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污染 河南三百余人暴发急性肠胃炎

大纪元2015年07月11日讯】自6月27日起,河南周口市郸城县育新路和谐家园小区有三百余名居民集体患上急性肠胃炎,陆续出现腹泻、呕吐等病症。经水样检测显示,水样中菌落数严重超标。

据大陆媒体报导,该小区有店主指当地河沟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引发很多人入院,但当地官方对此拒绝回应。

据悉,除和谐家园,邻近的福泽园和美好家园等小区,都有居民患上急性肠胃炎。居民怀疑跟饮用水水源有关。

7日上午,相关部门公布水样检测结果,显示6个取样点的水样,菌落的总数都严重超标。其中美好家园的水样里,菌落总数超过大陆标准接近8倍。周口市疾控中心报告称,不排除饮用水被污染导致居民集体发病。

目前,郸城县官方拒绝对事件作出回应,水源污染的具体原因至今未有查明。

责任编辑:洪宁

10万斤鱼浮尸湖面 武汉南太子湖变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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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武汉城区主要湖泊之一的南太子湖又出现大片死鱼,大量堆积岸边腥臭刺鼻。至此,在个个月内死鱼总量已超10万斤。(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5年07月10日讯】安徽“酱油湖”事件余音未却,近日,湖北武汉城区主要湖泊之一的南太子湖又出现大片死鱼,大量堆积岸边腥臭刺鼻。至此,1个月内死鱼总量已超10万斤。

据大陆媒体报导,大量死鱼漂浮堆积在岸边来不及清理,不少鱼已腐烂发臭。据悉,这些死鱼最早出现在6月7日,随后在7日至9日3天时间里,平均每天死去的鱼达4,000斤,在1个月内死鱼总量已超过10万斤。官方称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

不过有网民爆料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太子湖突遭污染,湖水呈黑褐色,大片死鱼漂浮堆积在湖面上。一个月内,出现死鱼总量约15万斤。

近日媒体还曝出安徽省五河县的“两湖”流域遭受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事故。

报导说,几乎是一夜之间,水美鱼肥的安徽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变成了“酱油湖”。安徽省五河县因淮、浍、崇、潼、沱五水汇聚而得名,由于水系发达成为安徽的水产大县,同时也饱受跨界污染之苦。渔民称,由于跨界污染频发,连日来五河境内沱湖、天井湖鱼类等水产出现大面积死亡。

污染使当地养殖户遭遇重创。9.2万亩水域被污染,鱼类等水产死亡2,364万斤,涉及渔民907户,其中专业养殖户220户,直接经济损失1.9亿元(人民币 下同)。

沱湖螃蟹跻身“中国十大名蟹”之列,螃蟹养殖户刘孟巧高密度养殖的螃蟹几乎全部死光,损失约300万元。 

目前,位于河流上下游的泗县、五河县对排放污水均采取推诿态度。据悉,2013年沱湖流域就发生过类似的污染事件,所有损失渔民自己承担,渔民担心这次仍会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洪宁

水污染惊心 中共贻祸中国人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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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水污染,使中国大陆许多城市的居民不得不买瓶装水。图为2014年4月11日甘肃兰州的居民在超市抢购瓶装水,因为当地的自来水中有毒的化工原料苯严重超标。(STR/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5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华德综合报导)近来,关于中国大陆水污染失控的报导频见报端:抗生素污染,有毒化学物污染,重金属污染,⋯⋯近2/3地下水和1/3地面水人类不宜直接接触,且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75%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殊不知,导致如此严重水污染的正是中共体制本身。

今年4月16日,中共国务院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列出了治理和预防水污染的十大项,被简称为“水十条”。 然而,几十年来,中共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已超过20部,环保标准300多项,还有大量的环保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按理说,如此多的法律法规,中国的水污染和其它环境污染问题早该得到解决,至少是被有效控制了,但为何情况恰恰相反呢?此次新出台的“水十条”真能解决问题吗?

水污染 到底有多严重?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几年前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75%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

中共官方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近2/3地下水和1/3地面水人类不宜直接接触。

另据陆媒透露,中国城市的地下水90%被污染,河流和湖泊70%被污染。中共环保部2014年3月公开的信息则显示,中国有2.5亿人居住在“高风险地区”,2.8亿居民饮用水不安全。

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对中国29个大中城市的居民饮用水水质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有近半城市存在一项或多项指标不合格情况。

2015年4月,中共农业部在其发布的《关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文件中承认,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排放,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堪忧。另外,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土壤和水体污染风险。

由于长期饮用被砷、氟化物和碘污染的水,中国目前约有2,100万人已经出现了严重症状,8,700万人面临风险。业内人士证实,数量不详的氟化物和砷污染了水源,污染已经失控。

另据报导,中国多地河流水体被检出抗生素,其中珠江广州段受抗生素污染非常严重,脱水红霉素等抗生素含量远远高出欧美发达国家河流的水平。 长期饮用抗生素超标的水,会直接导致人体对抗生素类药物的抗药性。

15年前,大批污染企业从沿海城市迁到重庆、西安等上游城市,导致中国长江、黄河等几大水源的严重污染,使沿海局部地区的水污染迅速发展为源头的污染,影响面超过全国人口的90%。

作为缺水大国,中国严重的水污染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水质性缺水,使许多地区“有水不能喝”。以上海为例,尽管上海水资源总量充沛,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

面对如此严重的污染问题,众多的相关法律法规却不起作用,原因到底何在?

中共官员:政府不作为

早在2011年,中共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坦承:“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及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

潘岳当时说:“从震惊全国的沱江水污染事件和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到由于政府不作为导致的甘肃血铅超标和湖南岳阳砷超标等环境事件,使我们看到环境违法事件背后,大都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共环保部环监局官员李铮2011年也向媒体透露,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每年都在10万起左右,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并不多。

据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统计,1998年到2002年这5年,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

政府为何不作为?法律法规为何缺乏约束力?这背后隐藏着怎样一个利益链?

环保专家:制度性污染

众所周知,中共制度性腐败导致了各个技能部门无法正常良性运转。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诚认为,地方保护主义是环境执法面临的一大难题。“环保部门是属地管理,人、财、物都归属地方政府管理。而不论是地方法院还是行政机关,都可能有地方保护的倾向,会为地方利益考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证实了刘诚教授的说法。他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国的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完全是贪腐制度造成的,是纯粹的制度性污染。“大陆的水污染根本无法治理,不是技术上不行,而是各级官员和生产企业都不想改变现状。”“我们知道,中国花巨资搞了‘南水北调’工程,但地方政府为了节省财政开支根本不肯花钱买北调来的水(6元/立方米),而是疯狂抽取免费的地下水,然后按6元/立方米的价格卖给用户,不但自己省了一大笔经费,还通过卖地下水赚取了巨额利润,地下水成了地方小金库。”

他痛心地说:“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积存了几千年了,但却在短短的几年内被抽空了。由于江河的污染不治理,导致地下水也受到污染。那么地下100米的水污染了,就抽200深的水,等再污染了,就抽300米以下的水。就这样随抽随污染,越抽水越少,最后地下都空了。地下水的被抽空,又相应带来地陷等一系列恶果,最明显的就是各地出现的地陷——天坑。”

那么企业到底怕不怕法律的制裁呢?这位专家说:“不怕!为什么呢?虽然中国法律的罚款原则是按照污染损失大小制定的,与西方国家的惩罚制定不同,他们刑法原则是,谁造成了污染就让谁破产。而我们是不管企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水污染,所受到的处罚一定是不痛不痒的,因为政府不能让企业破产,否则银行怎么收回贷款?各级官员怎么从中捞取利益?而企业自身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一边交罚款一边排污,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独立撰稿人:中共在断中国人的子孙

水、土壤和空气污染互为污染源,水的污染直接导致农作物、植被、人畜等的被污染,而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又使雨水中含有各种有害物质,扩大了污染面,如此形成的可怕恶性循环使污染无处不在。水是生命之源,水不行了,其它的一切变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对此,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表示:“中国,特别是从江泽民当政之后,全社会都在自杀性地捞钱,其严重性早已到了不彻底解体中共体制,一切社会问题都无解的地步。对于绝大部分中共官员来说,他们穷得就剩下钱了。”

不久前,就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浙江省湖州市一个副区长说:“走生态文明发展的路子,首先要统一思想,领导干部要树立生态文明这个理念。”

谈及此,诸葛明阳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一句话,看似冠冕堂皇,却说明了现在中共官员的水平。人们怎么指望一个连生态文明概念都没有的政府治理污染呢?”

“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大部分的水不能喝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许多城市的地下水被抽干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许多地方的水变成了抗生素水、重金属水、其它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水。喝着这样的水,吃着这样的水里面生长的鱼,吃着这样的水灌溉的农作物,吃着这样的水养殖出来的鸡鸭猪羊,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没有病吗?!不畸形吗?!”诸葛明阳最后说,“中共给十几亿中国人制造出这个把人变成鬼的生存环境,是彻彻底底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

责任编辑:李晓清

联合国最新报告:非洲24国面临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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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24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为九十年代的2倍。图为2014年7月5日,南苏丹儿童冲进空投区,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粮食。(Nichole Sobecki/AFP)

大纪元2015年05月28日讯】联合国农粮组织今日(28日)发布最新年度饥饿报告(United Nations’annual hunger report)。报告称,过去25年来,全球饥饿人口数从10亿人减少到现在的7.95亿人,但非洲仍有24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为九十年代的2倍。

据中央社报导,联合国农粮组织的最新报告称,在发展中国家,仍有7.8亿饥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12.9%;25年前,为9.91亿人(约占全球人口23.3%)。

在联合国监测的129国中,有72国达到千禧发展目标。联合国在2000年时制定千禧发展目标,包括减少饥饿等8项检测标准。

联合国称,全球饥饿人口数减少,部份归因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及经济成长。报告提及东亚、东南亚、中亚、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进展最明显。

不过,报告指,非洲进展依旧有限,很多国家平均不到3人就有1人仍处于饥饿状态,远高于全球每9人中有1人饥饿的平均值。

另外,共有24个非洲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是九十年代的2倍。

专家说,极端恶劣天候、自然灾害、政治不稳定和内乱是阻碍非洲减少饥饿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遭受更长期危机的比例也3倍于其他地区。

责任编辑: 李洋

美国巨头孟山都 遭世卫组织致命打击

国际癌症研究所的结论,虽说只是一家之言,但事关转基因产业发展,更关乎全球生命体的健康,“少数派报告”不应衍变成口水战、利益博弈或道德制衡,而应该是科学释疑。

草甘膦,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除草剂活性成分,喷洒后,只有根据其特性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才能存活,销量全球第一。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近日宣布,“有充足证据”表明,草甘膦在实验动物中是致癌物,另有“有限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对人类可能致癌。

孟山都公司随即发表声明,此次评估不合理,其结论与此前多年的主流观点有差异,并质疑数据采集的科学性。

世界卫生组织发邮件给《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数据采集的多样性,以及调查研究的专业性。但孟山都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的多次采访要求,均未回应。

2015年是草甘膦在欧盟的安全证书将到期的关键一年,目前,欧盟正在重新评估。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BfR)负责起草评估草案。该所提供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资料显示,评估草案早在2014年1月已经提交,其基本立场是评估草甘膦为非致癌物。

由于欧盟执行“已知的相关科学因素都会在考虑之中”的原则,欧盟执行委员会以及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都强调,会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与此同时,美国、巴西、阿根廷等相关机构也对此有所行动。

中国农药协会信息部主任段又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种子是围绕草甘膦的特性而研发,配套销售,若草甘膦发展受阻,孟山都公司将受到致命打击。”

一场围绕草甘膦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在所难免。

世卫组织:对人类可能致癌

国际癌症研究所的结论是11个国家17位专家审阅了“所有一切”公开可获取的、同行审阅的文献和政府报告后得出的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近日宣布,“有充足证据”表明,草甘膦在实验动物中是致癌物;另有“有限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对人类可能致癌。

3月3日至3月10日,11个国家的17位专家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对5种有机磷农药的致癌性进行评估。在3月20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专家工作组将草甘膦评级为“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分组2A)。

国际癌症研究所判断,“喷洒草甘膦除草剂期间,在空气中检测到草甘膦,而且在水与食物中也检测到草甘膦。来自人体的有限证据,表明草甘膦的致癌性。”

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引用,国际癌症研究所称,将草甘膦重新评级为“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的科学依据,包括了多项对动物和人的研究报告,“美国、加拿大与瑞典的职业性对照案例研究报告,对其他杀虫剂调整的数据表明接触草甘膦提高了非霍奇金淋巴瘤持久存在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强调,“由国际独立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审阅了‘所有一切’公开可获取的、同行审阅的文献和政府报告。”

3月20日,国际癌症研究协会评估的基本结果已经发表在权威期刊The Lancet Oncology,详细评估报告将作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著第112卷发表。

孟山都:此结论“大相径庭”

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美国国家环保署(EPA),认为草甘膦不是致癌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草甘膦列入2A组与多家国际机构的评估相反

3月25日,孟山都公司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草甘膦评级结论进行了官方回应。

孟山都公司首席技术官傅瑞磊(Robb Fraley)博士表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一评级的结果非常令人气愤,因为它的结论与多家全球权威机构的结论大相径庭。数十年间全球权威监管机构不断地对草甘膦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安全评估,最终得出共同结论,即只要依照说明进行正确使用,草甘膦对人体健康是安全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选择对其结论有利的数据,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偏见。”

孟山都公司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并非政府监管机构,其结论不会影响草甘膦的标识、现有的相关法规政策或者产品使用。

孟山都公司表示,此次评估并不能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全面的评估意见。“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四个机构:核心评估小组(the Core Assessment Group)、国际化学品安全评价机构(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质量评估机构(WHO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program)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次的评级结果与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其他三个机构的结论不一致。核心评估小组和国际化学品安全评价机构对于草甘膦的评价是为非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质量评估机构的结论是草甘膦不会危害人类健康。”

孟山都公司认为,此次评估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是其结论与此前多年的主流观点有差异。对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询问世界卫生组织,对方在邮件回复中强调,“由国际独立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审阅了‘所有一切’公开可获取的、同行审阅的文献和政府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份声明,孟山都公司对此事不再有任何形式的说明或发布,《国际金融报》记者连续多日联系孟山都公司,截至发稿,仍未得到回应。

草甘膦:与转基因共生长

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核心支柱产品,不论是转基因种子,还是配套农业系列,都是围绕其展开的。如果草甘膦被禁用,孟山都公司转基因业务也就无法发展

草甘膦,作为一种农药,对孟山都公司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长江证券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美国,草甘膦作为一种除草剂的市场份额,占农药市场的一半。而国际癌症研究所提示,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伴随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急剧增加。

“喷洒草甘膦后,只有针对草甘膦特性而研发的转基因作物能存活,因此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就必须使用配套的转基因种子,于是,转基因种子与配套草甘膦形成了‘一对一、惟一性’的配套,有了草甘膦,就控制了转基因种子。”曾开办草甘膦工厂、研究草甘膦十余年的张华和段又生都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

长江证券梳理的孟山都公司发展史显示,1901年公司成立,主要产品为糖精,1976年以草甘膦为主要成分的“农达除草剂”在美国实现商业化销售。1996年,推出抗农达大豆以及保铃抗虫棉花,同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开始商业化。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孟山都公司不断并购主流种子公司,并购遍布欧洲、美国、拉美。同时专注于种子研发,主打少量的农药拳头产品,走少而精路线。

长江证券提供的数据显示,孟山都几乎垄断了转基因大豆市场。全球90%的抗虫棉和抗虫玉米品种中,所含的抗虫基因,都来自于孟山都的专利。

“孟山都公司当初发明转基因种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草甘膦。当时草甘膦的利润率非常高,而转基因作物没有商业化之前,草甘膦的需求量很小,全球也就两三万吨,随着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草甘膦的需求量一下子翻了10倍。”张华告诉记者,草甘膦始终是孟山都公司的“生命线”,不论是它的转基因种子,还是配套农业系列,都是围绕着草甘膦展开的。

长江证券数据显示,孟山都种子业务毛利率较高,历史最高时期达约90%,2013年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大豆、果蔬、棉花种子的毛利率平均约为60%。而农药的毛利率已降至不到30%以下。

“种子是农产品的直接上游,随着转基因以及生物改造技术日渐成熟,通过改变种子生物学性状,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下游农作物种植类型的掌控,从而调节特定农药品种需求。”长江证券预测,“未来,孟山都会进一步淡化农药业务。用种子业务的高毛利来替代掉农药业务的低毛利,同时节约了研发开支。”

“从转基因作物种植促进草甘膦大发展的故事可以看出,转基因的发展只会利好特定类型农药。所以只有控制了种子,才能控制未来。加大对于种子业务的投入与研发,才能控制今后的农药消费结构进而控制农药市场。对于种子业务的关注度加深,成为巨头进行产能转移最大的驱动因素。”长江证券分析报告总结,“孟山都的产品推广史,就是一部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史。”

欧盟:8月份见分晓

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先前提交给欧盟食品安全局的报告认为,草甘膦为非致癌物。但是按照“已知的相关科学因素都会在考虑之中”的原则,欧盟相关机构在评估时,会商讨有争议的问题,得出结果的截止日期是8月

在欧盟,草甘膦问题正处于一个敏感时点上。

欧盟系统对杀虫剂活性物质的认证,只在一定期限内有效(通常是10年)。草甘膦,作为一种保护作物的活性物质认证,此认证将于2015年12月31日前到期。

欧盟执行委员会健康与食品安全媒体负责人 Aikaterini Apostola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草甘膦现在正就认证续期而接受评估,认证续期遵循欧盟委员会的法规 No1107/2009。目前进行的此轮评估,关系到未来10年,草甘膦能否在欧盟发展。”

评估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对于理解各方观点非常关键。对此,Aikaterini Apostola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做了详细解释:“在欧盟,农药一般先由成员国承担‘特派调查员’角色进行评估,然后再由欧洲食品安全局组织‘同行评审’。在草甘膦案中,续期的文件最先由德国主管部门评估,德国是此案的‘特派调查员’。”

据其介绍,“德国已经提交了续期评估报告给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欧盟食品安全局正在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有关专家,对此报告进行‘同行评审’。”

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媒体关系团队负责人Jan Op Gen Oorth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已经收到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BfR)的评估草案,现正在对其进行同行评审。目前还不能提出任何意见,而且也不能对孟山都的结论作任何评论。”

欧洲食品安全局出结果的截止日期是8月,那么目前德国提交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呢?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在4月2日提交最终评估稿的新闻稿中表示,其基本立场是评估草甘膦为非致癌物。

《国际金融报》记者继续向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询问完整报告和论据,该所提供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资料显示,评估草案早在2014年1月已经提交,包括一些2011年或2012年的文件。在阐述其主要观点的《观点》这一栏的2份文件,分别是2011年和2013年。

为什么时间节点重要?“已知的相关科学因素都会在考虑之中。”这是欧盟执行委员会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的原则和结论。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草甘膦可能致癌”评估结果后第3天,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称,对同为评估机构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表评论是“不明智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评估所依据的数据库尚未公开,其相关的详细工作报告也没有发表”。

但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强调,为评估草甘膦,已建立了可能是全球最全面的草甘膦毒理数据库。

基于欧盟执行委员会“已知的相关科学因素都会在考虑之中”的原则,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建议,一旦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专著的细节完全公开,将对其归类进行彻底审查,在欧盟做出重新认证之前商讨有争议的问题,以达成共识。

美洲:推进重新评估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将再次评估草甘膦给巴西带来的风险;阿根廷医生与专业卫生工作者联合会要求禁绝草甘膦;美国环境保护局计划与美国杂草科学学会委员召开电话会议,讨论草甘膦抗性管理的最终方案

数据显示,全球转基因产业、草甘膦使用量前三的国家——美国、巴西、阿根廷。由于事关民生,这些地区的民众也在积极推动政府重新评估。

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生产国之一,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Anvisa)近期宣布,将再次评估草甘膦给巴西带来的风险,“鉴于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报告中对草甘膦的分类,当局将遵照巴西2002法令第4074号的决议,着手对该活性成分进行再次评估”。

美国地方政府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大。去年,美国佛蒙特州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食品需要在标签中注明是否含有基因改造成分,这是美国各州中第一部这样的法律。而芝加哥已经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草甘膦。

美国政府每年要进行数千次农药残留实验,但不包括草甘膦,部分原因在于其已经被认定为安全的。近日,美国环保署向路透社透露,“由于公众对草甘膦与疾病关联性的关注日益上升,美国监管机构或将启动该除草剂在食品中的残留检测。”

与其他农药相比,对草甘膦残留物的检测成本更加昂贵。资料显示,美国环保署仅在2011年进行了草甘膦的残留检测,这些测试样本包括300个大豆样本,发现在271个样本中有残留。但残留量均低于美国环保署所制定的20ppm的浓度,残留水平在0.26-18.5ppm。

2013年,孟山都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提高草甘膦的耐受水平,并得到批准。

美国环保署计划与美国杂草科学学会委员召开电话会议,讨论草甘膦抗性管理的最终方案。路透社称,美国环保署的发言人拒绝透露该计划的细节。

环保署称,最终的方案将取决于美国农业部和其农药数据计划。

另外,美国环保署(EPA)近日证实将要求执行草甘膦抗性杂草管理计划,以帮助解决杂草对该化学品抗性的迅速扩张。

在草甘膦使用量排世界前三的阿根廷,代表超过3万名医生与专业卫生工作者的联合会(FESPROSA),发布了声明支持世卫组织的研究,要求禁绝草甘膦。

该联合会的声明呼吁,“农业产业不能以牺牲阿根廷人民健康为代价继续发展。”

来源:国际金融报

大陆土壤镉含量沿海地区增幅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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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盘塘镇、陬市镇、架桥乡等地地处丘陵地带,曾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2001年,占地2450亩的晟通集团常德产业园(创元铝业)开工建设,铝产品粗加工等高污染高能耗项目陆续上马,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难以挽回的创伤,山谷里随处可见的固体废料。(大纪元资料室)

大纪元2015年03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晓真报导)中国土壤环境状况每况愈下,根据中共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布的调查数据,近年来,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至40%,严重威胁着民众的身体健康。

据大陆媒体报导,近日,中国农科院在湖南召开会议,声称欲解决稻田镉污染问题。

湖南是中国的稻米之乡,近年其稻米产量占全国约16%。同时,湖南也是中国非铁金属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一。

近年大规模无序开发,湖南境内土壤的镉污染日益严重,2014年11月至12月间,湖南省有民间环保组织公布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实地检测数据,重金属砷超标达715倍,重金属镉超标206倍,铅超标5倍。

伴随着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是镉大米事件不断爆发。下面仅举两例。

2013年2月27日,《南方日报》曾刊发题为《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导,称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属于不合格产品。

2013年4月份,广东省最大的粮油集散市场——佛山三眼桥市场,抽取了部份品牌大米并送权威部门检验,结果显示重金属镉超标的有11个品牌,产地涉及湖南等多个省份。

此外,近年来,湖南省出口(外销)农产品因有毒有害物质超标,被拒的次数逐渐增多。

而在中国,土壤的镉污染不仅仅限于湖南。2012年,大陆《经济参考报》报导,中国土壤污染中的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日积月累,导致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成为“毒土”,丧失了生产能力。这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

另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布的调查数据,近年来,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至40%。

也就是说,毒大米是遍布全国的普遍问题。

港媒《东方日报》对此评论说,卖这些毒大米给国人,不客气地说,相当于是对国人的一次慢性大屠杀。

“民以食为天,但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喝的是毒水,吃的是毒大米,呼吸的是毒空气,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毒环境之中,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得到保障。当局口口声声人权的第一要素是生存权,但如果老百姓连吃喝呼吸这些简单的事都要担惊受怕,他们的人权在哪里?”

责任编辑:许梦儿

史上最多 中国黑心农药417吨销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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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傅姓父女联手以“A证进B货”方式非法输入400余吨中国大陆伪农药,流向全台各主要农业县市,10日遭苗栗检方起诉并求处重刑。(检方提供)

大纪元2015年03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综合报导)台中市傅姓父女联手以“A证进B货”方式非法输入417吨大陆伪农药,流向全台各主要农业县市,今遭苗栗检方起诉并求处重刑。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赵燕利说,此次是台湾迄今非法农药查缉史上最多的一次,销售范围遍布全台。

苗栗检方侦办隽农公司非法进口417吨伪农药案,10日起诉负责人傅文重等3人。赵燕利指,大陆农药虽价格低廉且药效持久,但有农药残留及掺杂其他化学或重金属成分疑虑,国际间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国家都明文禁止使用大陆农药。

中国伪农药影响更甚食安 检斥无良商人

全案经苗栗地检署检察官黄振伦指挥侦办,依违反农药管理法起诉傅姓父女和陈姓员工,并向法院求处重刑。检方指,农药具毒性,危害更甚于食安问题,业者为求暴利却甘做“无良商人”。黄振伦表示,农药属化学品,有一定毒性,农药许可证申请,须经标准规格、毒理试验以及田间试验等3部分层层把关,逐一确认农药主成分、物理性质、安全性及有效性。

黄振伦说,非法进口伪农药未经检验,“对蔬果作物、人体健康,乃至于土壤、水源都造成极高风险”。他以农委会药物毒物试验所农药化学组长何明勋证述指,伪农药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不纯物”,部分不纯物已被证实有致癌、致畸胎或污染环境风险,如美军在越战期间使用的落叶剂,所产生的不纯物“戴奥辛”就造成当地多儿童畸形、弱智。

他说,近几年食安问题在台湾掀起热议,相较于食品添加物,农药本身就是剧毒,农地一旦被含有非法、有害成分的农药喷洒,都可能在土壤或农作物上残留重金属或化学物质,造成难以回复的伤害,“无良商人”为求利铤而走险,呼吁政府应正视问题严重性,加强修法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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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傅姓父女联手以“A证进B货”方式非法输入400余吨中国大陆伪农药,流向全台各主要农业县市,10日遭苗栗检方起诉并求处重刑。(检方提供)

苗栗地检署起诉书指,台中市隽农公司实际负责人傅文重(60岁)专门经营肥料、农药等进出口国际贸易,自民国102(2013)年1月起,指示担任公司采购的女儿傅彦蓁(33岁)及员工陈宪楠(35岁),分别向大陆、印度地区厂商购买多种未经检验合格的伪农药非法输台。

检方指,被告傅文重为中兴大学农艺系毕业,从事农药进口、贩售高达30年。业者以低价向大陆或印度农药公司购买伏寄普等14种伪农药,并以3%至4%不等佣金先运往越南或新加坡卸货、换柜,再检具自越南进口的合法文件报关,规避海关查缉输入国内。

检方调查,该公司至103(2014)年8月遭查获止,以“A证进B货”、合法掩护非法方式,共输入伪农药417公吨347公斤,销往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宜兰、花莲等地农药行,估计不法利益新台币1,800余万元。

责任编辑:林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