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毕节4兄妹到底为何自杀?

大纪元2015年06月16日讯】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兄妹在家农药中毒身亡,其母三年前被人拐走了,其父张方启在外打工联系不上。官方第一时间报导说,他们是自杀。

最初我对自杀说是相当怀疑的。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就知道,小孩子冤屈感和报复心往往很强,但也很健忘,许多报复他人的想法因为淡忘或注意力被转移而未实施,自杀的想法极其罕见,更不要说4个一起自杀了。4个人一起自杀,老大还留遗书,遗书的字体还像练过书法似的,贵州连最穷的孩子都上书法培训班啊?依我看,误食或被人下毒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如果是自杀,那么自杀前一定发生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事,而这个事情是孩子们无法承受的。

央视被迫承认自己伪造遗书打印件拍摄后仍不承认自己伪造遗书本身,说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没拍原件。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能作为伪造证据的理由?如果不是伪造的,是原意照抄下来的,那么这能保护隐私吗?原来隐私不在内容而在笔迹啊?莫非这孩子像盖茨、巴菲特一样富有怕人模仿了他的笔迹去签单?即使真这么富有,全世界都知道他死了后模仿笔迹还能签单吗?再说他已经死了,未成年鬼也受未成年人法保护?

后又有财新网进一步爆料,4个孩子死亡前一个半小时,乡镇政法委书记带着十几个人去过他们家,翻箱倒柜半个小时才把四个孩子全找到,有两个孩子脸上红肿。(《毕节儿童自杀当晚曾被家访》,2015年6月13日)财新网报导说政法委书记分管教育,绘声绘色地编了个党国基层官员的爱民故事来解释这个悲剧,企图用“事实”为基层官员鸣不平。这个“事实”之所以要打引号,因为它完全来自三个去“家访”的领导单方面的说法,孩子们是永远也无法表示反对了,其他参加“家访”的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说出相反真相的可能性也极小。唯一的希望是存在真遗书并且没有被毁掉。尽管不排除有政法委书记兼管教育的可能,但是需要兼管教育的乡镇政法委书记去劝孩子上学吗?这应该是班主任、校长的事情吧?而且劝学何须十多人?何须从后门进入?孩子们为什么见了他们很恐惧,要躲起来?为什么自杀前一个多小时的“家访”这么重要的事实最初被刻意隐瞒?为什么要动用央视公布伪造的遗嘱?联想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落后地区“地皮财政”不行了,“肚皮财政”取而代之,绑架勒索“社会抚养费”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我高度怀疑这些人根本就是去勒索“社会抚养费”的。如涉基本国策,那就更不会给你真相了。

许多人说,养不起生那么多干什么?言下之意这些孩子当初在娘肚子里就该被堕胎。然而如果不是计划生育对收养的限制,这些孩子跟徐纯合的孩子一样,很容易找到人收养。有多少人在福利院排队等着收养机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从人贩子那里买孩子养?但是在计生中国,送养之前必须缴纳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不可能交得起的巨额“社会抚养费”、落户,很可能还得做绝育手术,才能给办理收养登记。正是计划生育让无力抚养孩子的人没法把孩子送养,让热切盼望养孩子的人无法把孩子收养。

许多人批评户籍隔离。户籍隔离当然是既不人道也不经济的,但这个个案还真不是户籍隔离的问题。母亲失踪,一个父亲怎么可能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既打工又照顾4个孩子?只能是父亲留在家里而不是一起去北上广,或者政府给些救济,或者将孩子送两三个给别人养。如果没有很好的儿童福利,也没有继承一大笔遗产,普通单亲家庭(其母失踪)养4个孩子在任何时候都是极端困难的。就个案而言,真正的灾难来自“社会抚养费”和计划生育对送养、收养的限制。由于计生国策,不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是无法将孩子送人的,“超生”的、特别是没户口的孩子也是得不到政府救济的。

许多人批评政府对于穷苦孩子救济不力。但是在中国,要求政府救济多子女家庭太奢侈了,政府不来勒索“社会抚养费”就该烧高香了。当地政府事发当时就通过媒体宣称“三个超生的小孩的社会抚养费共9900元已于几个月前交纳”,乃是做贼心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摆着是编造谎言。“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孩次递增的。第二个9900元都可能下不来,第三个绝对不止此数,遑论第四个,更遑论第二、三、四个的总金额。当地政府那么迫不及待地撒这个谎,极大地增加了4个孩子是被“社会抚养费”死的嫌疑。
--原载北京之春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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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别苦恼”到“树叶都在对我笑”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一天我讲真相时在大路旁遇到一位老人,我过去跟他搭话:“你好!送你一本好书看看!看你像个知识分子,在什么地方上班?”他接过书后说:“是法轮功的吧!你能跟我在这聊聊吗?”我说好。这一聊就是三个小时。

他说:“你怎么敢在大道上发这个,你不怕别人举报?你可得注意安全!我单位就有一个和你一样。刚开始打压时,单位领导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不肯放弃。后来单位领导在全体职工大会上问他:‘某某,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共产党?你自己选择!’他马上站起来说:‘我要法轮功。’领导说:‘那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单位(国企),后来再也没见到他。”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我当场就竖起大拇指(说着就把大拇指竖起来)。后来也找不到他了。”

他问我:“我不明白,你们就在家炼,为什么要和共产党作对?你们弄不过它。我知道它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他说抓你们就抓你们,说判你们就判你们,还不让你们上班。你们怎么生活?”

我含泪说:“我们不是和共产党做对,它不配!他迫害我们在先,而且它掌握着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向全世界人撒谎。我们才告诉人真相的。你知道有多少大法弟子为了告诉人真相被关進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有多少大法弟子为了告诉你们真相失去了家庭、工作、甚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金钱吗?为了官位吗?不是!那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真相?是在救人!我难道不知道在家安全、舒适吗?为什么非要冒险给你讲真相,不是为了保你的平安吗?”

我给老人讲了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过和我为什么不“转化”的原因以及犯人从我身上看到的大法的超常。

我说,为什么说保你的平安?你听说过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二点七亿岁的“藏字石”一事吗?它是五百年前崩裂的一块巨石。在它的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两批中国有名的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大字是天然形成。这六个大字的图片还被印在风景区的门票上。你有时间去看看。其实哪一朝、哪一代败坏到一定时期时,天就要灭它!这就是天象!可是天灭中共灭什么呢?不就灭那个组织吗?那个组织不就是由那些党团队员组成的吗?所以我们告诉人三退是在救人!不让人做共产党的陪葬品。这能说我们是和共产党做对吗?”他说我明白了,我也恨这些贪官,他们早就该死了!

他问我法轮功师父怎么在国外不回国。我说:“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大灾难来时不仅中国人要得救,全世界的人都要得救。他们虽没入过党、团、队,但是他们得了解大法后,认同大法才能得救!”他点头。

他又说:“我现在特别烦,你能帮我解决吗?”我说你回去找大法的书看看,大法可以解开任何人的心结,你现在说出来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他说姑娘大学毕业不找工作,不处对象、不结婚,就是一心要出国,因为这事家里闹翻了天,他自己现在已经神经都不正常了,特别苦恼。

我用我明白的大法法理告诉他:“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今天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都是你以前欠她的。今生你能做她的父亲可能是你上世欠她的,所以你要供养她。谁对谁好、不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象你借别人的钱,十年、八年后你还得还。你说对不对?他很认同。我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故事、业力轮报故事以及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体悟。我给他讲了很多我通过修炼后悟到的一些理和体会以及我知道的一些真实的轮回故事和修炼故事以及业力轮报的故事启悟他的本性。

聊着聊着,他突然对我说:“我现在不烦了,我看树叶都在对我笑。你们的理念太深了,我变了。今天要不是碰到你,我到家就把姑娘赶出门外去。我快一年了,天天痛苦的不行,精神都要崩溃了,神经也不正常了,吃完早饭就出家门,很晚才回去。每天都痛苦的骑车到处转,看到人、车、树都来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象得了精神病一样。现在看什么都美好了。你们的功法太深奥了!我回家不赶姑娘走了。

我问他:“你愿意三退吗?”他说:“退!”我和他告别时他有点恋恋不舍,含着眼泪对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什么时候还能和你见面?我说:你应该谢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你!他含着眼泪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目送我先离开。

家属依法追责 公检法人员恐慌、互推责任

山西朔州中院撤销对刘贵生的一审判决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山西报道)山西朔州中院以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5月26日做出终审裁定:撤销怀仁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判决,打回怀仁法院重新审理。

法官惊慌失措 庭审荒唐收场

2015年3月19日上午9点30分,刘贵生的二审案由朔州市中级法院在怀仁县法院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堂堂审判长郭振义不懂法律,严重程序违法,被正义律师据理叫板,审判长几乎惊慌失措,理屈词穷,最后在律师的一再坚持下,蔫蔫休庭。

19日早上8:30左右,到法院的大十字路口都戒严了,法院门口已经布满了层层的警察和警车,如临大敌;法院的大门外,一帮警察围了过去,要进入旁听席的人出示身份证,并进行安检。法警们又是用镜子照,又是翻衣服,入门时一男警用手又对每个人摸一遍。本地的610专门安排好了好多居委会、广电、司法、法院的人入座旁听席。

开庭之时,刑二庭副庭长郭振义,审判员郑鑫、谭彩霞,检察院公诉处郭锐夫,还有其他人员都一一到场。宣读完上诉书,当事人刘贵生振振有词地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巨大改变的经过,由原来的集抽烟、喝酒、打麻将等种种毛病于一身的浪子,转变成真诚、善良、忍让、关心家人,孝敬父母的大好人,身体也由原来的腰疼等疾病变的无病一身轻。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更谈不上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安部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案发”当日,他虽然很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但当时他并没有散发资料,只是在车里坐着查阅手机。山西怀仁县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对刘贵生非法判刑三年,借口是当场抓获刘贵生散发资料,但这一判决是毫无证据的诬判。

在开庭之际,刘贵生的家属作为法院批准的辩护人,要求朔州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郑鑫回避,理由是家属辩护人曾经于2月16日前往朔州市中级法院正当要求阅卷,以便在二审庭审之前,做好辩护准备,被本案主审法院法官郑鑫拒绝。当家属要求郑鑫出具拒绝的书面答复时,郑说:哪条法律规定我得给你书面答复了?3月2日,家属辩护人又前往朔州市中级法院要求行使辩护人享有的会见权,再次被主审法官郑鑫无理拒绝。郑还当即叫来法警,打开执法记录仪,对着家属大声呵斥:听见没有,法院就是不同意会见,愿意去哪里告去哪里告!据此,家属辩护人正告二审法官郑鑫,根据他的违法行为,家属辩护人已经寄出18封信对他依法进行控告,由此现在家属辩护人和郑鑫已经形成一种控告和被控告的关系,如果郑鑫审理此案会影响司法公正,所以申请郑鑫回避审理此案。但是审判长驳回回避,继续审理。说他与刘贵生不是控告与被控告的关系,法院驳回家属辩护人的要求。

庭审开始不久,正义律师张凯讯问当事人刘贵生:法院有没有给你送达传票,刘贵生回答说,没有。张凯律师又询问庭长是否送达了传票,庭长支支吾吾地说不用送传票。据此张凯律师便向审判长指出,依据《刑事诉法》182条第三款规定,法院在开庭前3天必须给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让当事人有一个为自己辩护准备期,否则属于违法开庭,要求审判长解决这一问题。

审判长显然没有料到,当时就慌了神,说话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问还有什么问题。张凯律师依照法律,胸有成竹,让审判长先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庭审将属违法,不能继续进行!审判长惊慌失措地说这个以后再说。这样僵持几个回合争辩之中,张凯律师面对庭审的非法违规行为无丝毫惧色,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要求审判长宣布休庭。

其间旁听席中议论纷纷,人们窃窃私语,指责他们怎么作为审判长都能违法,不懂法律。法警不让旁听席的民众发声,但此举显然无效……

大约半个小时后,接着开庭,审判长给律师这样一个答复,说是非羁押人员才需要送达传票,对于在羁押人员则不需要送达传票。张凯律师追问这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请审判长把法律条文找出来。审判长哪里能找到?张律师决不妥协,最后审判长只得作罢,宣布休庭,择日再审。于是这个荒唐的二审庭审就这样在舆论、谴责、嘲讽中蔫蔫地收场了。

家属依法追根问底 公检法人员害怕、互推责任

庭审结束后,法院门口家属(刘贵生的父母)正在庭外守候,欲等辩护人出来,询问一些情况。此时审判长郭振义和二审法官郑鑫出来了,一个抱着打印机,另一个拎着一个编织袋,家属对这场非法庭审本来就感到十分冤屈,再加上朔州市中院程序严重违法,便迎上前去问个究竟,旁听者也想为家属鸣个不平,这俩个所谓堂堂的司法公务人员却自知理亏,哪敢有颜面对家属,面对旁听者,他们一个个倒象违法者,猫着腰、低着头溜向后院,那形象好比专业小偷的形象可能更加表述到位。

家属毕竟受了冤屈,不愿错过此次机会,跟在后面想问个究竟,到了后院却早已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而此时此刻,只见从房间冲出约有二十几个法警像是要动武的样子,家属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哭诉着儿子遭受到的冤屈,本来儿子对父母十分孝顺,为人正直善良,家庭和睦,在法庭上看到儿子消瘦的容颜就已经十分伤感,谁料想这个体制下的公检法衙门,如此执法办案,根本不给老百姓活路,字字铿锵,句句悲切。法警们听后也愣住了,只是呆呆地拿着摄像机在摄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其中有一个法警说,我们是警察,这事我们管不了。而审判长和郑鑫哪里还敢出来解释说明情况呢?后来在其他人的搀扶下,家属离开了法院。

3月22日,关于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或撤销原判,寄给朔州中院法官郑鑫。寄送过程拍照留证。(见附四)

4月8日,家属打电话给郑鑫,两次拒接电话,第三次,家属问什么时候放人,对方答“还没有审结”,家属又说“二审时有期限的,你应该注意期限问题了”,对方回答说又延长两个月。4月13日,上午,到中院找郑鑫追问二审期限问题,办公室的人说“郑鑫下乡了,不在”,问郭振义(二审开庭时的审判长)说不管,派下来一个临时工应付我们。后来,给郑鑫打电话说他下乡了,五六天才能回来,问他二审期限从什么时候算起,他说他也不清楚,后挂断电话。后来,“下乡了”的郑鑫出现在人群中,没想到郑鑫掉头迅速跑回后院……下午郑鑫还是不见,并说,案子已经延期到5月30日。家属要求以辩护人的身份查阅省高院的决定,郑鑫说:“不让你们看,要看就让律师来看吧,你想看,你拿出让你看的法律依据来就让你看”。

3月30日,家属到邮局寄送6封控告书(见附五):关于控告二审合议庭,未送达出庭传票给当事人,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公诉处的郭锐夫,一封寄给控申处的处长吴军。关于控告一审法院,未送达出庭传票给当事人和未将庭审笔录交给当事人核对,一封寄给怀仁检察院控申科,一封寄给怀仁检察院公诉科的魏兴才,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公诉处的郭锐夫,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的控申处的处长吴军。

4月13日,到朔州检察院,见到控申处处长吴军,让他答复,他说等一个月以后,我们拿出法律条文,后说下个星期二、三吧,并说以后你们不要来这么多人,就让她一个人来就行,说有隐私权,我们说:“办案不是讲公开、公平、公正吗?”,他没话可说。

4月20日,继续到怀仁县检察院控申科,控申科科长张菊莲说:“案子在二审,卷宗二审人拿着,不可能到朔州调人家的卷子,没有权力。我问肖庭长了,他说:‘对羁押人员来说,不存在三天前通知的问题,传唤是对外面的人来说的。’”家属说:“《刑事诉讼法》182条第三款,明明规定,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那个传票就是指的传唤当事人的传票呀,为什么中院二审合议庭的人都承认了,就是因为这个休庭了,作为一个基层法院的小法官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她还说:“当庭的笔录,到下面整理完才找当事人签字。”

后来,家属讲起刘贵生修炼法轮功的经过,讲到刘贵生在看守所吃的苦,张菊莲说可以到看守所找驻所检察员反映。

4月21日,家属又到看守所,找到驻所检察员陈世军(正是他给立的案),家属们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不同的角度和他讲真相,最后问他:“610王志刚给你们下命令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式?打电话还是书面的?如果是书面的,那好,你就保留好,将来有一天追查你的责任时,你就可以拿出来说这是他指使的,如果没有书面的,只是打电话或口头说的,那到了追查你的责任时,你该怎么办?那时你说是610指使的,他承认吗?当年王立军要是手上没有薄熙来犯罪的证据,他能活命到现在吗?”听完这些,陈世军一言不发,在沉思。最后,家属提出不允许监所里面出现虐待刘贵生的事情发生,他表示,这一点可以保证的了,如果有人欺负他,就让那人上脚镣。

4月22日,家属到朔州检察院,找控申处处长吴军,追问控告答复,刚开始吴军躲着不见家属,让他们等,家属们又到大门口另一个传达室,说我们和吴处长已经约好了,值班人员给打了两次电话,没办法吴军下来了,吴军说:“由于案子在二审审理期,我已经转交给公诉处郭锐夫,他下了一个“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哪个环节违法就在哪个环节解决”。家属说:“如果郑鑫能像您这样答复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用控告他了,几次找他,不但不讲法律,而且态度蛮横,为此,我们不但控告他,同时还向朔州司法局政治部和中院政治部同时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他的司法考试成绩和绩效考核成绩等,我们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如何混进法官队伍里的?”听完这些话,控申处的人不吱声了。后来,家属给公诉处郭锐夫打电话,他说开会,等一会给打电话,等到11点半,也没给家属们回话,家属给他打了三次也不接。等到下午三点左右,家属又给他打,他说:“我已经写了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还没有给领导看,等两三天以后领导批了通知你,那个程序不影响审判结果就行,如果就按程序走,庭也开不下去。”家属说:“不行,必须按那个法律程序一步一步地来”。家属隔几天就问郭锐夫一回,“纠正违法通知书”发了没有?,终于在5月6日,他打电话说: “纠正违法通知书已经发了,让我们通知一下律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和他说。”

4月4日,家属到邮局寄送两份信息公开申请(见附六):关于要求公开郑鑫的司法考试成绩,寄给朔州司法局(政治部)。附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关于要求公开郑鑫的司法绩效考核成绩等,寄给朔州中院。

4月22日下午,到朔州司法局政治部,追问信息公开答复,接待人员给家属们拿出郑鑫的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家属要求要书面的关于他的考试成绩,他们说主任不在,记下电话,过几天电话联系。又到中院政治部,主任张建勋,他说:“信息公开就不用了,是态度问题,我们给批评教育一下。”家属们说:“他程序违法,态度蛮横,影响到案件的公平审理。”他说:“这个没问题,批评教育他,案件审理肯定公平,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还有庭长和副庭长。”

4月25日,到邮局补寄两份信息公开申请(见附七):关于要求公开朔州中院霍秀锦、郭振义和谭彩霞的司法考试成绩,寄给朔州司法局(政治部)。附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关于要求公开朔州中院霍秀锦、郭振义和谭彩霞的司法绩效考核成绩等,寄给朔州中院(政治部)。附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月27日,到邮局寄送两份信息公开申请(见附八):关于要求公开怀仁法院肖华云的绩效考试成绩等,寄给怀仁法院政治处,附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关于要求公开怀仁法院肖华云的司法考试成绩等,寄给怀仁司法局政治处,附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后来,怀仁县司法局给家属打电话说:“法院刑庭庭长肖华云根本没有参加过司法考试,没有司法考试成绩,他只是一个当兵的转业后,安置到那里的。”

5月3日,到邮局寄送两份控告书(见附九):关于朔州中院二审程序超出法定审理期限的控告,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控申处处长吴军,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郭锐夫。

5月15日,到朔州检察院追问控告答复,控申处的人给联系公诉处郭锐夫,愤怒和无奈的说:“你们来阅卷,我也让你们阅了,上次的控告,我也给中院下了纠正违法通知书了,现在你们又要控告,我也要工作,我总不能每天追着法院屁股后面跑吧。”家属说:“郑鑫既不告诉我们审判期限延长的理由,又不让我们查阅省高院的延长审限的决定,我们没有办法才来控告的。”

5月6日,家属到邮局寄送两份各地撤诉案例(见附十):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郭锐夫,一份寄给中院郑鑫,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5月17日怀仁县公安局国保队长张向东,主动登门找家属,听他说,是因为朔州检察院和法院给他施加压力,说:我现在很苦恼,也很麻烦,张利清把我整倒了,我辞职呀,我不干了。你给我上网曝光,张利清你要是整我张向东,你整不倒我,我张向东下来以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你张利清怎么办?至于那个车,如果那个车拿不回来,你最后可以找我。上次搜查家的时候,你儿子在家,我没有破门而入,你应该感谢我,因为这件事情,上边对我很不满意。刘贵生的事,我也没有办法,那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没有那个权力。

针对他以上所讲,家属表示:没有整任何人的意思,和任何人都无冤无仇,我的丈夫被非法关押,遭人陷害,作为妻子,替丈夫洗刷冤屈,这没有错,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会这么做。而且我用的是法律手段,走的是法律程序,这个法律程序,只准你们当官的走,难道就不准老百姓走吗?你走就是走程序,我走就是整你,这合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犯了法都得伏法,谁又能逃得过呢?

车是我的私人财物,按法律规定,在警方结案前,无效证据所涉及的私人财物,都必须归还给当事人,现在已经近一年了,至今没有归还,你们已经违法,是非法扣押。

经过这一阶段的交涉和控告,公检法的人表现出了无奈和害怕,他们都在互相推责任,都在躲,都在逃,害怕被清算,在这个时候,诉江案的启动,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为真正的元凶一旦出现,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也就得到了解脱。

5月27日,朔州郑鑫打电话说,判决书已下,让家属去取裁定书,并通知张凯律师说,发回怀仁法院重审。

5月28日,到朔州中院取回发回重审的裁定书,因发回重审的原因太笼统,没有给他签字。

好人的坎坷历程

刘贵生1976年出生于灵丘县城西北的峰北村,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母亲养育了五个孩子,承负着家庭的重担和生活上的压力。家庭教育中师道的尊从和传统、人性的善良和纯朴,从孩提时由血统的承传就潜刻在了贵生的脑际。

1997年雁北煤炭学校毕业后,刘贵生和未婚妻来到了怀仁,以做小生意谋生。九十年代末,北方的冬季蔬菜还不丰富,县城的居民面对昂贵的菜价望而却步,大部分家庭要在秋天贮存大量的白菜,以备过冬。这一年的秋天刘贵生也加入了卖菜的行列。一次一个顾客买白菜:“你的菜能不能剥皮?”“剥吧。”贵生回答道,看着这个顾客将一棵白菜剥的只剩下小小的一点和堆积了一地的白菜叶子,刘贵生微笑着将白菜称好递了过去。顾客走了,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后生,你这样卖菜能赚钱吗?”刘贵生笑着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这棵菜赔了,下一个赚回来。”

当时的刘贵生已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正是法轮大法法理的要求使他处处都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对别人如此,对自己却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做饭时,老父亲将一棵剥下来的白菜叶子准备扔掉,贵生拦住了:“这些还能吃,煮一煮,和着土豆吃。”目睹了儿子这一切,父亲哽咽了。

在经历了几年生活上的波折后,偶然的机会,刘贵生去了山西省电建二公司,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踏实能干,学得了一技之长,后被一家监理公司老总看上,当了一名电气监理,固定的工作收入不多,但也不需要以前那样为了生活而奔波。在新的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金钱和名利的诱惑,刘贵生依然心如止水。

岱海电厂二期工程,是国家大型投资项目,上亿的资金投入,每一个分包商的具体项目都是成百上千万的资金,为了能使工程顺利验收,施工单位在验收时都要给监理包红包,一次就是一、二万,面对这些刘贵生总是平静的对前来送红包的人说:“你们把这些拿回去吧,我的验收标准只对工程不对个人,工程合格没有红包我也会签字,工程不合格有红包我也不会验收。”而当时正是刘贵生装修房子需要钱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工程负责人都不相信,总以为自己听错了,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人,给钱还不要?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电气部有个刘监理不收红包,按章办事。单位领导知道刘贵生的为人,对他更加器重。

后来因工作原因刘贵生调到天津电建蓝巢检修公司上班,原单位的老总亲自打电话给天津电建的领导,介绍了刘贵生的人品,工作能力。天津电建归属于中国能源集团,是一家大型国家电力建设公司,在国内外电力建设领域享有盛誉,这样的单位用人也极为严格,普通人员的提升要经过层层的筛选和把关,但现代的制度弥补不了人性上的缺陷,面对现代社会名利的诱惑和道德层面的全面溃败,一个正规企业对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的需求是巨大的,刘贵生的出现解决了公司高层在人员管理方面的困扰。短短的半年,刘贵生由一个普通的电气专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破格提拔为副队长、队长、安检部长,成为天津电建的一员管理人员。

遭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庭审

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2014年7月1日,却因修炼法轮功被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的私人汽车以及其他物品被抢。次日上午,家属得知信息后,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警察拒不放人,近中午时,非法关押到县看守所。家属思念亲人,每天到公安局,要求见刘贵生一面,610办头目王志刚和国保队长张向东互相推诿,都遭到拒绝。

2014年7月10日左右,刘贵生妻子、岳母、母亲三人,去找王志刚善意的劝说其不要再迫害好人,在快出天合街口时,被一伙警察拦截,未出示任何证件,强行绑架,其母李淑谦当场休克,不法之徒怕出人命担责任,慌忙送到县人民医院急救室,年近八旬的老人孤零零躺在床上,那些不法之徒却不见踪迹。其妻子和岳母被绑架到公安局后院,身上在刚才的扭打过程中,伤痕累累,过了一会,让她俩去医院接老人。

怀仁县法院在2014年12月9日对法轮功学员刘贵生一案开庭,进行了所谓的一审,两位正义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为刘贵生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早上约7点钟,法院门口已经有一辆警车停在路边,制造恐怖气氛,8点多,法院院内有多辆警车,大量的警察到场,刘贵生家属和法轮功学员也相继赶到,排成长长的一队,秩序井然,用身份证办理旁听手续,法轮功学员的坦然不动,和那些警察的慌乱恐慌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家都纳闷:这些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怎么让中共的那些人民警察如此惧怕呢?

近9点,刘贵生被带进法庭,两位正义律师也到庭,并要求法官给刘贵生卸掉手铐,主审法官是肖华云,陪审员为王鹏,检察院公诉人是魏兴才,正义律师从国际人权公约和宪法的角度,从法轮功不是×教角度以及刑法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等角度为刘贵生做了详细的无罪辩护,期间刘贵生也为自己从信仰的角度以及自己从修炼法轮功以来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好处等角度,做了无罪辩护。

法院人员对律师的麦克风做了手脚,公诉人的麦克风音量非常大,而两位律师的麦克风音量比较小。家属提出抗议,审判长却置之不理。但即使这样,两位律师铿锵有力的声音也震撼了现场的每一位旁听者。

在律师辩护结束后,公诉人的发言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已经理屈词穷,马上草草收场。

上诉 成功申请家属辩护人

本案上诉后,聘请山东张凯律师做辩护。经过努力,成功申请下来家属辩护人的资格,以下所做的都是围绕着家属辩护人的合法辩护权得不到保障,而展开的。

2月16日:前往朔州市中级法院要求阅卷,履行自己作为辩护人的合法权利,却被朔州市中级法院法官郑鑫拒绝。当家属辩护人要求郑鑫出具拒绝的书面答复时,郑鑫说:“哪条法律规定,我必须得给你书面答复了?”

3月2日:上午,家属再次前往朔州中院去要求行使辩护人的阅卷和会见权,未找到人,后查到《刑诉法》三十七和三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决定到检察院,准备好相关的文件(辩护人和当事人的夫妻关系证明、当事人给辩护人签的委托辩护书、以及阅卷的申请书和会见的申请书(见附一)。

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郭锐夫接待,他说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后找推脱的借口,让到案件管理中心去,说这个案子经过他们的手。到案管中心,接待人给他们的主任打电话并查阅电脑,说这案子并没有经过他们那儿。我们随后又找郭锐夫,他见推脱不掉,后找他们的领导商量,无奈之下,给阅了卷,虽然是只阅到了部分卷宗,那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下午,家属前往朔州市中级法院要求行使辩护人享有的会见权,再次被主审法官郑鑫无理拒绝。郑还当即叫来法警,打开执法记录仪,对着家属大声呵斥:“听见没有,法院就是不同意阅卷和会见,愿意去哪里告去哪里告!”

3月8日,家属给18个相关单位邮寄申诉信(见附二)。随后,郑鑫几次打电话给家属,要求家属到朔州中院。家属问有什么事,就是不说,家属不去,无奈,3月13日郑鑫和霍秀锦(刑庭庭长)来到怀仁法院,仍然不批准辩护人阅卷和会见,借口是二审辩护律师张凯已经阅卷,并哄骗家属辩护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字。霍秀锦和郑鑫二人,明知道律师有独立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作为辩护人也同样拥有独立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依然以此为由,哄骗家属签字,是典型的知法犯法的行为。

3月16日:上午,根据朔州中院郑鑫等人的违法行为,家属去中院递交两份申请书,法官回避申请书和延期审理申请书。(见附三)到了法院,法警说:“两位院长都不在,因为正开两会”,我们说就找值班院长,让传达室的法警给打电话,结果下来的还是郑鑫,说不接受我们的申请。家属又和传达室的说,不找他,因为反应的就是关于他的情况,他没有权力接待我们,我们找值班院长或审判委员会的。后又叫下来一个办公室的,听说完情况后,说不归他管走了。又要求传达室的法警打电话,这次下来一个院长助理朱义,听我们说完情况后,他也是以律师已经阅卷和会见,所以不允许辩护人阅卷和会见,家属说他们的权利是各自独立的,不能共享。他看是懂法律的,就不再狡辩,接下了申请书,并说那得经过审核。家属要求他给书面收据。

下午,到检察院追查寄出的18封申诉信之一,要求他们给予回复。控申处的人辩称没有收到,家属和律师沟通,在律师的建议下,当场写了一封控告书,他们还是不接收,辩称案子在上诉阶段,等案子二审结束后可以控告。

3月17日,张律已经来怀仁,下午,共同到朔州中院,找纪检组的控告郑鑫等人的不法行为,到门口,法警要安检律师,张律不同意,要求拿出相关法律条文。僵持一会,法警叫下来一帮人,并打开执法记录仪制造恐怖气氛。还是要求他们拿出法律条文,其间,纪检组的接待我们的人也下来了,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共产党就是靠斗争起家的,毛泽东都不讲法律,你不要和我讲法律,讲法律我的头也大了。”

有个法警负责人一看也没理,赶快让法警收起记录仪,并训斥那两个法警一顿:“以后律师来了只要看看他的律师证有没有年检就行了,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那个纪检组的人,用近乎半哀求的语气说,他只是个跑腿的,做不了主。

接下来又到检察院直接控告郑鑫等人的违法行为。

3月18日上午,律师会见当事人,得知开庭3日前没有给他下达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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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给多少无辜家庭造成创痛

文: 明德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江泽民因为一己之私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血腥程度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之最,其中一百多种酷刑和活摘器官,超越了人性的底线,骇人听闻。

然而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远不止于此。家庭破裂、亲人被牵连所遭受的痛苦,也是他们的苦难之一。这种刻骨铭心的精神折磨,甚至不亚于酷刑缠身之苦。

在这次诉江大潮中,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诉状中写到了这场迫害造成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苦:年幼的小孩无人照管,凄苦无助,留下长久的心灵创伤;年迈的父母担惊受怕,饱受精神摧残,最后郁郁而终,死不瞑目。因迫害造成的亲情创痛,是他们多年来承受着的生命之重。

山东乳山的冯夕兰,十六年来被警察绑架十一次,先后被非法劳教、判刑,身陷囹圄达十二年。她在诉状中如此陈述母亲所承受的苦难: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绑架,被戴着手铐回家抄家,母亲的眼神惊悸不安,难以控制自己,浑身打颤,不会说话……我母亲去看守所看我,到看守所有近三里地的路段没有公交车,我母亲那段时间吃不下饭,精神疲惫,身体虚弱,到了看守所,坐都坐不住了……我被抓捕后,母亲在家里就象丢了魂似的,家里走家外,家外走家里,恍恍惚惚不知怎么就从门槛里仰跌倒门外,右手腕折断……(因为警察的无理骚扰)我妈以为我让恶人迫害死了,吓得浑身发软,两腿不会走路,瘫软在门口的石头上,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而最令人悲伤的莫过于其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描述:“……我妈临去世那些天,不会吃饭,不会说话,只是睁着眼。有一分钟多的时间,我妈的意识很清醒,眼直直地看着我,大颗的眼泪顺着眼角直流,那种牵挂、放不下的心理真的让人酸楚,我和我姐他们也都直流泪。几天后母亲带着对我的牵挂走了。”

山东莱芜栾庆玲在诉状中写到其幼女无人照顾的凄惨境遇,同样令人心酸。在被关押期间,恶徒以工作和钱财相要挟,逼迫她丈夫离婚。离婚后,她们的女儿被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我女儿只有四、五岁,白天象野孩子似的一人在外边跑,晚上遇到她爸爸上夜班时,一人在家睡觉,从床上掉下来,哭一会,想想没人管她,就抱着被子爬到床上再睡。”……小女孩知道妈妈不在跟前,从来不当着大人的面哭。栾庆玲出狱后偶尔见到她时,她哭着说:“妈妈啊!我天天想你,怎么人家都有妈妈,我怎么没有妈妈呢?我想你想的在被窝里偷偷哭,在放学路上没人看见时偷偷抹泪。”栾庆玲说:“江泽民操控恶警对我的迫害使我骨肉分离,害我娘俩饱尝了人间凄苦悲凉的滋味。”

以上两个凄惨的故事,只是无数个家庭悲剧中的两个缩影。作为一场严酷政治运动的打压对象,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都遭遇了不幸,都有着痛彻心肺的经历。如在诉状中还可以看到,有的母亲精神崩溃,几度住进精神病医院;有的父亲思念亲人过度,终日以泪洗面,身体一下子衰老,什么病都上来了;有的呼唤着孩子的名字离开人世,死不瞑目。很多小孩则无人照管,受尽歧视和凌辱,甚至流落街头,可怜至极。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小孩本是天真活泼的年龄却变得沉默寡言,长大后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心理阴影,而这些阴影或许会伴随他们一生。这些不幸的父母和小孩,都是这场迫害的无辜受难者,他们的不幸,成为法轮功学员入骨化髓的痛楚。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离婚。在明慧网上搜索“离婚”一词,就可得到七千多个结果,其中大多都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后的遭遇。因为中共的封锁,没有披露出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在这次诉江案中,在明慧网每天登出的报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几个被迫害离婚的案例,离婚比例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有的是直接被逼迫离婚,如上文提到的栾庆玲,恶人以工作和工资卡相要挟,威逼其丈夫离婚,以此逼迫她放弃信仰;有些是对方忍受不住多方的高压和没完没了的骚扰而离婚。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修炼自身,使得家庭和睦,许多原本濒临破裂的婚姻都重归于好,然而这场迫害摧毁了他们的家,使亲人们四分五裂,把每个人都推到了苦难的深渊。

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自身承受着绑架关押、酷刑洗脑的非人折磨,即使在监牢之外,也有随时被绑架、跟踪的恐怖,很多还承受着失去工作的压力、流离失所的艰辛,而家庭的苦难,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他们的苦痛雪上加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是,很多人都是百种苦难同时降临。安徽合肥市吴伟明被关押多年,二零零六年出狱时,面临的是家破人亡的惨状:父亲已故,丈夫离婚,母亲病重,孩子失学,单位也没有了。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破裂,亲人遭难,骨肉至亲分离,甚至阴阳两隔、相见无望,这种深入骨髓且日后漫长的精神煎熬,有时甚至比牢狱之灾更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意志。无法想象,如果不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泽,让法轮功学员感悟到超越凡俗的生命境界,一个血肉之躯是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痛。

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绝不仅仅是绑架关押、酷刑折磨这些有形的虐杀,还有丧失人伦的亲情折磨这种无形的摧残;绝不仅仅是几千万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人更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而法轮功学员及其亲人所承受的苦难,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漫长的十六年,五千多个日日夜夜。江泽民用什么来偿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