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器官移植最便宜”道出的弦外之音

大纪元2015年08月24日讯】近日,有关“器官移植”的话题再次被聚焦。原因就在于,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出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后,公开向媒体表示,“关于器官移植,中国现在没有统一的费用标准,但国家卫计委……,准备将器官移植做成单病种收费,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器官移植费用,中国最便宜?这种放风自中共官方的消息是否会让黄部长所提及的“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反之,“世界”又是否会因为黄部长所承诺的中国器官价廉物美,而再度掀起患者竞相来中国购买供体、进行移植手术的新一轮浪潮?

得出结论之前,我们或许还应阐明,之所以提到“再度”,正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共官方一直都在或明或暗的默许、鼓励,甚至向“世界”大肆宣传、推广“器官移植旅游”的产业。不知此次是否因为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产业不再受到追捧、至少是有所降温,官方这才寄希望于打出“最便宜”、“高质量”的招牌,再来掀起一次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热潮。

对于将“器官移植”作为一门有暴利可图的生意的中共权贵集团来说,这种轮番、卖力的宣传,也不过是他们从事器官移植买卖的营销策略而已。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市场行情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肾移植6万多美金、肝移植10万美金”。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毫不犹豫选择从世界各国急赴而来的器官移植需求者,是否真会以价格来作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各国尖端的医疗技术、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难道不足以让那些需求者们踏踏实实的在自己国家完成器官移植手术吗?何必舍近求远?基于此,也就能看出,中国器官移植所打出的卖点并不该是价格,而在于一个“快”字。人家需要好几年,中国这边给出的时间却只是几个星期。

为什么器官如此难以获取?按照一般“仅靠捐赠”的共识性认知来看,除了因为捐赠者少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不可忽视的原因,那便是供体与受体的匹配。要想在移植中不产生“排斥反应”,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的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有医学资料显示,一般陌生人之间肝脏移植的HLA完全配型的概率在20%到30%之间。有意思的是,中共卫生部常用来自卖自夸所宣称的每年成功完成移植例数在一万多的数据,以及牵涉其中的利益集团一向彪炳自己找到匹配器官只要短短几个星期的本事,就足以让我们想像到,“一万多”的数字背后至少应该有3.3万人是需要为提供器官而随时待命的。那么,这些供体到底又来自何方,或许这才是探讨“中国器官移植”这一话题的最关键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此次主动发出“最便宜”的吆喝的同时,仍不忘旧事重提。“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黄洁夫疾呼,“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若反向推之,我们大可理解为,官方如今的公开发声,足以折射出中国器官移植的生意并不如前几年那般红火,无论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或许都开始呈现出日渐萧条的景象。如果说,越来越少的人不愿来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是由于存在“误解与偏见”,而事实上,这些“误解与偏见”又直指供体来源一经曝光后,完全挑战了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所致,那么,一切想像与推论也就合情合理了。

且不说2015年以前所用的死囚器官并没能被官方证明是死囚自愿提供,即便退一万步,是死囚自己愿意捐出的,其数量也不能满足已成功完成移植手术的例数需求;更何况,在中国监狱毫无人权可言的恶劣状况下,这些死囚会不会受到强制摘除、活体摘除器官的残酷刑罚,也是不得而知的。若某些极端的言论表示,死囚该死、作恶多端的罪犯理应受到刑罚,那么我们则更需要追根溯源,到底这些被青睐于从买卖器官中牟取暴利的中共利益集团所认定的死囚,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如果连官方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所有的信息对老百姓来说,都不是公正透明的,那么,所有来自民间、海外的质疑、声讨、揭露也就成为一种顺势而为以及必然之举了。

随着政治异见者、正义律师以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非法刑囚、滥施酷刑,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的罪恶,在世界范围内被逐渐曝光,因此,过不了良心那一关的诸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许改变了曾经迫不及待想来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心态,中国的市场在他们的犹疑与纠结中似乎慢慢冷却下来。然而,这种冷却是中共靠杀人来牟利的权贵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从他们此次的吆喝中,人们将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只要是有利可图,草菅人命也在所不惜的中共邪恶之徒,仍是摆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似乎要将杀人的买卖继续做到底。因此,若用那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来形容他们,便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责任编辑:尚一

李毅:从冷血的军医说起

大纪元2015年08月22日讯】在国际追查的网站上,有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击者证词,以及大量的调查录音。在目击者的证词中讲到,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和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生,他们“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一点抖都不抖”,直接对一个法轮功女学员开膛摘取器官。这个目击证人是一位武警,尽管拿过枪,进行过实弹演习,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面对直接活摘器官的医生,他们的冷血,让这个武警都很震惊。

在大量的调查录音中,器官移植医院的医生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仅不感到惊讶和陌生,而且也都很清楚其中的运作。当越来越多活摘器官的内幕揭露出来时,那些在活摘人体器官时,能沉着、悠闲、笑眯眯、甚至自豪的炫耀着移植器官的成果时,冷血、残暴和无人性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人类还是恶魔?

他们的表现让人想到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是执行犹太人大屠杀“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因他签署的处死命令,导致数万无辜的犹太人死亡。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他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项罪名起诉。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这场耶路撒冷审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当年,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见证了耶路撒冷审判,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导了这场审判。根据阿伦特的观察,坐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外表看起来还彬彬有礼,可事实上,这个会弹贝多芬名曲、会按照康德道德律令生活的纳粹军官,却是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

像艾希曼这样平庸无奇的人,只因把无条件的服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命令,当成自身的义务和职责,以此代替内心的良知,惨无人道的屠杀人类,犯下屠杀犹太人,反人类的罪虐,却浑然不知。

当时站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为自己辩护,反覆强调他只是国家机器系统中的一环,作为一名军人,按照国家法律行事,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是职责。他的冷血和残酷,只来自惟一的依据:执行上级命令!为了执行上级命令,这个会弹钢琴,懂得哲学的军官,会麻木到像一台机器,冷漠的屠杀着人类。

时至今日,耶路撒冷审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似乎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中共迫害法轮功,涌现了很多类似艾希曼的人,他们无条件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疯狂的叫嚣、执行着江泽民的密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对人类的屠杀,在这个沉痾的世界,也会使人感到仿佛身在黑暗时代,不过人们有等待光明的权利。

1963年德国也开始在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下层管理人员进行审判,“服从命令即是谋杀共犯”的审判思路,所以对纳粹军官罪行的追查,至今在各国持续进行。这对当下中国审判镇压法轮功的元凶及其追随者,也具有现实的意义。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截窒恶毒罪虐的循环上演,审判屠杀法轮功学员、参与活摘暴行的凶手,也成为叩击这个时代的核心之一。

责任编辑:朱颖

不见血的谋杀 中国上百精神病院接受政治任务

药物“洗脑”强制“转化” 正常人和疯子关一起 被折磨致残、致疯、致死

大纪元2015年08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章洪综合报导)原山东淄博青年电脑工程师苏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5月被关进山东长乐市长乐精神病院里,连续七日里每日被注射药 物两次,10天后死亡。这个案子被国际精神病协会以及联合国记录在案,是首例被强制注射精神病药物致死的案例。该案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震惊国际社会。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目的是通过药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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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封锁 海外曝光近8000案例
  
对于精神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疗法摧残迫害的事例,从1999年7月以后陆续从中国大陆传出。从2000年开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海外媒体不断报导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的案例。
  
2000年1月21日,《纽约时报》对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所属的周口店精神病院关押5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事进行综合报导,其中写道:“‘他们不是病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医院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发言人杨阳(音译)今天告诉法新社记者。”
  
这则消息揭开了残酷黑幕的一角:中共正在利用精神病院大规模关押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

2000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了中国大陆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苏刚令人震惊的经历,苏刚因拒绝放弃法轮功而多次被单位保安部门拘 留。2000年4月25日,苏刚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5 月23日,其工作单位授权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苏刚的父亲苏德安说,医生一天给苏刚注射两次不明药物,一星期后,苏刚已不能正常吃饭或移动肢体。6月 10日,原本健康的苏刚即死于心脏衰竭。苏刚叔父苏莲禧因将“苏刚之死”真相公诸于世,不久被当局送入劳教所劳教三年。
  
海外明慧网大量报导了突破中共严密封锁透露出来的迫害案例,许多精神正常的法轮 功学员因被施以精神病治疗手段而迫害,甚至致死的真实事例。截止2014年3月,明慧网有关“精神病院”文章和消息共7701 篇。因中共封锁消息,这些调查案例只是突破封锁传到海外的案例,仅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

据“追查国际”和“中国精神卫生观察”联合追踪调查发现,中国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轮功学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把是否写保证放弃修炼作为评定治疗效果和出院的标准。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明慧网)

美、英精神病协会曾促独立调查

面对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事实,国际社会一直在呼唤正义。 2000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滥用精神病学委员会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WPA)调查中国精神病专家参与虐待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
  
2001年4月7日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发表新闻综述,指出美国精神病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已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抗议中共政府使用精神病院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学员。2001年5月和7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英国皇家精神病协会分别通过决议 要求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进行独立调查。
  
2002年10月13日,部分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美国精神病学医师致信美参议员: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要求关注中共滥用精神病学和医学迫害折磨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并呼吁美参议员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2003年11月21日,由世界各国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等组成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精神卫生观察(China Mental Health Watch)。2004年1月8日,该组织致信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中共滥用精神医疗方法对法轮学员进行的精神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医生: 作为酷刑 致死的例子很多

伦敦大学法律系及其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宾·蒙罗(Robin Munro)在他的题为《中国的司法精神病治疗及其政治滥用》的长达130页的报告中说,中共政府正在发动一场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将法轮功的坚定信仰者收押在精神病院里。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后,中共因政治原因把人关进精神病院的案例明显上升。
  
这篇研究发表在哥伦比亚亚洲法律期刊上。蒙罗说,中共公安部掌管一系列的特种医院,专门监禁所谓政治异议人士,如今用在法轮功成员身上,他还说,这种系统是从前苏联学来的。
  
蒙罗在强调其报告原始案例的来源时说:“我的证据来源于官方公开的资料。”

前美国精神病与法律科学院主席(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纽约医学院精神科科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强烈关切在中国医院中,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当成精神病病人强迫进行所谓的‘治疗’,并以过量的强烈治疗精神病药物注入体内后却让他们回家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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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卫生观察”的名誉主席哈普恩在2003年11月该组织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大纪元)

调查发现,频繁使用的药物包括“苏比利”、“冬眠灵”、“冬眠一号”、氯丙秦、(Perphenazine、Chlorpromazine、Fluphenazine、 Fluorohydroxypiperidine、)、癸酸酯长效剂和其他未知物质。

美国精神病专家Sunny Lu教授表示,这些药物给正常人服用或使用剂量过大会产生副作用,导致说话困难、行动迟缓,严重者抽风、甚至死亡。癸酸酯长效剂服用不当或剂量过大,副作用更大,更长效,会使人肌肉僵直,心力衰竭,甚至死亡。他们使用高剂量的,是作为一种苦刑,致死的例子很多。
  
她强调中国精神病协会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组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组织可以独立的存在,精神病的医生不能独立的做出诊断,让病人出院都不能独自的做出决定,完全是被政治所利用了。

200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布强烈声明

精神病治疗变成了中共迫害的政治的工具。曾调查过苏联类似迫害行动的精神病专家组织,正试图将大陆这种做法公布于世,并安排“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成员进行调查。
  
2002年7月,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发表了长达300页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具体的事例说明中国存在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的问题,并说被中共当局关押进精神病院的不但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法轮功学员。
  
2002年8月,在横滨举行的有120个国家约六千名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医生参加的世界精神病学会(WPA)年会上,与会者们通过了WPA与中国精神病学协会(CSP)赴北京举行联合调查的决议,并表示希望能够在2003年完成这一调查工作。
  
此项声明发布之后9个月时间里,大陆又传出32个新的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包括3个新增的迫害致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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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27日在横滨召开的记者会中,一名被关在中国精神病院中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妹妹吴莉莉于呼吁救她的姐姐。(明慧网)
  
2003年5月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就用精神病医院进行人权迫害,要求北京“无条件”接受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独立调查”。
  
海尔波教授(Abraham Haplern) 表示:“这项声明明确要求北京当局接受对强迫用‘精神病治疗’来迫害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和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个声明的措辞比任何人能想像的都强烈—要求北京当局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接受世界精神病协会成员去中国的任何一所医院进行独立调查,用自己的翻译……北京当局无法忽视这项声明。”
  
海尔波表示,这次的强烈谴责及声明是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共用精神病治疗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而把这些讯息传达给被蒙蔽的中国人民。
  
不过,这项调查工作被中共于2004年单方面临时取消。
  
2002年8月,人权观察与日内瓦精神病治疗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中共滥用精神病治疗详细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诊断为精神病,不符合国际精神病诊断的标准。

联合国收录案例将通告全球
  
2005年,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他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法轮功的案例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有百分之八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发生的。
  
2006年9月,跨国机构——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CHR)首次在澳洲悉尼情人港会展中心举办了国际人权展,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精神迫害的图片以“中国的古拉格”(China’s Gulags)为题在展览中出现。
  
澳洲公民人权委员会(CCHR)发言人麦克‧伍兹接受采访时说,展出法轮功受迫害的图片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现在还在发生着,在纳粹时期使用过的技术、毁誉方式还在被使用着。
  
2008年11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专门对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问题专门提出审查: “关于强制治疗──我们注意到中国刑法第18条规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治疗;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注意 到:本条款被错误的应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们因为某些非医疗的原因而被羁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员会所列举的胡静案例即属此类,而中共当局并未就此 给出满意答覆(注:所谓‘胡静案例’,系‘法轮功人权’提交联合国的法轮功学员受精神病院迫害的其中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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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表示,中共系统性的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强制药物治疗”。(Getty Images)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比如,当联合国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改变被关押者的思想。”
  
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处理法轮功案例超过1000例,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收入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的案例,意味着该案例将会通报各国政府,全球皆知。特派专员们将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作出质询,各会员国必须予以回覆和解释,而他们的回覆与解释也记录在年度报告中。

利用精神病院系统迫害法轮功 美教授:中共承认

国际精神病协会(WPA)和中国精神病协会(CPA)2004年5月就世界各地对中共政府因为法轮功信仰而滥用精神病学手段惩罚其学员的指控达成协议。中共表示会纠正中国精神病学系统中的缺陷,他们说这些缺陷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误治和虐待。
  
参与协商的纽约医学院名誉教授哈罗德-艾斯特(Harold Eist)博士说,该协议不甚理想,但这个协议显示中共政府前所未有地承认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病疗法”。
  
为了摧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对其使用药物摧残,致使法轮功学员要么被逼“转化”,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身亡,中共再反过来嫁祸、栽赃法轮功。
  
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2004年4月对中国大陆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科)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显 示:83%的精神病院(科)明确承认“收治”法轮功修炼者,其中超过半数的精神病院承认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没有精神病症状的法轮功学员,医务工作者也清楚 知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
  
合肥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承认是实施中共政法委命令: “药量也是他们定,命令你必须吃!” 护士长直接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不是精神病,你是我们这里的特殊病人,其实就是政治犯。”
  
上海几所精神病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联合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到法轮功已被政府定性,所以它不能诊断为气功相关精神障碍,建议诊断成法轮功相关的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在诊断标准上加入了政治性,在论文里面承认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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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注毒针致疯。(明慧网)
  
据大陆一位神经内科医师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精神病医务工作者清楚地知道“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但受当权者镇压政策压 力,将法轮功学员收治入院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炼”字。只为转化而强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在被抽样调查的医院中高达86%以上。”
  
利用精神病的名义来迫害法轮功,是由中共的公安系统主导的,在公安系统内部甚至有自己设置的20家精神病院,叫安康医院。2010年,中共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提到安康医院从1998年到2010年,收治的精神病人4万余人次。人数暴增的时间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

在联合国关注下依然被迫害致死
  
为应付国际社会压力,中共当局的一些政策调整也自曝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黑幕,中共警察网2010年5月28日报导一则消息也证实:“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
  
在许多地区,对法轮功学员作出“诊断”其患“精神病”的是派出所和“610”办公室而不是精神病院的医师。只须公安同意,精神病院就可以“收治”正常人;精神病院可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对正常人施用破坏神经的药物。
  
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镇八宝刀村六十多岁法轮功学员刘晓莲在精神病院迫害两年多,于2008年10月26日含冤离世。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波文(Theo Van Boven)曾为刘晓莲老人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向联合国负责言论自由特别报告专员送出了一项联合紧急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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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镇八宝刀村六十多岁法轮功学员刘晓莲在精神病院迫害两年多,于2008年10月26日含冤离世。(明慧网)
  
2002年6月,刘晓莲押到市人民医院注射破坏人体细胞的毒液。当天晚上毒液发作,刘晓莲七孔出血,上吐下泻。五天后,看守所警察确认刘晓莲快不行了,便让她丈夫写了担保勒索3000元后释放。
  
回家后,刘晓莲挣扎着爬起来,到外面去揭露这场罪恶荒唐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2006年5月13日,赤壁市公安局再次非法绑架刘晓莲,以精神病为藉口将其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赤壁市蒲圻纺织总厂医院精神病专科)摧残。在精神病院,中共要刘晓莲配合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转化,刘晓莲说:“正道绝对不配合邪道”,于是被注射毒针成了哑巴,然后释放。
  
刘晓莲毫不屈服,她拿笔亲自写下了自己被精神病院毒哑的迫害经过,其中写道:“恶医张主任及其帮凶使用高压电棍、电针电我四个小时、并指使年轻男精神病号侮辱、打骂、侵犯我。使用毒药灌食、吊针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十斤,毒害我的生命。这次注射后,我整个身体发黑,与黑人没什么两样。这次我被邪恶毒昏了两天两夜,待我清醒时突然不能说话了,成哑巴了。”
  
2006年9月1日,已经是哑巴的刘晓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这一次把刘晓莲绑架进精神病院时,赤壁镇中共党委副书记周新华找到她 丈夫“商量”说:“如果把她搞死,你打算要我们补偿多少安葬费呢?”在公安一定要搞死刘晓莲的目的之下,经过精神病院两年多的关押迫害,刘晓莲老人受尽了 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全身浮肿,进食困难,生命奄奄一息。2008年10月26日,刘晓莲老人含冤离世。
  
健康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株连政策胁迫单位及家人成帮凶
  
此外,没有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譬如,真正的患者因为不知道痛觉,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手指咬掉,或把眼珠抠下来。中共为了达到恐怖威吓的效果,却故意将完全健康的迫害对像和这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同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采取株连政策,将迫害与施害者的个人利益挂钩,包括精神科专家、医生及护士,公安、单位领导、同事及家属等等都是被株连的对象。
  
有受害人家属在高压政策下,因害怕受到经济、政治株连而主动选择迫害亲人。如中共以“不送精神病院即送劳教所”来恐吓、蒙骗受害人的家属,以致家属在“两害取其轻”的心态下将亲人送进火坑。有些家属甚至配合警察给“保外就医” 的法轮功学员在家注射不明精神病药物。
  
“多少年后,小女儿悔恨地告诉我:当时她和爸爸第二次将我送进精神病院,想让我一直呆在那里,直到疯了再领回家。他们认为哪怕伺候一个疯子,也不想再担惊受怕。”原烟台警备区副司令的妻子说。这样一个人伦悲剧,就发生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
  
她说,丈夫当时是烟台警备区副司令员,在江泽民的“株连”政策下,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在极度恐怖的精神压力下,通过亲戚联系到一家精神病院的副 院长,编造了假病历,毓璜顶派出所的警察朱卫民和我丈夫、小女儿以检查身体为由,将我骗到精神病院,以精神病的名义直接送进病房。
  
进病房后她被强制换上病号服,被绑在床上打吊瓶、吃药,如果不吃,就会被从鼻子插进塑料管直接灌药或者捏着鼻子往嘴里灌。直到她精神即将崩溃的边缘,才被领回家。
  
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孙女、著名画家齐秉淑女士1999年“7.20”以 后多次被抓,仅仅因为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真、善、忍“,还多次送进精神病院。1999年,她的哥哥伙同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的人于强行将她关进精神病 医院。精神病院的大夫说她得了“气功分裂症”,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并说“等什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什么时候放。”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期间,她曾逃出来一次,但其兄伙同精神病医院的人再次将她关进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其子任凭齐的哥哥及 派出所、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对她进行迫害,她儿子说:“接出来?接出来又得有人来找她。”

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精神病院本来是使精神病人得以康复疗养之地,但在江氏集团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精神病院被演变成为肉体迫害和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工具,把所有中国人推向了道德毁灭的危险境地。
  
追查国际调查显示,十多年来,山东省利用精神病院虐杀法轮功学员情况最严重,其次是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河北等地。
  
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兰志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病迫害的案例很多,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就是自己经手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已经掌握了姜伟在精神病院被迫害的证据,随时可以对迫害者施以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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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共有36位法轮功学员邮寄“控江”控告书。 (伊铃/大纪元)
  
中共大规模、系统化使用精神病院来迫害人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后来很多上访的民众、维权人士、异见人士都成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把一个没有精神疾患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往往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造成极大伤害: “当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对家庭的伤害非常大。首先,一个人关进去以后当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不完整了,家庭的生活呀,小孩的照顾影响都很大。当然最主要的是一般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丈夫或者妻子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们家人在社会上的压力、影响非常大。所以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戴上精神病人的这个帽子以后,他往往这个帽子摘不掉,因此社会上对他有很多歧视。”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指出﹕“用精神病院迫害社会活动家、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正是江泽民集团的拿手好戏。”

责任编辑:高静

心中有正义 布衣又如何

文: 梓铭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十万多份控江诉状中,有社会名流,有高级知识分子,有公司老板,也有公务人员。然而更多的血泪凝结而成的诉状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农民,那些工人,那些布衣,那些普通的家庭。

在当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运动中,他们担当的是学大法以后身体健康、家庭和谐,道德回升的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十六年的非法打压中,他们每时每刻的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和政府我们修炼的神奇和佛法的伟大。然而他们承受的却是江泽民和中共政法委、黑帮“610”组织长期的毫无遮拦的最暴烈的惨无人道的摧残甚至虐杀。

山东省胶州市众多的法轮功修炼学员在江泽民发布对法轮功的打压后,因为坚持修炼,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平上访北京,理性的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遭受到打压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有的被非法关押在胶州市精神病医院,被强行注射伤害中枢神经的药物,如:谭桂华、王维和、匡本翠等;有的被强行关押在胶州公安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欲站不能、欲卧不行,拉尿都在其中受尽体罚,如徐言忠等;有的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冬腊月被铐在大树上十几个小时,多人被冻僵致残,如陈瑞娥、徐美英等;有的则被开除公职,如张玲、冯子入、刘兆红等;更有兽行者在张家屯洗脑班为了逼迫“转化”,将人粪尿强行灌进法轮功学员段桂友的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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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酷刑示意图:灌粪汤

山东省胶州市洋河镇大庄村法轮功学员王桂香,曾经先后两次被非法判刑。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因为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五年。出狱后,又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因为继续讲真相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半。在长达八年半的刑期和十六年的迫害中,王桂香遭受了肉体上、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多重迫害,在洋河镇派出所里审讯,她遭到警察的长时间毒打,他们甚至惨无人道的在严寒的天气里从井里提着水从头浇到脚下,全身湿透进行嘲弄、谩骂、折磨… …在济南女子监狱服刑期间,她更是遭受到炼狱般的摧残,长时间的奴役劳动,夜晚不让睡觉,打骂、侮辱时刻都有。用电棍电击,多次将其电昏的是所谓心理专家薛警官、李警官。四监区的李区长、徐玉美副区长更是霸道,强行加班加点、逼迫劳动,体罚、关禁闭,等等屈辱罄竹难书、无以言表。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山东省胶州市杜村镇大郐家沟村的十几位法轮功学员,被大队书记张欣福、会计张全福,委员李英骗到村部,镇政府人员把法轮功学员们强行押上车绑架走,非法关押,单独审讯,毒打,逼迫每个人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杜希德、于爱荣、王辉富、冷美欣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长达一百二十天。在此期间,这些法轮功学员都遭到抄家,杜希德和于爱荣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写字台、缝纫机、收音机、大衣橱、板凳、水桶、大法的书籍、和仅有的现金被全部抢走。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政府官员一个个像发疯一般把他们关押在政府会议室里搞所谓的“转化”。逼迫着骂人、骂大法、骂大法的师父。他们雇有专门的打手,用松树棍打,挂单杠,抱柱子,坐水泥地,铐在房子外面冷冻。铐在桌子腿上、长条樘椅上让你站不起来蹲不下,等等刑法。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就强行押送收容所长期关押,以后又转送拘留所,二零零零年,杜希德、王辉富等人被非法劳教三年。先送青岛李村劳教所,因为不配合“转化”,后又转送济南王村劳教所。整天逼迫坐小板凳,十六个小时不准动,不准上厕所,屁股都坐烂了。李村劳教所所长刘绪云、队长姬国强对待炼法轮功的更是残酷,不“转化”不准睡觉,电棍电击,拳打脚踢,用木板子打,强制干活,做苦工为他们赚钱。即使劳教三年回到家后仍然不得安宁,派出所经常派人骚扰、监视、跟踪,正常的生活遭到干扰,高尚的信仰遭到践踏,学员们被迫流离失所。

山东省胶州市杜村镇大郐家沟村的于爱荣遭受的酷刑迫害更是罄竹难书,由于坚持修炼,坚持自己的信仰,长期不配合“610”组织的所谓的“转化”,于爱荣被关押在胶州市张家屯洗脑班长期遭迫害,严冬季节在雪地里长时间罚站,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济南监狱服刑。二零零六年刑满回家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被迫害的出现精神恍惚,记忆失常等不正常现象。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于爱荣由于精神恍惚离家出走,后来被人为出车祸,险些惨遭虐杀。大队书记找人捎信,让亲戚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已经高度昏迷、不省人事,浑身衣服湿透,右耳朵以及脸颊全是青紫色,耳朵里流的血沾满全身。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被伤的,也找不到肇事的司机,也没有车祸现场。负责当时处理现场的120的司机告诉亲戚们说:“他不能说,他也不敢出说实情”。在医院里抢救了几天,因为缴纳不起昂贵的医疗费、检查费,就被迫出院回家了。

于爱荣究竟遭遇的是车祸还是蓄谋的人为虐杀,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在这里,没有一个说理申诉的地方。派出所不给立案。布衣们只有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在暴力的摧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煎熬般的日子。像这样被迫害的状况,在中国只是千百万大法弟子受迫害的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到现在于爱荣还需要用人照顾,多年来生活仍然不能自理,但是于爱荣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犹如沉冤大海,如今她已经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

山东省胶州市张应镇大朱戈村王先启因为张贴真相材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横幅,被胶州市张应镇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抄家,家中的大法书和DVD等物品被洗劫一空。在派出所里遭到两名警察的长时间暴力殴打,然后被拘留十五天。拘留期满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受尽了人间的苦楚和体罚,被逼“转化”,不让睡觉,强迫劳动。

所有这十六年来的一切残酷的迫害,仅仅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们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江泽民利用国家政权所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不仅让全体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同时,也让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包括公检法人员丧失良知的底线,沦为凶恶的帮凶和打手。还通过威逼利诱中国民众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参与到这场迫害中,使国人陷于大不义,怂恿着基层大批的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在无知中跟随着他去犯罪、作恶。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良知和道德底线,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速下滑。

十六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血雨腥风的疯狂镇压后,在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反迫害、讲真相、传《九评》、促三退的坚持中,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秉承并升华了四二五的和平理性精神,掀起了史无前例、更大规模的捍卫人类信仰、维护人类基本人权的诉江大潮。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全面控告江泽民。

在我向高检递交了控江诉状以后,在我看到了十万血泪凝写的诉状以后,我想到的是像我一样那几千万遭受非法打压和还在受迫害的同修们,那几千万还没有走出来行使起诉江泽民的大法学员们,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心中有正义,布衣又如何。心中有佛法,魔鬼自然灭!

中共活摘器官 知情人曝光惊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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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在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内幕: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新唐人视频截图)

大纪元2015年07月25日讯】首先来关注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消息,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在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内幕: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

75岁的杨光离开中国已经有26年了。

1989年10月2号,他匆匆坐船逃往香港。一位老朋友告诉杨光,因为他经常发表文章揭露中共,公安部已经准备抓捕他,劝他快逃。

杨光在给本台的亲笔信中说,这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负责某沿海大型城市的情报站,消息来源丰富。2012年新年,杨光接到了他的拜年电话。杨光就询问了他一直关心的活摘话题。

杨光:“据公安部的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说,仅他知道的一般医院的统计,在这十几年里,对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50万人,这50万人仅仅是一般的人民医院,市立医院等这样普通的医院,并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因为武警医院和军医医院那个统计数字更机密,连他们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2006年杨光在海外媒体上,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良知促使他决定,打探真相。杨光想到自己有一位患难之交,在文革时期他们曾一起被打成反革命,他还是杨光老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医疗业内人士。

杨光:“我有一个同学,是东北一个医科大学的副校长,负责后勤供应,负责医疗设备和手术设备的准备,及各种移植器官设备向西方的采购。他准确的知道,仅仅(他们)一个城市里的医科大学,每年起码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术。”

这位朋友向杨光透露,1999年以后专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向他们医院提供了很多供体。

杨光:“他的器官来源呢,我的同学跟我说,有一种情况,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也没有家庭地址,更没有人收骨灰,610办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术当中还是送到炼人炉去炼了,都有610的人员在现场监督,这种器官供体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学员器官的供体,在整个医院的器官手术上能够占90%而我这同学跟我说,武警医院、军医院和公安医院的移植数字,往往比他们民用医院移植的数量还大。”

杨光和这位副校长的联系,2009年被中共国安发现,对方还遭到国安威胁。杨光发现,这位同学随后被“退休”。

今年6月,杨光看到海外“追查国际”组织的报告,该报告推算出,大约有200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虐杀。杨光认为,真相还远远没有到来,有待更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一起探索和披露。

新唐人丹麦、纽约记者站连线报导

责任编辑:舒雅

乌克兰器官移植研讨会曝光中共活摘暴行(图)

文: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在乌克兰最高议会审查本国器官移植法,尤其涉及国际器官移植部分,进行研讨修订之际,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乌克兰最高议会举行了器官移植研讨会,来自乌克兰、加拿大、白俄罗斯等国的医生、学者、议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麦塔斯向与会者谈到独立调查活摘器官的进展,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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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乌克兰最高议会举行了器官移植研讨会,与会者来自来自乌克兰、加拿大、白俄罗斯等国的医生、学者和议员。

麦塔斯的现场发言,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欧洲议会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引起与会者的震惊。会议结束后,乌议会众多议员欣然接受中共活摘暴行的真相光盘,包括影片《为器官杀人:中国政府秘密的器官移植生意——活摘器官!》。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本年度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这项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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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研讨会上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麦塔斯在发言中讲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并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遭到酷刑的折磨。”麦塔斯说:“我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在调查中发现,从二零零一开始,为了盗取器官,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受害者的数字高达几万人。”

他并说:“法轮功是一套有着精神信仰的健身功法,可以称为是中国式的瑜伽。一九九二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起初中国共产党鼓励这一功法,因为这功法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由于法轮功的广传以及它实践的精神价值,共产党害怕共产意识形态的丧失,于是于一九九九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他表示,自己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作独立调查后,先后发表了三个版本的调查报告,指控中共正在有计划、有系统、有规模的屠杀法轮功学员,以盗卖他们的身体器官。中共通过互联网将移植器官广告推向了国际社会,由此他们发现了国际社会存在盗卖、滥用器官的现象。麦塔斯向乌最高议会呼吁,在审查修订器官移植法时,应保护好自己,以避免成为滥用、盗用器官的参与者。

麦塔斯在演讲中还讲到国际社会调查活摘器官案件的进展情况。他说:“我和‘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DAFOH)的特雷•垂伊医师(Dr. Torsten Trey)共同调查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组成的协会DAFOH.”

“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现居住在英国。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他于二零一四年出版了第三本书。根据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为了器官屠杀的良心犯,不限于法轮功学员,还包括藏民、维民、‘东方之光’基督教家庭的信仰者,但是程度较轻(相比法轮功学员)。”

在国际器官移植中,为了避免盗用、滥用器官情况的恶化与蔓延,麦塔斯向乌最高议会呼吁,立法应禁止器官中介、买卖、境外移植旅行。为防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杀被盗器官,乌克兰可以制定立法,拒绝成为国际器官滥用移植的参与者。这样可以使乌克兰关注他们不幸的遭遇;可以证明那些参与活摘的人是罪人;可以使乌克兰不参与任何盗用器官中的犯罪行为。乌克兰可以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广而告之民众,以防止器官滥用的蔓延。

针对法轮功信仰者大规模酷刑罪,江泽民必须承担罪责(4)

文: 人权法律协会(美国)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接上文

4. 协助和煽动责任(aiding and abetting)

协助煽动责任也是国际刑法确立的责任理论之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公约第七条第一款、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均表明“凡……协助和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实施……罪行的人应当为该项犯罪负个人责任。”[45]

作为衍生的责任理论,协助煽动需要首先证明其所协助或煽动的主犯完成了主要犯罪 。Simic, 审判分庭判决p161; Aleksovski, 上诉法庭判决p165. 但是就算主犯还未被审判甚至还未被辨认,协助煽动者的罪名仍然能够成立。Krstic, 上诉法庭判决,p145。主犯也不需要知道协助、煽动者对其起到的帮助或贡献。Tadic, 上诉法庭判决p229。通常,协助煽动者的刑事责任比共同犯罪集团的共犯责任要低。Krnojelac, 上诉法庭判决p75。[46] 要确定协助,各国际特别法庭要求证明以下两要素。

A. 犯罪意识(Mens Rea)

助犯不需要具有和主犯一样的犯罪意识。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p245。根据国际法庭普遍要求,助犯只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帮助主犯完成犯罪。” See, e.g., 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p245; Delalic, 审判分庭判决p321; Tadic, 上诉法庭判决p229; Vasiljevic, 上诉法庭判决p102; Blagojevic and Jokic 上诉法庭判决p127。[47]

助犯所需“知晓”的具体程度,目前还没定论。有些法庭明确认为,“协助煽动者不需要具体知道主犯意图犯下的罪行和最终犯下的罪行。只要他知道有可能会有某个犯罪发生,而这个犯罪最后发生了,他就需负协助煽动责任。”See, e.g., Blaskic, 审判分庭判决p287; 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p246; Kvocka, 审判分庭判决p255; Naletilic, 审判分庭判决p63. 但同时,也有一些案件,比如Blagojevic and Jovic, Kunarac, Krnojelac,和 Simic 法庭,要求被告知道自己的行为将会有助于某一个具体的犯罪。See, e.g., Simic, 审判分庭判决p163; Kunarac, 审判分庭判决p392; Krnojalec, 审判分庭判决p90.

至于助犯的知晓仅限于自己的行为,还是需要同时知道主犯的意图,国际法庭也没有完全确认。参见James G. Stewart, The End of Modes of Lia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25 Leiden J. Int’l L. 165, 196 (2012). 虽然国际法庭还未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有些决定认为“法律标准中应该纳入个人意志的因素,”以避免‘知晓’的标准被降低成“鲁莽”的标准(鲁莽标准只需被告“知道有任何一种风险”即可)。Blaskic, 上诉法庭判决p41; Oric, 审判分庭判决p288; Blaskic, 审判分庭判决。但是自Oric以后,各个国际法庭没有广泛采纳这个建议。不论如何,根据目前的案例看来,“自愿参加”或“知道犯罪很有可能发生的意识。可以被视为认同了该犯罪。”Blaskic, 上诉法庭判决p42; Tadic, 审判分庭判决p674。[48]

对于江泽民而言,江泽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所发动的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运动很有可能造成大范围的迫害,其具体犯罪就是酷刑折磨。因为“知晓”的标准比“意图”的标准要低,而江泽民的意图已在上述的命令责任理论中详细描述,江泽民充分符合助犯的“知晓”要求。

B. 犯罪行为(Actus Reus)

国际习惯法要求“助犯的实际帮助、鼓励或精神支持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substantial effect)”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p235。助犯“不需要在犯罪现场也不需要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并且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和犯罪隔离开”。Tadic, 审判分庭判决pp679, 687。 帮助或煽动可以在“犯罪发生之前,期间或之后。” Aleksovski, 审判分庭判决p62。另外,帮助或煽动行为与犯罪之间也不需要有因果关系。Aleksovski, 审判分庭判决p61。被告的协助或煽动也“不需要是主犯犯罪必不缺的因素” 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p209。

国际法律没有对“实质性的作用”(substantial effect)加以定义,但是其贡献或帮助必须“对犯罪起到作用。” Tadic, 审判分庭判决p688. 助犯的行为必须“对主犯犯罪起到明显的作用。” Furundzija, 审判分庭判决 atp233。Furundzija 法庭引述了Einsatzgruppen(将共产党员名单提供给纳粹)和Zyklon B(提供毒气给纳粹集中营)两个案件。其他符合协助煽动责任的例子还包括将犯罪武器提供给主犯、把主犯带到案发现场并指认出要被杀害的对象以及为犯罪提供物资等。Ntakirutimana, 上诉法庭判决p530, Krstic, 上诉法庭判决p137.

对犯罪起到实质性作用(substantial effect)的默许(tacit approval)和鼓励(encouragement)也可能满足协助煽动责任的犯罪行为(mens rea)要求。这一类通常见于上级在案发现场的案件。这是因为上级在犯罪发生的现场作为一个“不发声的观众”(silent spectator)的行为可被视为默许(tacit approval)和鼓励(encouragement)犯罪行为。Brdanin, 上诉法庭判决p277。

如果被告在有义务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行动,而且此不作为对该犯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被告也满足协助煽动所需的犯罪意识,那么此不作为也可能满足犯罪行为的要求。Blaskic, 审判分庭判决p284。然而,各个国际法庭到目前为止还未将不作为所需的标准详细阐明。Oric, 上诉法庭判决p43。有关不作为的案例,请见 Sljivancanin, 上诉法庭判决pp62-63; Aleksovski 审判分庭判决pp87-88。

江泽民对在全国各地酷刑折磨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运动提供了实际的帮助、鼓励与精神支持,对迫害运动起到的“实质性的作用”(substantial effect)。如上共同犯罪集团责任一章所详细描述,江把法轮功定为斗争运动的对象,迫使全国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其中包括酷刑折磨。他采用文革式的措辞(如斗争、转化、揭批等)发出信号要求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与折磨,包括后来的加剧迫害。他发动了一场谎言与宣传构成的运动,编造出许多反法轮功材料以说服中国百姓法轮功是一个危险的、非人类的、需要被暴力镇压、铲除的社会危害。他指挥、操控并且影响了执行迫害与酷刑折磨法轮功信仰者的中共领导人。他为中共各级领导、党委、宣传机器、政府机构、公安、狱警等提供了战略、后勤与政治方面的支持。因此,江泽民的支持不仅仅为法轮功信仰者遭到的酷刑折磨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substantial effect),江泽民还是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人。

5.指挥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

指挥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也称上级责任(superior responsibility)自二战以后已在国际刑法中确立。参见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国际刑事法》(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第 236到241页 (2008). 目前所有国际法庭公约都包括指挥责任的条例,包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公约第七条第三款、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公约第六条第三款、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公约第六条第三款,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第二十八条。

与其它责任理论不同的是,指挥责任属于不作为责任:当事人不是因为采取了某个举动,而是因未能够履行国际法所要求的某项行为, 而负有法律责任。现代国际刑法中,确定指挥责任需要包括三个要素:(i)有效的控制权,(ii)拥有对犯罪行为的实际知晓(actual knowledge)或推定知晓(constructive knowledge)以及(iii)未能够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 Celebici, 审判分庭判决,p376.

显然,江泽民没有利用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更不必说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或军委会主席的权力)阻止对法轮功信仰者所犯下的任何违法行为,其中包括酷刑。恰恰相反,这些行为都是在他的命令与监督下完成的。

IV 结论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通过其权力和影响力,江泽民在推动、建立和执行反法轮功信仰者的斗争运动的政策、目标和策略上起了关键作用。和其他人一起,他发动、策划、指使、准备、下令、执行及协助煽动了恐怖迫害和平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运动。他原应有义务和责任来防止在这场运动中出现和实施的罪行、侵害和虐待。然而,他却公开宣扬运动的目标,鼓励和唆使上述罪行。正如对江泽民的法律起诉书将说明的,他应对这些和其他恶劣的反华、反中国人民和反人类的罪行负责。

(全文完)


注:

[45] “协助”(aiding)和“煽动”(abetting)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协助是指辅助、帮助另一人犯罪,而煽动是指孤立、劝导或唆使另一人进行犯罪。Semanza, 审判分庭判决 p384。

[46] 如协助和煽动责任一样,共同犯罪集团责任(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因为本身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罪行,所以还需要一个主要犯罪的完成。然而,共同犯罪集团责任(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与协助和煽动责任有4个区别:一、共同犯罪集团责任(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中所有参与者都是主犯,而不是助犯。Tadic, 上诉法庭判决 p229, Vasiljevic, 上诉法庭判决 p102. 二、协助与煽动责任不需证明有共同计划或协议,但共同犯罪集团责任(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需要。同上。三、协助与煽动者必须提供“实质性的帮助”(substantial assistance),而共同犯罪集团责任(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只需要“参与者采取了在某些方面针对推动共同策划或目的的行为就足够了”。

Tadic, 上诉法庭判决 p229. 此外,此后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决也指出,虽然参与者的贡献“不需要是必须或实质性的,它至少要对犯罪起到了显著的贡献” Brdjanin, 上诉法庭判决 p430。四、协助与煽动责任需要“知晓”的犯罪意识,而共同犯罪集团(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需要追求刑事犯罪目的的意图。Kvocka, 上诉法庭判决. pp89-90。

[47] 罗马规约的犯罪意识标准同样是可争辩的知晓标准。参见 Doug Cassel, Corporate Aiding and Abetting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西北国际人权期刊(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第6期第312,313页 (2008).。

[48] 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不包括鲁莽标准,因为鲁莽标准没有罗马规约第30条所需的意志部分,也就是说鲁莽标准并不要求被告与自己“调和(reconcile)”了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未必故意(dolus eventualis)的意识(也就是被告不仅仅知晓犯罪由于自己的行动可能会发生,而且与自己“调和”(reconcile)了这个结果)是否满足罗马规约的要求仍然不确定。参见Sarah Finnin, Elements of Accessorial Modes of Liability: Article 25(3)(b) and (c)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第170到172页。

[49] 2013年的一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法庭判决曾额外要求被告“专门针对”犯罪活动提供援助。Perisic, 上诉法庭判决 p36。然而,此后,上诉法庭已经明确否定了这个额外的要求。Sainovic, 上诉法庭判决 p1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