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未平濠四又起 中国土地纠纷冲突不断


图为香港民众12月20日举行支持乌坎村民的抗议活动资料照 图片来源: AP

VOA记者: 方方 | 华盛顿

继广东乌坎抗议之后,中山市濠四村村民也因土地纠纷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

*村民被抓 警方推诿*

广东中山市濠四村村民29号与前来驱赶他们的警察发生冲突,据报有十多人被抓。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出警的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派出所,工作人员要求记者携带证明到相关单位,后迅速挂断电话。

*土地被偷卖 村民护地反被抓*

濠四村临近澳门,有不到2千村民。村民说,村干部私自买卖土地,且未发放补偿。村民自12月初开始日夜守在即将施工处护地。

有自称村民的网友星期五发贴说,警察当时手持警棍盾牌,多名村民受伤、被捕,一人被打死。

*征地纠纷屡见不鲜*

一名长期在濠四村工作的外地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打死就没有,抓是有抓,抓多少我不知道。”

他说,濠四村地处开发区,征地纠纷屡见不鲜。以前也有过冲突,村民向政府投诉后往往都是不了了之。

29日警民冲突后,濠四村土地纠纷未有新进展。中国国内媒体对此事均无报导。

*强征土地导致抗议不断*

中国地方政府的强征暴敛引发民怨升温。仅12月一个月就发生了多起警民冲突。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自9月起抗议征地不公及官员腐败,12月11日与当局发生冲突。被捕村民之一的薛锦波在被捕期间死亡,引发乌坎村民更大抗争。

12月24日,同样由于土地权归属问题,广西柳州柳江县新兴屯全村遭到大批武警包围抓人。被抓村民被戴上手铐、用胶带封口。截至28日,仍有28人被关押,并不允许家属探视。

广东陆丰市新饶村的数百名村民26日到市政府静坐,要求新饶村所在的碣石镇镇政府归还被偷卖的土地。警方出动100多名警察控制村民。

Advertisements

当局变卦否认原选举 乌坎村老汉自杀身亡


2011年12月21日,乌坎村民与政府达成协议,官方宣布承认村民选出的村委会,但几天后,中共就变卦了。图为乌坎村民集会现场。(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1年12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导)乌坎抗争还未结束。12月29日,官方开始变卦,否认前段时间认可的村民选举结果,要求由党委主持新的选举。此事引起村民不满,称是“选举阴谋”。在广州,因声援乌坎的网民也遭到官方秋后算账。由于担心被迫害,乌坎村一老人服毒身亡。

变卦否定原村民选举结果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已经开始,12月29日上午已由省工作组发出推选人名单表格,上面有130人的名字。不过据香港苹果日报记者调查,乌坎村民称,他们一点不知道此事,因为12月21日村民与省政府达成的协议是:承认村民在9月21日民主选举的结果。
官方的突然变卦,令村民感到愤怒。乌坎村维权骨干阿兴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政府又搞鬼了!”

担心秋后算账 老农服毒自杀

大陆媒体称,12月28日,镇党委宣布成立乌坎村党总支部委员会,暂时接替原乌坎村委会工作,并且主导村委会重选工作,由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外出乡贤代表等辅助筹备选举。不过乌坎村民表示,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村民认为村里100多党员多是由贪腐的老书记培养的,根本无法代表村民的意愿。

苹果日报报导说,29日,60多岁的村民林镇,因此前特警进村抓人时就因受惊吓而精神反常,近日因为他捐给村民自治理事会的维权款项较多,受到一些党政人员电话骚扰,他向家人表示:“很害怕!”后,偷偷服用毒药,最后自杀身亡。

广州网民被株连 被逼搬家

在乌坎村民抗争期间,广州有许多声援的网民,以散步方式支持乌坎村民,遭警方驱散,其中有十多人被带走;近日部份网民出面控诉,当时被带走的网民,至少有十人被逼搬家。

广州天河区居民余刚表示:“我的房东被逼要写保证书,一周之内赶我走,我已经搬家了,太劳累了。”另一名网民杨崇说,他愿意继续交租,但房东亲口跟他说:“派出所的治安队在逼他”;有些人连老婆怀孕都被迫搬家,或者被炒鱿鱼,家人也遭骚扰。


乌坎村民的抗争致使官方让步,但对中共可能秋后算帐的疑虑尚未消除。(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出纳被双规 官方掩盖贪腐

大陆媒体还报导说,在乌坎村进行调查的专项小组已查明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受贿等违纪情况,乌坎村支部委员、村委会出纳邹钗已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双规)。

报导称,经过10天调查,已取得突破。小组查实陆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销中心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乌坎村土地转让中收受人民币20万元,另有陆丰市国土局东海镇国土所的人员,在办理乌坎村土地转让过程中收受贿赂,另外还查出原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的违纪行为,原乌坎村支部、村委会部份官员收受好处费等问题。

但村民表示,乌坎村干部的贪腐问题绝不是官方公布的这么几十万元,而是近40亿的贪腐,官方明显是在欺骗民众,为官员推卸责任。
(责任编辑:贝利)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2/31/n3472918.htm

纽约时报: 中国至少还有62万个“乌坎村”

作者 法广

广东乌坎村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在中国,像乌坎村这种居民遭地方政府欺压的村落,至少有62万5000个,而这种贪腐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纠结,很难根除。


乌坎村民举着被当局拘押期间死亡的薛锦波照片(2011年12月22日)图片/Reuters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报导指出,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

报导引述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主任刘亚伟的话指出:“乌坎事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中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件”。

报导说,表面看,乌坎抗议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的村里干部是透过选举产生的,应该足以代表村民的意见,而且政府也建立村里行政体系的安全机制,确保资金合理运用。

但这个被北京当局称为半自治体制,也被许多外国学者视为中国民主实验室的村里自治,因为很容易操弄选举,民选本来只是个幌子。

村里的实际运作问题更大。村里行政单位必须提供包括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服务,但却无法向村民课税或收费,任何需要额外经费的计划,都需要向上级单位打申请。

报导说,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中国专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部分观察家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指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但傅礼门也认为,现有体制的利益纠结过于强大,在中国政府里,并没有另一个像邓小平这样有威望、有足够的力量向下推行进行改革的强人。

http://www.chinese.rfi.fr/

中共为何破天荒向乌坎人妥协

李天笑

在中共广东省委作出让步后,轰轰烈烈延宕三个月的乌坎村抗争表面上平息下来。目前武警撤退,村民拆除路障,同时工作组进了村,理事会召开村民大会目标转向被原村委盗卖的土地。中共一星期前还在调兵遣将,摆出杀气腾腾样子,突然换成笑脸,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的直接原因是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向乌坎村代表作出三项承诺,第一,释放被捕村民;第二,归还死亡村代表薛锦波的遗体;第三,承认乌坎村临时理事会为合法组织。在上述三项承诺中,最后一项最受外界关注,因为承认一个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组织,这似乎超越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底线。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共破天荒的一次妥协。

其实,中共能镇压就一定会镇压,决不会手软,其本性就是杀人见血。这一次是各种因素促成中共无法下手,或者说中共如下手,遭到的政治利益损失会更大,才被迫罢手。所以,中共的妥协让步是迫于形势、或恐惧局势进一步向更不利方向发展作出的不得已的缓兵之计。

首先,逼迫中共让步最主要原因正是这个不承认共产党统治的代表人民自治自理的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存在。中共绝对难以忍受和极端恐惧这个向共产党夺权、否定共产党权威的事实存在,以及以民主形式发出的没有共产党就会有民主新中国的信号。这个事实多存在一天,中共就离解体近一步。

乌坎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产生程序及其管治能力除了明明白白将中共边缘化外,也首次证明了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中自身就带有朴素而有效的民主基因,而不需要从外边照搬什么。这就使中共自认宣传十分有效的诬蔑性的所谓“照搬西方民主”等谬论不攻自灭。

乌坎村无需从西方照搬任何东西,400年的历史保存了姓氏理事会,这成了过渡到民主的天然组织形式。全村47个姓氏,每个姓氏按人口比例推举一至五人组成117名有投票权的村民代表,再由117名村民代表间接选出13位代表组成临时代表理事会与政府谈判。这种代议制选举程序与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人制在逻辑和实质惊人的相似。这就是说,农村基层古老的宗族关系可以自然无隙地演变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已不是需要政治学家调查和佐证的学术课题,而是客观事实。这怎能不使中共心惊肉跳?

中共抓不到任何把柄扼杀这个民选权利机构,只能用表面的“承认”先平息抗争,寄希望于,一、分化瓦解理事会领导和一般村民的关系,然后各个击破;二、制造迫害藉口,如朱明国所言,如“组织者和挑头者”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必当追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的退让包藏了秋后算账的祸心。

其次,这次中共难以下手的另一原因是几十个国际媒体的记者常驻乌坎,已经把乌坎的动向与国际舆论接轨,中共悄悄围村一举灭口已不可能。

再其次,反抗火势已从乌坎蔓延到了汕头等6-7个临近县市,中共慌了手脚,以为先稳住源头能起示众效应。

再者,这次乌坎青年人建立的“乌坎热血青年团”通过近千人的QQ群组发动抗争,组织游行集会,以及负责保安和维持秩序,成为辅助理事会的最活跃力量。这与埃及革命中的青年人极为相像。中共对此毫无办法,只能退一步找机会铲除。

最后,与64不同的是,这次汪洋为18大搏位所持软性立场与周永康代表的政法武警镇压立场僵持不下,最后汪洋得到胡锦涛首肯占了上风,使乌坎免于遭到屠村。这不是汪胡的怜悯和亲民,而是中共整体的统治利益认为动硬的不利。

从乌坎人方面说,可以认为维权抗争取得了初步成果。从全体中国人方面说,也可以从乌坎成果中看到团结抗争的力量和鼓舞信心。但中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从中共当局把释放的三名村民代表定为“取保候审”(即有罪之身),找藉口不归还薛锦波遗体,以及寻机分化和迫害理事会领导的种种手段来看,中共寻机报复、秋后算账的意图非常明显。

乌坎人唯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彻底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坚持村民和理事会及青年团的团结一致,同时让国际媒体持续曝光乌坎后续事件,才能破解中共的阴谋,扩大战果,取得胜利。

香港社运人士声援乌坎维权失踪

陆丰乌坎村民的维权抗争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境外多个维权组织及民运人士分别发表声明支持。香港社运人士杨匡更组团前往乌坎村声援,但周二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络。(林静报道)

香港FM101电台节目主持人杨匡,日前组织声援队伍,前往陆丰市乌坎村,但周一晚开始与其他队员失去联络。

本台周三曾致电杨匡,但他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记者联络到他的好友,FM101电台节目负责人梁颖礼。他向本台表示,杨匡数月前决定暂时放下电台的工作到大陆旅游。据梁颖礼了解,今次跟杨匡到乌坎村的声援队伍,是杨匡于大陆时所认识的朋友。他指,周二以后就再没有收到杨匡的消息。

他说:“我于Facebook昨天还看到他更新资料,呼吁大众关注乌坎的最新消息。”

梁颖礼又指,杨匡一向是独来独往、大无畏的社运活跃分子,他相信杨匡亦早有心理准备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压。他说:“不知道呢。其实我认为,即使被当局拘捕了也不算甚么,因为参与得社会运动的人士心中早应料到。”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杨匡参加的声援乌坎队伍,日前接获公安四出搜捕的消息,决定分散行事进入乌坎村。杨匡离队后,周一深夜曾与队员通电话,但说话知吾以对似有口难言,其后队员跟他失去联络,而其他声援队伍的成员则平安。杨匡曾参与八九民运被当局监禁十五个月。今年二月,他北上“散步”声援大陆茉莉花革命而被公安扣留,今年参加香港 7.1游行后,因堵路事件被警方拘捕,原定周四到警署报到,倘未能如期回港可能遭到警方通缉。

除了有香港社运人士冒险入村声援村民,社会上不同界别的人士,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乌坎村的关注。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所属的街坊工友服务处,十多名成员周三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他们沿途高叫口号,到达中联办门外时,在示威区的铁栏上系上黑丝带并提交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行动,尽快回应村民的诉求。

另外,人民力量周二晚举行烛光游行,有80多人参与。游行队伍高举“声援乌坎村民维权,抗议中共武力镇压”的旗帜,要求政府向乌坎村民归还土地,向薛锦波家人归还遗体,停止镇压行动。

另一方面,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网上发出呼吁,希望大众关注乌坎村的命运,并转发相关消息,又鼓励网民在社群中提出讨论或者参与联署。他认为,只要大众关注越多,当局镇压的顾虑就越大,大众的关注等同在事件上的参与。现身在台湾的王丹接受本台访问时指,虽然广东省委副书记高度关注乌坎事件,并亲自入村与村民谈判,但认为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行动仍须努力。

他说:“我认为乌坎村民的维权某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未去到最后的成功,可是村民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说是相对成功。”

而北京维权人士查建国,周三向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发表公开信,希望政府立即解除对乌坎村的封锁,要求开放国内外媒体对乌坎村的自由采访,保障中国公民知情权,另外,立即归还薛锦波尸体并与村民展开和平对话。

而海外“维权网”亦发表公开声明,谴责陆丰市当局连日来对乌坎村的封锁,肆意侵害公民权利。声明又支持乌坎村民勇敢维护土地权益、选举权利及追查村代表死亡真相。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汕尾书记: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聪明(视频)

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

狗官乱吠 村民轰下台

“做错事仲恶人先告状!”广东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前日向乌坎村村民,发放题为“劝喻和平解决”光盘,以威胁、教训的口脗,嫌当官权力少,抨击村民找境外媒体出头,甚至说出“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等,引发村民、网民强烈不满。村民斥郑雁雄言论是对村民打压、排斥,网民则批评他信口开河、如同放屁,应该下台。

光盘前日下午由邻村村长送抵乌坎村,声称是“领导见面会谈话”,村民夜晚与境外记者一同观看。虽然声称是“见面会”,其实整只光盘都是现年48岁、2005年空降汕尾、去年升任市委书记的郑雁雄,在一场内部讲话中的独脚戏。郑首先批评村民为“内部利益纠纷”而向境外媒体求助。他说:“找几个记者来炒一炒,外面说得越难听,我越高兴。你麻烦了,到时候你的上级一急,把你撤了,把我给撤了又有什么好处?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他更批评:“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

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

郑雁雄续呻现在做官难:“现在只有一批人,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艰苦。谁呢?当干部的,包括我。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什么事都得管。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他更称请大批武警、公安维稳,花费不少,“我们邱市长(邱晋雄)的钱包一天一天瘪下来”。最后,他亦慨叹:“国家这样的政策,我自己也深有感受。”但话锋一转,再次将矛头指向境外媒体,说:“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么责任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村民看片段时边看边笑,说郑雁雄“说尽假话、掩耳盗铃”,“是讲给小孩听的么?”记者亦笑说:“我是坏媒体!”村民代表林祖銮则说:“这样的说法,不是领导者的风范,是一种排斥、打压。”

网民:他是一坨屎

郑雁雄的光盘在微博广传,网民看后批郑“好大的官威”、“流氓行为毫不掩饰”、“这么混蛋的话都敢说出来”,更批评“说媒体是猪乸,他是一坨屎”,甚至有网民说“找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心水清的网民则发现,几日前郑雁雄还“言之凿凿地说事件是有境外势力参与”,但在光盘中却变成“村内利益纠纷”,而郑的言论如此信口开河、不经大脑讲话,不论水平、德行,还敢坐在市委书记的位置,应尽快下台。对于郑雁雄的讲话,本港时事评论员潘小涛认为不应大惊小怪,他认为由于片段是内部讲话,郑讲话较随便、也是真实的心声,与平常见到经包装、剪接的讲话截然不同。潘小涛亦留意到郑在讲话中没有恐吓要武力清场的语调,也看不出当局的下一步会如何。在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到乌坎村与村民会面的前一夜,陆丰电视台昨晚播出朱的讲话,他批评境内外敌对势力正利用事件作“不可见人的勾当”,他要求干部、乌坎村民都不能再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防范不良媒体造谣生事,消除事件的不良影响。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金句

•“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大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里,我们邱市长(邱晋雄)的钱包一天一天瘪下来。”

李平:拆解汕尾书记的谎言与感慨

中共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一番挖苦境外媒体、披露请武警要花钱、感慨做官难的歪论,堪称唱作俱佳的表演,而且戳穿了中共政治体制、军警体制的连串谎言,将令这位高官名扬海外。郑雁雄是中共官场中典型的团派政工干部,作为60后高干,又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受训,口才了得,但始终未摆脱政工干部出身的意识型态僵化,动辄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煽动,似乎忘记了乌坎村民要求民主选举、要求村务自治,是国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赋予村民的权利。

百姓醒觉 拒任人鱼肉

郑雁雄说:“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不知道他置一直帮汕尾当局说话的香港左派传媒于何地?郑雁雄曾担任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秘书长,在他眼中,显然只有与官员同穿一条裤的内地传媒才信得过。只要当局一声令下,官方报章、电台、电视台,自然不再采访村民,自然不再理睬事件真相,只要照搬官方说词可矣。郑雁雄慨叹做官难,指“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他只说对了一半。中国的老百姓的确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任由官员鱼肉,随着资讯传播、维权意识和法治意识的觉醒,乌坎的村务,包括土地转让等,已不是官员说了算,不是高官包庇下的村官说了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高官,有义务维护村民的公平权利,而不是剥夺他们的话语权,不是哀叹自己的手段越来越少。高官与村民离心离德,原因很简单:只因他们是上级派来的,不是民选的;他们胆敢站在民众对立面,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他们可以花钱请原本隶属于军队的武警做打手。郑雁雄虽然满口官腔,但还是道出了真相:“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

来源:苹果日报

乌坎发出强烈信号 质问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抗议事件已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据报导乌坎村因土地纠纷而引起的村民反抗活动因村民代表薛锦波被抓,然后突然死亡而升级。村民们指责说,薛锦波死于警察暴力。愤怒的村民们赶走了村里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村党委书记而实行自治,村民拿起棍棒、农具把守村口,与上千名试图夺回乌坎村控制权的中共警察对峙。本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旅居美国的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事件?

曹长青:乌坎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它不是单独、偶然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主要是政府及官员借经济改革、发展的机会,瓜分农民土地,包括在城市强行拆迁等,构成了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和中共之间的对立冲突更加严重。

这次乌坎事件主要涉及土地问题。官员勾结商人想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行把土地变卖占有。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没有了活命的根基。

广东乌坎的农民为什么强烈反应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相当深远的背景。就土地问题,共产党和农民之间,至少有过三次较大的来回:

第一次是在国共内战时,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欺骗农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出于感谢之心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这样共产党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农村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要回去了。共产党是再次欺骗了农民:你把土地交给国家,农村合作化有利于大家。虽然农民不情愿,但在欺骗宣传(及高压)下,他们也期待憧憬日子可能更好,结果分到手的土地又都被共产党收走了。共产党的两次土地政策,农民当然都是受害者、受骗者。

第三次是毛死后中国经济改革,实行联产承包等,很多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里。但这次共产党又以所谓发展经济来大规模征收农业用地,把土地变卖和占有。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和中间商等勾结,谋取暴利。

但这次跟以往不同了,农民不干了。你用什么合作开发,建设工厂,对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等理由,都骗不住农民了。现在不仅在广东陆丰乌坎,其它很多地方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共同的现象是,共产党甜言蜜语的欺骗,不再起效果了。

前些年也有农民不买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反抗,但在共产党统治下,谁敢起来反抗就被镇压,所以更多是敢怒不敢行动。但这次农民起来反抗了。中共有二百多万军队,乌坎的村民才一万三千多,一般认为这是以卵击石;但乌坎村的人民就敢于站起来,这是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标志!

记者:有海外媒体报导,目前有1.3万人的乌坎村,堪称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个由地方维权事件演变成官方撤离、由民选代表临时维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单位。有大陆民主人士把乌坎村的抗议称为乌坎村“起义”。请问您是怎么认为的?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农民从过去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欺骗中开始觉醒,不再上当。这次不管当局怎样强调征用土地给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农民都不为所动了。

第二,农民不再那么恐惧当局的高压,而是勇敢起来抗争。共产党的镇压当然仍是严酷的。例如村民选出的“村代表”薛锦波,就明显很可能是被当局杀害了。因为怎么可能被当局抓走后两天就死了呢?他女儿接受采访时讲,她的家人看到的父亲尸体遍体鳞伤,很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共产党的镇压这么强烈,要杀一儆百。但是乌坎的农民被杀了“一”,成百上千的人并没有被吓住,反而起来反抗了,为遇难的村代表开了大型追悼会。甚至把共产党的村干部、派出所警察、党的书记等官员,全部都赶出了村子;而自己选出委员会,自我管理,成为小型的“自治政府”。

第三,乌坎村的自治,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人能够自己选举,可以自治!乌坎村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有一万三千多村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成功地举行选举,进行自治,而且从外国记者发的报导来看,还自我管理得很好,整个村子秩序井然。这等于告诉世界:中国人可以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自治政府来自我管理。没有共产党的强行领导,人民可以活得更好!这个信号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记者:另据海外媒体报导:目前乌坎村外围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使村民的粮食吃光。并对村民进行断电、干扰网络而试图阻止消息传出。还有消息说,中共正在向乌坎村调集大量部队。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还没有结束,但这个事件起码已传递了上述这三个清晰的信号。下一步会怎样?是屈服、投降,还是中共镇压?还是双方妥协谈判?但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方式,都会削弱中共的统治,重创共产党的形象。

如果共产党让步,不敢大规模镇压,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也就是用以往的方式,惩罚下面的贪官,包括造成村代表死亡的官员责任等,软调子处理。但这个会对其它地方的村民具有鼓舞作用——只要你抗争,是可以获得一定成果的。

另一个方式是共产党调军队镇压,大规模流血。那将会成为2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后的又一场屠杀,因为这不是几个人,是一万三千人。这会震惊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当年天安门事件所以被国际报导,因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在北京,是去采访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今天乌坎村也已经进去了一些西方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英国记者,以及香港记者等等。这些记者可以现场目击和拍摄传递出来屠杀的现状。这也是中共投鼠忌器、要考虑敢不敢采取天安门坦克镇压的方式。一旦镇压,这个画面会告诉世界,经过20多年,中共政权和天安门事件时是一样残暴的。也等于告诉其它地方的村民,包括城里的工人、知识份子等,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邪恶集团。

所以,我觉得不管它是哪一种方式,最后都会向中国人传递一个重要的启迪意义的信号:就是当地乌坎村民可以做到,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可以反抗,可以选举,可以自治。

另外一个跟当年的不同是,现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脸书、推特等等,这些都导致信息不会被完全封锁住了。网络和手机等信息的流通,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乌坎的国际报导再传到中国内地,这个信息的反馈流动,跟当年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人现在可以被吓住。

乌坎村开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追悼遇难的村代表。这个追悼会的方式等于空前地、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全村人的情绪。那个全场哭成一团的场面,等于教育了每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追悼会,经历村代表被残暴打死的村民激愤,再加上村里党干部全被赶走,没有了官员和警察等,村民自己形成的真实声音占了上风,再加有外国记者在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村民有鼓励作用,他们觉得有一定的安全,因为他们的情况外界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乌坎村的抗争会坚持一段。它对全国各地的鼓舞作用、激励作用、信号作用等,都是相当强烈的。

记者:有报导指出,乌坎村民众的反抗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的统治。

曹长青:乌坎事件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中国人完全不像共产党御用文人说的,不可以选举,什么文化水平低、国家底子薄、文盲多等等。乌坎村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没有天下大乱,反而人民自由选举,可以自治,而且管理得很好!

乌坎不是北京、天津,也不是上海、深圳,它不是那种所谓文化水平高、文盲少的大城市,它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就这样一个渔村,这里的农民都可以投票选举,自治自理,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不可以?它更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所以,乌坎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质问:到底我们要一个乌坎式的人民自治,还是要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专制?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