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创造的经典:董存瑞

2006-07-12 来源: 大众电影

受命之作 万事源于生活

1954年的一天,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把郭维叫了去,递给他一个电影剧本,郑重地说:“这个戏给很多导演都碰了钉子,交给你拍吧!怎么改都行,但是有一条,咱不署名。”郭维有点疑惑地接过剧本,上面赫然三个大字:董存瑞。这个人的名字郭维以前隐约听说过,是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献身的大英雄。可为什么别人都不拍,偏偏落到自己的头上呢?

董存瑞的故事,先前确有许多导演接触过。他们大都认为,主人公是个过于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反而不好出戏,因此纷纷婉言推辞。而郭维凭借先前的处女作《智取华山》一炮成名,观众反响颇佳,上级踌躇之际,自然想到了他。

任务是接受了,编剧栏里挂不挂名也无所谓,不过如何表现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英雄,全军学习的榜样呢?郭维一时也陷入两难:人物太理想吧,显得虚假;生活化一些吧,自己又不熟悉。思考良久,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脑海中倏地滑过:董存瑞的生活不清楚,战争时期的生活自己却并不陌生。与其写一个虚构的董存瑞,倒不如就写自己所经历所看到的那些真实的人和事吧!

可巧的是,郭维青年时代的经历倒真和董存瑞的有些“神似”,这或许也是上级选定他的重要依据。两人都是二十年代出生,董存瑞是河北怀来人,郭维离的也不远,生于天津,打小在北京丰台长辛店度过。更关键的是,他们同样很小就参加了革命:董存瑞13岁便当过儿童团长,参加过八路军,火线入党,隆化牺牲时才19岁;郭维呢,抗战爆发后到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学习工作。16岁便开始搞戏剧,既做演员,又做编导,经常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还记得影片中,董存瑞和郅振标千方百计地想要参军的情景么?那便是郭维亲眼目睹的。“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只有解放了生活才有保障,男儿胸前佩带大红花、妻子牵马送郎参军的情景可是有根源的。

“当时的群众真是把自己嘴里的吃的掏出来养活我们的。”郭维随着部队行军,只要老百姓粮食没了,他们也立刻减粮,送给老百姓。晋察冀的老百姓觉悟很高,搞地道战地雷战对付敌人,为了保护郭维他们,即使被打死也不暴露地道口。郭维感觉当时老百姓和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鱼水情深。什么叫团结群众、依靠群众,那时是做到家了。所以日本鬼子这么凶也毫无办法,即使“三光”政策,把房屋都烧了,全村也能够立刻盖起来。

有一次郭维遇到一个老乡,忙上前招呼说:“哟,你们村不错呀,还有七八个小伙呐!”哪知老乡倒叹了一口气:“嗨!没出息货!八路军不要!”那时候“优军优属”根本没法执行,因为大家都是军属。参军的热潮,简直没二话可说。少年们自己往军队里跑,绝不新鲜。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故事,让郭维亲身感受到了党的巨大威信,也使后来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是单纯地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而要将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倾注到作品之中。“源于真实、以情动人”,打始至终,这都是不可动摇的一条生命线。

抽丝剥茧 确定故事主线

郭维对自己的电影创作不是没有遗憾,先前的《智取华山》,挺牛的片子——国外获奖,首长肯定,观众踊跃——可“群戏”这一题材的限制还是在郭维的心中落下了病根,他明白所谓“英雄群像”,其实也就是“没有典型”。而董存瑞其人其事,真正留下的线索并不太多,反倒给了郭维很大的创作空间,使他可以较为自由地勾勒心中所理解的英雄形象。

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经年的战争岁月,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何止千万!董存瑞无疑只是其中伟大却又平凡的一例。

也许正是时势的需要,呼唤这样一个英雄典型的出世!

曾经亲自指挥过隆化战役的冀察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了解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亲自撰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将他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2005年的《炎黄春秋》,刊载了程子华女儿的回忆录,郭维才得知董存瑞是程子华树立起来的典型。他与程子华是旧交,拍完《董存瑞》之后曾有过多次接触,但是对这件事两人没有任何交流,程子华对自己的这点功绩从来也是缄口不提。满头华发的郭维激动得彻夜难眠,心想着要是当初知道的话,拍完电影一定让他先看看,奈何如今故人已去。

郭维拍《智取华山》时还在北影,这会儿又到了长影。英雄的踪迹已渺,导演和摄制组走过长城内外,踏遍董存瑞的家乡、部队和他牺牲的地方,对许多人进行了访问。他们不仅关注英雄的经历、思想和性格,也不放松任何细枝末节的探索——从日常生活的谈笑嬉戏、衣着打扮、长相模样和笑声、嗓音,直到生活琐事的具体情节。然而,真实过于零散,许多情节是不适合搬上银幕的。

据郭维当时研究,董存瑞的家境大约属于上中农,参军前就娶了媳妇(董存瑞牺牲后,婆媳关系一度僵化,媳妇被迫改嫁,不久抑郁而终);此外他还患有红眼病,得过结膜炎,是后来到了部队才治好的。对此,郭维在真实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取舍。

郭维创作影片的信条,首先就是反对“先验论”。他不愿把一个小孩描写成天才,出了娘胎什么都懂,就跟过去把皇帝写成“龙种”似的。反映到抗日战争影片里,就是小孩像大人一样,什么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样样精通。郭维心里设想着,这个英雄应该是可学的,不是高不可攀的。此外,他还时时铭记着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

为此,郭维确定了《董存瑞》的主线:从一个不懂什么叫战士的农民,到最后用生命实现了一个真正战士的神圣职责。据此,他在接到文学剧本后,立刻着手丰富和修改剧本:从少年时代开始,突出董存瑞“嘎小子”的性格,抓住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的情节,如“泡蘑菇”、“摔跤”、“十发子弹”、“检讨会”、“反扫荡”、“参军”、“连长谈话”、“争过推功”、“入党”、“选爆破队长”。

在完成了分镜头剧本之后,郭维又写了长达三四万字的导演阐述,对分镜头剧本中每一场景的拍摄要求及主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时的他,真是干劲冲天,恨不得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活生生的董存瑞“塑造”出来。

贵在神似 张良浮出水面

郭维在导演阐述中说:“董存瑞既非天生的英雄,也非理想的人物,而恰恰是一个在追求真正的人生,对生活抱有热情的诚实的普通人。”

反映在银幕上,这个普通人应该是个河北战士的形象——聪明、活泼、能干、嘴皮子灵。郭维在日本投降前,曾在冀中的部队里呆过一年,接触了很多这样的面孔。每次打完仗,总有机灵的小战士跑到他那里,和他唠唠家常、说说心得。这些小战士参军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觉得扛枪光荣。经过部队的教育,一步步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成为真正的战士。

毛主席说,军队是个大学校。在郭维的记忆中,连长对自己的战士爱护极了,还时常自豪地冲他嚷嚷:“老郭,你看这群小子,一个个多精神!来的时候,一脚踹不出个屁来。来了以后啊,八路军的粮食一吃,两三年就起来啦!”

这一切,便是电影中赵连长和董存瑞的关系。张莹扮演的赵连长深得郭维肯定,他既严肃,又富有人情味。 “连长要打胜仗,知道自己的战士有多重要,咱们现在有些干部,就不知道人民有多重要,还以为当了官就成了大老爷了。”郭维的言辞中间,还透露着对那个久远年代无限的怀念。

除了吸取战士们的共性,郭维还设计出董存瑞独有的个性,如蘑菇、摔跤、战场上斥责怕死鬼等细节。当时董存瑞的家乡处在半敌占区、半解放区,所以八路军也去,日本鬼子也去。他和区队长王平的关系是真有其事。董存瑞经常给王平通风报信,非常胆大、勇敢。一开始,他只是个有着抗日愿望的普通孩子,到最后才完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在郭维的心中,这并非简单的爱国主义。当时在敌后,八路军进行的不单单是打败日本鬼子然后回家的教育,还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战士心中有了建立新中国的信念,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才能在打完日本之后,又坚持三年的解放战争,甚至后来的抗美援朝。郭维亲身经历过敌后抗日的艰难岁月,即使是扫荡最为疯狂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失去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他要塑造的,就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舍身报国的战士。

还有件事使他记忆深刻。1939年郭维刚到晋察冀的时候,看到很多大人小孩,尤其是大姑娘家都挺着个大肚子。原以为是怀孕了,其实是吃椿树叶、蓖麻叶吃出来的。土改以后,有粮食吃了,两年后就消灭了大肚子现象。于是在《董存瑞》剧本中,郭维强调了“土改”这一条,作为八路军坚持长期作战的心理基石。

剧本定稿以后,郭维开始寻觅演员。真实中董存瑞惟一一张相片就是他的烈士遗像,还是从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上抠下来的。郭维没有考虑去找和董存瑞的真正长相类似的演员,他选演员,力求做到神似。于是,他敲定了华北军区文工团的张良。

后来证实,整部影片最深入人心的就是由张良塑造的董存瑞形象了。在“建国十年电影中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的评选中,“董存瑞”毫无悬念地夺得第一名。可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大家都以为郭维会找一个唇红齿白的英俊小生,塑造一个高大威风的英雄形象。

原来,郭维要的就是张良的那种感觉,嘎巴精的,一笑一个酒窝,一看就是普通老百姓、农村的嘎孩子。董存瑞的小名就叫“四嘎子”,就是有股嘎巴劲。当时,连张良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选他。他是个舞台演员,从来没有演过电影,一开始很没有信心,几次三番着急地哭了。郭维安慰他说:“成功在于勤奋,我这个戏根本不是卖脸。”经过半个多月的排戏,张良慢慢地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后来,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观众们看起来,最可亲,最像英雄。

苦中前行 充当节约模范

轮着《董存瑞》拍外景的时候,天公偏不做美。一开始接连阴雨,看不到一个晴天。后来有一阵又贼热。有时候,演员们热得也顾不得“迷信”了,扯着嗓子直喊:“老天爷,行行好,你阴几天吧!”不过,天热也得坚持拍摄,因为那时候胶片的感光度不行,阴天根本拍不下来。

就这样,在十三陵周围和长城两个外景地拍了一个多月,最热的时候四十二度。拍日本鬼子进村的那场戏时郭维也晕倒了,送医院治疗了两天,回来赶紧接着拍,就怕群龙无首,耽误时间。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北京的粮食到了昌平就被截着了,所以剧组人员天天吃小米饭,伙食长期得不到改善。

郭维回忆说:“那时候拍摄虽然艰苦,但是对我们刚从战争过来的人来说,那都是小意思。”

人累可以硬抗,可胶片稀缺就没招了。上级给的比例是1比1.5,所以大多数戏只能一条通过。当时,拍电影奉行的也是“多快好省”,而往往“好”是容易被忽略的。郭维过惯了穷苦日子,对国家的钱非常爱惜。至今他最欣慰的是,自己所拍的电影没一部赔钱的。

所以,后来《花好月圆》和《笨人王老大》被禁的时候,他最焦急的反倒是经济问题。那么多的摄制费用,得相当于多少老百姓的口粮呀!拍戏时候他十分节约,没有一个戏超出过预算,也没有一个超出预定时间。为了加强成功率,拍戏之前,演员只好一遍遍地排练。

张良没演过电影,一开始总是找不到感觉,最多的一个镜头排练了三十多次。像“蘑菇”赵连长那场戏,郭维总是不满意,从太阳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硬是拍了两天。在拍抢救玉兰子的场景时,场面硝烟弥漫,郭维怕出状况,不放心让别的小孩来演,就用了自己的女儿郭玲玲。这一场张良从很远的拐角处跑来,冲过爆炸的烟雾,卧倒在镜头前,他一遍遍的演,手脚擦破了,头脑昏眩,差点晕倒,但是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他咬牙坚持着拍完。

《董存瑞》的不少战争场面都是在长影厂搭景拍的。为了节省部队人力,郭维费了不少心思,用了很多布置,使场面看起来仿佛有千军万马,实际上也就一个连。在拍摄选爆破队长的那一场时,战士们被董存瑞的精神鼓舞,群情激昂,整场戏一气呵成,情绪张力十足。电影中,董存瑞和王海山总较着劲儿,当董存瑞最后将“火力”队长的旗子交给王海山的时候,王海山的扮演者王枫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此时演员和角色很恰当地融为一体。

郭维惟一遗憾的,便是最后的炸桥场景。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战士,不但敢于自我牺牲,也应当善于保护自己。在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的一瞬间,他需要充足的心理基础。郭维认为,董存瑞之所以能够挺起炸药包,是看到自己的战友死得太多。战士们一听到冲锋号,没有一个临阵退缩,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结果纷纷倒下。

拍摄这场戏的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郭维说完戏问道:“大家行不行啊?”老战士高喊:“干!你放心!”郭维感动极了,嘱咐大家千万要注意,带着刺刀摔下去的时候不要扎到别人。带着对老战士万分的敬意,郭维拍摄了一个令他自己都十分满意的长镜头。

结果审查的时候,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觉得太残酷了:死那么多人,不就说明“一将功成万骨枯”吗?当时郭维心里气得不行,犟脾气上来了,就是不改。后来电影局局长王阑西下了死命令,这一段非剪不可。郭维到底没辄,只能把镜头剪得很短,结果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必然性冲淡了。

喜忧参半 磨砺中见风华

终于捱到了《董存瑞》试映的时刻,郭维心里还有点七上八下,观众会是什么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个凡人化的英雄呢?结果当走出试映厅,郭维看见旁边的一个大姐不住地用手绢抹着眼泪,忙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还不是因为你的破片!”这下,郭维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他会心地笑了。

《董存瑞》上映后引发了一系列联动反应:观众欢呼雀跃,专家交口称赞;一场场热情洋溢的座谈在影迷之间缤纷涌现,一篇篇充满激赏的文字在报刊之上此起彼伏……观众的肯定令郭维欣慰,而如潮般的好评更让他“手足无措”。最让郭维受感动的是,战士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他们都争着要看《董存瑞》,并在观影中受到很大的鼓舞。

盛名之下,质疑也是有的。看完电影后,有观众千方百计地询问,董存瑞最后喊的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是怎么回事?他现实中究竟喊了没有?其实这是郭维故意编排的。他觉得,如果董存瑞就那么干举着炸药包,高潮显然就上不去。写分镜头剧本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呢?如果是抗日战争,那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了解放战争,顺理成章的就是“为了新中国”了。

争议更大的,则是王平临死前不忘交党费的细节,今天的年轻人不理解,当年也有不少人心存疑惑。实际上,这同样出自郭维的亲身经历。在战争生活中他见识了许许多多的老党员,牺牲前还是一贫如洗,身负重伤后先把小本掏出来,把剩下的帐结算了,弄清楚自己哪儿还欠着别人的钱,都交待清楚了才放心而去。另外,当时许多战士都认为八路军就是共产党,后来听说还要“入党”,觉得很奇怪,怎么自己还不是党员呢?就像电影中的董存瑞,直到救出了小女孩,才想到要入党的问题。

195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郭维受邀出任评委。中国带去的片子是《渡江侦察记》,可当时已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部战争片显得不合适宜,只有郭维一个人投了票。郭维原本准备开拍《刘胡兰》,鉴于这种国际形势,长影厂长亚马就说:“郭维,咱别当战争贩子了,还是改拍赵树理的《三里湾》吧。”这便是后来的农村喜剧片《花好月圆》。

哪知,“战争贩子”不知怎么的,后来倒成了郭维的罪状,“反右”运动让他吃尽苦头;文革时,又被扣上“宣扬战争残酷论”大帽子,批斗游街。性格倔强的郭维就是不明白,“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自己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也曾带着摄影队两次赴朝,见识过尸横遍野的景象。为什么反映到电影里,就成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了?

如今,谈到这个问题郭维仍然很激动:“战争不是跳舞,战争就是要死人的!即使当时的游击战,死的人也不少,真的两军对垒,那就是倒下一片,趟着血前进了!”

这便是郭维,一个执拗而为艺术执著的性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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