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过度治疗 谋财害命

──中国医院特色二

在中国,与偏远落后地区缺医少药同时存在的是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医院里的过度治疗。且不论公民权利不平等,医疗资源在穷困地区分布稀薄,过分集中在大城市。

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挂号难看病难;另一方面则是病人成为医生掌中之物,被迫接受过度检查和用药。比如,媒体报导一位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因为支架出厂价一般3000元,卖给医院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2万元;再加上中间还有回扣。因此,医生偏爱支架,甚至给并不需要放支架的人放上。如果要举三个过度治疗的例子,当以抗生素、输液和上大设备反覆检查最为寻常。

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医学界流行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很难;在中国正好相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遏制滥用抗生素,将引发全人类灾难。因为它不仅会导致细菌耐药,出现〝超级细菌〞,在传染病来临时,势必无药可医。

5月21日,大连一名患肺炎的七旬老人入院检查时发现,对17种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据卫生部官方资料,每年超过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这远远超过了伊拉克多年战争死亡的4478人,也超过每年车祸死亡的6.2万人。

有人警告:中国将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亡种灭族。这并非耸人听闻。有的医生不用抗生素就不会给药。更有甚者,离开抗生素,连猪都没法养。整个养殖业都在依赖抗生素。据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21万吨,其中46%用在畜牧养殖业。而养殖产品中的抗生素残留通过各条食物链进入人体。

多年前,抗生素就被视作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以头孢第三代为例,每针零售价170元,暴利高达 1300%。其中,医院得66元,医生得回扣35元,增值税16元,药厂12元,维护医院关系10元,经销商5元,其他协调费用5元,医药代表提成10元等等。总之,每年滥用抗生素背后是800亿元的利益链。

输液,原本是一种治疗方式,现在成为最普通的给药手段。它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根本无从得知。仅从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9年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可以看到,静脉给药(即输液)占84.8%。两年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曾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13亿人口每人输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在这条暴利产业链上: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数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数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与此相关的任何一项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会带来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如果输液一瓶是50元,那么104亿瓶就能带来5000亿元的GDP,相当于 2011年五个青海省的GDP。

当过度用药危害深重,卫生部不得不要求降低用药收入比重后,医院的对策是提高设备检查收入的比重,比如做核磁共振、CT等等。虽然药品收入比重下降,但是,绝对量则是双双高涨。连乡镇卫生院都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原因很简单:一次B超收费 20元,彩超收费60元。

过度治疗在中国长期存在,大面积存在。政府监管部门偶尔下个文件,却根本触碰不到问题的实质。问题到底在哪里?显而易见,是卫生部伙同药监局、医院、药厂、商家维持一个稳定的利益交换和输送关系。在过度治疗背后有一条又长又粗又隐蔽的利益链条。参与者分享的不是小利是大利,并且以患者的生命、财产、家庭幸福为代价。在这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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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生得了绝症为什么会放弃治疗?


网络图片

当医者面对自身死亡——医者执笔,深度剖析临终医疗利弊。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Tom·Wicker“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life/2012/0428/56543.html

澳洲昆省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图)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明慧记者陈心宁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三日,晴空朗朗、万里无云的布里斯本广场(Brisbane Square)上,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们欢庆着“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二十周年”和第十三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


法轮功学员递真相资料给澳洲民众

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真诚感人的歌唱,以及精彩欢愉的腰鼓表演吸引了许多民众。除了一系列丰富的文艺节目之外,一整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不断地展示着简而易学、内涵高深的法轮功五套功法,让民众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功法对人们的益处。

昆省政要支持真、善、忍


卡文区省议员亚历克斯•道格拉斯的贺信


伊普斯维奇市市长保罗•皮萨萨尔的贺信

昆省当地的政要们为本次活动发来了贺信。卡文区省议员(State Member for Gaven)亚历克斯•道格拉斯(Dr Alex Douglas MP)在信中写道:“我祝愿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及其学员拥有美好的一天,纪念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在中国开始洪传至今二十周年的功法。真、善、忍原则不只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更需要留给后代子孙。”

伊普斯维奇市(Ipswich)市长保罗•皮萨萨尔(Paul Pisasale)也表示:“身为伊普斯维奇市市长,我很荣幸写信支持法轮大法学会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三日举行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自从一九九二年在中国洪传开始,法轮大法越来越强盛,并且在我们多元化的伊普斯维奇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轮大法源于古老、改善身、心、灵的理念,对当今忙碌的生活方式仍然有指导作用。”“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保持良好的状态!”

身心受益的见证

带着小孙女来参加活动的钟太太表示,修炼法轮功不但使她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大法佛光普照,让她们全家也跟着受益,她说:“原来我走路都走不了,心脏不好、肾不好、胃不好,这三大器官不好,然后还有关节炎和骨质增生,浑身肿得和一个球一样,眼睛就跟爆眼鱼一样,脸是青的、嘴唇是白的,看起来跟鬼一样,头发也都掉秃了。现在我炼功炼了十三年了,病逐渐地在好,我十三年来没有进过医院,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越来越好,气色越好。现在是走多远也不累了,在家里面是每天干活,出来了洪法。我家小孙子也是,今年三岁了,长得很健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原本性格骄傲自大、患有忧郁症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詹姆士(James),自从二零零二年开始修炼起,渐渐地走出忧郁的阴影,人也变得谦虚、善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他满怀感恩地说:“感谢师父给予的一切,我们会继续提高,越做越好!”

二十多岁的艾尔莎(Ailsa)来自中国,她表示通过学炼法轮功使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她说:“没修炼之前我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现在我秉持着真善忍的原则,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尽量做好我应该做好的每件事情,真诚、善良地对待别人,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有意义了。”艾尔莎是来到海外才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她非常庆幸自己能有这个机会将法轮功的美好和受迫害的真相告诉海外的民众。她红着眼眶、心怀感激地说:“祝师父生日快乐,很高兴能得到这么好的大法。”

两年前从中国来到澳洲的周女士,因为有缘观赏了神韵晚会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大约一周前她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惊叹地表示,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原本调皮捣蛋、难以管教的儿子,竟然在和她一起学法和听“普度”音乐后变得乖巧听话。儿子还对她说,师父说要做到真,所以主动向母亲坦诚了自己以前所做过的错事。

西方民众:非常乐意伸出援手

欢庆的同时,法轮功学员更是心系中原,不忘呼吁停止迫害。人们也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


来自俄国的格列格里•汉森和未婚妻蒙丽莎•托普威尔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们的处境

来自俄国的格列格里•汉森(Gregary Hanson)和未婚妻蒙丽莎•托普威尔(Melissa Topwell)非常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们的处境,他们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后表示, “因为我们全家来自俄国,大部份在共产党执政时逃了出来,我们对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我不喜欢人民被奴役虐待,那是错的。”“我有很多朋友遭遇到类似的待遇,很难过大部份的人只能看着他们受苦,却什么忙也帮不上,所以只要有我可以帮忙的,我一定非常乐意伸出援手。”

合十谢师恩


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合十谢师恩

在活动圆满结束前,法轮功学员们,从小孩到老人,双手合十,诚心感谢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慈悲救度之恩。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6/257631.html

捷克参议院人权委员会决议:制止迫害法轮功

文/捷克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结束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提案,在场的成员一致支持制止迫害法轮功,并做出了决议。


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关于结束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提案

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主席、哲学博士亚罗米尔•耶勒马什当场宣读了决议。

决议要求中共取消对法轮功的禁令,取消六一零办公室,由此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和良心犯。

决议第五点指出,将建议捷克共和国政府、总统和中共会谈关于结束迫害法轮功的议题。

下一步该人权委员会将和议会外交、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共同探讨停止迫害的提案,并把这次决定知会捷克参议院主席、政府总理、捷克共和国总统和中共驻捷克大使。

在会议上捷克法轮大法学会、捷克大赦国际分别发言,系统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从一九九九年以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应国际大赦邀请来到捷克的金昭宇女士讲述了自己的母亲陈真萍因修炼法轮功获得新生,因不屈从中共的洗脑而被判刑、遭受酷刑的真实经历。

迫害陈真萍女士的中共单位:

迫害单位电话:
河南省女子监狱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化工路
监狱长:王西中、侯美丽

陈真萍被关押在新乡市女子监狱九监区 电话:373-5092690
其它监区电话:373-5092626、373-5092627、373-5092628、373-5092629
监狱总机: 373-5092576

国保大队 程队长 66356510
国安科长 李新建 13598831511
副科长 陶文跃 13838007918
河南省“六一零”办公室(注:“六一零”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 65902233 ; 65904038
“六一零”人员 米涛: 63526074 ,13137109268
郑州市金水区反邪教协会(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六一零”督察科科长 左擘伟:1365386855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25/258078.html

河南省新蔡县看守所对张素芳的非人折磨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南省报道)河南省淮阳县法轮功学员张素芳,女,六十四岁。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十三年来,屡遭邪恶中共的绑架、关押。二零零八六月张素芳被妹夫恶意举报被非法抓捕,被非法羁押在新蔡县看守所十一个半月,遭到非人折磨,被迫害的昏死过很多次。

二零零八六月四日下午两点左右,张素芳被妹妹张秀英、妹夫程元福(小名毛孩)恶意举报,在妹妹家,被新蔡县弥陀寺林场派出所恶警绑架,羁押在新蔡县看守所十一个半月,遭到非人折磨。二零零九年农历正月十二日,被新蔡县“六一零”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送往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因叔父去世,张素芳去娘家,中途先去了妹妹家(因她妹妹和妹夫受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很深,又惧怕邪党的淫威,唯恐受其牵连,而不念手足之情。张素芳十岁就没了母亲,父亲无能力支撑家庭,姐妹二人相依为命。后在叔父的资助下,才得以长大成人。张素芳为其妹妹付出了千辛万苦)。四日,其妹妹张秀英在外地得知姐姐在自己家后,在电话里就赶她走,又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妹夫打电话恶告了她。

四日下午两点左右,新蔡县弥陀寺林场派出所四个恶警就闯进了家门。恶警一进门,她妹夫程元福就把张素芳的几个包交给了恶警,包里有现金两千多元、mp3三个和一些小东西。恶警不由分说立即把张素芳摁倒在地上,把两只胳膊扭到背后,用绳子捆着,用脚蹬着身子,把绳子勒紧,疼的她缩成了一团,恶警一边往外拉,一边照她脸上打,用脚乱跺乱踢。

到了林场派出所,恶警给张素芳换成了背铐迫害。在往新蔡县国保大队送时,一路上林场派出所的恶警们不停的打她的脸,打的她头昏脑胀、眼冒金花、天旋地转。到了国保大队,林场派出所的恶警们又把她反扣在椅子上,拼命的打她的脸,足足打了几十巴掌。她被打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这时的她鼻青、脸肿、整个头懵多大、眼睛已看不清东西、感到眼珠往外凸,像要掉下来。过后整个脸呈紫黑色。直到夜间十二点左右,恶警才把她送进看守所。在登记处,国保大队队长胡冠军等人抢走了钱包里二千多元钱、三个mp3、一部手机、还有许多小东西。

六月九日,张素芳因为不穿犯人穿的黄马甲,包号恶警张娟(女)和副所长于凤河(音),给她强行戴上背铐,把两只手套在一个环内,从上午七点铐到晚上八点。只因铐得太紧了,致使她全身疼痛抽筋,疼得死去活来。两只手肿起,呈黑紫色。

新蔡县看守所被世人称为“人间地狱”。每天只有早晚两顿饭,每顿只有一个二两重的小馍。吃不饱,就得去吃他们的小伙,小伙太贵了。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上级来看守所检查,恶警安排,让说干活没任务,馍随便吃。她没配合恶警说谎。结果,又给她戴上背铐,那个痛苦的情景与上次的一样,她又经历一次非人的折磨。

在非法关押她十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去看张素芳。国保大队长胡冠军与“六一零”迟迟不放人。卷宗检察院已退回几次,因证据不足,应立即放人。而邪恶国保大队长胡冠军就是不同意放人(因张素芳跟他讲理了,胡自知理亏,恼羞成怒,恶意报复)。胡冠军为升官发财、邀功请赏,不计后果,胡把案子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胡冠军与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六一零”办案人员李国清,对张素芳进行栽赃陷害。为收取伪证,找路子、跑门子。先后去淮阳、临泉、张素芳的妹妹家等,以谎言欺骗、用蝇头小利骗取张素芳妹妹一家四口人的假口供。胡等人绞尽脑汁、使用诡计,隐瞒张素芳的肺结核病。做足伪证,已达到他们迫害张素芳的目的(给张素芳判刑)。

冬天到了,天气越发寒冷,胡冠军不让送东西、不送钱(因钱、物都在他们那),还指使、配合看守所迫害张素芳,发的吃的、用的都不给她。为掩人耳目仅送去了一条被子,又薄又短,被套上有很多洞,不到四斤重,夜晚在铺板上又铺又盖,冻得实在难熬;白天把此被子再披在身上,还冷得抖作一团(进看守所时是六月天,没有任何过冬的衣服),差一点冻死。

从进看守所那天起,张素芳被他们迫害得肺结核病,呼吸困难,胸闷、憋气,吸气、呼气时两肋都疼痛难忍,口里吐带血的黄色脓痰,高烧一直不退,鼻孔、嘴上有疙瘩,流带血的黄色脓水,臭气难闻。惨烈的酷刑使其双眼疼痛的看不清东西,几乎失明。长期流黄色的带血沾手的粘液;有几天双眼球轮换跳着疼痛,好象要迸出来,她忍不住就大声哭喊,几乎24小时不停的哭喊,一连几天吵的全号房的人都不能入睡,她嗓子都哭喊哑了。此时,她又起了一脸带白头的脓疱,眉毛里,嘴边,舌头上都有。看守所里有关狱警看见后,包括监管科的几个人都说:胡冠军和“610”的人也不送钱,(因钱、物都在他们那)又不放人。他们又大骂举报她的妹夫程元福。然后说:这老婆眼要瞎了咋办?有良知的所长他们怕承担责任打了几个电话,才送来100元钱,还不够检查费呢。检查三次,第一次医生要家人签字,说她是肺癌晚期,把结果送到胡冠军那儿,都被胡冠军打回来。意思是不能影响了张素芳的被判刑,可见胡冠军有多么的歹毒。狱医王景耀还恶狠狠的说:她没有病,都是装的。当时的张素芳饥寒交迫,披着被子抖作一团,痛苦至极,多次想撞墙而死,但她想到,她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不能自杀,自杀是有罪的,不能给大法抹黑。

胡冠军的所作所为,也许会换来升官发财,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恶报如影随形,步步的向他紧逼,其伤天害理之举,定会殃及身家性命。善恶若不报,天地必有私。其妹妹张秀英及妹夫程元福(小名毛孩),连自己这样的亲人他们都能恶意举报给邪恶,使其遭受如此酷刑,险些丢掉性命。但愿他们能早日醒悟,将功补过,了解法轮功真相,明白真相,选择美好未来!

恶人榜
胡冠军 新蔡县国保大队长
李国清 “六一零”办主任
张延合 国保大队恶警
王海涛 审判长
张 娟 法院办案人
何其华 弥陀寺乡林场派出所恶警
姜建成 弥陀寺乡林场派出所恶警
王国玉 弥陀寺乡林场派出所恶警
王三秀 新蔡县看守所所长
于凤河 新蔡县看守所副所长
王景耀 新蔡县看守所狱医
崔雅丽 新蔡县看守所女恶警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25/258053.html

甘肃省崇信县法轮功学员位海文失踪九年

甘肃省崇信县法轮功学员位海文,男,30岁,崇信县柏树乡柏树村丰台四队,自2003年10月25日下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近9年了,家人到处打听也没有音信。

位海文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后被当地派出所非法劫持至回甘肃,非法关押五个月;2000年在廊坊发资料再次被非法关押三个月,2001年再次被绑架,2002年1月14日回来。 自2003年10月25日下午失踪至今。


位海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25/258062.html

新泽西庆祝大法洪传二十周年(图)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明慧记者冯道生新泽西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美国新泽西州法轮功学员在舍考克思市的布克穆勒(Buchmuller)公园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二十周年并恭祝师父六十一华诞。舍考克思市市长麦考尔•宫奈立(Michael J. Gonelli)先生携市议员苏姗•碧璐(Susan Pirro)女士莅临活动,为法轮大法颁发褒奖。


新泽西及周边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市长麦考尔•宫奈立(Michael J. Gonelli)先生携市议员苏姗女士莅临褒奖。


舍考克思市市长麦考尔•宫奈立先生的褒奖状


法轮大法小弟子表演舞蹈


天国乐团表演


民众现场学炼法轮功

大型集体炼功之后的庆祝活动一开始, 宫奈立先生和议员碧璐女士即代表舍考克思市居民祝贺“新泽西法轮大法月”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由碧璐女士全文宣读褒奖状,感谢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全世界上亿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所做的无私奉献,也感谢新泽西的无数法轮功学员为洪扬大法所做的努力。

为了庆祝“新泽西州法轮大法月”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五月十三日,师父公开传法这个美好的日子,多才多艺的学员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从小就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并曾遭中共迫害被迫流离失所的声乐表演者宇楠女士,演唱了《不要再徘徊》和《给你希望的路》二首歌曲;还有小弟子精彩的舞蹈节目、中西合璧的器乐演奏,特别是独具风采的天国乐团的表演,表达了法轮功学员对大法救度的感恩,也向世人传达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当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前来参加。威勒夫妇(Wheeler)观看了演出。威勒夫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所知不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迫害感到震惊。“这是一种耻辱。”“我想知道更多,回去之后我会上网去了解的。” 威勒夫人还说,她曾在纽约市见过法轮大法学员举办的揭露迫害的酷刑展,目睹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各种迫害的模拟演示。

来自当地天主教堂的麦奎尔女士(Martha McGuire)前来参加活动。麦奎尔女士表示,她之前还看过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对法轮大法有所了解。“这(迫害)背后的故事太悲伤了,就象有人告诉你,‘我命令你不准做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这是不对的,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力,没有人生出来是有这样的特权的。”

在观看了法轮大法学员的集体炼功和表演后,多位当地社区的民众走到舞台一边的免费教功点,开始学炼法轮功。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中年女士,今天是特地来参加活动的,她之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了法轮大法。在教功点前,她仔细地向学员们询问动作要领,认真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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