种的粮食,湘潭市一名政协委员为此专门提出了议案。响塘乡政府很快查明了原因,在2007年递交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秘密被第一次揭开。

  报告称,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完全绝收的面积又几占一半。

  由于长期矿产开采,当地的灌溉水源严重缺失。长安村的村民回忆,村中原有个清水塘,水面面积有30亩,为周边良田提供灌溉。但2000年池塘开始渗漏,到2005年夏天便完全干涸,导致周边农田无法灌溉,颗粒无收。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混杂着工业废水的沟渠中取水浇田。

  “土壤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矿山、冶炼、污水灌溉与污泥的施用。”中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其中尤以污水灌溉和矿山冶炼的累积为重点,“可以断定,长安村粮食的绝产与此有很大关系”。

  2009年发生的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让村民们将自己种出来的稻子与新闻中所说的“镉米”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炼锰或许不会带来更多的镉污染,但矿区长期存在的非法炼镍却可能是元凶。

  “重金属一旦进入环境,尤其是进入土壤—水稻系统中就很难排除。过量的重金属在水稻的根、茎、叶以及籽粒中大量积累,不仅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整个农田生态系统,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及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有村民甚至找到了一篇题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学术论文,越对照越笃信。

  政府只能实行补偿,但黄运升说,即使按照乡上建议的每亩1440元补偿标准,“拿到的钱还是不够买米”。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他们先是将收获的谷子卖给粮食收购站,然后自己再去购买外地来的商品粮,“自己种的稻谷即便能卖,也就百斤120元,而一斤东北米的价格至少是1.8 元,但我们只能照买。”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绿版记者深入三大产粮区路线图 (肖遥/图)

  “镉米”暗涌,等待无期

  “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

  古语云,“湖广熟,天下足”,但现今在稻谷丰收时,湘潭部分村民们的忧虑挥之不去。

  毗邻响塘乡的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颇为严重。湘潭市国土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2008年曾做过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响水乡稻田重金属污染面积占水田总面积的68.84%,其中尤以镉污染为最重,“镉污染导致水稻产量和品质下降”。而其中的规律是,“距工厂或湘江越近,污染越严重”。

  位于湘潭县城易俗河镇的红燕山矿区,现在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试验区。矿区52岁的村民张新民,以他工作的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为例,“过去洗压滤布、漂洗氧化锌后的含镉废水,就曾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农田”。

  与工厂为邻的人们,开始将所有的田地抛荒,宁愿将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安全的粮食。

  不要说稻谷,连易于生产的蔬菜也罕有人敢吃。由于重金属污染,当地的菜园中,总会结出些奇形怪状的变异果实——瓜架上的丝瓜会突然爆裂,黄嫩的丝瓜心从里面探出头来;连湖南人最爱吃的红辣椒,也出现了一个个朽洞,干瘪得毫无滋味……

  整个湘潭市的情况一度很不乐观。湘潭市农业局一位退休干部称,2002至2003年,市农业局曾对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等下属七个乡镇27587公顷耕地的主要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进行了检测评价。

  这一至今未对公众完全公开的结果是,稻田土壤污染严重——雨湖区重金属镉超标,岳塘区镉、汞严重超标,荷塘、昭山两乡5个土样汞超标1.63倍,镉超标4倍……“虽屡经治理,但情况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善。”上述干部坦陈。

  “湖南耕作区的土壤多为红壤和山地黄壤,都是酸性或强酸性。重金属污染更容易在酸性土壤中被吸收。”湖南一位土壤专家说,“重金属污染在稻田中累积,因为水稻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而传递到稻草和稻米中。”

  湘潭市环保局一位人士透露,市环保协会曾牵头与湖南省农科院、中南大学一起负责一项全市重点镉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当时的申请报告给出了一个骇人的数据, “湘潭市境内湘江两岸至少有5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镉污染,在被污染的土地生产的不少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食用这些农产品的群众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而据更早前的权威部门检测,受湘江水灌溉影响,湘江两岸的土壤、作物镉含量最恶劣时超标1倍至11倍,检测的稻米样本中已形成“镉米”的占50%。

  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担忧,“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最后,湘潭启动的修复项目建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品加工成燃料酒精;而受镉污染的农作物枝叶秸秆则用于生物质发电,竭力避免进入食物循环链。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前的2005年,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首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见公布。

  而问题在于,等待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并无相关的稻米检测机制,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说。

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1/0109/article_116324.html

中国大陆北方吃米线 吃三碗就是吃一个塑胶袋

中国南方有名的小吃“米线”,近几年也受到北方民众喜爱,不过,近期有大陆媒体披露,加工业者在制作米线的过程中,不但加入类似合成塑胶的化工原料,还添加既能增白又能增筋的化学物质,有业者坦白说,吃3碗米线就等于吃下一个塑胶袋。

使用糯米或精米碾磨制成的米粉、米线,原来是中国长江以南的传统小吃,近几年也成为北方的流行小吃。然而有大陆媒体披露,在北方,米线通常使用土豆、红薯、玉米粉作原料,为了增加口感、卖相和保存期限,就在里面添加化工原料。

山西食品批发商店老板:「为了筋道了,它是食用胶的比例比淀粉(比例)还大,我这儿卖米线了,我肯定不能告诉你我加的食用胶了。他就说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其实他就是加的食用胶。」

据报导,北方米线店很少使用新鲜米线,而是到批发市场购买现成的干米线,这种以淀粉作成的米线,颜色发黄,加工业者会使用类似吊白块的所谓“新型复合胶剂”来漂白及增加韧性。另外,为了降低成本,业者还会添加所谓的明胶。

太原市烹饪餐饮业协会副会长李镛:「一斤米磨出浆来,可以出3到4两的(米粉原料),他如果加上明胶以后,他就可以把里面的水份,通过明胶的乳化,就可降低成本。」

李镛还表示,往里加的如果是食用明胶还好一点,如果是工业明胶就后患无穷了。

山东济南米线摊主:「吃3婉米线就等于吞一个塑料袋吧」

来源:新唐人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1/0109/article_1163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