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曝千袋“过期血” 发往北京各医院使用

【大纪元2011年08月26日讯】近日,一名自称“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内部人员”的网友在网路上爆料说,该血液中心供应过期血、使用过期血袋。

据《京华时报》报导,网名为“bloodbj”的网友,24日在网路上发出一篇名为“震惊:红十字血液中心将近千袋过期血液发往北京各临床医院使用”的文章,引起网友讨论。不过,目前各大网站的相关文章都已被删除。

发帖人说,去年7月初,血液中心将采集到的一批血液装袋,该批血袋即将过期,血液的具体数量是893个单位(1单位为200毫升)。这批血液在送往北京安贞医院和航太中心医院时,血袋已过期,因此遭到退回。血液中心将这批被退回的血液更换血袋后,进行冷冻保存。

发帖人又说,这批血液不但受到过期血袋的污染,而且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冷冻。按照常规,不合格血液可以作为实验用血或其他非临床用途使用。今年8月1日以来,血液中心开始以每天20至25个单位的速度将这批血液解冻,解冻后未经检测,就将这批血液发往北京世纪坛医院、海淀医院、宣武医院等不知情的临床医院。

据报导,发帖人是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内部人员,帖子中还附有5张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血液流动信息跟踪”表。发帖人称,该批血液已有一半流向北京多家医院用于临床用途。

发帖人表示,去年7月初采血时,选用的血袋还没过期,但是有效期小于血液的保质期。去年7月7日采集的血液,有效期是同年7月28日。去年7月13日,该批血液送到安贞医院时,血液没过期,但是血袋过期了,因此两次被退回血液中心。去年7月23日,血液进行了冷冻保存,但是根据规定,血液必须是采血后6天内进行冷冻,而那时已是采血后的16天了。

这名发帖人写道,“姑且认为这批血液没有被细菌污染,但是其成分是否仍有效,是否还有治病救人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想了几天,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希望剩下的血液不要再作为临床用途。”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1/8/26/n3355238.htm

上亿人退出中共 德国多城市声援(图)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明慧记者德祥综合报道)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大纪元网站上公布的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一亿后,德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予以声援,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及法轮功的真相。

慕尼黑的中国大学生:要用真名退


慕尼黑举办信息日,声援一亿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


了解真相的人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来自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组织德国慕尼黑分部成员在首府慕尼黑(Munich)的玛琳广场举办了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声援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横幅在广场上显得格外显眼,许多大陆游客惊奇的注视着横幅,兴奋地相互议论。有不少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

一位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当即表示要退团退队,当义工询问他要起什么名字退更好时,他说:“起化名干什么,要退就用真名退!”

另一位大陆游客看到退党活动十分高兴,对着海报和横幅连连拍照,还说:“哇,太棒了!了不起,这么多人都在支持退党。我要把这些海报都拍下来,回去给家里人看一看,看看我的欧洲之旅还有这么的奇遇!做的好,希望你们继续做下去!”

柏林民众:佩服中国民众退党的勇气

德国首都柏林(Berlin)的法轮功学员,于八月十三日在柏林市区著名的游览胜地——勃兰登城堡广场举办活动。当日,天空晴朗,很多民众在了解到中共迫害中国民众及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之后,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不少对共产党国家有所了解的人表示,他们对这样的活动很钦佩,退党这事这样大,应该尽快让世界知道。

来自德国不来梅的卡塔琳娜和来自俄国的艾吉尼娅女士表示,她们鼓励中国民众积极行动,争取自由。他们签名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卡塔琳娜表示:“如果人们什么也不做,那就什么也不会得到,人们应该尽力而为,大家一齐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控制亿万人民。”曾在共产社会生活国的艾吉尼娅表示很佩服中国民众退党的勇气,希望这些消息能尽早的传播出去。

汉诺威民众:祝你们(法轮功学员)好运

同一天,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Hannover)市中心,人们看到了关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活动,他们自发走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很多人对中共侵犯中国人的人权和迫害无辜民众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他们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罪恶,做的太好了。他们请学员继续坚持下去,并祝愿法轮功学员好运。

有一位男士在跟学员的交谈中,谈到了人类现在的道德在下滑这样的话题。他说:“什么都变坏了,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在当今的世界上会出现新的人类。”

科隆商人:“你们做得很好。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位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大教堂,每天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八月十三日,在大教堂广场一侧,法轮功学员拉起声援一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横幅。很多中国人当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

横幅和真相展板的内容同样吸引了很多的德国人了解真相。一位商人模样的先生看到横幅后,停下匆匆的脚步,收下资料,认真地说:“我刚从中国回来,知道一点那里的情况。你看上海怎么漂亮,但那展现的不是真正的中国。你们做得很好。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一位当地支持共产党的左翼议员,过去一直对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声援退出中共不太理解。这次,在跟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无端的残酷迫害,态度有所改变。最后,他拿了资料表示要好好了解情况。

八月十三日当天,举办声援活动的还有汉堡、维尔茨堡、德国西南部黑森林山区的缇缇湖、莱比锡,及位于德国巴符州、有“葡萄酒之城”美誉的海尔布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8/26/245901.html

河北承德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上午,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法轮功学员孙阳(孙志平)在自家开的五金商店被绑架,参与绑架的单位为承德市公安局。至八月二十二日,有法轮功学员赵海慧、吴崇华、冯忠厚、李英等先后被绑架迫害。

双桥区下营房法轮功学员张显芳,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早八点送孩子入托,在五条胡同遭中共邪党人员绑架,被劫持在承德县洗脑班迫害。八月十五日左右,张显芳由洗脑班被转到承德市老西营看守所非法关押。

从五月二十日开始,在承德市“六一零”办公室头目杨树增(兼承德市政法委副书记)的指使下,在承德县下板城南山公园开办强制洗脑班,承德市、各县区公安局国保、社区等开始陆续绑架、构陷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的人员有省市区六一零相关职员参与,各街道社区再就业人员“帮教”,专职犹大等散布歪理邪说,破坏良知。至今被绑架到此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三十名,被单独隔离洗脑迫害、强迫写诋毁法轮功的“四书”。至今大部份陆续回家,现在还有七、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承德电力局法轮功学员赵宝莉从一月四日被绑架,到现在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承德老西营看守所八个月,七月二十五日恶党人员在看守所非法开庭审判,家属与正义律师出庭辩护。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8/26/245891.html

许志永博士经手的典型案例3

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

发表时间:2010-12-31

12月28日,公民(公盟)决定组建乐清市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调查团,由彭剑律师、许志永博士、公民刘沙沙、张永攀和徐健组成。调查团12月29日下午四点到达寨桥村,至12月31日下午四点,关于事件真相的调查告一段落。过去48小时里,我们走访了20多位去过当天事发现场的村民,询问了较早到达事故现场的村民钱成宇的母亲、姐姐以及其他知情村民,彭剑律师作为钱成宇妨碍公务案的代理律师也已申请会见钱成宇;我们拿到了村民多年来的上访材料,访谈了村民上访的经历;我们观看并邀请村民一起分析了事发后几十分钟内警察和村民拍摄的两段视频、村民录的钱成宇向交警诉说的录音,分析了中央电视台公布的钱成宇和司机费良玉的访谈;我们去了电厂、乐清市保安公司、司机费良玉工作的采石场和他居住的房间;我们和部分媒体进行了交流。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征地和由此上访遭遇打压引发的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为村民集体利益上访历经磨难的村长的惨死,引爆了强烈的悲愤情绪,加上钱云会死状的疑点以及在现场的保安,形成了故意谋杀的传言;该传言在当天中午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被强化;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一、交通事故

(一)调查经过

关于事件的网络传言大体是钱云会被四个人殴打并按在车下,有个人挥手,大货车开来,把人压死,并且说钱成宇是第一目击证人,事故的现场录像缺失等因素强化了该传言。

调查围绕两个线索展开。首先寻找目击证人,其次是了解事件中的司机。

我们寻访了很多村民,但经过核实,除了钱成宇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别的目击证人。我们30号下午找到了钱成宇的姐姐和母亲,彭剑律师接受委托代理钱成宇寻衅滋事(31日彭剑律师得知已经改成妨碍公务)一案,主要目的是为帮助钱成宇同时希望通过会见以确证他是否看到了村长被人按到车下。钱成宇的姐姐回忆说,钱成宇在案发当晚曾经和她提起过,他在车前面,看到有几个人站在车后面,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但她当时没有太在意钱成宇后面的话。她的复述以及她的“不在意”,我们感到钱成宇可能并不是第一目击证人。

随后我们对更多的村民进行访谈,请村民帮助我们分析事发后村民拍摄的录像、警察出警的录像以及村民的录音。根据一段录音,可以确认钱成宇在事故后第一时间给交警说,“我站这里,云会已经翻过来了,绊倒,不知道车子里面有没有人”。到此我们基本认定,钱成宇没有看到有人按倒钱云会。

31日下午我们来到司机费良玉的租住房。他和妻子同住,妻子即将生孩子,桌上放着《金刚经、心经》、《学做好人》等佛教书籍,这和央视采访他的气质相符。我们也了解到,他三四个月前贷款买的货车,自己拉石料每天毛收入一千多元。加上录像资料里的刹车痕迹等,基本判定他不是被雇佣杀人。但到此我们还有一个疑虑,是否村长和别人发生冲突扭打时遭遇车祸?

根据录像和对村民的访谈,钱云会到达现场时可能有保安,根据录像中警察的话,司机和保安被打。从村民那里我们了解到,从12月21日开始这里铺管道,为防止村民阻拦,每天都有保安值守。接下来继续寻找目击证人,很可能是保安,或者他们和钱云会发生冲突过程中发生了车祸。我们去了电厂,别的调查团去了临港开发区,都说他们的保安当时不在场。

下午王小山团队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乐清市公安局带领他们去了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找到了事发当时现场附近的保安。我们随后也赶到那里。经过王小山转述的消息,事发现场附近有六个保安,其中一个听到了急刹车声音,一个下车看到了死者。另外,公安机关允许他们看了肇事车行驶的录像,有两个摄像机记录了肇事车辆行驶路线,确实不是停靠旁边,而是事发几分钟前从采石场出发的。我们从采石场以大约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沿原该路线行驶,大约七分钟,和录像记录的时间相符。至此,证据基本能够证实,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经过

综合各种证据,我们能够还原的基本事实是:司机费良玉25日上午9点38分从湾底村采石厂出发,大约9点45分到达事故现场;钱云会大约9点40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拿着雨伞离开家;司机看见钱云会在正前方,急刹车,钱云会被撞,并向前推移几米,压在车轮下,钱云会的手机和香烟被抛到车后侧;事故发生时钱成宇正从肇事车的前方走过来,他走上前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现场附近躲在车里保护管道施工的一名保安听到了刹车声,另一名保安不顾不准下车的禁令,到跟前看见有人被压在车下,随后他报了警,然后保安队长也报了警;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过来。

二、传言的开始和扩大

我们和当时在场的村民一起分析事故发生后的现场录像。基本可以核实的内容包括:钱云会的堂弟对着镜头愤怒地说,“他们是故意的,你们看!”副村长(穿睡衣)说,“你们那么多警察把人打到地下!”一位妇女说,“做人不要这么做,天地良心啊!”有村民指着车轮说,“你们看看,这是故意的!”有村民说,“故意撞过去的!”有村民说“人站在路边你怎么就压下去了!”有村民说,“你们把我们寨桥的人都灭光吧!”经过村民分析核实,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事故发生后,村民非常悲伤和愤怒,大家并没有看到事故的发生,但很多人主观认为村长是被人害死的,有的是根据大货车靠左行以及车祸惨状的推测,有的是根据钱云会带领村民过去几年上访和被打压的经历。

随后,村民开始殴打现场的一名政府人员,双方冲突,与此同时传言开始形成和放大。当天中午几百名警察过来,双方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随后警察开始抓人。在此过程中,村民的愤怒进一步被激化,传言开始迅速扩大。现场附近的保安、大货车逆向行驶、死者的身体状况等这些因素,经过愤怒的整合,成为一个传言:四个人(保安或特警)戴着口罩(黑的或者白的)把钱云会按倒在地,然后有个人招手,车过来把他压死。

传言之所以形成并迅速扩大,甚至成为很多村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主要在于该村庄长期以来因为征地被打压形成的愤怒情绪。

寨桥村在蒲岐镇东北,紧挨着南岳镇,东南方是大海。村里共有900余户,3800人,耕地750亩,另有510亩的山地和815亩滩涂。2003年规划的浙能乐清电厂,征用寨桥村的213亩林地,并租用297亩林地,这些都引起村民不满。随后政府收回470亩滩涂,只给了当年养殖损失补偿和每亩2000元迁移费。同时,由于电厂在友谊塘外修建海堤,围填滩涂,隔绝潮水,导致友谊塘养殖场被破坏。

钱云会带领大家维权,后当选村长。为了集体利益,他本人先后三次入狱,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2008年他在狱中,村委会换届选举,大多村民仍然拥护他做村长,选举不了了之。钱云会2010年7月出狱后继续帮大家维权。就在事故发生前几天的12月21日,他还发动村民联名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关注寨桥村村民的安全,还他们公正。

附近别的村庄大都是村民告村长,而这里是村长和村民一起告政府,几乎没有一个村长像他那样家徒四壁。这样的村长不仅赢得了寨桥村民的敬重,也赢得了附近乡亲的敬重,事故发后几天,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到钱云会家和村口的简易灵堂,以表达他们的敬仰和哀悼。

钱云会之死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而它之所以能演变成一个举国关注的巨大公共事件,这背后是村民7年来的磨难心酸,也是基于多年来官民之间的巨大不信任。

公民(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团

2010年12月31日

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第二版)
发表时间:2011-01-26

一、写在前面的话

2010年12月25日上午,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村民钱云会在村口公路边被一辆装载石块的大型工程车轧死,该事件通过网络传播迅速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警方认为是交通事故,而很多村民和网友怀疑是谋杀。到底真相如何?在一个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背景下在此类公共事件中公民能做什么?我们不希望就像曾经发生过的很多事件一样,真相不明,正义不彰,社会继续积累敌意和仇恨,我们希望通过此事,在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基础上实现正义,推动社会和解与进步。

由于我们不是公权力机关组成的调查团,村民和官方都没有义务配合调查,我们只能采用普通公民访谈的方式逐渐接近真相。由于案件正在进行中,我们对于官方结论的判断主要基于警方公布的资料和与我们沟通时的陈述,对于村民结论的判断主要基于他们愿意提供的证据材料和陈述,而且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一些记录不能公布。我们并不能保证是否有些证据被伪造或者隐瞒,但我们可以承诺这是一份尽责的调查报告,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面对各种可能性——谋杀、冲突中意外、交通事故等等,面对各种压力——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我们都坚持说真话。

有人认为,现有技术和制度条件下,真相不可能获得。的确,我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都有限,有些证据可能要到案件审理之后,有些证据可能被隐瞒,有些证据直到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就事实细节提出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在既有条件下,我们有责任做出判断并向公众交代自己的真实判断。

2010年12月31日我们发布了报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批评,我们对所有认真的批评者表示感谢,这些批评,就像参与我们的公益慈善、围观和法律援助行动的公民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非常遗憾我们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甚至公盟内部也有成员对此报告持一些保留意见,对于曾经关注、帮助过公盟的人们造成的任何伤害,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将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推动公民社会和法治的真诚。应当承认,12月31日的报告有些仓促和缺憾,包括事故发生准确时间等一些事实认定错误,包括我们没能就结论展开详细的推理分析,等等。当时我们的考虑主要是,第七天祭日即将到来,既然主要事实已经能够证明是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公布真相,我们不愿看到,公众在虚假事实基础上愤怒爆发,村民最终受到更大的伤害。在那个危急时刻,真相是第一位的,在已经做出判断是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说话,那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当然站在弱者一边,但真相是正义的前提,我们不能以非正义的方式追求正义,我们还必须考虑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到村民,帮助的方式不是故意隐瞒或者模糊真相,而是发现真相背后政府真正的责任在哪里。秉承理性和建设性原则,对任何人心怀善意,不管体制如何僵化民怨如何沸腾,我们会执着地在夹缝中走出第三条道路,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国家唯一的前途。我们理解大家对警方的质疑和愤怒,质疑政府是公民的天然权利。我们诚恳接受所有的批评和建议,无论观点多大分歧,我们尊敬每一位仗义执言者,这个社会太需要有人为弱者说话。

报告的结论——钱云会村长外出买烟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很多人难以接受,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材料,我们倾向于事实就是这样。事件的结论不会妨碍我们表达对钱云会村长的敬意——他代表大家执着追寻内心朴素的正义两度入狱以至家徒四壁,不会影响我们追求正义的努力,尽管在现有土地制度和政治体制下钱云会村长生前的愿望——土地的公平补偿希望渺茫,我们还是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悲剧的受害者。同时,我们尽力探究村民愤怒的根源乃至整个社会愤怒的根源,希望推动社会哪怕一点点进步。我们期望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事件的结局不是更多的愤怒与绝望,而是和解、反思与进步。

二、调查经过

2010年12月28日,公盟团队决定成立“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团,当天一位乐清本地成员即开始在当地展开调查,29日调查团3位成员(其中一位后来因观点差异而退出)到达寨桥村,30日第5位成员到达。整个调查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年12月28日到31日,发现主要事实并得出交通事故的结论;第二阶段从2011年1月1日到16日,对事实的细节进行补充调查和复查。

第一阶段调查主要集中在核实关于谋杀的证言、村民对事件的最初反映、警方交通事故认定的依据和谋杀传言的形成与传播。我们走访了20多位去过事发现场的村民,询问了较早到达事故现场的村民钱成宇的母亲、姐姐以及其他知情村民;彭剑律师申请会见钱成宇过程中听取警方的陈述;我们拿到了村民多年的上访材料,访谈了村民上访的经历;我们观看并邀请村民一起分析了事发后几十分钟内警察和村民拍摄的两段视频、村民录的钱成宇向交警陈述的录音,分析了中央电视台公布的钱成宇和司机费良玉的访谈以及其他警方公布的关于交通事故的证据;我们去了乐清电厂、乐清市保安公司、司机费良玉工作的采石场和他居住的房间;我们和部分媒体进行了交流。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征地和由此上访遭遇打压引发的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为村民集体利益上访历经磨难的村长的惨死,引爆了强烈的悲愤情绪,加上钱云会死状的疑点以及在现场的保安,形成了故意谋杀的传言;该传言在当天中午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被强化;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当天晚上我们发布了报告。但我们的公民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尽力为村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同时继续调查真相,虽然已经得出交通事故的结论,但是,一旦发现谋杀的线索我们不会放过,我们也准备着随时推翻自己的结论。

第二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彭剑律师会见钱成宇询问目击现场,基本核实了之前我们通过其他证言做出的判断——钱成宇并没有亲眼看见保安把钱云会按倒在地用车轧死,他到达现场时事故已经发生;委托王立权的律师张培鸿和俞智渊询问王事发当天打给钱云会的电话的内容,王立权那天早上和钱云会通过电话,讨论上访材料寄到哪里等问题,和钱云会外出没有直接关系;研究分析了寨桥村的土地问题和对钱云会的刑事判决,我们认为2004年以后两次判决都是不公正的;对当天早上事故发生之前钱云会的生活状态、副镇长徐祥忠是否在场等问题进行补充调查;验证了一个自称目击证人的村民说的话不真实;就尸检报告、事故发生的细节等问题听取警方的陈述;到安徽省颍上县张庄村了解肇事司机费良玉和黄标的生活经历、个性等。

我们的基本结论和第一阶段相同,只是纠正和补充了一些细节。截止调查结束,没有发现有效的证据支撑谋杀的传言,也没有发现有效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钱云会曾经和保安发生冲突或者钱云会自己拦车,我们认为警方公布的材料基本是可信的。钱云会是在12月25日早上9点多外出买烟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寨桥村被征地,补偿严重不公,地方政府官僚主义以及滥用暴力,制造官民之间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具备广阔的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此事件最终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三、死亡事件分析

钱云会到底是被谋杀、冲突中发生车祸、主动拦车遭遇车祸还是遭遇普通的车祸,我们需要证据和必要的推理,在事发瞬间找不到视频音频记录的情况下,法律“事实”是靠证据堆砌的。对各种可能性的描述、分析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是看有没有证据能够支持有关可能的实现。我们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面、客观地分析了相关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证明力进行了研究、判断,且注意证据要形成证据链,做到法律要求的“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我们强调,我们没有轻信任何人的证词。在采信部分证词之前,我们已充分考虑此证词与彼证词、相关物证、视频、音频记录是否互相印证。

(一)关于谋杀的分析

1、关于谋杀的证据和证言分析

村民中和网络上一个广泛的传言是,钱云会被特警(保安)殴打并按在车下,有个人挥手,早停在旁边的工程车开来,把人轧死。对此说法,村民提供了两份录像证据(分别标记为录像A和录像B)和一份录音证据。有很多村民说“听说有人亲眼看见”了,这些说法我们进行了求证,最后能确定的是,整个事件中先后有三个人明确说自己就是目击证人,看到了钱云会被按倒在车下,考虑到证人的安全,我们把主要三位证人标记为A、B、C,另外其他村民证人依次按照出现顺序标记。

对录像A的分析。录像A是网友传上网的警察出警过程中拍摄的视频。该视频记录了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看到的场景。录像中,钱云会的堂弟对着镜头愤怒地说,“他们是故意的,你们看!”副村长(穿睡衣)说,“你们那么多警察把人打到地下!”一位妇女说,“做人不要这么做,天地良心啊!”有村民指着车轮说,“你们看看,这是故意的!”有村民说,“故意撞过去的!”有村民说“人站在路边你怎么就压下去了!”有村民说,“你们把我们寨桥的人都灭光吧!”等等。

经过在现场的村民分析核实,事故发生后,村民非常悲伤和愤怒,大家并没有看到事故的发生时刻,但很多人认为村长是被人害死的,有的是根据大货车靠左行以及车祸惨状的推测,有的是根据钱云会带领村民过去几年上访和被打压的经历,副村长说的话其实是指2004年曾经发生的事情,即村民集体上访时遭遇打压。另根据其他村民证言,钱成宇看到事故发生最初喊的是“轧死人了!”在这个录像拍摄不到的地方,村民正在打保安,有村民说“打他有什么用”。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村民的反应是对该村多年来遭遇打压的愤怒和悲伤的表达,而不是对谋杀的有确定事实的指控。

对录像B的分析。录像B是网络上传播的五分多钟的视频,记录了事故发生后车周围比较细致清晰的场景。当时车还没有熄火,村民已经用栏杆把车围起来,底下有一片干地,车左侧泥地上有刹车痕迹,后轮似有车轮滚动痕迹,钱云会身体右侧有堆积的土,手上已经没有多功能手表。

根据钱云会的女儿证言和相关照片,钱云会手上本来戴着有摄像功能的手表,王立权大约十点多从虹桥镇赶过来,立即取走了手表,据此,加上栏杆已经围上,此录像中的时间应为事故发生半小时以后。根据多个村民回忆,当天下着毛毛雨,地是湿的,钱云会出门拿着伞,但没有打开。工程车原地发动半小时,发动机有时间把下面的水泥地烤干,而泥土地没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车下面有一块干地以及干地湿地有一条分明的界限。

此录像中车左侧下面有一条清晰的刹车痕迹,左前轮推着钱云会往前,推起来一小堆土,说明是很重的车辆的紧急刹车。该录像记录了事件发生后的一些现场场景,但并不能证明钱云会被谋杀。

对1分47秒录音的分析。该录音是村民提供的,希望作为谋杀的证据。录音里记录的是事故发生后不久,交警询问时的场景。

该录音曾经引起争议,主要原因是对录音的翻译内容不同。证人E提供录音时,告诉我们这个录音证明了钱成宇向交警讲述他看到了钱云会被按倒车下。录音中关键环节是钱成宇对交警说的话,开始证人E翻译说,钱成宇说他看到云会被按倒在地,我们让证人重复多遍,最后让证人逐字翻译,结果是“云会翻到在地”。

该录音的场景是村民面对交警诉说自己的见闻,包括看见的,也包括听来的。钱成宇当时并没有向交警讲他看到钱云会被保安按倒,村民录音中反映出是在向警方陈述关于钱被谋杀的怀疑,而不是向警方指控和作证。

对证人A的证言分析。证人A已经公开,即钱成宇。据媒体报道他曾在村民面前公开说自己亲眼看到四个保安把钱云会按倒在车轮下。

2011年1月1日彭剑律师会见钱成宇时,钱成宇说当时他“看到货车还往前移动了几十厘米,到跟前看到钱云会被压在前轮下,车的后方十七八米处有三个保安在离去,好像有些慌张。”“确实没有看到钱云会被保安按倒在地。”钱成宇在中央电视台访谈时也说自己没有看到保安按倒钱云会。

有人质疑钱成宇可能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迫于压力改变了最初的证言,因此,钱成宇的证言是否可信,还需要其他证据综合判断。12月30日下午我们找到了钱成宇的姐姐和母亲,钱成宇的姐姐回忆说,钱成宇在案发当晚曾经和她提起过,他在车前面,看到有几个人站在车后面,看到村长被压在车下,但她当时没有太在意钱成宇后面的话。据村民提供的1分47秒的录音,钱成宇在事故发生后对交警并没有说自己看见钱云会被保安按倒在地。同时来乐清观察的网友王小山等询问保安作证说,当时他们看完现场往回走,“看见身后不远处有一个高个子村民开始大喊死人了”。村民证人D说:“那天我正在家做饭,听到门外有人喊,推开门,看到一个男的跳起来连续喊死人了,有几个保安在远处距离车三四十米处”。

钱成宇姐姐的证言是旁证,但可以从中推断出,钱成宇可能并没有看到杀人的场景,如果钱成宇亲眼看到了谋杀,这将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应该跟他姐姐说,他姐姐也不会“不在意”后面说的话。比较可信的证据是1分47秒的录音,这是事故发生后不久,钱成宇面对交警说的话,当时他并没有说起看见谋杀。这份证据是村民提供的,用来证明村长是被人按倒车下,而事实上,里面有村民提到听说有四个人按倒村长,录音中交警问“四个人呢,四个人呢”,那是传言的开始,而不是谋杀的证据。综合这些信息,钱成宇在交警面前的话、保安的证言、证人D的证言和律师会见时的陈述相印证,可以认定,钱成宇没有看到钱云会被保安按倒在地的场景,他之前的说亲眼看见村长被按倒的证言不真实。

对证人B的证言分析。证人B也已经公开,即邻村的黄迪燕。据东方早报12月29日报道,黄迪燕在12月28日下午4时,在寨桥村村口钱云会死亡地点,当众讲12月25日9时30分左右自己从佛堂求佛回来路过时,亲眼看到有三个戴着黑口罩、白手套的人按着钱云会,有两人将钱云会的手臂后扳。自己过去试图阻止,被推开,停在一旁的工程车慢慢开过来朝钱云会身上轧过去。

12月29日晚,黄迪燕在公安局期间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有人叫我去做好事,这样你女儿会好起来,你也会好起来,我问那做好事怎么做,他说这个人被人谋杀了,手被人拉住,脖子被人掐住,喊救命额、救命额,我没看到,有几个男人让我说,让我说看到了,去帮他作证,作证如果赢了,这样哪天你女儿也会好起来,做了这样的证。”

我们在调查中得知黄迪燕此后没有跟人说起过她亲眼看见了,我们试图找到她,但她拒绝接受来访,她也不再说自己亲眼看到了。我们倾向于认为,黄迪燕并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当然对此判断我们存疑。

对证人C的证言分析。证人C于2011年1月16日对我们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两个保安把钱云会按倒地上,一个在车轮外侧,按住头捂着嘴,另一个在车轮里侧,按住臀部,拧着手臂压在背上,保安都带着头盔,看不见脸,当时车子又慢慢往前开了一米多,里侧的保安从车前轮后面出来,两个保安站起来,连同旁边一个指挥的,都走了”。他说当时他正上完厕所从村里走出来,钱成宇比他晚看到现场四五秒钟,然后钱成宇大喊,“云会被轧死了!”之后他没有上前,而是往村里去了。证人C说他与某报社记者签署了保密协议,说如果有中央领导来他才愿意出来作证。

证人C的证言让我们非常重视,如果此言属实,这将是一个重要证据。但是对证人C的证言我们存疑,因为证人C的妻子说她从来没听丈夫说起过看见了保安按倒钱云会,当天她丈夫给她讲“去上厕所了,路上碰见熟人谈起房子装修的事情,回来时看到已经发生了车祸。”为了核实此证言,我们找到一个和肇事货车同一型号的货车,模拟所见场景。该货车车主和费良玉是同村人,在同一个采石场工作,车型号完全一样。该货车前轮前面的底盘距离地面高度大约50多公分,前轮车轴距离地面约30多公分,一个1.6米身高以上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以半蹲的姿势把另一个成年人按倒在车下,更不可能从前轮后方钻出来。此证言不可信。

2、对司机是否被雇佣杀人的分析

费良玉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看到的就是一个行人站在路中间,他(钱云会)刚好是冲到路中间,然后(我)就是按喇叭、打方向、紧急避闪,他跟过来,他一直往前走,就没有停下来,然后刹车来不及。”这段陈述说明,当时车是往左避闪,试图躲开中间的钱云会,但钱云会继续往前走,加上费良玉开车不熟练,撞到了一起。

费良玉所述是否可信,他是不是被雇佣杀人,了解司机费良玉的生活背景很重要,一个普通人不会轻易预谋杀人。为此,我们到费良玉和黄标的家乡以及他们在乐清的住处进行了了解,结合有关媒体报道、费良玉老乡的证言,基本得出结论,费良玉不大可能被雇佣杀人。

费良玉,男,1979年出生,安徽省颍上县黄桥镇张庄村前海队人,家境很一般,常年在外打工。费良玉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六十来岁的父母和近八十的老奶奶,妻子也是黄镇人,村民评价费良玉平常老实、本分、勤劳,没有不良习气。与费良玉在同一工地开工程车的老乡证实有关吸毒传言不真实。黄标比费良玉大二三岁,两人私交好,在黄标之前,费雇请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司机开车,因为身份证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大了六岁,导致超龄不能继续开了,所以后来就雇请黄标帮忙开车。费良玉在老家考驾照,还没拿下证。

2010年9月费良玉购买了新的工程车开始跑运输,该车价值40多万元,贷款按揭了18万。其余20多万,除了多数是从亲属借得外,还有6万的高利贷,月息1分5(即每月每百元一块五的利息)。该车和其他11辆同类型的车组成车队,从山唐山石料厂往临港工业区拉石料,一天毛利1500元左右,每月毛利在3万~4万元之间,净利在1.5万元左右,其中需支付雇佣司机黄标的3000元工资。按照此速度,将在三年左右还清贷款。

事发当天上午,由费良玉开车。撞人之后,他们为避免被当地村民殴打,来不及熄火就弃车而逃,后打电话投案。由于费良玉无驾照,起初他们供述当时驾车者为黄标,因为如果黄标正常行驶撞人,不涉及刑事责任,费良玉无证驾驶撞人涉及刑事责任。后证实当时驾驶者为费良玉。费良玉随后被刑拘,黄标因提供假证被行政拘留,拘留期满后释放回到了安徽老家。

事发当天,12月25日上午,费父去了镇上,十点多回家时,黄标的婶娘告诉费父费良玉出事了(事发第一时间,黄标电话通知了叔叔,叔叔告诉婶娘)。费父近十一点时间段电话联系上费良玉,确证了事故,第二天就赶去了乐清。

总之,无论从费良玉履历背景还是从性格特征分析,都不大可能被雇佣杀人,也不大可能在面对有人拦车的情况下放任撞人。另外,从逻辑上分析,如果是谋杀,不大可能找一个没有驾照的开车不熟练的驾驶员,而且车辆严重超载,凶手司机很难准确地控制车辆既把人轧死又同时避开按住被害人的凶手。况且,若真是雇凶杀人,也没有必要找两个司机,更没必要在那么繁华的路段实施伪装车祸的谋杀。如果说这是一个精心组织的阴谋——刚好钱云会买烟回来走到这里,费良玉的车刚好到达这里,凶手把他按住,在急刹车的情况下刚好把人轧死,如此精巧的设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关于谋杀分析的小结:村民提供的录像和录音以及证言并不能支持谋杀成立,反而印证交通事故;对司机的生活背景调查基本上否定了他被雇佣杀人或者放任撞人的可能性;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判断,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这是一场谋杀。

(二)关于冲突中过失致人死亡的分析

网友提供了一个事件发生的版本:钱云会被副镇长徐祥忠委托王立权打电话叫出来,刚到村口,看见有人可能要抓他,赶紧往回逃跑,或者来人上前追赶,结果遭遇车祸。还有一种传言是钱云会和保安发生冲突遭遇车祸或者被打晕后扔到车下。如果这些传言属实,政府有关人员可能会负有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至少是道义责任。由于村民多年为征地等事上访,12月17日以后又曾经拦截通行的车辆和阻止管道施工,保安来维持秩序,村民和保安有利益冲突,钱云会有可能和保安发生冲突时遭遇车祸,或者其他人欲抓捕钱云会过程中遭遇车祸。

此事件版本中,副镇长徐祥忠是否在场是一个重要环节,对此我们进行了求证。证人F提供了副镇长徐祥忠不在场的证言。证人F和钱云会关系密切,曾在村委会任职,他说事发后第二天他亲自听徐祥忠说“现场指挥是保安队长”,也从别的干部那里得到了证实。F当时说这话是想告诉我们他推测“是谋杀”,理由是徐祥忠上面的话,那么到底“现场指挥”的含义是杀人的指挥还是维护秩序的指挥,经过和F讨论,我们倾向于后者,他也没有否定,如果是谋杀指挥,徐祥忠应该不会告诉和钱云会亲近的证人F。证人F还说,保安队长外貌和徐祥忠有些像,被村民当成副镇长给打了。另外,从媒体朋友那里获悉,他们和镇里联系过,基本上能证实徐祥忠当时不在场,那天是圣诞节,周末,他在7公里之外的虹桥镇的家里睡觉,作为镇分管稳定的副镇长,他听说事故后本要往前去,但是中途听说村民要打他,就直接去了边防派出所(参见《财经》2011年1月17日的报道《钱云会案件的一些细节》)。

关于钱云会是否被电话叫出门,我们进行了求证。综合钱云会妻子和女儿的多次陈述,钱云会12月25日当天早上七点多回到家(晚上在外住),在二楼看电视,然后下楼自己煮面条,吃完后大约9点钟过一点拿着雨伞出门,说“怕回来时下雨”,其他村民证实他是外出买烟。(参见本文下面“关于交通事故分析”部分)根据张培鸿和俞智渊律师会见王立权时获得的信息,以及警方的陈述,事发当天早上钱云会曾去过王立权家,然后王立权外出去虹桥镇,早上7点到9点之间钱云会和王立权通过三次电话,最后一个电话是王立权打给钱云会,讨论的内容是上访材料外寄等问题,时间为早上8:30到8:31。此通话时间在刘建锋《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中得到印证,文中讲述钱云会的亲属从事故现场拿到手机后很快打开手机,发现“电话记录里时间保存的最接近的只有王立权在8:30-8:31给他打的电话。”至于9点钟接到电话的传言没有得到钱云会家人的印证,也没有通讯记录印证。

通过对证人G、H和I的证言进行反复核实和模拟实验,基本可以确认钱云会生命最后半个多小时的状态是这样的:他早上九点多一点离开家去买烟,路过证人G家门口,看到怀抱中的小孩子,上前开了句玩笑。证人G夫妻俩证明这个时间大约是9:05左右。到离村口320多米的华二村公路边的小卖部,问男店主(证人H)“利群有没得?”回答说没有了,建议他去西边看看。这个时间估计是9:15到9:20之间,证人H记得准确的时间是9:05他看完电视新闻,然后和几个村民聊天,然后看到钱云会过来买烟。距离此小卖部向西三百多米有一个小超市,里面有利群烟,超市收银员记不清25日那天是否看见了钱云会来买烟,她不认识钱云会。但附近只有这一家小超市当时卖有蓝色利群烟,钱云会家附近的商店证实钱云会平时就抽蓝色利群烟,推测那天他应该是在这里买的烟。另外,事故发生后钱云会右裤兜里鼓鼓的,露出半个打火机,家人推测里面应该是一包或者两包烟。从路边小卖部到这里往返加上买烟时间大约需要15分钟,推断大约9:35分左右,钱云会买烟回来,再次路过路边的小卖部。女店主(证人I)正要出门涮拖把,看见钱云会从门前经过,别人还说他是坐过牢的村长。证人I到公路对面水沟里涮拖把,回来拖地,再去涮,回到公路中间时听到女人的叫喊声,向东看到有人围观,这个过程经过I亲自模拟实验,耗时约8分钟,估计钱云会路过小店5分钟后出事,过了两三分钟开始有人围观。时间是吻合的。

根据保安郑元章等四人对网友王小山和窦含章的讲述,保安郑元章下车准备“方便”时听到刹车声,立即回身,看到在虹南路与寨桥村村口交界处,一辆红色工程车已经逆向偏出路面,车的左前轮下,隐约露出一个人头。他奔向车上报告“出事了”。保安队员中张回首先走近了工程车,其他人则被领导要求待在原地。张回沿着车左侧走到左前轮处,看到车轮下的钱云会后,又绕行至车辆右后方,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虽然四个保安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但基于利益冲突考虑我们对保安的证言存疑。不过根据村民的回忆,那几天保安确实整天呆在车上,尽量回避和村民冲突,加上钱云会买烟回来走到村口时间很短,推测保安在村口主动挑起和钱云会的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至于钱云会是否挑起了和保安的冲突,根据其他村民的判断,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

另外,事故发生时钱云会手上戴着新的微型摄像手表,据村民讲,当时应该是开着的,王立权来到事故现场,赶紧把手表取走。直到1月14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在村民已经公布了一些录像和音频试图证明谋杀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把手表拍摄的内容公布,我们通过多个村民表达了希望看到此证据的愿望,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倾向于认为里面的内容应该是证明普通的交通事故,而不是谋杀或者冲突,如果是谋杀或者冲突中发生交通事故,村民应该会公布该录像。手表里到底有什么内容,希望警方尽快通过合法途径公布该证据。

(三)关于钱云会故意拦车导致事故的分析

媒体报道司机黄标曾经说过,钱云会故意拦车导致交通事故。有人根据钱云会的个性,推测有可能。如果是钱云会拦车导致事故,法律上就很复杂,虽然政府没有直接的法律责任,但因为征地等背后的因素,政府至少负有明确的道义责任,这就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支持钱云会拦车的理由是他个性好强,曾经带领村民阻拦交通。但是根据其他村民和证人F的分析,钱云会不大可能自己一个人去拦车,如果要拦车他会组织大家去拦。那天早上钱云会一个人去买烟,根据证人G的证言,他当时精神状态不错,还和怀抱中的孙子开了句玩笑,那种状态下不至于一个人突然去拦车。而且,从12月23号起,保安执勤之后,村民就道路通行问题和有关部门没有再发成冲突,而保安也被要求尽量不要到车外面以避免和村民发生冲突。另外,如果钱云会是主动拦车,以我们了解的司机费良玉的个性,他不会故意赌气撞人,如果真的刹车不及撞了拦车的人,为摆脱自己的刑事责任,他应该会陈述真相。

(四)关于交通事故的分析

关于交通事故,警方公布了一些证据,比如现场照片等,但有些证据没有公布,比如尸检报告、痕迹鉴定等,理由是还没有审查起诉,不能公开。我们就尸检报告、痕迹鉴定等重要问题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当然,关于交通事故的认定,作为民间调查团队,主要是依据警方和网络上公布的视频以及照片分析。很多村民和网友不认可交通事故,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包括案发时间、摄像头选择性失明、警方“抢尸体”等等,但是缺乏针对性的有力的证据。

1、警方认定交通事故的证据

警方公布的认定交通肇事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肇事车辆解放牌皖K5B323工程车(照片)、尸体(照片)、现场的工程车痕迹(照片)、现场发现的雨伞(照片);《乐清市蒲歧12·25交通肇事案件有关情况》、《乐清蒲歧12·25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通稿》、110报警记录、当事人通话记录等;黄标的证人证言、寨桥村村民钱成宇的证人证言、华二村民黄迪燕证言、乐清市保安公司保安的证人证言;肇事司机费良玉的供述和辩解;采石场监控录像、华一村村口监控录像;警方介绍的勘验笔录;温州长顺机动车司法鉴定事务所鉴定结论、针对两位“目击证人”和司机的测谎结论等。

刹车痕迹。从警方公布的现场照片(参见附图http://news.qq.com/a/20101228/002018.htm)看,车辆左侧泥土地上有略微右拐的刹车痕迹,警方通报说此刹车痕迹5.4米,网友们公布的照片也验证了此痕迹。但网友质疑最多的是,为何左前轮有,但其他的轮子没有。照片中看到左前轮的痕迹是明显的拖印,应该属于刹车痕中最末的那段。但这是四驱的车,只有一个轮子有刹车印不合逻辑。根据证据学副教授吴法天的分析,其他轮子没有明显刹车痕的可能原因是:由于左前轮在泥地,其他轮子在有横纹的水泥路面,因此没有左前轮清晰;网友们的图片不如侦查图片清晰,可能看不清楚;案发后下雨,雨水可能把刹车痕冲刷得不大明显了;该车为四通道ABS防抱死系统,刹车痕类似于虚线,本身就不大明显。(参见吴法天《对钱云会案的证据分析和初步判断》)我们倾向于有急刹车,主要依据除了警方公布的照片和网友们公布的录像中有刹车痕迹外,还因为在现场能看到左前轮推起的一小堆土(参见附图第二张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henan/2010-12-29/content_1480543.html),只有重载车辆急刹车才能形成此痕迹。

尸检结果。12月29日乐清警方新闻发布会说“死者四肢多处外伤:左大腿和足跟8至4厘米处有出血点,右前臂及右手臂有多处擦伤,”然后是其它事故致命伤。我们没能看到尸检报告,但听取了警方的有关陈述,他们解释说,由于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家人不同意解剖,加上死因明显,其他可能性很小,也就没有坚持做解剖。家人不同意解剖的说法在村民那里得到了印证。钱云会之子1月17日对媒体讲“打算两三天就把父亲遗体火化”。(《东方早报》1月20日《钱云会家属接受105万赔偿》)根据网友公布的现场录像和照片以及村民的讲述,死亡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是车轮碾压,当时现场村民没有发现其他重大伤痕。

视听资料。12月28日夜,温州警方公布钱云会案现场勘验照片6张(参见http://news.qq.com/a/20101228/002018.htm),分别是关于刹车痕、前保险杠撞痕和雨伞伞骨被碾压痕迹等。综合网友们发布的两段视频和村民的证言,我们认可刹车痕和雨伞伞骨被碾压照片的真实性以及与交通肇事之间的关联性,认可前保险杠损伤痕迹照片的真实性,但认为此痕迹和钱云会之死很可能无关,理由是即使该工程车撞了钱云会,即使以40公里时速撞击(根据吴法天的分析,撞击时刻时速应为20公里左右),也不大可能把工程车保险杠损坏。12月31日温州警方给网友王小山等人看了采石场和华一村的监控录像,王小山在微博中记录了他看到的录像:“采石场出口处探头显示,一辆和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的车9:38分整经过探头下,看不清车牌,也看不清司机,车厢右侧靠近驾驶室附近,有大大的编号‘23’。录像中,车刚从山上绕下来,泥路,速度不快,约20-30公里每小时,天一直在下雨,但似乎不大,个别行人有的打伞,有的未打。华一村村口探头录像资料显示,12月25日上午9:42:09秒,一辆和网上出事照片一模一样的货车经过,此时速度比较快。”网友们发布的视频显示,费良玉驾驶的肇事车辆侧面确实写着“23”字样。

证人证言。费良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自己看到钱云会横穿马路,自己躲闪不及相撞(参见本文“关于司机是否被雇凶杀人的分析”)。温州警方表示,对此证言已经经过测谎。钱成宇看到工程车还在移动了几十厘米,钱云会被压在左前轮下(参见本文“对证人A的证言分析”)。网友王小山转述四名保安的证言:“从12月21日起,寨桥村村边路上,施工方雇佣了保安公司看护(电缆工程),24小时,随时都有80-100名保安在,呆在五辆大轿车上,保安公司纪律,除方便以外,无事不得下车……郑保安所在大轿车离出事现场40-50米,是最近一辆。他下车小便,听到一声刹车,回头看看,觉得出事了,便也未小,回到车中,跟同伴说:可能撞人了。吴保安立即给一公里外巡逻的施队长打电话汇报。施队长接到电话,命令:任何人不准下车。蔡保安打110报警。张保安违令下车察看,他绕到车的前部,看到了死者,弯腰低头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还看到车门半开,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了司机。张保安发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村民在他身后,便回到了大轿车。”

事故发生时间。采石场监控录像显示,皖K5B323工程车从湾底村采石场发车时间是上午9:38,经过华一村村口是9:42:09,根据采石场到华一村村口的距离,实测时速约为40公里,到达寨桥村村口的时间应为9:43左右,在案发后两三分钟后,警方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时间是9:46,能够与之印证,警方到达现场时间为9:53。

一些村民提出,案发时间应为9:30到9:35之间,但是没有提出有力的客观证据,都是推测。有记者根据虹桥至南岳公交车行使时间和发车时间推算事故发生时间,这是一条繁忙的公路,又是圣诞节和周末,以此推算时间很难精确。我们认可根据监控录像推算的时间,即事故发生时间为9:43左右。

2、对交通事故的一些质疑

村民和网友们对警方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包括前述的谋杀推断、冲突中致人死亡的推断、警方不公布尸检报告等等,前面已经分析过。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质疑:

关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速度。物证技术学教科书所述的车速计算公式是v=Sqrt 2乘以 重力加速度 乘以 摩擦系数 乘以 擦带长度。擦带长度一般指刹车痕迹的长度。警方称:肇事车严重超载,“整车含货物总质量60020KG”,“司机当时采取了刹车措施,距离5米4”,但警方委托的鉴定机构称:“由于鉴定条件不足,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我们认为,超载无疑会严重影响车辆的制动性能,必然导致超载车刹车擦带长度长于同型号正常载重车的刹车擦带长度;且配置ABS装置的车辆,是否适用上述计算公式有一定的争议,故才有“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的结论。

关于肇事车的撞击力。有网友观点为“撞的结果,一般是将人撞飞,撞飞的距离只和车速有关”。但是,实际情况是:车辆能否将行人“撞飞”,与碰撞位置、撞击角度、车速、车重、行人动态等多种因素有关。而简单强调任一种因素,均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死者死亡状态。死者状态与车辆结构、碰撞位置、撞击角度、车速、车重、行人死前动态等多种因素有关。简单强调死亡惨状的特殊性,不可能直接推论出谋杀的结论。关于“有人把钱云会按倒在车轮下”导致现状的观点能否成立,我们更多地从近似于侦查实验的模拟实验的角度去判断。而模拟实验排除了“按倒在车轮下”这可能性的存在。

关于村口摄像头没有记录。为什么村口的摄像头事故发生时没有记录,当天中午就可以记录了,移动公司答复是摄像头刚刚安装好,正在调试中,厂家没有提供识别码,使得摄像头处于可浏览不可储存的状态,当天移动公司和厂家沟通,要求厂家提供识别码,然后才开始存储影像资料。我们从村民那里了解到,该摄像头确实是两天前刚装的。至于当天中午就可以存贮,我们判断,可能是警方此前没有那么着急重视这个摄像头,当天冲突发生后才催促移动公司找厂家要识别码以摄录影像资料。新闻发布会上移动公司副经理语焉不详碍难出口的原因,可能就是“警方催促”。当然,到底警方有没有隐瞒关键证据,公众有权利保留质疑。

关于抓捕“证人”。钱成宇是主要“目击证人”,王立权是事发当天早上和钱云会通电话的村民,有人怀疑他受委托或者胁迫打电话给钱云会,把钱云会叫出去给谋杀了,他们两人被刑拘很容易想到是“抓捕证人”。警方的解释是四个被刑拘的村民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者妨碍公务罪,主要事实是当天村民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钱成宇本人也扔了石块,这点当地村民已经证实(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足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王立权的妻子和儿子1月14日也“被抓”,警方的解释是传唤,目的是为了搜查和案件有关的证据,据村民讲,很可能是为了获得钱云会出事时手上戴的能摄像的手表,第二天他们已经被释放。

关于“抢尸”。警方的解释是“对交通事故鉴定是警方的职责,尸检是必要的工作。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尸体应当存放在殡葬服务单位或者有停尸条件的医疗机构。”此外,当地有警民冲突的先例,警方担心事态扩大,出动特警“抢尸”,反而弄巧成拙,给不清楚的事态更添一层迷雾。但无论如何,不能取得家属信任主动接受检验,滥用暴力,是无能和傲慢的表现。

关于肇事车辆冲到左侧路边。一些村民在事发后根据车辆冲到最左侧轧人推断是故意杀人,对此,肇事司机费良玉的同村老乡说,费良玉正在学开车,还没有拿到执照,遇到紧急事态可能头懵了。生活中两个人迎面相遇,都向某一边闪避,结果撞上,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以理解。从现场图片结合费良玉的证言,他驾车开到了左边路外之前有紧急左拐和刹车动作,最后时刻车却是右拐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断他当时的慌乱。

关于现场出现众多的“特警”。有传言说,钱云会被杀害时旁边有众多特警。警方的解释是,开始其实是一些保安,但是保安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穿的黑色制服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字样,村民误以为是特警。这些保安本来在几十米之外的车上保护铺设管道,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了现场,因此被村民误以为事先安排好的特警,目的是为了谋杀。

关于死亡事件的小结:在一个充满积怨的村庄背景下,乐清警方在处理事故的时候有诸多不适当甚至违法之处,比如暴力“抢尸”,比如关押钱云会的女儿52个小时(其中近30个小时在救济站)却对外说关押23个小时,等等。但是,警方在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以及和事故相关的疑问(比如摄像头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其他主要事实,如事故现场照片、视频、肇事司机陈述、警方公布的尸检结论、采石场和华一村的监控录像、保安证言等,除非新出现视频等有力的反证,这些主要事实基本能确定是交通事故。

四、公共事件成因——背景分析

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政府缺乏公信力等深刻的社会背景。(本部分资料主要来自村民的上访资料和对村民的访谈,参考了《生活三联周刊》的报道《怨恨的链条:钱云会之死与村民之争》)。

(一) 村庄背景

1、土地——发展与掠夺

寨桥是浙东南沿海一个渔村,3700多村民,750亩耕地,另有510山地和815亩滩涂。年轻人大多经商或者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及其他守候在家的村民在村内种地、赶海、养殖水产。这片510的山地上,曾经有两座砖窑、一座冷库、一个石料厂和一个采砂厂,租给村民经营,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坟地。山脚下是滩涂和大海,一些村民养殖虾、蟹、血蛤,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几乎是唯一的生计来源。

2004年浙江省重点工程——淅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清电厂)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它征去了寨桥村打水湾山的213亩山地,又租下了剩余的297亩山地,接下来政府又收回曾经承诺给寨桥村民“使用权长期不变”的471亩滩涂。征地和租地补偿总共只有3800万元,这意味着每个人得到1万元就永久失去这些土地,而滩涂,因为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只向滩涂养殖户提供当年损失补偿1000元和每亩2000元的迁移费用。而且因为电厂修建海堤、填石堵海,造成五百亩养殖塘失去了潮水补充,大部分被淤废。这部分养殖塘每亩平均年收益6万,但因为不在征用土地中,被淤废却得不到补偿。

213亩的征地补偿费,每亩为4.8万元,根据 2003年颁布的《乐清市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的通知》(2003乐政发56号文),寨桥村的林地补偿标准是每亩3.2万元,而给寨桥的标准是每亩4.8万元,在乐清市政府看来,他们已经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而在村民看来,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价格,不仅是寨桥村,周边几个涉及电厂征地的村庄村民们也大都不满意。一个村民算了一笔简单的帐:他们家去年在本村买来盖房子的土地,42平米16万多元,市场价格每亩200多万元,凭什么4.8万元一亩就必须卖给他们?这不是掠夺是什么?

在乐清市政府看来,他们的做法有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土地管理法》和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征地补偿标准基数是被征土地之前用途连续三年的平均产值,最高不超过30倍,也就是说,如果一亩农田原来种小麦每年产值1000元,征地补偿最高不超过3万元。而这一亩农田如果在城市郊区(被征土地大多这样),如果用来建房子,其价值可能达数百万元,农民的困惑是,凭什么确定土地价格要按照种小麦的收入而不能按照种房子的收入?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制定的法律。

而且,土地管理法还规定,农用地只有通过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转为建设用地,征用之前不得从事建设,哪怕建一个猪圈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在保护耕地的名义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严格控制。寨桥村委会把一些宅基地卖给村民,筹集上访经费,钱云会因此被定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不仅寨桥,其他地方也有村委会因为出租或者出卖集体土地被定罪的案例。严格管制乡村集体土地的用途,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应,从中谋取暴利,是中国社会一个大问题。正是这个计划经济思维的法律,支撑了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以发展的名义,留给乡村巨大的创伤,它至今仍在不断制造抗争和苦难。

2、权力的傲慢

村民们凭着普通人对正义的直觉,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然而在法律上,他们只能找出诸如“未批先建”、补偿是否被侵吞等细节问题向各个衙门诉说,钱云会代表村民奔波在北京,一呆就是10个月,他找过国土资源部、中纪委、国家信访局等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信访机构,找过律师、媒体,2010年还学会了上网发帖,然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多少人在乎他们,他耗费了几十万元却没能为村民争取任何收益,却给自己争来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

面对村民的抗争,政府有的是办法。2004年4月,他们用警车把参会的村干部全部押送到雁荡宾馆,不准家人和村民见面,要求就一揽子意向的各个协议“必须签字,否则的话就强制执行”。村干部一共9人,其中一人张松良借口上厕所逃了出来,最后签字的是8个人。

然而寨桥村和别的村庄不一样,他们选出自己的7人代表小组,要求与镇政府和市政府进行谈判重新讨论征地安置协议。村民的基本意愿有两点:第一,原先签订的协议不能代表民意,没有效力;第二,电厂的最初规划地应该是在南岳镇的东打水湾山,而不是他们这里的打水湾山,所以电厂应该建在那边。

  交涉未果,4月26日,代表小组决定由钱云会和另外两名成员一起去北京上访。为怕拦截,他们并没有从乐清出发,而是转道台州前往北京,但他们在台州的黄岩还是被拦截带回了乐清关押。

上访无门,代表又被关押,村民们愤怒了。4月28日,200多名村民前往乐清市政府聚集,要求政府放人。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接待他们,于是来到市政府门前的路上表达抗议,接下来是警方驱散人群,将41名“为首闹事者”强制带离现场。事后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两罪并罚,各判有期徒刑5年。当时没聚众的钱云会也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上诉后刑期变更为4人各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此时钱已经在看守所呆了11个月。

2005年4月,村民心中的英雄钱云会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2007年10月,在地方坚持上访两年之后,钱云开始住在北京长期上访。2008年1月,待在村里的王立权等村干部接到了钱云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在北京信访费用大,且年底需要偿还因上访向村民借款的利息,王立权与几个村干部商量,决定将村里的房屋地基转让给村民,所得地基款用于支付上访费用和偿还借款利息。2008年春节前后,由王立权经手,村里的房屋地基共13间转让给了本村村民,筹款71万元。2008年8月,奥运之前,钱云会被刑拘,11月,法院判决钱云会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5万元,王立权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4万元。

钱云会第一次代表大家维权被判刑的群体事件的起因是村民请愿要求释放钱云会,指控钱云会“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显然是对他带领大家上访的报复。至于钱运会“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是在本村账户被非法冻结,为筹集上访经费,村委会决定将集体所有的13间房屋地基卖给本村几个村民,筹集了71万元。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以牟利为目的,其立法目的是处罚私自转让或者倒卖土地牟利的人,而不应当是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使用和处分,用此法条处罚钱云会等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问题。

2010年7月19日,钱云会出狱,继续带领村民维护权益,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折腾,当地政府不为所动。上访没用,激烈抗争堵路拦车或许有点用,但会被定罪处罚,会被特警暴打,钱云会们处在令人绝望的怪圈之中。

在奔波上访六年之后,在三年多的牢狱之后,在身着“警察”制服的保安监控下,在村口那条村民们伤心的公路上,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他们的村长突然死在靠左侧路边逆行的重型卡车之下,终于引爆了这个积累了六年悲愤的村庄。村民们坚信钱云会是被人害死的,被人扔到了车轱辘下面碾压身亡。他们有理由相信。

(二)中国背景

钱云会之死引爆的不止一个村庄,他的死引爆了巨大的公共舆论漩涡,不仅几乎把乐清警方淹没,也几乎把一些曾经仗义执言多年的网友淹没,人们不相信,或者说不愿相信这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残忍的阴谋,他们甚至渴盼这是一个阴谋,以证实特权者多么不可思议的丑恶。

寨桥村激烈的冲突中,12月25日下午1点左右,网上出现《蒲岐一苦难的村长,为民办事的好村长,今早被杀》的文章,称“早上的车祸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有策划、有组织的谋杀案”。之后的两天,钱云会令人惊悚的惨死照片,以及其被谋杀的言论,借助互联网被迅速传播。人们的愤怒有很多中国特色的理由:

摄像头又“坏了”。事发前两天,这一带公路都装上了摄像头,旁边几个都能用了,唯独这个,事发三个小时以后才能记录影像,记下的没有钱云会村长之死经过,记下的只有村民和警方的冲突。无论乐清警方怎样解释,大家都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阴谋,在国人的记忆深处,“躲猫猫死”、“做噩梦死”、“喝开水死”等一系列死亡事件的背后,摄像头总是在关键时刻“坏了”。当摄像头真的坏了的时候,大家不会相信。

又是征地。和拆迁一样,征地几乎和掠夺画上了等号。大量的征地拆迁就像寨桥一样,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成果分享,而是受到伤害,更何况大量征地拆迁背后是商业开发,是官商勾结。而由于土地管理法不合理,当村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被夺走,他们告状无门。出自朴素的道义,网友们自觉站在弱者一边,他们早已经愤怒了。

人民的好村长。寨桥周边别的村也有上访,他们大多是村民告村长,而寨桥不一样,他们是村长带领大家告政府。他几乎以95%的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为了兑现竞选的承诺,他几年间要么奔波在漫长的上访路上,要么在狱中为大家受难,以至于家徒四壁甚至舍生忘死。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朴素的正义,那些《土地管理法》等恶法早该扫进垃圾堆了。在公权力不作为,村委会选举还没有走上正轨就已经黑恶化的社会,钱云会是多么的另类,有人说他偏执,说他并没有为大家争取到实际利益,可是他追求内心朴素正义的精神足以惊天动地,他的死也注定了轰轰烈烈。

乐清电厂的“背景”。村民和网友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是传说中的乐清电厂独特的“背景”。这种传言是否真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网上不停地删帖,这类传言依然生生不息。权力不受制约,特权腐败横行,那些依靠特权搞定项目成为巨富的人,早就激怒了国人。和“我爸是李刚”事件一样,一提到特权,人们常常顾不得真假,先表达愤怒再说。

所有这些看起来和钱云会死亡无关的因素,都是这起事件的干柴,早已准备好在那里了,至于导火线,它可以微不足道。发生在浙江乐清寨桥村口的钱云会之死偶然点燃了这片干柴,迅速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五、建议

一场普通交通事故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和信任危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乐清当地政府有责任,制造了钱云会及村民多年的伤痛,各级政府也都有责任,官民之间不信任势同水火。在这起事件的背后,我们国家应当深思,为什么一起交通事故能引爆如此强大的民意,为什么官民之间有如此深刻的裂痕?我们应当为弥合这种裂痕做些什么?

建议乐清市政府善待钱云会家人和村民。虽然事故本身政府没有直接责任,但是六年来的傲慢与打压,钱云会遭遇的刑事冤案,都是政府的责任。在交通事故赔偿之外,应当给予救济抚慰,帮助钱云会就是帮助我们整个社会。村民的土地,应该给予更加公平的补偿,不要以法律和政策作为自己逃避责任的借口,村民在发展中应当是利益分享者,而不应是被剥夺者。那些表达愤怒的村民,他们的暴力行为有错,但也是在告状无门的情况下被激发的愤怒,考虑到行为的情节和背景,应当在真相的基础上实现和解,尽快释放他们。我们会和其他公民们一起继续关注钱云会家人,关注那些为了内心正义而身陷囹圄的村民,关注寨桥的征地,我们愿意力所能及为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建议尽快修订土地管理法,制定征收法,保护私有财产。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权利受法律保护,不能随便剥夺。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私有财产征收,但应当给予公正补偿,公正的标准不是什么“土地原产值”,而是市场价格。在发展中,必须考虑到社会公正,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

建议切实推动民主法治。特权腐败已经很严重,在繁荣与发展的背后,我们国家正在失去政治文明的机遇。寨桥村是中国比较富裕的村庄,政府也算是比较开明了,但是深入村庄了解,对政府的不满已经非常严重。在维稳的旗号下,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甚至越来越充斥暴戾气息,我们的社会潜伏着巨大危机。我们并不奢望民主法治一步到位,但改良必须从现在就开始。

这些建议有的看起来很遥远,但是,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社会,时不我待。通过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政府学到的智慧不应当只是如何“摆平”,而是真正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希望钱云会之死不要成为政府没有责任继续沉睡的借口,而要成为和解与改良的起点。

公民(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团

2011年1月25日

许志永博士经手的典型案例2

从李昌奎案看法律人与公众的分歧

许志永

李昌奎强奸杀死了同村女孩,并杀死了她3岁的弟弟,一审判处死刑,到了云南高院改判死缓。公众愤怒了,这比药家鑫还要恶劣的案件怎能判死缓?然而云南高院却大义凛然地站出来,副院长田成有甚至说十年后回头看该案将是一个经典,不仅不认错,还很自豪。法律人和公众在此问题上发生了巨大分歧。

其实,这样的分歧已经不是第一次,远在美国有辛普森案,70%以上的公众都认为辛普森杀了妻子,而司法判决辛普森无罪,法律要求证据没有瑕疵,而公众只想不顾一切地惩处坏人。好在美国司法系统威望很高,人们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尊重司法的判决。前几年中国也发生过一个案件,清华一个学生在动物园用硫酸泼熊,当黑熊惨不忍睹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几乎举国愤怒声讨,假如当时由十万人一起判决该学生,十年以上徒刑可能都不解气。但是司法有司法的逻辑,走程序需要时间,定罪名要有法律根据,几个月后定了故意毁坏财产罪,而这时,公众的怒气差不多已经消了,反而开始同情他,最后没有起诉。

也许这两个例子不是十分恰当,但却是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司法判决和公众情感判断之间常常发生分歧。司法有司法的逻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时可能是错误的。在司法威望很高的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冲突几乎不影响司法判决,最后判决反而可能引领公众的某些观念。而在司法威望不高,社会暴戾气息很重的中国,李昌奎案就成了法律精英和大众的一场恶战。

公众的愤怒与法官的淡定很大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有关。首先是对案件本身的事实认识有偏差。法官听取了双方的辩解,了解更多案情,可能包括一些判决书不便披露的细节,而公众局限于记者或网络所表达的有限信息,比如刚开始只知道李昌奎强奸杀人还杀了一个3岁的孩子,觉得云南高院简直疯了,后来渐渐知道了被杀者是他的恋人,公众的情绪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陪审团审理案件的国家,陪审员虽然只是普通公民,但是陪审员的职责就是现场充分听取双方的证据展示和辩论,作为一个正常理智的普通人足以判定是非,而场外的普通公众没有这样的充分信息,他们只是偶尔打开电视或报纸,看到零星的别人转述的信息,然后偶尔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只不过是借此案件表达一下自己固有的偏见而已。如果公众每一个人在现场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证据和辩论,也许就会做出和陪审团或者法官一样的判决,但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

其次是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有差异。法官更能深刻理解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很多案例,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哪些案件在公众情绪的支配下判成了错案,这些知识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具体到李昌奎案,法官更清楚知道邻里纠纷、感情纠葛引发的故意杀人案通常要从轻判处,因为这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虽然被害人当下强烈要求判处死刑,但真的判了死刑,对于彼此间有亲戚关系的两家人来说,可能是更深的伤害。当然,云南高院的判决也有问题,主要是说理不够,仅仅提到自首情节是不够的,还需要表达常识,比如中国的熟人社会,为什么要慎用死刑,等等,就像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常常进行的说理一样,这并不违背专业精神,而恰恰是专业精神的升华。

再次,法官和公众对死刑的认知有差异。当然这也和信息不对称有关。那么多人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但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药家鑫被带向刑场的时候,很多人心理会有愧疚,如果让他们看到执行死刑的详细经过,估计多半人会转而反对死刑。全世界各国废除死刑几乎都是由法律人士推动的,十多年前俄罗斯废除死刑的时候,公众多半是反对的,但是废除了死刑,凶案并没有上升。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权腐败严重充斥暴戾气息的社会,人们更强烈要求死刑,以表达自己内心的仇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愤怒的情绪可能会突然指向某个人,如果司法不能坚持独立,忠于法律和良心,就有可能判错案。

其实,人并没有本质的恶,就像古人说的,人皆可以为圣贤,都是可以救赎的。原始社会丛林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常常是实现正义的方式。那时人类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以自我为中心,不去考虑他人内心的想法,就会想当然把伤害自己的对方想象成魔鬼,杀死魔鬼也就是正当的了。而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来说,实现正义的方式不是复仇,而是救赎。一个人铤而走险“越轨”杀人,其精神状态一定是“病态”的,正常的理性为仇恨、愤怒或欲望所蒙蔽。犯罪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病态,犯罪人通常缺乏正常人的理性,为某种利益诱惑铤而走险,或者为激情愤怒失去理智。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角色,犯罪人的存在有对社会有害的一面,给受害人带来了痛苦,但客观上看,对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对爱和温情的重新发现都有其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纵罪犯,对于犯罪人,文明的国家应当予以矫正,否则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矫正的方式通过监狱改造。人类文明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螺旋上升的。

以上列举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当然,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距离这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根本的问题是司法不独立,法官悲哀地沦落为庞大官僚体系中卑微的角色,他们面对公众的傲慢常常展现的是官僚本色。而这一次云南高院为自己的判决辩解,看起来不是官僚主义的傲慢,而是真正的法律人开始逆风展现自己的专业精神,这是多年来法官团队专业化的进步体现,这是社会正义的希望。

许志永博士经手的典型案例1

某些北大博士是吃屎长大的

阿飞姑娘的日志 2009-12-01 21:13

北大出些官胖子也就罢了,胖子嘛,你还能说些什么呢。可是某些北大博士真的很蠢,有时你恨不得把他发配到火星上去的。您看看他写的狗屁文章,真的是比狗屁还要狗屁的。我在想如果他滚回监狱也是不错的,总好过让艾未未去坐牢吧.

真相是正义的前提——关于昆明小学生卖淫案

文/许志永

写这篇文章之前犹豫了很久,觉得这样的表达对于受害者而言有些残酷,但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些教训我们不能回避。

昆明小学生卖淫案,陈艳一家面对公权力毫无疑问是弱者,当我们为他们伸张正义的时候,前提是了解真相。

陈艳到底有没有卖淫?这个事实对于这个公共事件而言很重要——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当它作为几乎唯一的赌注时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当地公安抓陈艳及其父亲的行为就是极其荒唐的,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揭露真相,他们家人也就可以放声疾呼。但是如果陈艳真的卖淫了,事情就会复杂很多,为其父亲涉嫌容留卖淫罪的辩护思路也就不是陈艳没有卖淫,而是从法律适用方面入手。

就目前的事实来看,我们最初的推断可能错了。前方的网友可能只听陈艳一家的说法,没有认真分析她们一家人的话是否可信,也没有到其生活的周边详细了解事实真相。3月份陈艳的两个妹妹被抓后,本来警察以为自己弄错了,毕竟抓错了两个小姑娘,还打伤了人,打算给其家人赔偿17000元,此事如果到此结束他们一家就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很多有正义感的网友主观认定陈艳没有卖淫,呼吁追究警方责任,这迫使警方反击,而他们手里刚好有陈艳卖淫的把柄,于是陈艳一家陷于被动,其父被控容留卖淫罪。

本案最痛心的教训是,我们在说话前应该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如果最初通过细致调查了解到了真相,出于当事人利益考虑,应当劝他们和警方和解,而不应当诉诸公共舆论。在努力和解的前提下如果警方仍然进一步压迫他们,比如发展到目前的容留卖淫罪,辩护思路一方面是律师提到的父母为女儿提供住处天经地义,“容留”卖淫罪不适用陈艳父母,另外也可以考虑以攻为守。

这个事件中当地警方真正的问题是选择性执法和向妓女收保护费。通过卷宗里几个卖淫女的供述可以发现,她们基本上都是刚到此地就被派出所重罚一次,以后继续在此地卖淫就不会被罚了,基本可以推断,此地卖淫女一定受当地警察保护,否则此地就不会长期有卖淫女。陈艳才16岁,为了治疗父亲的肺结核被迫卖淫,但他们家不懂和警察处理关系,也没有交保护费,所以不断遭到打击。如果律师在舆论上选择以攻为守,一定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当地公安选择性执法和真正的容留卖淫。

真相是正义的前提。无论我们多么充满激情,在事实面前都不能有任何疏忽,有时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必须作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冷酷地怀疑和观察,冷酷地提出一切可能的疑问,从双方的信息中冷酷地分析客观真相,在真相的基础上寻求正义。

2009-11-10

法律真相”才是正义的前提——与许志永博士商榷
文章提交者:南云楼加帖在 凯迪西南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南云楼

日前读到许志永博士《真相是正义的前提——关于昆明小学生卖淫案》一文,甚感不解。许志永博士认为,公众必须以真相为前提,在真相的基础上寻求正义;“昆明少女卖淫案”相关案件的发生,就是公众在不了解“真相”的前提下,以“激情”代替了“冷酷的怀疑和观察”,轻信陈燕没有卖淫的事实,诉诸于公共舆论,导致警方反击,而让刘家陷入了被动。

在我看来,许志永博士恐怕只笼统地使用“真相”一词、而没注意法律用语中常用的“法律事实”一词,才会得出文中的这些荒诞结论。“法律事实”明显是区别于“事件真相”的法律所关注的“法律真相”。

通常,“事件真相”指的是已经发生的自然客观事件及人的行为事件。我们知道,“事件真相”只能是由不同角度观察结果的叠加以逼近,而这种方式虽然优于单方面独断,但也必然隐含可能的谬误。任何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件,于第三者的角度而言,只能通过相关当事人的陈述与相关证据做出各自的判断。如果说“真相只有一个”,由于当事人陈述差异以及公众获知信息路径的瑕疵及判断差异的客观存在,第三者的判断就必然难以与“唯一真相”吻合。可见,如果公众热衷于探寻“事件真相”,事实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陷入无休止的“事件真相”争论。

进入人类文明以来,为谋求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人们为避免无休止的“事件真相”争论,将“法律真相”当作解决争端、决定重大问题的唯一依据。这是法治与法律精神在当代文明社会中的体现。所谓“法律真相”,也就是“法律事实”,它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它的显著特点是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对“事件真相”进行判断。这样的判断或许也会存在谬误,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误判、最大限度的保障社会正义。

因此,对于一起受到公众关注的法律事件,公众没必要陷入“事件真相”探寻的泥潭,而只需要关注“法律真相”。否则,就只能陷入窥探隐私式的无聊口水游戏,与公民的法律精神要求南辕北辙。

对于“昆明少女卖淫案”这样一起刑事案件,徐志勇博士在文章中要求公众先去了解“事件真相”再来对事件进行评论、表达“激情”,显然是在要求公众单方面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按徐志勇博士的观点,在公众没有获得“事件真相”之前,就不能开口,否则就只是于解决问题无益、反而导致事件恶化的的“激情”。这倒似是在威胁公众的说话权利。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事件真相”的探寻,不仅是人类的天性冲动,也的确是许志永博士文中所称获得正义的途径。但人们还知道,正义总与效率相关,通俗的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起刑事案件当中,程序正义显然大于实质正义,这是每一个法律人所应熟知的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来源。通过不确定的、且事实上难以确定的“事件真相”去寻求正义,显然不如通过“法律真相”的获得去追求法律事实所支撑的法律正义。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说许志永博士写此文的目的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是“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则更应该尊重“法律真相”,以一个严肃的法律人名义要求公众去关注法律事实,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关注易于陷入口水战泥潭的“事件真相”。关注事件真相的后果是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它总与旧秩序的打破、新秩序的建立相关,是一种更激情勃发的难以预测后果的行为先导。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建立在温和理性之下的对法律规则充分尊重并提出要求的行为过程,它要求所有个人及社会组织都在法律规则的应然秩序下开展行动。也就是说,它的核心是法治和法律精神。

如此,在“昆明少女卖淫案”中,许志永博士要求公众先去了解陈燕有没有卖淫、陈燕父母有没有容留介绍卖淫“事件真相”,显然有悖于法律精神,也有悖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初衷。依照公民法律精神,公众只有关注司法程序是否遭到破坏,包括警方、陈燕及其家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如果违法是否的得到法律的公正处罚,才是追求正义的正确途径。“法律真相”,才是正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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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 -和讯博客
有选择的正义和道德感 [原创 2010-5-26 0:21:05]

感谢天朝,涌现出那么多个道德家!一个对不起,这天朝的诡辩术,令我哑口无言.

面对苦难我说的最多的是“对不起”

许志永

2010-05-14

今天甘肃庆阳一位女士代替她母亲来北京上*访,原因是当地村民土地被廉价征用,她母亲上访被拘留过7天,行政复议维持原拘留决定。这位女士这次来 一方面为她母亲讨个公道,也为更多的村民讨个公道。

她怀着很高的期望找到我。(注:嘿哥们,我只能说,你的自我想象很强大啊,)可是我 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不了您。这句活我几乎每天都要说几遍,有时通过电话,有时面对来访者。这些年,这几乎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注:还有,吃烤鱼,接待记者,以及,到山里思考宗教问题,假装成甘地,一会假装巴哈依,一会假装基督教, 不明真相的香港小朋友最容易被感动了)

我说,对不起,请你理解,我们要援助的个案应当是典型个案(注:准确来说是全国媒体关注的个案), 通过一个案件能够帮助很多人的那种个案。对不起,我不是说您个人的案件不重要,而是,我们的时间和能力都太有限,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希望 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帮助更多的人。(告诉大家你们帮过什么人,信访报告是否做得完整又确切,是否发 表,是否虎头蛇尾,程益中先生,喻华峰是否因为你少判了几年刑呢?不要告诉我是敌人太残暴太狡猾哦!你要问问自己是否只有帮助的姿态,没有帮 助的结果,但却只留下正义的名声)

我们在关注黑**监**狱,(注:穿着西装去的,结果被暴打一顿哈哈,然后自己变成一个受难者的形 象)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的自由和尊严。我还准备代理刘学立的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因为这个案件很典型,通过这个案件我想提出 上*访者不应当列入被劳教的对象,(又把这个当自己发明了)这有可能帮助很多上访者(不如帮帮你身边的人)。会议室里,我的律师朋友们正在研究毒奶粉问题的集团诉讼(有用吗?只是研究而已,该做坐牢的还是坐牢,反正不是你坐牢)。对不起,我们不得不有所选 择。(注:天朝诡辩术,你这些案子很重要,怎么就显得前面那个案子不重要?学没学过正常些的逻辑? 就算你被选为什么青年领袖,不过我可从来不买这个帐,不过是一个互相增添对方光彩的事情)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正义都很重要(注:就象做英文GRE题,一大堆前提,但可 读可不读,最后是BUT,果不其然。。。)对不起,让您失望了,可是,在内心深处,请相信,我不是逃避,更不是被利益诱惑(注:只是为了获得同情的捐款,买几床被子给上访的人,在乞求的目光里得到自我满足和陶醉), 而是为了千千万万像您这样遭遇不公正的人们,我们需要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惊现山寨版影帝,你忽悠谁呢?)为了这个理想,我们只能有所选择。(总是处在一个 高高的道德感上,真的象倒挂的蝙蝠一样,不累么?再说了,你的文采甚至还比不过五毛头子伍皓,我感觉你们一个学校毕业的,简直就象是天朝的一对难兄难弟呢!)

2008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

2011年08月26日

  日本又要换首相了。“十年七相”,频繁更换政府首脑已成日本政治的常态,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也在明显减弱。不过,“变成日本人”的说法,却再次成为形容美欧等西方国家政治的用语。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月30日出版的一期封面上,就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穿上了日本和服,大字标题是“变成日本人”。这句话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一首英国流行歌曲。歌中唱道:“我想我快变成日本人了,我真的这么认为”。歌曲表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内心的焦虑不安。今天,英国媒体借此来讽刺华盛顿和柏林决策者的焦虑不安与优柔寡断,可说是十分形象。

  显然,对于目前西方陷入经济低迷境况,西方媒体更担心的,不只是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发动机”会不会减速,而是这两个西方大国的政治运作,会不会像频繁换相的日本那样“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

  事实上,自冷战后美欧国家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主导权虽然受到一定程度削弱,但相比之下,白宫处理国内问题的主导权受到更大程度的制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已纠缠在一起,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随着“60后”一代崛起、二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新媒体对舆论影响加重,民意越来越呈现多元分散状态,形成比较统一的民意诉求的难度加大,这也直接导致了两大政党的尖锐对立。在此背景下,白宫很难拿出一整套在美国国内能够赢得广泛认同的政策。社会现实与决策体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急需寻找出路时,变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要否定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但西方国家政坛发生的事情及其暴露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被选票利益撕裂,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仅2008年一年,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正如一位欧洲政治家所警告的那样,政府正在变成“民意的绵羊”。

  当频繁换相的“日本病”成为一个典型症状时,人们很容易对西方国家政府的信用和威望发出质疑。总是考虑怎样才能在总统或政府首脑位置上多坐几天,怎么会有足够的精力谋划国家发展大局?怎么会有足够的意志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民主的价值不容置疑。但是,民主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如果一些国家民意分歧难以弥合、政府缺乏领导力和执行力,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些国家,尤其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拥有“特权”的大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的表现能否及格?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美欧政治体制最好、最优越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甚至成为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按照这种政治逻辑,所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政治体制引发的,而美欧出现问题什么原因都可能有,唯独不会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拉拉队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的思考有一定的代表性。

  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与时俱进的。西方国家同样需要政治变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只对别的国家政治改革指手画脚,对自己的政治弊端视而不见。美欧债务危机以及在应对危机中某些西方国家陷入的困境,正说明了这一点。(钟声)

  (作者:钟声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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