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何清涟

这文章的标题其实想说的是:中国有多少个钱云会?自从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以来,我就想了解到底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 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农业部有一套推算方法。2006年3月,国家农业部曾公开通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 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在此,农业部是根据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两亩计算,得出此结论。

农业部以全国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人均耕地的推算方法其实简单易行。不过,中国的人均耕地早就下降到人均两亩以下。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1.59亩,十年之后,即2006年已降至1.39亩。从1996年到2007年11年当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1.25亿亩。以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了人均 1.4亩,至2007年为止,全国约有8928.5万多失地农民。

从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失控状态,占用农村耕地更多。国土资源部曾于2006年4月开始,在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开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项政策给全国各地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20多个省市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 “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强拆民房,农民被当地政府用暴力“打”上楼的事例屡见不鲜。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拆村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至今未见有详细数据,但至少不应低于2000万。

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估计,中国已有失地农民1.2亿左右。

这场拆村运动让数千万农民失去了的不仅是家园,还有未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是无法就业。近七、八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与院校做过区域性失地农民调查,基本上都承认一点:35岁以上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40%。但我觉得这一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广东省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远比中西部地区多,很难设想他们的工作机会竟会比其它地区要少。

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已经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失去耕地、无业可就的伪城市化,就是1.2亿“钱云会”们产生的中国大社会背景。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112/article_18334.html
来源:VOA

高智晟:我的心声

高智晟

朗朗乾坤下,诺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无恶不敢为且无恶不能为,令人惊叹!

在十三亿同胞中,我们一家人竟是如此的无助。

2007年9月份前,在中国大地上只有四个人不愿听共产党的话仍坚持公开与我往来。结果,这四个人中,一人长期被警察围困,三人在九月份被绑架遭到野蛮欧打和精神折磨。至2008年,仍不愿听话放弃的胡佳遭到非法关押,黄燕被绑架后与“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遭到残酷折磨。而黄燕此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 “法轮功”同胞所遭受的酷刑更加骇人听闻。在酷刑威慑下的今天,中国已无一人再敢公开与我往来。

现在,我要发出点声音不仅是异常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当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残酷的手段,来达到阻止我发出声音的目的。以致于我去年11月份出来后到外地,连住宾馆都有警察在同一个房间贴身监视。他们实际上成功地达到了此目的,把我变成了一个仅能行走的废物。我常与妻子戏称:“世界上六十亿同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我们家却与世隔绝。”外界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一家苦不堪言,其实最苦的是我妻子耿和。我生性乐观,又是信主的人,即便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时,痛苦亦仅止于皮肉。装着神的心里确实满满实实地没有接纳痛苦的心理空间。我和两个孩子经常大声歌唱,耿和却从不参加,我的各种努力都不能使妻子摆脱苦楚。

耿和的苦楚源于女儿格格的不能去上学。自从孩子不能上学后,我也绝望过一阵子,感到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之更加令我痛心,我在震惊和愤怒中不断地对当局抗议。耿和为此精神几近崩溃。

借此,我亦特别呼吁恳请,那些在大陆尚有点自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郭飞雄,并帮助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今天中共鹰犬遍地之时,民族精神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之地,我们需要郭飞雄这样为民抗争的勇士。郭飞雄、胡佳、杨天水、陈光诚、许万平、王炳章、郭泉们这些以生命捍卫自由信仰的勇士才是中国的希望。今天帮助他们及他们的亲人可以使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将来回顾这段历史时,给我们的子孙少留下一点耻笑。

在现今的中国,人们普遍心知肚明的是,生活在善意和道德中已经十分困难。胡佳的命运进一步揭示了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但困难而且危险。善恶有报这个人类古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中共党文化充斥的现实生活中遭到致命毁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对道德和善良的维护随处可见,而今日中国,对道德和善良的维护早被一扫而空、连根拨除,中共国家政权成为不道德和恶的典型象征和代表。

今天中国所有所谓的经济奇迹,无不以“致命毁坏”为代价。人们为之雀跃的只是表面繁荣的畸形经济发展,而对环境遭如此恶劣的破坏却视而不见,对迄今近70% 的中国人长期被置于任何社会保障之外的非人道现实也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传统的水乡没水喝,传统的奶乡无奶喝,农民不吃自己产的粮,食品制造者不吃自己制造的食品,这些早已是普遍现象。掩耳盗铃,指鹿为马,丑化美,美化丑成了社会风靡的时尚,而在这一切当中,中共政权这个不诚实、不道德的坏榜样的身影无所不在。

这个无良政府利用它制定的恶法扬恶抑善,致使恶人当道。在竞争中,谁有权力谁就能胜出,谁不讲道德谁也能胜出,强大的权贵集团则这样形成。司法不公,恶警当道更使人们对在不公正改革中形成的权力集团充满了仇恨和鄙视。各地迭连发生的暴力抗争事件,敲响了这个民族再一次被迫进入暴力循环的不详的钟声。

今天的中国社会,民情颓靡,整个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些人的严重腐化,而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堕落。一场让当政者沾沾自喜的奥运会,把极权政治和文化强加之在“体育盛会之中”,用专制精神置换奥运精神。奥运会千人一面的专制文化恰到好处地大肆渲染了所谓的和平崛起形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强权摆弄下的歌舞狂欢掩盖了底层民众的悲惨呼号,掩盖了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我在新疆方得知:今年奥运火炬在大陆的传递所到之处,路边欢乐的人群都是当局组织的。还由机关单位把警告口头传达至火炬沿途的每个家庭、每个人,即:“任何人不得打开窗户、不得举标语喊口号,否则,满街的阻击手将果断处置,一切后果自负”。轰轰烈烈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虚假安排,表面欢呼及和谐的背后是赤裸裸武力恫吓。中共就是这样操纵本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排斥一切不同的声音,把中共的虚假景观拓展至全世界面前。

权力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清楚地看到,中共制造的这些虚假景观都无法挽救专制必亡的颓势。轰轰烈烈的宣传一过,贪官恶警们的恶行依旧,中国各地的抗争依然峰起。

借此,我谨向海外真诚关心中国命运的华人朋友们致谢。呼吁更多的海外华人关心并致力于和平推进民主宪政;呼吁海外民运、信仰团体及其争取权益的团体团结起来,坚定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和平转型;呼吁设立人权工作委员会,为每一位人权受害者去控诉。中国的人权受害者多如牛毛,尽量把能搜集到的每一个人权迫害案件呈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它国家的人权部门,并定期公告。建议创办“人权报”,每日披露人权侵害案例及施害者的姓名及名称,把堆积如山的中国的人权灾难真实展现在全世界眼前。委员会应下设各省及城市工作组,以搜集及声援人权案件为主。另可设立若干专门工作组,诸如:宗教信仰工作组、上访问题工作组、失地农民工作组,六四问题工作组等。将国内人权具体受害者的问题纳入具体行动中才是真正民主宪政的价值之源。

在此亦建议人们在行动上,联合所有华人反专制力量,包括联合一切致力于寻求民族自治的团体。并通过广播网等形式将未来中国联省(邦)自治对国家和人民的益处广而告之,诸如联省自治使少数民族自治自然水到渠成地实现。也要实现未来中国之对所有公民的包括医疗、养老等方面具体的普遍的福利制度;实现独立的司法;实现未来政府对所有受专制迫害的具体受害人每年以一定的财政比例予国家赔偿的承诺;追究共产党首恶的刑事责任等,要效《九评》传播之法,传播我们的这些理念,促使国人的觉醒。

在此,我亦特别呼吁,海内外所有力量团结起来,尽一切力量营救郭泉和刘晓波先生。刘晓波的被捕暴露了当局的无耻嘴脸。

在此,我还要忍不住给中国的民运维权领域喊喊话,现在相当多的民运及维权人士已变得不再是行动者,而是沽名钓誉的民运投机者。他们对我们民族灾难史上最惊天骇地的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睁眼不见,充耳不闻。我公开为法轮功信仰群体呼吁后,私下接触者皆说我激进。这种“共识”惯坏了当下中国的最恶的恶种,给被迫害的同胞雪上加霜。我发起的绝食抗暴行动和平且合法,这些沽名钓誉的民运投机者不但不支持,还几乎在同时四面扑来软硬兼施的指责。他们中的一些写手文人们,更是打着“义旗”从背后杀将过来,在我身陷囹圄时还不停止,让人扼腕叹息。为什么要这样?!我说话的机会不多,今天必须点明这点——这是阴暗人性使然,是自私人性使然!停下来吧!无论你捏拿得多么炉火纯青,也是枉然。在酷刑后我说出这苦楚的真实心声,虽很逆耳,但绝非激愤之言。

今天,中共在全世界的“好朋友”、“好伙伴”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当代人类最黑暗政权维护者的反文明现实大都心知肚明。但是这些中共的“好朋友”、“好伙伴”们却因为利益而成为泛黑暗政治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中共的“好朋友”、“好伙伴”们则是被共产党精致的欺骗所迷惑,他们完全不了解共产极权的邪恶本质,他们甚至为他们所看到的虚假东西唱赞歌。

最后感谢那些真正关心中国人权事业的外国朋友们,感谢斯考特先生、诺瓦克先生、加拿大的两位大卫先生及欧洲议会的先生和女士们,你们给以我们无私的道义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们为自由民主而抗争的希望所在。

这篇文字将使我再次遭绑架,遭绑架已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如果它要再一次来临,就让它来吧!

高智晟2009年1月1日完稿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九评共产党》开篇讲:“谁在哪个问题上相信了中共,你就会在哪个问题上送掉小命!”这是一针见血的警世良言,几十年来被人们的亲身经历验证。如今,一些中共公检法人员、基层干部,再次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仍为中共谎言所惑、为利益引诱,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想恶报已在眼前,正当壮年就赔上了性命。

重庆贾嗣镇派出所长周立波临死哀号

重庆市江津区贾嗣镇派出所长周立波,出生于李市镇黄桷乡,年40余岁,于2010年12月16日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事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

周立波担任所长前为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警员,在江氏集团腐败治国、升官发财利诱下,积极为其效命,疯狂迫害真、善、忍信仰者,对法轮功学员陈德贵、漆富邦、王连富、唐荣富、胡忠琴等多人,长期监控,频繁骚扰、抄家,并将从学员家中抄去的大法书籍、法像放在脚下肆意踩踏后焚烧。当地法轮功学员向他讲清真相,善劝他不要对大法如此犯罪。可他被升官发财的贪婪之欲充塞了头脑,不但不听不信反而变本加厉:与其姐周吉芳合谋构陷法轮功学员郭传书,致使郭传书被绑架投监直至迫害致死。

周立波所作所为得到江氏流氓集团的赏识,2005年升任贾嗣镇派出所长,随之皮肤癌恶疾缠身,病情严重发作后经治疗一年多时间,最后死在医院病床上。

“表彰会”当天为中共邪党献身

山东济宁金乡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宪文,积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于2002年被评上了该县的所谓“先进”。在一次开邪党表彰大会时发言邀功,交流怎样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开完会后,刘宪文在回家的路上,汽车被后面来的车追尾,结果刘宪文和开车的司机当场死亡,46岁就为邪党献了身。单位的职工说刘局长是得了报应,不然不会死的那么蹊跷。

南充市中级法院政治处主任邓冰“跟党走”的悲惨结局

邓冰,南充市监狱长,原四川省南充市中级法院审委会委员、政治处主任,大约53岁。因紧跟中共恶党,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遭致恶报连连:独子得血癌早丧,妻子犯重伤罪被判死缓入大狱,自己、养女都被妻子严重毁容并致眼盲。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邓冰积极参与迫害南充市中级法院经济庭法轮功学员,导致她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抄家,在劳教所遭到酷刑折磨差点失去生命;出狱后,又被逼得背井离乡,有家难回。

邓冰因而招致灾祸上身:二零零零年,邓冰读大学的独子患血癌痛苦离世,死时年仅二十岁。大约在二零零一年,邓冰被调离中级法院这个令人羡慕的名利场,其朝思暮想当中级法院院长的美梦一夜破灭。

中年丧子使邓冰痛苦不堪,遂收养一女做养女,可痛失爱子的妻子严萍(南充市监狱医院职工)无法接纳养女,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对邓冰及养女用残忍的方式毁了容,造成二人重伤(邓冰右眼盲,左眼几近失明。养女双眼盲)。其妻则因触犯刑法而被判死刑(缓期)关进了监狱。

广东省蕉岭县法院副院长马琼英遭恶报

马琼英,女,四十五岁,二零零六年前任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院法庭庭长期间,先后于二零零五年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吴世忠4年冤狱,二零零六年判曾庆霖3年冤狱。二零零六年前后,马琼英被提升为蕉岭县法院副院长,欺骗毒害民众,对蕉岭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写信或打电话劝善,无效。二零一零年端午节前,马琼英检查出患乳腺癌,在梅州市人民医院做手术。

这些人在中共邪党的迷惑、操控下一步步对法轮功学员犯罪,且死心塌地地认为他们所效力的中共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丧失了正义和对是非的基本判断力,一意孤行“跟党走”。也许得到了一点暂时的风光,可正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谶语。希望更多的人不要等到无路可走的一天。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12/234799.html

中共对主流社会人才的迫害触目惊心

文/飞瀑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根本无视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无论他多么有才华,给社会作出过多大贡献,在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只要修炼了法轮功,中共会对他疯狂迫害。中共在迫害着中国主流社会的优秀人才,损毁着道德高尚的中国社会精英。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

* 全国劳模朱颖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报道,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朱颖于2010年9月27日被新乡市红旗分局东大街派出所恶警魏光雷等人骗出家门,绑架到看守所,于11月30日凌晨4点左右被迫害致死,并于12月2日在新乡市火葬场被强行火化。报道中说,朱颖曾患过癌症,因修炼了法轮功而痊愈。

* “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

在明慧网同一天的报道中,还有篇报道: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张建平,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杭州看守所。

张建平是南方水泥矿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南方水泥矿山工作。其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树海赞赏张建平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

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国水泥》杂志特别报道《看南方水泥如何推进矿山资源整合》中,张建平被形容为:具有丰富的水泥矿山实践管理经验,他睿智、专业、干练,对南方水泥的矿山情况如数家珍。二零零九年因业绩优异被中国水泥协会授予“水泥矿山突出贡献奖”。

在张建平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专业论文获得了三等奖。而他本应于十二月七日去深圳演讲;并计划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份去日本访问并做技术交流。

* 敢言律师王永航被判刑七年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报道,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晚,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十八监区的大连律师王永航,被几个犯人野蛮殴打,这些犯人是在狱警李士广、彭力、刘敞等人的指使下干的。十二日上午,王永航又遭殴打,后被关禁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王永航是辽宁乾均律师事务所律师,二零零八年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昔日铸大错,如今宜速清遗祸》,完全从法律的角度针对中共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施加于法轮功信仰者的致命错误,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能够顾及最起码的法律尊严。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一九九九年以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王永航的公开信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据知情人披露对王永航的绑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下的令。王永航被非法判刑七年。

* 国家电力部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因信仰遭劳教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报道,原为解放军总装备部二炮计量站文职干部的苏南,与丈夫郑旭军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受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苏南被非法判刑三年,被迫害得全身骨骼变形,右手手指弯曲,双手不能握紧和正常伸直。在北京奥运前又被绑架劳教二年半,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身体非常虚弱,在非法关押两年半后又被马三家恶警加期10天。

苏南的丈夫郑旭军,1996年攻读博士学位,是国家电力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得者。因学习工作出色,1999年1月公派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回国后,他在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关到团河劳教所。2008年初与妻子同时被绑架关押,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半。

* 中共损毁的是中国主流社会精英

修炼法轮功遭迫害的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很多,上述几个案例是明慧网连续三天的报道中我们摘录下来的。有心的人士会发现,在明慧网十多年关于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的报道中,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方面的类似报道,也就是说,中共迫害的主流社会的优秀人才无计其数。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对社会上这类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展开灭绝性的残害呢?让他们在社会上为社会创造价值、造福人民不好吗?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只一个,那就是只要是中共打击的事物,无论好坏,谁涉及了谁就是中共的敌人。而中共在打击时是全然不顾及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的。这就象当年中共打右派,只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学生也好,教授也好,哪管你的未来对国家多么有用,也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国家的栋梁,只要是右派,一律严厉镇压。

从上述的几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确实是国家的优秀人才。有的人价值数十亿,有的人还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有的人在军队任职,有的人是其工作领域中的精英,有的人敢为社会的道义担当,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较为正常的社会,都是国家的财富,社会稳定的基石,会对国家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可是仅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遭到中共如此打击。这单单是在打击法轮功吗?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与中华民族为敌的邪恶本质。

在中共看来,它认为自己否定的东西,精英如果不顺从,不配合,就是大逆不道,管你以前对社会作过多大贡献,或以后又会为社会创造多大价值,甚至曾经给中共立过大功的人,中共都会毫不手软的挥起屠刀。中共对精英的整肃目的,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屈服于它,而绝不能拥有中共所否定的思想和信仰。

中共对精英的钳制远远甚于普通民众。就第一个案例中的朱颖来说,她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中共当局对她以前能不看中吗?她因为得了癌症修炼法轮功好了,她向同胞介绍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那不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吗?作为一个为民众负责的政党不应该深入调查才是吗?可是在朱颖一案中,地方当局完全按中共制定的政策办事,全然不顾及真正的事实。据说朱颖的案件是由公安部直接派人来办的案。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余年,遭到迫害的社会精英何止是我们列举的这几个?这只是连续三天的报道中所涉及到的几个而已。中共对主流社会优秀人才的迫害,实质是在折断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其实中共对中华民族精英的迫害也是非常胆怯的,不然它不会如此秘密的把人劫持到监牢里进行摧残。可是这能阻挡得了民众对真相的了解吗?每一个社会精英,他们的影响面都是非常大的。他们毕竟是主流社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选择法轮功,说明他们的睿智和法轮功的伟大;中共以修炼法轮功为借口迫害他们,暴露的只能是中共的罪恶。人们会扪心自问:中共连这样优秀的人才都不择手段地迫害,中共不正是以中华民族为敌吗?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2/26/234126.html

与父母和解 (图)

作者: 宾静荪

你可以选择不看这篇文章,不关心这个议题。如果,你对下面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话。

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生活好吗?

你喜欢你的家人吗?

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时,你觉得有趣、会感到兴奋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或“不经常如此”,那么你对家庭或多或少有些不满意。也许你认为,家就是家,责任、义务、角色都已注定,除非发生严重的家庭危机,还有什么好坏可言?但是,某些时刻,你的内心深处是否希望能和逐渐年迈的父母谈心、更接近,更温柔、真实的交流?是否希望能在父母需要陪伴、扶持时,你能自然真诚的拉住他们的手,就像你需要他们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处拍拍你的肩、安慰鼓励你?

和父母亲接近的想望,有时,是一生的追寻。台湾旅德作家陈玉慧在混合自传式小说《海神家族》中书写自己悲伤的起源。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总是忧郁,她从小对父母有怨,因为感受不到父母对她的爱。二十岁就离开台湾,异国流浪的过程其实就在逃避童年的缺憾,寻找爱和家。她曾经“不喜欢温柔”,必须武装自己,强忍悲伤,其实内心极为渴望自己能像一个女儿和父亲谈心,但总是失望、受伤。写完家族故事后,她发现父母的确没有爱过她,但“又有谁爱过他们?”从质疑到理解,她逐渐释怀,藉返台陪伴癌末的父亲到他过世,与父亲和解。

与父母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

陈玉慧的家族故事也许沉重,却完整呈现与父母和解,其实就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大部分家庭都有爱,但有时,家庭却是成长过程中受挫的根源。很多人发现自己无法按照原本的人生剧本走下去时,开始探索自我,走进心灵成长的祕密花园后,才发现打结、卡住的是自己和父母的关系。

卓越艺术传播基金会牧师黄国伦观察,一般有两种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一种太疏离、分太开,只有在婚丧喜庆重大事件时才有互动;另一种是太黏腻紧密,无法划清界线,完全分不开。而很多家庭互动沟通的方式不好,不知道如何建立亲密关系。

为打开心结、让自己成长、自由,愈来愈多人参加家族治疗或亲密关系工作坊来学习改变。目前,台湾的心理谘商界有两个比较大的家族治疗系统,藉着类似心理剧的客观呈现,提供参加者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以成人角度重回原生家庭。

来自美国的萨提尔模式以“家庭重塑”的方式,深入成年行为的“冰山”底层,“雕”出原生家庭各角色之间的权力结构和沟通型态。来自德国的海宁格家族系统排列,则利用互不相识的成员即兴“演出”一个人的“生命剧本”。许多人因为“看到”自己在关系中的状态和样貌,受到极大震撼,因而学习放下未满足的期待,转化负面情绪,做出改变。

父母的过高期望和权威,经常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疏离,而且让孩子自尊心低落。近四十岁的江智良(化名)理工名校出身,但是平均一年换一个工作。他参加工作坊想了解自己,却发现对工作不满的根源,来自他一直跟权威有冲突。

他对父亲既尊敬又害怕,从小很皮,常常“按到爸爸的按钮”而被扁得很惨;但因为很会念书,成绩优异,所以“爸爸来学校都走路有风”。直到高一那年因为迷上电动而被留级,高二读理组班,数理很好,英文、历史却不及格。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爸爸看到成绩单,只用台语说了两个字“无效”(无药可救),他累积多时的情绪于是爆发。

从高二到大学毕业他和爸爸没讲过一句话。大学四年,江智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对家庭也用很挑剔的方式去看,“觉得爸爸没教好,对他有很大的愤怒,”他回忆。直到当兵被整得很惨,发现因为父亲的要求,因而培养了很强的执行力,才逐渐恢复自信,并改善父子关系。

没有跟着长大的那个自己

很多人带着被遗弃、不受重视的伤害长大,外表强硬,内心却无比脆弱。担任广告公司创意 总监长达二十年的郭惠娟,三年前被迫离职,开始全面和“不回家的自己”和解。身为老大,她发现自己从小很不满妈妈分心力去照顾妹妹,更在意妈妈曾经说,“为什么你不是男孩?”她发现原来自己在职场上一直拚命与男生一争高下,就是想证明自己比男生厉害。

参加过各类成长工作坊,她看到自己对妈妈有怨怼,一直跟自己生气。“知道有一个我,没有跟着长大,但是为了成长,必须武装,”她说。这样遗弃、被遗弃的剧码也上演在她和儿女的关系里。郭惠娟体认,“不能强迫父母改变,只能做自己的父母。”她疼爱心里那个需要爱的小孩,就等于和内在的母亲和解。

不是所有家族故事都以冲突和决裂为主轴。吕旭立基金会谘商师王凤蕾是独生女,很受父母疼爱,但她却曾经觉得这样的爱很黏腻、窒息。爸爸是警察常不在家,她十岁就要开始自己做防台准备,以免妈妈焦虑。她游必有方,却只能报喜不报忧。

但是她在工作坊里,看到自己也在连结父母和她的那条绳索一头拉扯,“我去抓妈妈,口中却说‘你放我自由!”王凤蕾很震撼,原来以为是妈妈不能承受,其实却是自己选择不离开,不让自己自由,却把责任推给妈妈。她领悟到,因为爱爸妈,所以愿意打电话报平安,是自己的决定,就没有那种“期待父母了解你的牺牲”的委屈。从此能够为自己负责,接受妈妈的焦虑担心,是因为她的爱,内心就多了一份自由。

“各种家族治疗要提供的,不一定是大革命,而是小和解、小疏通和小自由。”专门出版关心现代人心理健康小众书籍、“心灵工坊”总编辑王桂花提醒。许多人学到用成人的眼光,去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原因和意义,将负面经验转化成正面的力量。王桂花从自己观察上下两代对家庭的概念,因为变动太多元,中间有许多摩擦和冲突。父母那辈忙生活、忙经济,只问有没有吃饭、考试,照顾的是儿女生理上的需求,没有贴心的陪伴和聊心事。“孩子像爬藤一样,长到哪里算哪里,有人误打误撞,长成快乐爬藤类;但有人碰到不顺心的事,还是得继续长。”她形容得妙。他们不是不渴求亲密和陪伴,只是从没有学习如何表达。

改变过去对自己的意义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已发生的事件,但我们能改变的是,我们对它的感受,它对我们的冲击,同时改写它对你的意义,”萨提尔家族治疗大师玛莉亚•葛莫利深信不疑。

“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改变,就有可能带动更多的改变。”她肯定。

成长,意味着可以选择、创造生命中温暖的记忆,去取代小时候的缺憾。修复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也加强每个人生命中的韧力。海宁格系统排列引导师王雪芬表示,不论父母是否完美,不管他们有没有犯错,每个人都要感谢父母给我们生命。接受父母是我们的父母,才能接受生命中发生的事。“如实的接受,不再抗拒,就不再需要耗费能量,和解就是‘say yes to life’(认同你的人生)。”她说。

来源:亲子天下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86241

迟到的控告让对法轮功行恶的歹徒惊恐

作者﹕他山

【大纪元2011年01月12日讯】据明慧网报导,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观堂镇周庄法轮功学员杨金英,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中共恶警迫害致死,身后留下两个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事隔七年之后,杨金英的大儿子王磊已经长大成人,他就母亲被迫害致死一案,控告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局,要求依法查处直接责任人。

王磊在控告书中详述了母亲受到的非人折磨:

“在长达一年半的监禁中,他们对我母亲实施了各种手段的迫害,人格上进行侮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一般常人还讲打人不打脸,可他们对我的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专对脸打,手打痛了、累了,换鞋底再对脸打,一次就打了三百多个嘴巴子。肉体上折磨:他们把母亲双手铐住,吊起来,脚不沾地一天一夜,用皮带对身上抽打;他们还在精神上威胁恐吓,常常几个人连推带搡,大呼小叫:要不老实,你俩个儿子不准高考,就是考上了也上不成。在寒冬腊月,他们用冷水向母亲身上浇水;在38度的酷暑天气下,他们逼母亲站在水泥地上曝晒。

“母亲的体重锐减,从过去的一百斤下降到四、五十斤。同狱的人看母亲可怜,把家人带给她们的牛肉,分给母亲一些,这样母亲便攒了五六袋牛肉。有人问:你瘦成这样了,为啥不吃送给你的牛肉呢?母亲断续地回答:我的两个儿子都快要高考了,他们更需要营养。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而狱医竟还灭绝人性的在她被放出来的前一天晚上,给她灌了一碗辣椒水。

“母亲是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时,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的。这期间他们还判了我母亲三年刑。母亲被我和弟弟接出后送进恒康医院,医院检查后立即就下了‘病危通知’,没几天母亲就睁着眼含冤离开了人世。”

母亲被迫害致死七年了,儿子要向当局讨还公道,知道这一案情的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杨金英离世时,儿子还在上学,那时孩子想为母亲伸张冤屈,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七年后,长大成人的儿子已经完全具备了为母亲讨还公道的智慧与魄力。
在控告书中我们看到,杨金英对儿子的深情,在自己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还把别人送给自己补养身体的牛肉省下来,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补养身体。多么伟大的母亲,母爱如天啊!可是母亲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迫害死了,这天大的冤屈,儿子不伸张,还配为人子吗?

也许曾经参与迫害过杨金英的恶警们早已淡忘了此事,因为那不过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妇而已,是死是活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迫害?那可是上级指使的呀,是共产党叫干的呀。共产党叫你干的,共产党当然是罪魁祸首,可是你这个直接参与迫害的歹徒,不照样是凶手吗?同时别忘了,中国有两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样的案子不可能被受理。可是,那些作恶者能逃脱了世人的指责吗?他们的恶名可能早已为公众所知了。就拿那个狱医来说,在人已经折磨成那样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忍心灌杨金英一碗辣椒水。看守所有几个狱医?那不是呼之欲出吗?那些直接迫害杨金英的恶警,他们也同是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他们的恶行也早已被法轮功学员公布在海外的媒体上了,早已是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要犯了,甚至其罪行已经被收集到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报告里。

其实,受到惊恐的不只是这几个直接涉及此案的恶警。全国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道他们的亲人真的就无动于衷?试想,形势稍一松动,或条件稍一成熟,针对作恶者的控告很快就会跟进。而那些被迫害致残的呢?那些虽没致死也没致残但却受到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呢?这在中国是多大的人数?参与迫害的中共恶徒又是何等之多!这些人看到这个案例能会没有联想?造下的罪恶能够被岁月掩埋吗?

那些曾经作过恶的中共恶徒是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了。特别是那些还在作恶的恶徒,是该收手了。被控告是早晚的事,要紧的是现在如何行动,将功赎罪!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n3140192.htm

中共为何也《让子弹飞》?

作者﹕江源

【大纪元2011年01月12日讯】这部正在大陆热映的片子,据官方消息,总票房已突破5亿元,期待着破6争7,热辣辣的子弹飞过了几亿人,各种衍生的流行语也潮涌而来,这些年来,让国人这么兴奋的国产片确实少有。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按姜文自己的话说,《让子弹飞》就是一个绑架案,但快节奏的剧情,精彩的台词,苍凉而浪漫的画面,与混杂的粗口、隐喻、幽默、血腥、英雄情结……种种元素揉合成的“姜文风格”,给人带来了强烈刺激。

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这部影片的“革命主题”,因此也引起了一股解读风。虽然观众的许多“猜想”,或许并非导演的本意,但这部影片确实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现实,权贵勾结,贪腐遍地,骗子横行。“马拉火车”人仰马翻,张麻子推翻了黑恶势力黄四郎,“站着挣钱”的豪言等,都让人拍手称快,浮想联翩。对社会现实的影射,是这部商业片引起观众共鸣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部“煽动造反”的电影为何得以审查通过?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极为严格,“电影审查委员会”“电影管理条例”等等,一直扼杀着艺术家的灵魂和良知,中共宣传部是绝不许有任何“出格”的东西让老百姓看的。韩寒的“独唱团”刚露脸便成了绝唱,“让子弹飞”也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但这部片子却一路放行没有关卡,且当局大力宣传促销,特别加映四川话版,人民日报刊文赞“认真做戏,用电影品质打动观众”,第二集、第三集也将陆续出来。

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觉得,子弹能够继续飞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电影让人看了解恨,却对中共没有威胁。你认为它“号召推翻马列”也行,你可以任意想像,但它讲的就是麻匪铲除恶霸的故事,且隔着历史时空,距离今天遥远。劫富济贫,杀恶霸,睡寡妇,落草为寇的张麻子,你把他解读为“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者”也可以,但说他是草莽英雄则更贴切……太多的不确定性及“猜测”“联想”的空间,含糊着影片的主题。而“好看”“好玩儿”“给观众乐子”,这部影片的另一个商业特点起的作用,却非小可。
当你看得过瘾,期待于“枪在手,跟我走”的英雄出现,当你在现实中申诉无门,却能透过电影得到满足和泄恨时,大概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热血沸腾了,像影片制片人说的:“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看一遍《让子弹飞》什么烦恼都忘了。”好看的片子不仅有吸引人的剧情,还有斑斓的梦幻色彩,看完后还想进电影院继续做梦。在全民皆欢的笑声中,一个政权的罪恶可能模糊了起来,在击节赞叹的沉迷中,对邪党本性的认识可能弱化淡去……

我已不是在谈《让子弹飞》了,是在谈对中国电影界的希望。“子弹”已经打破了沉寂,影片在描绘芸芸众生的懦弱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考题:黑云压顶,敢不敢“站着”。“站着”不易,一党天下,既要活,又要活出尊严,那种痛苦,我理解。“站着挣钱”是一份坚持;“站着说话”是一种境界。在沉闷的中国戏台,《让子弹飞》的出现让人兴奋,也让人对出现真正“站着说话”的作品心有期待。不能总“猫匿”着,像开火又像灭火,既符合了大众心理,也顾全了统治者的需要。子弹要飞,还要击中目标。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霸气的张麻子,狡猾的汤师爷,奸恶的黄四郎,个个有血有肉,斗智斗勇,性格鲜明。可静下来时想想,你真正喜欢谁呢?什么时候,我们已不再欣赏正统的作派,传统的艺术,古老的牡丹,却以土匪恶霸“展示民族性格和编剧智慧”;什么时候,我们已不再平静,不再渴望追求隽永恒久,比如信仰、人生道德的信守,而不得不以暴制暴,以俗反俗,推崇枭雄霸勇,寄望刀客大侠……世风日下,官逼民反,吾奈其何。但一个国家在濒临危境时所需要的民族品性,绝不是七情翻动,六欲汹涌,什么时候,我们的文艺可以导正社会心态,提升民族品质?

子弹过后,缤纷落尽。多年后,当我们的儿孙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时,希望他们看到的不止是一个社会的悲哀,还有我们诚实的思考、反思的勇气。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n31399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