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博士经手的典型案例1

某些北大博士是吃屎长大的

阿飞姑娘的日志 2009-12-01 21:13

北大出些官胖子也就罢了,胖子嘛,你还能说些什么呢。可是某些北大博士真的很蠢,有时你恨不得把他发配到火星上去的。您看看他写的狗屁文章,真的是比狗屁还要狗屁的。我在想如果他滚回监狱也是不错的,总好过让艾未未去坐牢吧.

真相是正义的前提——关于昆明小学生卖淫案

文/许志永

写这篇文章之前犹豫了很久,觉得这样的表达对于受害者而言有些残酷,但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些教训我们不能回避。

昆明小学生卖淫案,陈艳一家面对公权力毫无疑问是弱者,当我们为他们伸张正义的时候,前提是了解真相。

陈艳到底有没有卖淫?这个事实对于这个公共事件而言很重要——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当它作为几乎唯一的赌注时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当地公安抓陈艳及其父亲的行为就是极其荒唐的,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揭露真相,他们家人也就可以放声疾呼。但是如果陈艳真的卖淫了,事情就会复杂很多,为其父亲涉嫌容留卖淫罪的辩护思路也就不是陈艳没有卖淫,而是从法律适用方面入手。

就目前的事实来看,我们最初的推断可能错了。前方的网友可能只听陈艳一家的说法,没有认真分析她们一家人的话是否可信,也没有到其生活的周边详细了解事实真相。3月份陈艳的两个妹妹被抓后,本来警察以为自己弄错了,毕竟抓错了两个小姑娘,还打伤了人,打算给其家人赔偿17000元,此事如果到此结束他们一家就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很多有正义感的网友主观认定陈艳没有卖淫,呼吁追究警方责任,这迫使警方反击,而他们手里刚好有陈艳卖淫的把柄,于是陈艳一家陷于被动,其父被控容留卖淫罪。

本案最痛心的教训是,我们在说话前应该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如果最初通过细致调查了解到了真相,出于当事人利益考虑,应当劝他们和警方和解,而不应当诉诸公共舆论。在努力和解的前提下如果警方仍然进一步压迫他们,比如发展到目前的容留卖淫罪,辩护思路一方面是律师提到的父母为女儿提供住处天经地义,“容留”卖淫罪不适用陈艳父母,另外也可以考虑以攻为守。

这个事件中当地警方真正的问题是选择性执法和向妓女收保护费。通过卷宗里几个卖淫女的供述可以发现,她们基本上都是刚到此地就被派出所重罚一次,以后继续在此地卖淫就不会被罚了,基本可以推断,此地卖淫女一定受当地警察保护,否则此地就不会长期有卖淫女。陈艳才16岁,为了治疗父亲的肺结核被迫卖淫,但他们家不懂和警察处理关系,也没有交保护费,所以不断遭到打击。如果律师在舆论上选择以攻为守,一定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当地公安选择性执法和真正的容留卖淫。

真相是正义的前提。无论我们多么充满激情,在事实面前都不能有任何疏忽,有时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必须作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冷酷地怀疑和观察,冷酷地提出一切可能的疑问,从双方的信息中冷酷地分析客观真相,在真相的基础上寻求正义。

2009-11-10

法律真相”才是正义的前提——与许志永博士商榷
文章提交者:南云楼加帖在 凯迪西南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南云楼

日前读到许志永博士《真相是正义的前提——关于昆明小学生卖淫案》一文,甚感不解。许志永博士认为,公众必须以真相为前提,在真相的基础上寻求正义;“昆明少女卖淫案”相关案件的发生,就是公众在不了解“真相”的前提下,以“激情”代替了“冷酷的怀疑和观察”,轻信陈燕没有卖淫的事实,诉诸于公共舆论,导致警方反击,而让刘家陷入了被动。

在我看来,许志永博士恐怕只笼统地使用“真相”一词、而没注意法律用语中常用的“法律事实”一词,才会得出文中的这些荒诞结论。“法律事实”明显是区别于“事件真相”的法律所关注的“法律真相”。

通常,“事件真相”指的是已经发生的自然客观事件及人的行为事件。我们知道,“事件真相”只能是由不同角度观察结果的叠加以逼近,而这种方式虽然优于单方面独断,但也必然隐含可能的谬误。任何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件,于第三者的角度而言,只能通过相关当事人的陈述与相关证据做出各自的判断。如果说“真相只有一个”,由于当事人陈述差异以及公众获知信息路径的瑕疵及判断差异的客观存在,第三者的判断就必然难以与“唯一真相”吻合。可见,如果公众热衷于探寻“事件真相”,事实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陷入无休止的“事件真相”争论。

进入人类文明以来,为谋求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人们为避免无休止的“事件真相”争论,将“法律真相”当作解决争端、决定重大问题的唯一依据。这是法治与法律精神在当代文明社会中的体现。所谓“法律真相”,也就是“法律事实”,它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它的显著特点是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对“事件真相”进行判断。这样的判断或许也会存在谬误,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误判、最大限度的保障社会正义。

因此,对于一起受到公众关注的法律事件,公众没必要陷入“事件真相”探寻的泥潭,而只需要关注“法律真相”。否则,就只能陷入窥探隐私式的无聊口水游戏,与公民的法律精神要求南辕北辙。

对于“昆明少女卖淫案”这样一起刑事案件,徐志勇博士在文章中要求公众先去了解“事件真相”再来对事件进行评论、表达“激情”,显然是在要求公众单方面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按徐志勇博士的观点,在公众没有获得“事件真相”之前,就不能开口,否则就只是于解决问题无益、反而导致事件恶化的的“激情”。这倒似是在威胁公众的说话权利。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事件真相”的探寻,不仅是人类的天性冲动,也的确是许志永博士文中所称获得正义的途径。但人们还知道,正义总与效率相关,通俗的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起刑事案件当中,程序正义显然大于实质正义,这是每一个法律人所应熟知的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来源。通过不确定的、且事实上难以确定的“事件真相”去寻求正义,显然不如通过“法律真相”的获得去追求法律事实所支撑的法律正义。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说许志永博士写此文的目的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是“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则更应该尊重“法律真相”,以一个严肃的法律人名义要求公众去关注法律事实,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关注易于陷入口水战泥潭的“事件真相”。关注事件真相的后果是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它总与旧秩序的打破、新秩序的建立相关,是一种更激情勃发的难以预测后果的行为先导。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建立在温和理性之下的对法律规则充分尊重并提出要求的行为过程,它要求所有个人及社会组织都在法律规则的应然秩序下开展行动。也就是说,它的核心是法治和法律精神。

如此,在“昆明少女卖淫案”中,许志永博士要求公众先去了解陈燕有没有卖淫、陈燕父母有没有容留介绍卖淫“事件真相”,显然有悖于法律精神,也有悖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初衷。依照公民法律精神,公众只有关注司法程序是否遭到破坏,包括警方、陈燕及其家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如果违法是否的得到法律的公正处罚,才是追求正义的正确途径。“法律真相”,才是正义的前提。


http://wuhongfei1949.blog.hexun.com/50723317_d.html
吴虹飞 -和讯博客
有选择的正义和道德感 [原创 2010-5-26 0:21:05]

感谢天朝,涌现出那么多个道德家!一个对不起,这天朝的诡辩术,令我哑口无言.

面对苦难我说的最多的是“对不起”

许志永

2010-05-14

今天甘肃庆阳一位女士代替她母亲来北京上*访,原因是当地村民土地被廉价征用,她母亲上访被拘留过7天,行政复议维持原拘留决定。这位女士这次来 一方面为她母亲讨个公道,也为更多的村民讨个公道。

她怀着很高的期望找到我。(注:嘿哥们,我只能说,你的自我想象很强大啊,)可是我 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不了您。这句活我几乎每天都要说几遍,有时通过电话,有时面对来访者。这些年,这几乎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注:还有,吃烤鱼,接待记者,以及,到山里思考宗教问题,假装成甘地,一会假装巴哈依,一会假装基督教, 不明真相的香港小朋友最容易被感动了)

我说,对不起,请你理解,我们要援助的个案应当是典型个案(注:准确来说是全国媒体关注的个案), 通过一个案件能够帮助很多人的那种个案。对不起,我不是说您个人的案件不重要,而是,我们的时间和能力都太有限,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希望 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帮助更多的人。(告诉大家你们帮过什么人,信访报告是否做得完整又确切,是否发 表,是否虎头蛇尾,程益中先生,喻华峰是否因为你少判了几年刑呢?不要告诉我是敌人太残暴太狡猾哦!你要问问自己是否只有帮助的姿态,没有帮 助的结果,但却只留下正义的名声)

我们在关注黑**监**狱,(注:穿着西装去的,结果被暴打一顿哈哈,然后自己变成一个受难者的形 象)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的自由和尊严。我还准备代理刘学立的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因为这个案件很典型,通过这个案件我想提出 上*访者不应当列入被劳教的对象,(又把这个当自己发明了)这有可能帮助很多上访者(不如帮帮你身边的人)。会议室里,我的律师朋友们正在研究毒奶粉问题的集团诉讼(有用吗?只是研究而已,该做坐牢的还是坐牢,反正不是你坐牢)。对不起,我们不得不有所选 择。(注:天朝诡辩术,你这些案子很重要,怎么就显得前面那个案子不重要?学没学过正常些的逻辑? 就算你被选为什么青年领袖,不过我可从来不买这个帐,不过是一个互相增添对方光彩的事情)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正义都很重要(注:就象做英文GRE题,一大堆前提,但可 读可不读,最后是BUT,果不其然。。。)对不起,让您失望了,可是,在内心深处,请相信,我不是逃避,更不是被利益诱惑(注:只是为了获得同情的捐款,买几床被子给上访的人,在乞求的目光里得到自我满足和陶醉), 而是为了千千万万像您这样遭遇不公正的人们,我们需要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惊现山寨版影帝,你忽悠谁呢?)为了这个理想,我们只能有所选择。(总是处在一个 高高的道德感上,真的象倒挂的蝙蝠一样,不累么?再说了,你的文采甚至还比不过五毛头子伍皓,我感觉你们一个学校毕业的,简直就象是天朝的一对难兄难弟呢!)

2008年11月19日

3 thoughts on “许志永博士经手的典型案例1

  1. 许志永:吾爱吾师

    许志永

    第一次和苏力打交道是在博士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苏力的面试很简单,没有那些常见的似乎很专业的问题,而是让每一个学生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读过的书。我的表现大概有点骄傲,因为本来就不太想读博士,而且觉得考的也不好,反正无所谓。我告诉他,“我只选择你一个人。也许考不上,那我的读书生涯到此结束。”当时感觉到,苏力在观察每一个应试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知识面。临别时,他说,其实等你来了,可能会发现这里也就那么回事。

    第二次打交道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已是暑假期间了。好朋友突然从法学院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没人要的收件人为许志永的录取通知书,仔细查了一下,居然是我的。当晚,我给苏力打了第一个电话,问,我考上了吗?他说,你很傲啊。

    接下来,是办一些手续,然后,去西藏旅行,八月底,来到北大。可是苏力老师十月份就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差不多一年,入校后两个月我们也没怎么打交道。他走后,我们被贺卫方老师接管,但崇尚自由的我从没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

    倒是第一次跟贺老师联系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在南方周末作为实习记者,给江艺平推荐了法学界的一些名家,不久,贺老师发来了他那篇曾给南方周末带来一些麻烦的稿件:《复转军人进法院》。贺老师经常站在大众传媒的前沿,把一些理论变成通俗的话语讲给变革时代的中国普通民众。

    真正和苏力老师开始交流是在我入学一年之后。一方面是他开了两门课,另一方面是我们徒弟们和老师每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晚上一起讨论问题。

    了解苏力要比了解贺卫方困难。说起来,两个人的思想体系都不复杂,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 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应该说,这种声音在知识分子中是主流。在变革的中国,我们没有多少也不需要多少理论可以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当别人经历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社会繁荣得都有些无聊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人还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当别人城市的规模扩张穷人住上最高的楼而富人住郊区时,我们还有很多人世世代代没走出过窑洞和破落的土房。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中国知识界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良心。

    然而,仅有良知和梦想,甚至再加上激情和豪迈,都是不够的。在喧嚣的八十年代,最深刻改变中国的,是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为生存进行的挣扎;在沉默的九十年代,最深刻改变中国的,是悄悄弥漫的代表自由的市场经济。

    苏力看到了这一切。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感悟这个时代,然后,仰望着星空,“面对永恒,我们是多么渺小”。

    苏力是反叛者,而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立身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听到他声音的,几乎都是他所要反对的,你可想想他的孤独。

    而他的反叛如果说仅仅是一种思想,那就会轻松的多。然而,他更绝望的孤独在于他的反叛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是他的天性。是他的天命。

    贺老曾经讲过一个苏力的故事:苏力小时候有一只他十分喜爱的小鸡,经常抱着它,看着它渐渐长大。可是有一天,苏力从外面回来,没有找到他心爱的小鸡,而餐桌上摆的正是那只小鸡的肉,从此以后,苏力一生不吃鸡肉。

    有一次,贺卫方对苏力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中国发生了苏联那样的变化,你会被绞死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苏力的心灵。很长时间以后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我们谈起这件事,他还是激动不已:“我就是愿意被绞死!”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苏力会反抗到底的。这是他的天命。他理解中国。他激动不是为自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太不成熟了。而我当时心里在流泪,我想说,苏力老师,我向你发誓,民主的中国决不会再发生那样的悲剧!

    有时,我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令人痛苦的时刻,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因为我们都怀着赤诚的心捍卫我们的纯真的信仰。有一次我刚进办公室,正好看见苏力老师猛地把筷子摔倒地上,他正在对师弟师妹发火,而发火的原因是因为我,因为我的文集里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从此以后,我们总是避开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争论。

    苏力老师一直是那么瘦,那是一张铮铮铁骨的脸。他总是那么辛苦地工作,他活着,也是为了一种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作为院长,他有很多行政事务,但这并没有耽误他不停地写作和翻译,他能在一个白天翻译一万六千字,然后,他会把一些优美的文字——有的可能是他加上的,他的文笔非常好,是当年北大的诗人——高兴地念给我们听,有时,他高兴地像个孩子。

    在苏力老师面前,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并不是因为我的信仰,而是我的,如同他的一样,纯净的心。我找他谈入党的问题,告诉他,我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我,这是否违背你的信仰。我说,这是我的真实意愿。是的,在苏力面前,我从没有能力说出半句谎言。我曾经对共产党有过很多批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也一直在体制的边沿徘徊,但是,我所有的探索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自己舒适的生活,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我一直在寻找一条路:我怎样才能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曾经把自己的人生设想的很悲壮,面对一些社会问题,曾经以为就这样悲剧地反抗是我的命运,可是,我真的很在意,我的抗争对中国的百姓有多少意义。我深深知道,中国再也不需要革命了,这是一个注定的改革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做的真的是很不错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中国的改革已经很快了,加入WTO,这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把历史重担揽到了自己头上,这种勇气和责任心让我没有理由去批评,我愿意加入这个建设的时代潮流。

    苏力老师问我,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问题,你能保证在重要历史关头坚持信仰服从组织命令吗?我说,如果再发生了文革我该怎么办?你也知道,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我是有保留态度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也要与时俱进,我不能因为要加入它就违心地说它完美无缺,我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完美的历史就永远成为一个批评者。我是要面对今天和未来,不要逼我非要面对过去。共产党人应该是诚实的,我们再也不需要在谎言中生活,再也不需要虚伪的甚至是残暴的面具。他说,你要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历史。我说,我会的。

    从苏力老师办公室出来,来到未名湖边,我深深感动着。在今天的中国,还会有这样的对话吗——因为入党?

    因为我们都要面对永恒,因为我们都活在历史中。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相逢了。

    2001/11/18

    相关新闻:朱苏力招生事件

  2. 许志永:贺卫方老师的更正

    今天整理电脑包时翻出了一个字条,是贺卫方老师2006年10月24日专门写给我的“更正”。很抱歉,都一年多过去了,直到今天才正式接受贺老师的命令,把这个传说更正过来。

    事情的起因是2001年我在一篇文字《吾爱吾师》里提到了一个细节:

    “有一次,贺卫方对苏力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中国发生了苏联那样的变化,你会被绞死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苏力的心灵。很长时间以后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我们谈起这件事,他还是激动不已:‘我就是愿意被绞死!’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苏力会反抗到底的。这是他的天命。”

    当时写这篇文字的背景是我和苏力刚刚就入党问题谈过话,从他办公室出来走到未名湖边,感动中想到了这个题目——《吾爱吾师》。再后来,这篇文字在2004年秋天被方舟子们翻出来了,以为是我当时为苏力辩护写的,其实他们忽略了落款的时间。

    贺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读到了这篇文字。2006年10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他递给我一个字条:

    “志永,更正一个最初可能源自你的传说。关于苏力的。本来应该是,大约在1993年,苏力和我都到南京大学开个会,两人同住一室,因而有彻夜的长谈。谈及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很诚恳地跟我说:‘卫方,如果将来共产党垮台,我就会自杀的。’这样的说法令我很是震惊,曾在私下里向某几个朋友转述过。后来在你的一篇文字中,对话变成了我跟苏力讲‘如果中国发生苏东式巨变,则苏力会被绞死。’我变成很恶毒的人了。老鹤,2006年10月24日。”

    把字条放在包里,偶尔也会想起来,但一眨眼就是一年多过去了。今天突然翻出来,又想到了在北大的时光,想起来那些让人难过的记忆。

    这个传说可能是越传越走样吧,相信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贺老师不会说苏力会被绞死之类的话,但在我的也许不太准确的记忆中,那个走了样的传说似乎得到了苏力的认可。也就是说,很可能的逻辑是,故事最初是苏力说他会自杀,后来传说成贺卫方说苏力会被绞死,而苏力也认可了被绞死这种说法。当时在火车上的那个夜晚,他很激动。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武汉之行我记错了细节。

    当然,这个问题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活着,都为了理想,为了纯洁美好的理想。我很骄傲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我和滕彪的博士生导师,而他们的理念以及我们之间的理念相距那么遥远,还有,这个社会上居然有这样真实的传说,有这样的一群特殊关系的人,我为这样的传说而感动。

    11月海淀区人代会上我和苏力又见了一面,相互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看见他更瘦了,头发也花白了。想说句话,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就这样匆匆而过。

    许志永2007-12-17

  3. 不要骗我(转)

    http://diary.blog.yam.com/xuzhiyong

    傍晚,走在繁华的崇文门街头,我仿佛又成了一个流浪者.虽然住处也在同一个城市,可这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人群如同在梦幻中,川流不息.

      “能给点钱让我们打个电话吗?”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一个村姑模样的女士怯怯的望着我,旁边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孩,看起来不到二十岁.

      我的第一反应—–骗子.

      从1989年第一次离开故乡的大平原四处漂泊,十一年过去了,我被骗过无数次,有的还是那样刻骨铭心.

      第一次,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89年夏天.为了见到高山和大海,我瞒着家人,带着身上仅剩的30元钱,随意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我到过五台山下,到过渤海之滨,吃干馒头,喝自来水,睡过车站,路边,广场,码头.当我满载着收获,也满怀着疲惫回家时,在一列开往广东的货车上,碰到了一个同路人.他年龄比我小一点,但已走南闯北多年,可以称的上老游击队员了.我们爬上的那节车厢是运电缆的,当时想,如果下雨,还可以躲在巨大的轮子中间.很快,我们成了患难之交,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车开的极慢,走走停停,天快亮时才到达郑州.我们走很远的路绕出车站,准备各自回家.他说没钱,我从仅剩的几块钱中拿出一张五块,让他先去买票,我在原地等着.他说去他家的车票只要两块多钱,剩下的钱还够我回家的.

      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

      我难过极了,不是因为钱,也不是我将要面临的困境,我可是把他当成好朋友的啊,只要说一声,我可以把所有的钱一分不留的给他,可他怎么能骗我?

      临近中午,我数一数身上的钱,只剩一块八,刚好够郑州到开封的火车票,可我一天没吃饭了.吃饭,还是买票?我一边在广场游荡,一边犹豫.

      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大娘和一个小女孩,老大娘说,她到郑州看儿子,却没找到,想回家,买车票还差一块六毛钱.

      ”行行好吧.”她哀求着.

      望着那张刻满沧桑的脸,刹那间,我忘记了刚刚受到的伤害.掏出一块六毛钱给了她们.那一刻,我感动万分.

      好了,只剩两毛钱了,再也不用犹豫了.接下来就是寻找进站口,逃票.到了开封,用两毛钱坐公共汽车.

      回到家时,我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吃饭了.

      第二次被骗是在一年之后.我来到遥远的大西北.一下火车,就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士走过来说,她的钱被偷了,需要三四块钱往家里发封电报.我想也没想,就给了她五块钱.

      可是,当我搭上公共汽车时,又一次看见了她.她正在给别人讲同样的故事,又一个人给了她钱……

      再以后,我学会了撒谎.在洛阳,也是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给我讲同样的故事,我们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

      “……大兄弟,行行好吧,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怎么老看见你在这儿,骗人的吧.”

      “看见我在这儿?不可能.我们昨天晚上才来的.”

      “怎么不可能.肯定没错.我家就离这儿不远,前几天看到的就是你,没错.”

      她居然给我来了个嬉皮笑脸,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我想狠狠地煽她一耳光,狠狠地.

    .我学会了戴上面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术.无论是作为企业的商业谈判代表,作为政府雇员,还是作为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工作时,我都会小心翼翼的观察对方,用心揣测话语背后的真实目的.

      中国人活的真累.

      我已习惯于这一切.可是,当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里的警告”不要让陌生人照看你的行李” 时,我还是很难过.我知道,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这是一种能传染的可怕的病,它伤害着人们的心灵,当这种病恶性发作时,人与人之间比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更可怕—–父子断绝关系,夫妻相互揭发,原本纯真的孩子突然冲上讲台用力扯下女教师的头发……

      后来,疯狂平息了.但阴谋或是阳谋并没有被历史埋葬,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制造谎言,无耻的谎言.从当年亩产万斤到如今昙花似的一个接一个的英模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还有,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们的伟大的革命,我们的传奇的英雄,都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个接一个倒下.是谁在骗我们?为什么骗我们?为什么!谁还敢说这个社会有什么崇高?没有!根本就没有!都是假的,假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着,活着!

      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些骗子们得手后为自己的聪明而狞笑,他们也有赢的时候,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他们也曾倍受欺凌.

      我才知道,为什么,天桥边那个挂着牌子说自己无钱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理睬,连同我,也低下头匆匆而过.才知道,为什么那些深处困境的人的不到帮助,反而招来怀疑和鄙视.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漂泊,他们,如同十多年前的我一样,也许会在深夜被赶出车站,露宿街头.谁会帮助他们?

      我再也没有勇气对她们说”我见过你们”了.突然,我为自己那些骗人的小伎俩感到惭愧.

      年长的女士告诉我,她和小姑来北京找她的丈夫,没找到,想回家,在车站钱被偷了,想往家里打个电话.

      “去打吧,我付钱.”我指一指旁边的电话亭.心里想,不能直接给她们钱.

      她真的打了电话.完了说明天父亲会来北京站接她们,晚上能到.

      “那你们这一天怎么办?吃?住?”

      “…..说实在的,我们一天没吃饭了.”

      “走吧,我领你们去吃饭.”她们再三推辞,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一家小小的饭馆,我开始了和两个陌生人的交谈.她们家在安徽农村,收入基本上靠种地,这几年,生活水平还不如前几年.信教的越来越多.得知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她们更是说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村委会选举只是走过场,贪污腐败没治了.农民很苦,她的丈夫出来打工,挣钱不容易,本来说是在北京,结果她们到北京才知道,丈夫已去了上海了.

      我告诉她们,我曾经很多次上当受骗,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身处困境的人,所以,我还是力所能及的帮她们.那些骗子们是无耻的,他们败坏了社会的良心.

      “我并不能完全相信你们,我见过很多这样骗人的事,”我说, “但我还是要帮你们.我是北大的学生,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是啊,我是北大的学生.无论走到哪里,当我帮了人,我总会说,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北大是杰出的,崇高的.我也想告诉他们,这个社会有一种希望在.

      “回去以后,给我写一封信.让我相信,我没有被骗.”我轻轻的说.

      我已没有钱为她们安排住处,我把吃饭剩下的十几块钱塞给她们,告诉她们明天买点吃的,晚上,可以买张站台票进站休息.

      目送她们远去,我心中有一种悲凉的幸福.她们会给我写信吗?我不知道.她们也许真的遇到了困难,那么,她们一定会记住,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帮了她们;她们也许真的是骗子,但是,她们也一定会记住,有一个北大的学生给她们说过,被骗,不是因为傻,而是因为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那么,她们一定会愧疚,因为我相信,她们也同样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

      许志永2000年10月21日于崇文门建京旅社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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