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世臣极可能被下毒致死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一日,明慧网刊登了《在非洲讲真相 田世臣被逼离职、突然死亡》,讲述了年仅三十一岁的法轮功修炼者田世臣,在工作外驻非洲期间,因在当地的中国城讲法轮功真相,被中领馆及中共安全局等秘密调查。田世臣回到中国大陆后,中共要求田世臣的单位强迫他放弃信仰。田世臣拒绝放弃修炼,被迫写下辞职书,回到家后不久即出现异状,十六天后莫名死亡,火化后骨头呈红色,据分析是中毒而死。

读此消息,痛心之余,想到了多年前曾听说过的一个真实消息。据此分析,田世臣极可能正是被中共黑手下毒致死的。

那是二零零八年。我刚大学毕业几年,在国内供职于一家大型的三地(沪、深、港)上市公司。一次,我与公司的一名司机聊天,问他为何前阵子没来上班。因平日私交甚好,那名司机便向我透露说,那段时间他接到“特殊任务”了,接待了一位“特殊人物”。

他说,这个“特殊人物”是安全局驻海外某个国家的头头儿,这次回国办事,找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上级单位,要求派一辆车,载他跑几个城市。上级单位自己车辆不足,就把这个任务“下放”到我们公司来了。我们公司特地派了一辆好车,又选了一名活络、健谈的司机,负责接待。这位安全局的头头儿与我们的司机相处了近半个月,熟悉以后,茶余饭后酒足饭饱之际,就聊起他的“工作”来。

这里,仅捡撷与田世臣一案有关的一个片段。

这名安全局的头目向我们公司的司机透露,他在国内国外是“黑白两道通吃”,所以门路广。而他的工作之一,是调查那些外逃的人员,然后约他们“喝咖啡”。他说,那些人非常害怕跟他“喝咖啡”,因为搞不好是要命的。

我们单位司机就问他怎么个“要命”法儿。

他说:“有些人,你不想留活口了,那还要看,是要他快死还是慢死。”他拿手比划着说,只要在手指尖上捻一点点毒药,然后帮对方拿杯子倒水,毒药就留在对方的杯口了,而对方根本无知无觉。有的人,你想他快点死,那下的毒是几天之内立刻发作的毒,那人回去很快就死了;有的人可以“慢点死”,那就下慢性的毒,等发作时,离两人见面已时隔很久,更不易被怀疑和察觉。

那名安全局头目所透露的下毒手段,很可能是中共安全部门常用的手段之一。当年我曾疑惑,为什么这名安全局的头目能向我们的司机透露这些?不怕泄密吗?现在想来,他是打着对付贪官的名义,因为他摸准了老百姓心里都恨贪官,他用“为民除害”名义炫耀他的“丰功伟绩”。该安全局头目所透露的下毒手段,很可能是中共安全部门常用的手段之一。

而同样的手段,可能更广泛、更严重的使用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由此看来,田世臣极有可能是被中共特务在食物中下了毒。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近十三年中,所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海外,中共也利用制造车祸、雇凶殴打等手段,迫害过多名大法弟子。对于能犯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地球上难以想象的邪恶的中共来说,还有什么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呢?

然而暗室心亏,神目如电,中共及其打手的一切恶行,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受到审判。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2/24/253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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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时报》控告《大纪元》案败诉 上诉被驳回

——法庭:《大纪元》报导《华侨时报》和周锦兴在加拿大充当中共代理人,观点合法


魁省上诉法庭 (摄影:肖燕/大纪元)

【大纪元2012年0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卢斯文蒙特利尔报导)2012年2月23日,加拿大魁北克省上诉法庭驳回《华侨时报》和周锦兴的上诉,并维持原判。至此,历时4年多的《华侨时报》和周锦兴控告《大纪元时报》“诽谤”的案件以周锦兴败诉、上诉再败诉告终。

2007年6月3日至12日,前驻澳洲中使馆官员陈用林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披露全加华联会为中共在加操控华社的代理人;6月29日,一个叫鲁平的人在多伦多发放诋毁法轮功团体的《华侨时报》特刊,在被42分局警官问话时供认是《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指使他做这件事的。

2007年7月6日,《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主标题为“亲中共海外势力在加代理人曝光”、副标题为“《华侨时报》再出诋毁法轮功特刊 加警方调查”的报导,报导了上述这一系列事件。

2007年7月13日,针对《华侨时报》连续四次刊发没有广告的特刊现象,在充分做了相关调研和采访后,《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主标题为:“周锦兴与《华侨时报》成为中共新宠”、副标题为“充当中共海外代理 被用来欺骗大陆民众 结局已有前车之鉴”的深度报导。

随后,《华侨时报》和周锦兴向魁省法院控告《大纪元时报》诽谤。

魁省高等法院2010年4月29日做出判决:《大纪元时报》胜诉,并驳回周锦兴起诉《大纪元时报》的要求。同一年,《华侨时报》向魁省上诉法院提出上诉,魁省上诉法庭2012年2月20日开庭审理此案,并在2月23日判《华侨时报》和周锦兴败诉。

*上诉法官维持魁省法庭判决结论

2012年2月23日,上诉案的三位主审法官Coram Thibault、Francois Doyon 和Marie-France Bich在魁省上诉法院共同宣布:驳回《华侨时报》和周锦兴的上诉,维持魁北克高等法院2010年4月29的判决: 没有理由相信普通公民会认为周锦兴及《华侨时报》遭到不当的污衊。

上诉庭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大纪元时报》被指称的几篇文章没有不公正地攻击上诉人(周锦兴及《华侨时报》)的声誉。”

《大纪元时报》指出周锦兴充当中共国的海外代理人,同时很可能由中共金钱资助来宣扬中共对待法轮功的方针政策。主审法官裁决:《大纪元时报》的这些文章表达了一个合法的观点。这些观点的目地和效应不构成对周锦兴名誉的攻击。

上诉法庭在裁决中以《华侨时报》为例指出,中文媒体在法轮功的问题上的讨论甚至是恶意的,并使用了极端的语言,而对此案的判决必须将这些情况考虑进去。

在上诉案的庭审过程中,《华侨时报》方的律师Julius Grey曾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华侨时报》和周锦兴受到中共资助,上诉庭法官Francois Doyon曾在当庭发问:难道这不是合理的推断吗?

有法律方面的资深人士表示,上诉法庭表达了此案是一桩恶人先告状的案例。并表示,看来高院和上诉法庭都看清了事件的背景,以及怀疑《华侨时报》和周锦兴可能拿中共的钱为中共办事的合理性。

*魁北克法庭裁决:“这是一桩咬人者抱怨自己被咬的诉讼案”

在2月23日宣布的上诉判决书中,三位法官判决:维持2010年4月29日由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凯瑟琳‧曼德韦勒(Catherine Mandeville)法官作出的判决。

根据魁北克高等法庭2010年4月29日做出的判决,法官凯瑟琳‧曼德韦勒(Catherine Mandeville)裁定《大纪元时报》记者“所做的是适当的并且没有错误”。根据法官记录,《大纪元时报》记者在准备报导之前,曾查证了在欧洲议会和美国众院议会上做出的证词,采访了前中国外交官并深入了解北京当局对海外媒体的影响,也与华人社区成员进行了访谈。

曼德韦勒法官在她的判决中说:“这是一桩咬人者抱怨自己被咬的诉讼案”。法官写道,周锦兴把自己的角色描绘成了中共当局的代理人。

“事实上……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新闻媒体论坛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周)描述自己的职责为海外中文媒体发行人,他声称尽到了:‘……维持其祖国的正面形像、维护中国民族尊严并始终不渝地促进和推动民族复兴精神的责任’。”曼德韦勒法官根据《大纪元时报》记者所披露的周在论坛上的发言内容写道。

“周认为维护中共当局的地位是他职责的一部份。《大纪元时报》的文章揭示出周锦兴对法轮功、西藏以及其它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和中共当局提倡的论调相一致。”

法庭判决中说,尽管周否认是北京当局代理人,但他对其(涉诽谤法轮功的)特刊资金来源的解释却“至少是含混不清”。曼德韦勒法官说,周自己提出了3种不同的解释。

曼德韦勒法官写道,《大纪元时报》采访的基本信息来源包括来自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馆的前外交官陈用林。陈说他在澳大利亚政治避难前的职责包括训诫和参与压制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异议人士。

*前中共外交官:《华侨时报》与中共大使馆 、领事馆是合作关系

陈用林出示的中国驻悉尼领馆密件佐证了他的这种说法。

2007年,在加拿大,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用林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操控的机构、特工和线人遍布加拿大,目标包括那些被中共迫害的团体。他说:“很明显,《华侨时报》与中共大使馆 、领事馆是合作关系。它已经成为中共在加拿大的打手和宣传工具。(特刊)印刷费用很可能是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直接资助。”
  
陈用林出示悉尼领使馆的一份文件来证明他的说法。在2001年2月7日的悉尼领事馆“反法轮功特别小组工作分工安排”的工作表上,列明了该小组所有成员的工作职责,而小组成员包括领馆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及总领事和副总领事。例如,政治处负责从国内媒体中“推荐”反法轮功文章用于海外中文媒体,并负责在海外中文媒体上撰写反法轮功文章;而文化处的职责则是将上述文章散发给各个政要及媒体。

2006年8月开始,周锦兴第一次发行反法轮功特刊,远至温哥华地区。在特刊发行的4天之内,《人民日报》的网站报导称,这个32页的“正义”特刊发行量超过11万,并称赞周锦兴的文章非常坚锐、内容丰富而有力。
  
所谓的特刊,其内容完全是摘抄中共的官方言论指责法轮功,如拒绝医疗、谋杀和自杀等。
  
著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曾表示,这样的指责没有任何依据,但是却被中共当作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镇压的依据。而周锦兴则用这些指责在加拿大挑起对法轮功的仇视。

*事件回放

《华侨时报》是一份仅在蒙特利尔和渥太华发行的、每周发行量3,500到4,000份、卖价每份6毛钱的中文周报。从2001年底开始,《华侨时报》陆续出版了五期专门攻击法轮功的特刊。2007年7月发行的第四期攻击法轮功的特刊,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导,发行量达10万份,并在全加多个城市免费发行。

这些特刊的文章重复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人最恶意的诽谤,与中共官方媒体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如出一辙。国际人权组织指出,这些指控是中共用来证明其镇压有理的宣传。而魁省上诉法院也于2008年5月确认《华侨时报》对法轮功攻击的文章是诽谤。

《大纪元时报》在对《华侨时报》及周锦兴做了深入调查后,于2007年7月在《华侨时报》出版第4期特刊之后,发表数篇文章,详述其所作所为。《大纪元时报》还采访了前中国驻澳大利亚高级外交官陈用林,陈用林认为周锦兴可能在为中共当局工作。

同一年,周锦兴及《华侨时报》控告《大纪元时报》诽谤,并要求26万加元的损害赔偿。
2009年11月,法庭审理此案,并在2010年4月29日做出判决:《大纪元时报》胜诉,并驳回周锦兴起诉《大纪元时报》的要求。

2010年4月29日,周锦兴及《华侨时报》上诉到魁省上诉法庭,要求《大纪元时报》赔偿7万加元的损失,并赔偿两次法庭审理的费用。

2012年2月23日,上诉法庭判决《华侨时报》及周锦兴败诉。败诉方支付法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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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收买渗透海外中文媒体

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维持镇压,中共对内封锁消息,对外输出宣传,不仅操控了国内的新闻,也试图操控海外媒体。中共在海外的媒体分几个层次和方式。在不同的时候,起不同的作用。

*中共插手的海外中文媒体

中共自2001年9月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搜罗全球华文媒体参与,目的在于影响和控制能够就范的媒体,传递中共的声音。
  
中共侨办、领馆明里暗里出资的报纸、电视等,属于直接控制。此外,中共也专门收购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很反共的媒体,利用这些媒体在关键时刻发挥特殊作用。
  
据美国独立非盈利机构詹姆斯通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的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期《中国简讯》(China Brief)的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的文章披露,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介入北美的中文媒体。
  
这篇文章说,美国主要有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当时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这四种报纸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在香港,有一些貌似中立的传媒巧妙地为中共政府说话。对香港的传媒来讲,一边有政治上的压力,另一边也有商业利益的压力和诱惑。中资机构选择性地落广告,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台湾,早在几年前,台湾情报机关发现,中共已将渗透台湾媒体列为对台重点工作之一,且有多笔数千万元新台币不等的中资,秘密透过几个国家和地区,层层转汇投资台湾几家报纸、电视台。

*中共介入海外中文媒体的方式

据詹姆斯通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这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的文章披露,中国政府渗透海外中文媒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其一,以全资或控股方式直接掌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其二,利用经济手段影响与其有商业来往的独立媒体。其三, 买断独立媒体的广播时间和广告,用于登载明显来自中共官方的宣传内容。其四, 让来自政府的专业人士受聘于独立媒体,伺机发挥其影响力。
  
中共到底向海外的华文报纸、广播、电视提供多少资金,外界无从知晓。前中共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说,当年经他的手,直接资助过在美国和香港出版的亲共报纸《中报》三千万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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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 耗费巨资无法继续

1999年6月10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50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
  
早在2001年10月底,据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几年过去了,随着迫害的继续,从民间渠道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逐日增加,而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
  
在江泽民在中国制造并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
  
另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3月20日发布的资料:“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些巨额资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这样做的结果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
  
一名中共国家计委的官员说,为镇压法轮功,将中共财力都整垮了,很多中共官员都利用这个政策挪用政府公款,甚至为维持一些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能配合中共,国家也因此耗费了巨资。
  
他说,若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不改变,谁做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无法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也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责任编辑:高静)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2/24/n3521725.htm

网友贴“98%的人都会误写的汉字”:“周”“冒”

第十三个国际母语日

  长春网友贴出易误读误认汉字  

  近日,网友“一般毛”发帖称“98%的人都会误写的字”并发表了一张图片。图片中写出了五个字,“尴尬”、“周”、“肺”、“冒”都是非常容易写错的字。“尴尬”左边不是“九”而是“尤”字少一点;“周”字里面不是“士”而是“土”;“肺”的右边并不是“市”而是一竖下来的;“冒”的上边不是 “曰”而是没有封口的。

  网友:原来一直写错字

  网帖一发出,很多网友都回应这些字都曾写错过,而其中认为写错最多的则是“周”和“冒”。

  网友“就是来打酱油滴”说,一写错就是21年,“就第一个,我才知道,写了21年了,才知道不是九。”

  网友“leehaojia ”也明白为什么总是打不出要说的字,“楼主解决了我用手机从来打不出尴尬两个字的囧境(备注:我是笔画党)。”

  更有网友总结出了自己的看法,“某某7566 ”说:“现在很少用笔,现在就是用笔写,也很难找到一笔一画写字的人了……”

  记者也翻开字典,就“冒”字为例翻查,“冒”的偏旁部首是“冂”,属于上下结构,而很多人都容易将部首写成“曰”。

  语文教师:规范书写要从小抓起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资深语文老师冯银江。冯老师说,出现这样书写不规范的,多是路边手写广告牌或者是网络上。汉字里确实有很多字容易写错,需要重视,而规范汉字的书写则需要从小抓起。

  “我们每个人都重视母语,热爱母语,不仅是使母语得到良好传承,也是个人建构各种知识平台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要学习好母语,运用好母语。”冯老师说。

  昨日是,母语反映的是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认同。近日,不少网友开始了规范汉字书写的话题。在百度长春吧里,就有网友发帖称有几个汉字是很多人都会写错的。

  链接

  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同当年孟加拉国争取独立有关。1952年,当孟加拉还属于巴基斯坦时,民众为争取把孟加拉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进行示威。2月21日当天,警察向一群示威者开枪,有五名示威者被杀。孟加拉独立后,为这几位“语言烈士”建立了纪念碑。自1953至今,2月21日都是孟加拉英雄纪念日。对这些语言烈士的热爱和尊敬唤醒了人们的孟加拉语和孟加拉文化的意识,并最终奠定了孟加拉国独立解放的基石。1956年巴基斯坦宪法规定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同时作为国语。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般性大会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纪念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来源:长江日报

中英风情对比:别叫我“亲”!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被叫“亲”、“姐”

回中国,在机场被称女士,很自然;去洗头被叫“姐”,太亲,令我汗毛起舞。

与友人聊起时下大陆对女性的称呼,感觉如同步入雷区。“亲”–太潮,美女–太轻浮;女士–太正经;小妹、大姐、阿姨–你知道对方什么年纪?

小姐?友人疾呼No,并举例为证:一销售人与女性客户洽谈大单进展良好。签字画押之际销售人随口说,“小姐,感谢您的关照”。对方以第一宇宙速度回应,“你居然胆敢叫我小姐?”秀发一甩、扬长而去。大单打了水漂!
知情者诠释,过去,大家千金称小姐;改革初期,白领丽人是小姐;现在,洗头房、按摩院、歌舞厅的打工妹才是小姐!如此称呼商界女强,岂不是不尊不敬?

怀念文革时代,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统称“同志”,永远不会得罪人。

那么在英国,称呼身边的女性,是否也需要小心翼翼躲地雷呢?

叫我宝贝儿?


帕米拉刻画的女主人公既冷艳又火爆

80后、90后可能不知道帕米拉·安德森是什么人。90年代中期,这位性感女曾在科幻动作片《越空追击》(Barb Wire)扮演一位既冷艳、又火辣的尤物,她那一句“别管我叫宝贝儿!”(Don’t call me Babe!)令人难忘。

英国妇女乔·沃尔特斯最近也当了一回帕米拉,她致函当地公交公司,表示不喜欢被司机叫“宝贝儿”。布莱顿—霍夫公交车公司立刻发通知,请司机嘴上安封条,不要擅用“Love”、“Darling”、“Babe”等亲热称呼,以免女乘客抱怨受到“性别歧视”。

很快,这则故事就走上全国舞台,在社交网站、微博上引起热议。

一口一个亲

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人,并不是一张口就是女士、夫人、太太、小姐,女性爱称早就是满天飞。

老牌笑星Eric Morecambe将所有女宾统称“sunshine”;

伦敦的哥嘴里,女乘客是“Love”,售货员眼中,女顾客是“Darling”、“sweetheart”;走到埃塞克斯,女人成了Babe;再往外,flower、luvvie也不少见;到了北方,女性还被称为hen、duck、pet、甚至lover呢!

中国传统上可不是这样。中国人更注礼仪,随之而来的是距离感。爱称女性?关上门两口子之间还成,大街上乱喊陌生人甜心?有被骂流氓之险。

但是,改革之风也把爱称刮进了中国。头几年,称呼顾客、同事“亲爱的”流行过一阵子;最近一半年,“淘宝体”风头强劲,潮人对女性言必称“美女”,一口一个“亲”,喊得不亦乐乎。

传统文化


烟台警察局的通缉令据说很给力

中国的外交部、大学等部门发公文、告示用过淘宝体,就连警察都曾用淘宝体发过通缉令:亲,天冷了,回家吧,主动投案有政策!(很想知道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对此怎么看)

而在英国,近年来,许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说医院、公交公司、地方政府等,都曾要求雇员不要对女性施以爱称,以防冒犯对方、被控歧视妇女。

这也引起了部分人的抗议,认为这纯属是“神经过敏”、是“政治正确走极端”。在他们看来,不同地区流行的女性爱称是“微观文化”的体现,是“语言、传统”的组成部分。

“现代俚语字典”的一位主编就认为,称女人亲、爱、甜心,是陌生人间瞬间展现“关爱与温情”,不是“把对方往扁处看。”他认为,爱称女性是“民俗”,是英国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场嘴仗

英国普通人的观点也是势不两立。

一方认为,男人对陌生女性的爱称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因为,说话者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在居高临下。长期以来,男性一贯使用此类爱称,展现强势,目的是让女性觉得软弱、无助。

另外,陌生人之间使用爱称太近乎,让人不舒服;况且,许多爱称“性”的味道也太浓;

但是另一方则认为,爱称绝对没问题,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许多爱称早就成了传统、方言,失去了其间的性色彩。管你叫宝贝儿的人出发点不是冒犯,被叫宝贝儿的人也没必要觉得受了冒犯。

丢了对女性的爱称,等于英国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情人眼里

这场嘴仗,我是看不出输赢。

爱称是否冒犯人,依我看,一要取决人说话的场合、时机,比如,在办公室内称呼所有的女同事宝贝儿肯定不合适;二要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肢体语言,看看这个爱称有没有“言外之意”。

最重要的,就像英文所说的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情人眼里出西施),爱称is in the ear of the beholder—-取决于听者的感觉。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被陌生人叫“亲”、“姐”。保持距离,温度是降低了,但至少不会踩地雷。

(苏平,2012年2月21日,伦敦)
来源:BBC英伦网

谁是那个“偷自行车的人”?

一周来最有趣的故事是这样开场的。一位日本青年医生骑车环游世界,沿途救助贫困病患,他已经骑行了十几个国家,现在到了中国武汉,17日傍晚,他的自行车被盗了。

这个消息传出后,马上成了一个娱乐事件,有些网友帮忙寻找,更多网友开始戏谑,因为这实在太过喜感。有人在微博上说:“欢迎来到世界的尽头。”“到了我们这儿,你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这时候警察现身了,武汉警方高度重视,迅速立案,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找到了那辆自行车。据说还有5万网友为寻车动了起来。那位感动的日本青年在博客上致谢:“武汉这个可以跟东京匹敌的大都会,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感谢,感谢。”这话听起来闹心。

自行车找到了,按理应该高兴,但同胞们突然伤感起来。网友王牧笛说:“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行车丢了真的可以找回来,关键看谁丢。为那些年我们一起丢过的自行车感伤中…….”我的同事曲飞发了条围脖:“全力帮助日本人找回自行车是对的,上回他们有个人丢在宛平城里了,我们没积极配合他们找,结果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

这听上去不像玩笑。日本青年丢了自行车是娱乐,但警察帮他找到了就很不娱乐,它成了黑色幽默。于是,“选择性执法”、“VIP失主”、“超国民待遇”等批评扑面而来,有人数落官怕洋人的老黄历,还有人提起了杨佳和他的自行车。

也娱乐了,也批评了,这事儿貌似可以落幕了,但它其实可以更黑色一点。

日本青年的自行车失而复得,让我们非常不爽,这是因为,这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其实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辆自行车,警察在故事里扮演反面角色。

一辆自行车在中国是个什么角色?几乎每个人(普通人)都丢过车,大多数人(普通人)又买过二手自行车,我们买车,我们丢车,我们买二手车,不觉得丢自行车很可怕,我们痛恨偷车贼,但也愿意买别人偷来的自行车,偶尔在二手车市场还能邂逅自己丢的车。我们也报警,但警察不管,我们习以为常。于是,我们骑的车子,往往是偷来的,只不过有专业人士代劳而已。

想起一部经典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这部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讲的是一个穷人家庭,失业已久的父亲意外地得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得有一辆自行车,父亲用妻子的六条床单换来买车的钱。但在工作的第一天,他的自行车被偷了。父亲带着不足十岁的儿子满城寻车,因为警察懒得管这样的小事,他们终于找到了小偷,那也是个穷人,而且一帮穷人为他做假证。最后父亲决定偷一辆自行车,他被抓住了。

这个心酸的影片告诉我们,在环境的逼迫下,一个痛恨偷车贼的人,最后也不得不成为偷车贼,这就是普通人的命运。相对于日本青年的“寻车”喜剧,这部电影更对应了日常生活里的中国悲剧。

自行车,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传来传去的符号,它被一个叫“偷”的恶习串联着,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寓言。有人偷了我们,偷了我们的财富、机会或者生活,也许还有信念和希望,但没有一种公平机制为我们寻回自行车,我们莫可奈何,趋利避害的选择是又去偷别人的。这可能是一条食物链,或一种恶性的循环,反正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加害,环境就是这样操弄着我们的命运。可怕的是这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很少人能成为那个日本青年,更多的人成为影片里那个父亲。我们是丢自行车的人,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偷自行车人。

日本青年武汉寻车事件结束之后。我在围脖发了一条不相干的新闻,说“越南农民为反抗强行征地,用自制枪支和地雷打伤6名警察,越南总理公开支持农民,并调查地方政府腐败。”关于越南有一个背景,这个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系列改革,包括司法独立、差额选举等。

一位叫“嚼过的泡泡糖”的转发了我的围脖,他附了一句话:“在不久的将来,越南人民也将会在我们这里找到他们丢的自行车。”

中国故事,深刻了去了。

来源: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