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作者下场有多悲惨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曾为组织创作了几千首用于给洗脑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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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署名陈益南的文章《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详细的披露了李劫夫倾其一生为共产党服务的创作生涯和最后因为“政治错误”被迫害死的悲惨下场。

据文章报道,共产党员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生中,他一个人就为共产党谱写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旋律和音乐的美感去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遇到了周恩来。周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辽宁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从延安时期开始就目睹过无数运动惨剧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亏省委宣传部长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老上级,所以最好没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李劫夫,却没能逃脱。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但是只需做检讨,没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李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李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李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李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李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中,叶群将李劫夫介绍给林彪,为李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李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李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后来,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却在“学习班”中被掏了出来。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过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把李劫夫创作《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事情说了出来,成了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文章最后说,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军队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中共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5/08/25/585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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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丹:“器官移植最便宜”道出的弦外之音

大纪元2015年08月24日讯】近日,有关“器官移植”的话题再次被聚焦。原因就在于,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出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后,公开向媒体表示,“关于器官移植,中国现在没有统一的费用标准,但国家卫计委……,准备将器官移植做成单病种收费,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器官移植费用,中国最便宜?这种放风自中共官方的消息是否会让黄部长所提及的“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反之,“世界”又是否会因为黄部长所承诺的中国器官价廉物美,而再度掀起患者竞相来中国购买供体、进行移植手术的新一轮浪潮?

得出结论之前,我们或许还应阐明,之所以提到“再度”,正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共官方一直都在或明或暗的默许、鼓励,甚至向“世界”大肆宣传、推广“器官移植旅游”的产业。不知此次是否因为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产业不再受到追捧、至少是有所降温,官方这才寄希望于打出“最便宜”、“高质量”的招牌,再来掀起一次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热潮。

对于将“器官移植”作为一门有暴利可图的生意的中共权贵集团来说,这种轮番、卖力的宣传,也不过是他们从事器官移植买卖的营销策略而已。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市场行情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肾移植6万多美金、肝移植10万美金”。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毫不犹豫选择从世界各国急赴而来的器官移植需求者,是否真会以价格来作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各国尖端的医疗技术、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难道不足以让那些需求者们踏踏实实的在自己国家完成器官移植手术吗?何必舍近求远?基于此,也就能看出,中国器官移植所打出的卖点并不该是价格,而在于一个“快”字。人家需要好几年,中国这边给出的时间却只是几个星期。

为什么器官如此难以获取?按照一般“仅靠捐赠”的共识性认知来看,除了因为捐赠者少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不可忽视的原因,那便是供体与受体的匹配。要想在移植中不产生“排斥反应”,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的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有医学资料显示,一般陌生人之间肝脏移植的HLA完全配型的概率在20%到30%之间。有意思的是,中共卫生部常用来自卖自夸所宣称的每年成功完成移植例数在一万多的数据,以及牵涉其中的利益集团一向彪炳自己找到匹配器官只要短短几个星期的本事,就足以让我们想像到,“一万多”的数字背后至少应该有3.3万人是需要为提供器官而随时待命的。那么,这些供体到底又来自何方,或许这才是探讨“中国器官移植”这一话题的最关键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此次主动发出“最便宜”的吆喝的同时,仍不忘旧事重提。“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黄洁夫疾呼,“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若反向推之,我们大可理解为,官方如今的公开发声,足以折射出中国器官移植的生意并不如前几年那般红火,无论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或许都开始呈现出日渐萧条的景象。如果说,越来越少的人不愿来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是由于存在“误解与偏见”,而事实上,这些“误解与偏见”又直指供体来源一经曝光后,完全挑战了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所致,那么,一切想像与推论也就合情合理了。

且不说2015年以前所用的死囚器官并没能被官方证明是死囚自愿提供,即便退一万步,是死囚自己愿意捐出的,其数量也不能满足已成功完成移植手术的例数需求;更何况,在中国监狱毫无人权可言的恶劣状况下,这些死囚会不会受到强制摘除、活体摘除器官的残酷刑罚,也是不得而知的。若某些极端的言论表示,死囚该死、作恶多端的罪犯理应受到刑罚,那么我们则更需要追根溯源,到底这些被青睐于从买卖器官中牟取暴利的中共利益集团所认定的死囚,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如果连官方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所有的信息对老百姓来说,都不是公正透明的,那么,所有来自民间、海外的质疑、声讨、揭露也就成为一种顺势而为以及必然之举了。

随着政治异见者、正义律师以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非法刑囚、滥施酷刑,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的罪恶,在世界范围内被逐渐曝光,因此,过不了良心那一关的诸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许改变了曾经迫不及待想来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心态,中国的市场在他们的犹疑与纠结中似乎慢慢冷却下来。然而,这种冷却是中共靠杀人来牟利的权贵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从他们此次的吆喝中,人们将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只要是有利可图,草菅人命也在所不惜的中共邪恶之徒,仍是摆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似乎要将杀人的买卖继续做到底。因此,若用那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来形容他们,便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责任编辑:尚一

没有俗世污浊之气的正向氛围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慧记者兰铃剑桥报道)英国大法小弟子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在剑桥成功召开。这一天是英国为期七天的明慧学校夏令营的最后一天。

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阿根廷和挪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及他们的家长和亲友参加了法会。二十一位大法小弟子分享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和修心性的故事。这些大法小弟子都出生在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家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用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指导他们的修为。听了交流后,一位妈妈感慨这里是“正向的氛围,没有俗世污浊之气”。


英国明慧学校夏令营的孩子们集体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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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小弟子交流修炼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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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的故事

十五岁的元元来自伦敦,她在伦敦的一所音乐学校上学,主修钢琴,第一次参加大法小弟子夏令营。在修炼体会中她说:“我在夏令营中感受到修炼人与常人的不同。大家互相帮助。”元元从未跳过舞,又比别的孩子晚来了三天。当她跳舞时做出奇怪的动作时没有人笑话她,相反在看到她有提高时,家都鼓掌为她感到高兴。

元元还分享了在夏令营的一件事:“我喜欢安静,但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打呼噜,使我无法入睡。有时我到凌晨三点才能睡着,但我想我应该忍着。”元元忍住了不对打呼噜的人起抱怨的心。尽管睡得少了,元元表示并未影响到她第二天的活动。

在夏令营这个修炼环境中,元元感受到了修炼的美好,她现在的心愿是:“我要同化真、善、忍!”

姐妹小同修 炼功的神奇和在矛盾中修炼

九岁的嗒拉(Tara)和八岁的彬蒂(Bindi)是一对来自德国的小姐妹,她们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修炼。

姐姐嗒拉是个活泼又热情的女孩,她在去年德国的大法小弟子夏令营里学了一些中国古典舞后就喜欢上了这种舞蹈。今年父母带着她们姐妹俩参加了英国的明慧学校夏令营,她希望能再有机会学跳中国古典舞。不巧的是在夏令营刚开始,她的背就开始疼,疼得她无法跳舞。她说:“我坚持炼完了星期天的晨炼后,背上的疼痛就消失了。我可以跳舞了!”尽管嗒拉说得轻松,但一小时的动功,包括半小时的站桩,对一个背部疼痛的小姑娘来说是需要有很坚定的毅力才能做到的。

妹妹彬蒂则是个有点腼腆的小姑娘,在陌生人面前不太爱说话。在爸爸的帮助下,彬蒂在法会上分享了一个自己修炼中的小故事。她记得有一次姐姐把她的胳膊弄痛了,开始她心里很不高兴,也生姐姐的气。后来想到自己是个法轮大法小弟子,应该学会忍,她就原谅了姐姐。彬蒂又开始和姐姐一起玩了。

姐姐嗒拉在夏令营中获得了包括最佳炼功奖在内的三个奖项。

从玩皮逆反到为整体着想

静修与他的父母和妹妹住在伦敦,他看上去是个结实敦厚的小男子汉。可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名字和长相正相反,表现出的是淘气。在夏令营的头一天,他还闯下让人哭笑不得的祸来。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暑假前刚刚考上一所英国很好的中学。

他对自己的淘气作了分析,在心得体会中写道:“我两岁的时候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们很宠爱我,我每天都可以得到许多玩具。有时我觉得爷爷奶奶才是我的爸爸妈妈。”回到父母身边以后,静修发现妹妹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注更多,心里就不平衡了。他用淘气赢得爸爸妈妈的关注,就这样过了几年。

在夏令营中,爸爸妈妈与静修做了许多沟通,他有了理性的思考,他在心得中说:“妹妹比我小,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明白了道理,静修变得安静了许多。在夏令营的舞蹈课上也能考虑整体,认真学跳舞。

静修在夏令营中获得了最佳进步奖和绘画奖。

感恩师尊传大法 珍惜修炼环境

十四岁的圆圆来自爱尔兰。就象自己的名字,圆圆有着一张圆圆的脸,脸上总是挂着甜美的笑容。性格随和的她在学校自然会有要好的朋友,但是她总觉得在与同学的交往中缺了点什么。来到夏令营后她明白了她缺的是和大法弟子在一起的修炼环境。她说:“在夏令营我很开心,每分钟都很开心!大家都学法,努力提高心性。感到大家象是兄弟姐妹,很舒心。我交到了许多朋友。我还学会起早参加晨炼。”

圆圆在爱尔兰长大,没有太多的中文环境,过去学法都是用英语。她告诉大家:“我过去不喜欢中文,在夏令营中有机会学习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夏令营期间,她观看了几集根据中国传统教科书《弟子规》制作的动画片《小乾坤》。她特别喜欢其中的一集《做一天妈妈》,懂得感谢妈妈的辛苦付出。现在她试着用中文学法。

圆圆觉得有百万件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她最后说:“感谢师父的大法!”
法会上,十五岁的慧慧交流了她是如何克服为了不让妈妈批评而说谎的坏习惯。八岁的贝贝讲了她如何做到集中注意力炼功发正念。还有其他十四位大法小弟子也分享了他们带有童趣的修炼体会。

不修炼的妈妈:这些孩子在一起,学到的都是好东西

杜女士的丈夫是个修炼人,尽管她本人尚未走入修炼,但她带着两个孩子从另外的城市驱车参加明慧学校夏令营。带着专业新闻人的观察力,她在听了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后倍感喜悦地说:“大法小弟子写自己,让人耳目一新。”她认为:“这些小孩非常纯真,是非常好的孩子。正向的氛围,没有俗世污浊之气。”

杜女士觉得:“这些孩子在一起,学到的都是好东西。七天的夏令营太短,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