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 “真、善、忍”真的那么美好吗

——心灵咖啡馆
作者﹕陈静

【大纪元2012年04月05日讯】朋友,一个人背上沉重的行囊,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回味着你问我的问题:“真、善、忍”真的那么美好吗?

13年来,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每次我都会说:“好啊,能够修炼大法,真是太幸运了!”

可是很多人会不屑一顾,好什么好,为了一句真话,什么都没有了,还做了十年大牢,整个青春都被耽搁了。我笑一笑,其实,这正说明了邪党的邪恶至极,而不是民众有毛病。全世界都有“诈骗罪”,而且不予假释。中共不许民众说谎,而自己却是没有一句真言,中共才是最大的诈骗犯。

而且说真话者坐牢,说谎者坐牢,中共最期望民众的是闭嘴不说话。当傻子或机器人或木头人都可以,不过就是不能做一个有良心的、活生生的中国人。

当然,你也许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

这没有关系,因为凡是有信的就有不信的。

其实,你也许知道,按着“真、善、忍”去做的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需要万分的勇气的。因为你说一句真话,就有可能去坐牢,甚至于失去生命。我相信你对于这一点是知道的。一个不能说真话、一个习惯于说谎的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谎言他什么做不出来呢?你问我,难道政府是傻子,耗费几十个亿(据你所知)劳民伤财去镇压一个美好的事物?遗憾的是它们(请原谅我用了它字,因为它已没有人性)就是这么做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以江系为代表的邪恶之首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大开杀戒,它们用几十亿去打压做“真、善、忍”的好人,可是你想不到它们在邪恶的打压中,在维护“假、恶、暴”中可以疯狂地敛上几百个亿、几千个亿,这也许是民众不愿意想到、看到的。

我曾经和你一样也有这样的迷惑,于是去向政府讲一个句真话,对政府说,我信仰了“真、善、忍”之后,身心都变好了,“真、善、忍”和法轮大法是好的,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之后,我被抓、被判刑、被改造,甚至差一点被打死。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说了一句真话“我不放弃我的信仰”!

很多人会说,你真傻,说一句假话,就可以少判或不判,说一句假话,就可以减刑早点回家。

我说做不到。因为若在这个时候说谎,我会心痛一辈子的。的确,我是在为我的良心不能说谎。

然后有人说,你为了你的良心不顾家人,你太自私了。

容不下一句真言的中共政府,所有的话(谎言)都被它说过了,反正都是它的理,这样的被中共邪党绑架了的政府什么做不出来呢?

夜已渐渐深了,仍无睡意。

早上的时候在火车上和一个陌生的旅客聊天,他和我说了很多他知道的内幕,最后我问他,共产党还有希望吗?他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已经烂透了。”

我相信这个陌生的人说了一句真话。

凡事凡物就怕心里烂,心里烂了就没有救了。而不是去防范别人,为了所谓的维稳,耗费钜资。

食物腐败了,我们会把他扔掉,为什么人做了腐败的事,却洋洋得意,不知道危险将至呢?

其实不用去烦着民众,把腐败当成“敌人”就行了。

我的幸福就是或者万幸的是,因为信仰了“真、善、忍”而不会随“假、恶、暴”的中共一起腐烂。

这一刻,你还会问我:“真、善、忍”真的那么美好吗?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4/5/n35587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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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江系为法轮功而残喘

作者﹕佟新

【大纪元2012年04月05日讯】江泽民自去年7月死去活来之后,为壮江系迫害法轮功之淫威死撑着在10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露了一脸,从此就未再“直接与观众见面”。据悉现已成为植物人,纯粹用药物苟延残喘。

虽然王立军事件引发胡温以猝不及防之势促成了江系薄熙来倒台,但近期种种迹象表明,江系周永康利用胡锦涛到韩国出席核峰会等外访的时机,正率江系残余势力进行拚死反扑。

其实,无论众叛亲离的江系如何反扑,都不过是为法轮功而残喘。江系罗干、周永康掌控的中共政法委系统,一直就是为法轮功而存在。

大陆知识界、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自罗、周相继任中共政法委书记以来,中国的法制严重倒退,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刑事案件居高不下,黑恶势力横行世间。而政法委的堕落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紧密相关。当初,江泽民出于一己的妒忌心,认为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当时扬言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在对法轮功实行“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动用所有国家机器,文革式地诬陷诽谤和暴力镇压后,各地对法轮功的打压力度还不能令江泽民满意,于是,江强行将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与政法委挂钩,将政法委的首要任务定为镇压法轮功。

13年来,江系控制的中共政法委充当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由于没有监管,权力无限膨胀,导致整个公检法系统道德低下,法律真空,甚至丧尽天良、盗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造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邪恶。多年来,中共一遇到民众反抗而无法控制局面时,政法委就栽赃“法轮功”,随后就可以按照对付法轮功的方式来对付其他民众,一旦扣上“法轮功”的帽子,中共就可不按理出牌,动用一切专制手段丧心病狂的镇压。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激起法轮功群体以外的民众上访潮汹涌澎湃,中共也濒临解体的边缘。

由王立军事件而引发的中共政坛大地震使江系大势已去,而以周永康为首的江系人马的所作所为更是因法轮功而作最后挣扎。由于外界普遍相信,薄的亲信、“唱红打黑英雄”王立军夜奔成都美领馆乞求避难,向国际社会掀开了中共高层巨贪豪敛、险恶权斗、迫害异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违法犯罪的血腥黑幕,其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证是王立军给美国领馆所有爆料中的核心材料,这就使江系格外紧张,为了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避免自己下台后被清算,江、周在中共政法系统集中了对法轮功有血债的中共官员,特别是在被明慧网记录及被海外法轮功群体起诉的中共官员,是江系周永康最信赖的人,是最符合其用人“底线”和内部条件的人,而薄熙来就是其中的一位核心人物。

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江系人心惶惶。特别是江系最为禁忌的“法轮功”、“转法轮”、“神韵”、“伪火”、“血腥的活摘”等也轮番在百度一度解禁后,江系控制的中共公安部门大规模地抓人封锁网络,以“散播谣言”为藉口大肆抓捕传播“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所谓“传谣”者1000余人,处罚关闭所谓“违规”网站,一度解禁的内容再次被禁,还发动了针对披露了大量中共和周、薄等内幕的中文媒体大纪元和新唐人的大规模骇客攻击。诸多分析认为,这是江系人马周永康等进行反扑,用惯用的方式恐吓中国民众,实际上是怕自己的累累罪行曝光。

然而,周永康的犯罪证据不仅掌握在直接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手中,同时也掌握在各级政法委、“6•10”这条犯罪链条的刽子手官员手中。江系发动、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以谎言蒙骗整个社会,并封锁真相的传播为手段,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了真相自然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短短几天,大陆互联网部份解禁,实际上这是上天赐予中国人的机缘:警示着那些受骗而参与迫害的人,点醒着那些相信过中共谎言的人,启悟着那些相信因果但还行动迟缓的人,这场邪恶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每个人都亟需做出明智的选择。

表面上中共内斗之酣,实则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救助世人才是主导当今中共双方博弈变化的关键,才是江系还在苟延残喘的因素。一切都在上天的掌控之中:不管双方的博弈如何进行,都无法改变中共走向解体的结局,伴随着江系对法轮功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曝光,必定是邪恶除尽,中共解体,迎来无数该觉醒的中国人的觉醒。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4/5/n3558373.htm

内蒙古多伦县四中校长高晓强阻学生佩戴护身符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随着法轮大法真相的广泛传播,很多老百姓都喜欢佩戴带有大法真相的护身符,有的给孩子带上,希望平平安安,这样的护身符护佑善良,明真相、支持大法的人们得到福报的神奇事例很多。

不久前,内蒙古多伦县第四中学校长高晓强下令,对全校学生强行搜身,阻止学生佩戴带有法轮大法真相的护身符。这种利用职权强行对学生搜身的做法严重违法和侵犯人权。该校学生几乎都是来自多伦县各地农村。有的学生回家后,把护身符放在家里,对家里人说:“这么好的护身符不让带了,真可惜!”家人问起原因时说:“学校宣布不让学生带护身符,而且还搜身,怕搜出来受处分。”有的学生在大法弟子讲真相时,也不敢接受护身符,说学校搜身,不敢带。

该校校长高晓强对法轮功非常抵触,曾经对该校炼法轮功的教师反复施加压力,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

大约二零零一年,高晓强在该县三中担任政教处主任期间,对三中所有炼功的学生或家里父母炼功的学生强制答写诽谤法轮功的试卷,并且每个星期都要把这些学生召集到办公室,通过威胁恐吓,命令写“不炼功的保证”,学生不写,就把一摞诽谤法轮功的书往这些人身上摔。有一次,县公安恶警从大法弟子手中抄走了一份手抄经文,为了配合公安的非法调查核对笔迹,高晓强把该校受到怀疑的一名女学生用摩托车带到公安录口供。

相关信息:
多伦县四中校长:高晓强,男,五十岁左右,手机: 13190675651
多伦县教育局局长:朱永明 13604795626
副局长:牛俊杰 15904793807
杨传义 13604793070
王青山 13947942941
教研主任:王志杰 13604791559
杜广忠 13947943169
唐怀东 1394791032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5/255197.html

给表店老板劝退的故事

文/江西大法弟子 红莲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十几年的修炼中也是磕磕碰碰的。记得我刚得法时很虔诚,如饥似渴的学法炼功,那时集体炼功大家在一起,心情又好,多么开心呀!我多年高血压,炼功炼没了,身体非常好。可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环境突然变了,邪党不许我们炼功。厂工会办了洗脑班,天天开会、交书、不准放大法音乐,同修互相之间不准往来,邪党派人监控炼功者。厂里许多同修无奈交了书,功也不炼了。我在家天天无精打采,象个木头人一样不知怎么办?老伴看着我也很难过,劝我说:“不炼就不炼,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一点退休工资有饭吃就行了,工资还在邪党手上发呢,邪党不发工资就麻烦了,鸡蛋能碰石头吗?”那时我心性不好,听了老伴的话,就在家一个人炼,渐渐就消沉下去。

直到二零零九年我家搬到城市去住了,才认识了一些同修,参加了她们的集体学法小组。同修们很精進,什么都行,学法、背法、讲真相、面对面劝三退。开始我什么都不行,劝三退不敢讲,害怕。有时晚上出去贴一些真相不干胶或到户上发一些真相小册子,看到有人,心就怦怦直跳。现在经过了一年多的集体学法、实修,在家静心的多读法(学法走神我就朗读),每天一至二讲,心性提高的很快,渐渐的集体学法时我也能和大家交流了。我悟到师父把一切都溶在法中,只要你去学去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就一定能做好,但前提是自己得主动去学去修,得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人。

通过抓紧学法,我在劝三退方面也在逐渐跟上同修。有一天中午我吃了饭出去劝三退,女儿叫我把她的手表带出去修一下。走到一家修表店,我把表给那修表老板看,老板说:“你这是高档表,换电池带修共要四十元。”当时我想这么贵不修了,想想算了,修好了看时间也方便,老板不一会儿就修好了,他生意很忙,我给了四十元真相币就走了,出来一路劝退了几人,我心中也挺高兴的,我再看看刚修好的手表,怎么又不走了,要再回到修表店需走好远的路,就打算明天再去找修表老板。第二天我对修表老板说:“怎么手表新换的电池又停了。”那个老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好啊,你来了,你昨天修表的钱没给我。”我说:“我给了你钱再走的。”老板肯定的说:“没给就没给,我拿了你的钱难道我还会向你要吗?”我说:“老板我确实给了你四十元钱,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要做个好人的,何况我有师父,我师父也不准我干这种缺德事,你给我修好了表,凭良心我也不会不给你钱啊。”修表老板讲:“我也不懂你们的事。”我接着说:“老板你非说我没给你钱,那么我给你说清楚,我的钱我认识。”老板讲:“钱都一个样,你怎么认得你的钱。”说着他就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足有两千多元,我把老板手中的钱翻看着找我的真相币,不到三秒钟,我就抽出一张十元真相币,我说这张钱是我给你的,再翻接二连三都是十元的真相币,背面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正好四张十元真相币。老板这才心服口服,对我说了声:“对不起。”我说:“今后你收钱仔细点。好了,大家心中解了一个结。老板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讲:“入过队。”我说:“我帮你退了吧,给你取个名叫兴隆。”那个老板看看我说:“你这个婆婆也是很好,我讲你没给修表钱,你也没发脾气。好吧,退了。”这时老板娘来了,老板对我说:“她小时也入过队,也退了吧。”我说:“好,那就叫生意,你们俩生意兴隆怎么样。”他们高兴的连说:好,好。我告诉老板夫妻俩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我走时老板再三说:谢谢,谢谢。

我在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想,今天这事不是偶然的,是师父要我救他们,而且老板手中一大把钱,我几秒钟就找到了我的四张十元真相币,这是师父在帮我呀。这让我更加体会到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的内涵。

在最后的修炼时间里,我要更加精進学法,讲真相,多用真相币,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4/5/255073.html

章天亮:胡温准备何时拿下周永康?

作者: 章天亮
来源: 作者博客

近日大陆政局让许多人有雾里看花之感,新浪和腾讯微博一度将评论功能关闭三天;周永康跨省追捕,让北京通州警察去广州抓新安体育发展公司运营总监巫冠聪,因为巫在网上传播江派的薄、周、贾和李长春“地位都不保”。3月31日《北京日报》则公开刊登言论称:“‘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此举被外界视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开始公开出来为周永康站台。

从周永康和刘淇的表态来看,似乎周派仍在负隅顽抗,并未服软。而4月3日,中共九常委集体亮相植树,又给人高层团结的错觉。

那么胡锦涛是否真会拿下周永康,如果决心已定为何现在又不行动,这是许多人都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胡温必会与周永康摊牌,具体原因在笔者3月15日发表的《周永康在劫难逃的八大理由》中已经谈及,此处不再赘述。那么摊牌的时机又选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暗示反右运动即将开始。6月12日,毛泽东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党内同志阅读。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正式发起了反右运动。

从鼓励“鸣放”到整肃知识份子,中间经过了大约40天的时间。

镇压法轮功是另一个案例。江泽民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跨部门专职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在1999年6月14日又通过中办和国办信访局对外放风称镇压法轮功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又等了一个多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才正式拉开了镇压的序幕。从“六一零”到“七二零”中间的等待时间也是40天。

这一次王立军出事是2月6日,薄熙来下台则是3月15日,中间也等待了将近40天。而薄熙来在此期间充分表演,可以向胡温示弱、也可以对胡温逼宫,可以会见外宾,也可以到处视察和题字。时间一到,薄熙来就立即失踪了。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几乎有一个惯例,就是总要营造一个宽松的假像,以便让官员或百姓们自由选择站队。等队伍站好后,再开始严厉打击对手。这一次,我们看到李长春、刘淇等纷纷跳出来挺周永康(刘淇、李长春、周永康都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法轮功学员起诉过,同属“血债派”),而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则向胡温示好。

对于胡锦涛来说,因为军队在手,所以可以放手让周永康表演。然而此过程不能拖延太久,毕竟十八大召开在即,清洗周永康、江泽民一派也还需要时间。从薄熙来被免职的三月十五日,胡温还需更多了解他和周永康的谋反内幕,说不定还等着江泽民的死亡。

原本四月份定下来访日的李克强突然宣布取消出访,我相信原因不是表面上名古屋市长说了什么伤感情的话那么简单。薄熙来的调查一旦告一段落,这把火肯定会向更高层延烧。如果中共官场本月再次发生大地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唐浩:了解中国真相的指路灯何在?

作者﹕唐浩

【大纪元2012年04月04日讯】也许你还不知道,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夜奔”美国大使馆,以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并软禁这两件事背后,已经引爆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内斗与解体危机。毕竟,绝大多数的台湾媒体并没有提醒你这一点——因为,甚至就连媒体自己也浑然不觉。

近几年来,综观台湾媒体,发现有不乏为中共政权与中国经济吹捧灌水的媒体;但能真正为我们分析中国局势动向、报导真相的媒体,却贫乏得令人脸红。

事实上,笔者在主流媒体界工作多年,但必须坦言一句:目前能够翔实报导中国政经真相、准确掌握中国未来趋势动向的媒体,恐怕只有《大纪元时报》、《新纪元周刊》、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少数几个多年来一贯敢于报导中国实况的国际媒体。

这并非因为笔者在《大纪元》写稿才“自我宣传”,而是长期观察台湾主流媒体界后,无奈得出的结论与感慨。

台湾有不少主流媒体标榜自己是“中国专家”,但其报导内容不外乎是宣扬现在中国经济前景有多好、有哪些商机、有哪些人成功赚钱了、哪些中共官员来台采购等等,但对于中国经济的风险面、哪些人遭到欺骗受害,以及中共政局内幕与动态的消息,却几乎屈指可数。甚至很多记者与名嘴,连中共中央有哪些重要的人,都搞不清楚其名字。

在这种“质量失衡”的媒体报导中,读者所能得出的“中国想像”,往往失之偏颇、经常只有中共官方宣讲的“前景一片大好”,也因此造成不少台商的判断错误与投资损失。

台媒难准确报导中国的四大主因

为什么台湾与大陆交流往来如此频繁,但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与趋势掌握却不够及时到位、甚至预测失准呢?主因有四:

一是中共长年对台湾媒体进行利诱统战,特别是以“置入性行销”为名的收买手段,让许多媒体为了贪图近利,配合中共“报喜不报忧”、不报导不利中共之消息,从而营造“一片大好”的迷思,来对台湾民众统战。

例如某大知名媒体便曾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收受钜款,为重庆制作大篇幅的宣传式报导;近期被曝光的福建省政府花钱对某报买新闻一事,亦为冰山另一角。

二是台湾媒体老板与记者,绝大多数并未在中共极权体制下生活过,对中共“假、恶、斗”与“非正常政府”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中共残暴斗争的发迹过程了解不深,对中共的党文化更几近陌生,从而误把中共政权当成一般政府对待,经常一味听信中共官方的样板说词,缺乏管道去查证更多的幕后真实资讯,也因此难以掌握中共当局每个讯息背后的真实意涵,更难以估计中共与中国的实际现况与未来走向。

例如先前多位台湾媒体老板与名嘴,误将靠着残害人权起家的薄熙来吹捧为“大陆的马英九”,当薄熙来突然失势垮台,他们也震惊得呆若木鸡,即是典型案例。

三是台湾不乏资深的大陆记者,但缺乏能得到真实关键讯息的大陆记者。基本上,任何台湾记者去到大陆(即便未曾公开自己记者身份)都会受到中共当局的秘密监听。各级官员也心知肚明,该向台湾记者说什么话、哪些真话不能说。

因此,即便台湾记者在餐桌上与中共官员把酒言欢、貌似推心置腹,但实际上往往仅被当成“舆论傀儡”或“传声筒”的边缘角色,被有计划地利用来遂行中共对台湾的宣传统战。

四是媒体专业道德的低落,导致台湾主流媒体多数皆可让中共“置入行销”,将新闻当作广告来贩售;而“偏安自保”的心态,也让不少媒体老板认为,只要自己跟中共官方“打好关系”、“能赚到钱就好”,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可以安然无虞。这些心态无疑是划地自限、鸵鸟插沙,也让台湾媒体在报导中国动态与政经真相上,更难以准确、难有自主与突破。

《大纪元》独家报导,全球媒体都在看

反观《大纪元》等媒体,他们皆由在中国成长、移居海外的自由人士所创办,深知自由之可贵,并对中国社会、中共政权,以致中共党文化等了解甚为透彻。

此外,他们秉持高度的媒体道德与追寻真相、正义的理念在经营媒体,加上拥有独到的人脉与消息管道,因此,过去多年来,往往能挖掘出许多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消息与政经动态内幕,并为读者、观众做出甚为准确的解读、分析与预测,是全球其它媒体所难以企及。

例如,2003年中国内部爆发严重SARS疫情,中共当局极力掩盖,这项独家内幕当时在全球便是由《大纪元》首先披露发布,全球媒体再继而跟进。一位主跑两岸新闻20年的台湾媒体界总编辑等级的前辈,就曾私下对笔者感慨坦言:“《大纪元》上面真的有许多独家消息,其它媒体都没有或不敢报,我们都在看。”

如今,王立军与薄熙来事件牵动中共政局可能剧变,甚至牵扯出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及策划政变的惊天内幕,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消息与内幕,全球媒体几乎都束手无策、雾里看花。唯独《大纪元》等媒体能不断掌握、披露最新动态与内幕,也因此引发全球媒体的广泛转载。极少数的台湾媒体也偶见引述——毕竟中国与台湾如今互连甚深,但台湾对中国与中共内幕真相的了解,却渺小如豆。

中共网路攻击《大纪元》,益显报导真实性

近日,周永康动用大批网军密集攻击《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网站,其目的无非是想阻绝全球民众、媒体获悉更多关于中共政局以及周永康策划政变的内幕。

但从另一角度解读,这更益发凸显《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其新闻报导的真实性、正确性、独家性与重要性,也才让周永康等人与中共当局如此心惊胆寒,欲盖弥彰。

所以,想要真正了解目前正处于剧变中的中国大陆与中共政局,光看台湾的所谓主流媒体恐怕无所助益。《大纪元》、新唐人等国际性自由媒体,才是在这迷濛暗夜中了解真相的指路灯。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4/4/n3557599.htm

韩梅:共产党的歪理与纳粹的邪说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十

作者﹕韩梅

【大纪元2012年04月03日讯】面对共产党和纳粹种种丧尽天良的兽行,想必会有许多人感到不解:它们为何对自己的同类如此冷血变态毫无人性?说到底,那是因为共产党和纳粹信奉的都是一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它把人心深处被压制的魔性全都释放和激发出来了。

对比共产党和纳粹的历史观,不难发现两者内在的思维模式极为相似,都是简单的两分法,都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截然不同和你死我活的两大阵营——一方是社会的正面势力,一方是社会的负面势力。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负面的一方不但是败坏人类的毒瘤,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连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不配。既然如此,为了纯洁人类,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正面的一方当然应该毫不留情地打击、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负面的一方。被打击、镇压和消灭的敌人越多越彻底,正义事业向前迈进的步伐也就越大,距离人类最终的理想也就越近。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纳粹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阶级标准来划分人群的,而纳粹是以种族标准来划分人群的,因而它们所要打击、镇压和消灭的具体物件截然不同。在共产党的眼里,唯有“被剥削阶级”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剥削阶级”则是阻挡历史进步的障碍,因此,为了推动历史前进,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必须推翻、打倒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而在纳粹看来,只有雅利安人和日尔曼人才有资格做人类,“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是劣等民族,是瘟疫,应该被灭绝,要实现日尔曼人的理想,就必须屠杀犹太人。可见,不管是所谓的剥削阶级还是犹太人,都被开除了“人籍”,被共产党和纳粹当成了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应当被无情扫除的垃圾废物。

共产党和纳粹还给它们的这套歪理邪说披上了一件“科学”的美丽外衣。作为客观规律的信奉者和崇拜者,共产党和纳粹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人不过是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在它们看来,剥削阶级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被客观规律决定了要被淘汰,因而不配在世间存在的社会集团,消灭他们就是在行使客观规律的要求。换句话说,剥削阶级或犹太人之所以应当被毫不留情地消灭,不仅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负面成份,还在于这本身就是“铁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此一来,借助“客观规律”这一“科学理论”,消灭剥削阶级或犹太人当然就具备了一种“科学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它们的暴行不是犯罪,而是造福人类因而既合理正确又光荣伟大的正义之举。反之,谁反对这样做,谁要不这样做,那倒是在犯罪!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的字典里,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和普遍的人道——共产党认的是阶级性和集中体现阶级性的党性,纳粹讲的是种族性。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道德和文明可言。事情甚至是翻转过来的: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人民的残忍,对于人民的仁慈则必定意味着对于敌人的残忍。在打击、镇压和消灭敌人——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犹太人时,当然就不该有人性讲人道。而且,越没有人性越不讲人道,越说明你政治正确立场坚定,你的所作所为也越高尚越光荣;反之,谁要有人性讲人道,心存怜悯,自责负罪,反倒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是立场有问题。

在道德观上共产党和纳粹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明确主张只要目地正确手段可以在所不计。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存在也不应该有任何道德禁忌,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对于共产党和纳粹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两个字眼已经从它们的字典里被彻底删除了。可见,共产党和纳粹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道德,就是对道德的肆无忌惮的颠覆和践踏。如果说它们之间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那只在于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而已——共产党自称要实现所谓共产主义,而纳粹则梦想建立日尔曼人的千年帝国。

所以希特勒会说:“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对敌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坟墓更好了。”“我们将要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去征服、 剥削、掠夺乃至消灭劣等民族,乃是我无可推卸的职责与特权。”所以党卫军头头希姆莱告诉手下说:“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毛泽东会教导他的子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主张:“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以契卡的准则是:“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所以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康克由当年会这样教育年轻的监警:“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历史上的众多先贤都曾告诫过我们,人性中有善也有恶,每个人心底的幽暗处其实都藏着一个魔鬼,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和环境里,它是被道德和文明的锁链锁着的。但共产党和纳粹奉行的那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却彻底解除了这道锁链,把魔鬼从人心的幽暗深处驱赶了出来,还给了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正当理由。

试想,用这套歪理邪说全副武装起来,其人性中恶的成分全被释放和激发出来的共产党与纳粹,在面对自己的敌人时,怎么可能不肆无忌惮地挥舞皮鞭和屠刀呢?在挥舞皮鞭和屠刀时,又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心存怜悯呢?更有甚者,当这一切不但被全盘肯定,而且被大力提倡时,当残酷无情成了最革命的正义行动时,又有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是它们做不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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