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器官移植最便宜”道出的弦外之音

大纪元2015年08月24日讯】近日,有关“器官移植”的话题再次被聚焦。原因就在于,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出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后,公开向媒体表示,“关于器官移植,中国现在没有统一的费用标准,但国家卫计委……,准备将器官移植做成单病种收费,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器官移植费用,中国最便宜?这种放风自中共官方的消息是否会让黄部长所提及的“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反之,“世界”又是否会因为黄部长所承诺的中国器官价廉物美,而再度掀起患者竞相来中国购买供体、进行移植手术的新一轮浪潮?

得出结论之前,我们或许还应阐明,之所以提到“再度”,正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共官方一直都在或明或暗的默许、鼓励,甚至向“世界”大肆宣传、推广“器官移植旅游”的产业。不知此次是否因为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产业不再受到追捧、至少是有所降温,官方这才寄希望于打出“最便宜”、“高质量”的招牌,再来掀起一次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热潮。

对于将“器官移植”作为一门有暴利可图的生意的中共权贵集团来说,这种轮番、卖力的宣传,也不过是他们从事器官移植买卖的营销策略而已。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市场行情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肾移植6万多美金、肝移植10万美金”。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毫不犹豫选择从世界各国急赴而来的器官移植需求者,是否真会以价格来作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各国尖端的医疗技术、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难道不足以让那些需求者们踏踏实实的在自己国家完成器官移植手术吗?何必舍近求远?基于此,也就能看出,中国器官移植所打出的卖点并不该是价格,而在于一个“快”字。人家需要好几年,中国这边给出的时间却只是几个星期。

为什么器官如此难以获取?按照一般“仅靠捐赠”的共识性认知来看,除了因为捐赠者少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不可忽视的原因,那便是供体与受体的匹配。要想在移植中不产生“排斥反应”,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的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有医学资料显示,一般陌生人之间肝脏移植的HLA完全配型的概率在20%到30%之间。有意思的是,中共卫生部常用来自卖自夸所宣称的每年成功完成移植例数在一万多的数据,以及牵涉其中的利益集团一向彪炳自己找到匹配器官只要短短几个星期的本事,就足以让我们想像到,“一万多”的数字背后至少应该有3.3万人是需要为提供器官而随时待命的。那么,这些供体到底又来自何方,或许这才是探讨“中国器官移植”这一话题的最关键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此次主动发出“最便宜”的吆喝的同时,仍不忘旧事重提。“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黄洁夫疾呼,“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若反向推之,我们大可理解为,官方如今的公开发声,足以折射出中国器官移植的生意并不如前几年那般红火,无论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或许都开始呈现出日渐萧条的景象。如果说,越来越少的人不愿来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是由于存在“误解与偏见”,而事实上,这些“误解与偏见”又直指供体来源一经曝光后,完全挑战了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所致,那么,一切想像与推论也就合情合理了。

且不说2015年以前所用的死囚器官并没能被官方证明是死囚自愿提供,即便退一万步,是死囚自己愿意捐出的,其数量也不能满足已成功完成移植手术的例数需求;更何况,在中国监狱毫无人权可言的恶劣状况下,这些死囚会不会受到强制摘除、活体摘除器官的残酷刑罚,也是不得而知的。若某些极端的言论表示,死囚该死、作恶多端的罪犯理应受到刑罚,那么我们则更需要追根溯源,到底这些被青睐于从买卖器官中牟取暴利的中共利益集团所认定的死囚,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如果连官方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所有的信息对老百姓来说,都不是公正透明的,那么,所有来自民间、海外的质疑、声讨、揭露也就成为一种顺势而为以及必然之举了。

随着政治异见者、正义律师以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非法刑囚、滥施酷刑,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的罪恶,在世界范围内被逐渐曝光,因此,过不了良心那一关的诸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许改变了曾经迫不及待想来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心态,中国的市场在他们的犹疑与纠结中似乎慢慢冷却下来。然而,这种冷却是中共靠杀人来牟利的权贵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从他们此次的吆喝中,人们将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只要是有利可图,草菅人命也在所不惜的中共邪恶之徒,仍是摆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似乎要将杀人的买卖继续做到底。因此,若用那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来形容他们,便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责任编辑:尚一

李毅:从冷血的军医说起

大纪元2015年08月22日讯】在国际追查的网站上,有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击者证词,以及大量的调查录音。在目击者的证词中讲到,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和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生,他们“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一点抖都不抖”,直接对一个法轮功女学员开膛摘取器官。这个目击证人是一位武警,尽管拿过枪,进行过实弹演习,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面对直接活摘器官的医生,他们的冷血,让这个武警都很震惊。

在大量的调查录音中,器官移植医院的医生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仅不感到惊讶和陌生,而且也都很清楚其中的运作。当越来越多活摘器官的内幕揭露出来时,那些在活摘人体器官时,能沉着、悠闲、笑眯眯、甚至自豪的炫耀着移植器官的成果时,冷血、残暴和无人性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人类还是恶魔?

他们的表现让人想到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是执行犹太人大屠杀“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因他签署的处死命令,导致数万无辜的犹太人死亡。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他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项罪名起诉。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这场耶路撒冷审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当年,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见证了耶路撒冷审判,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导了这场审判。根据阿伦特的观察,坐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外表看起来还彬彬有礼,可事实上,这个会弹贝多芬名曲、会按照康德道德律令生活的纳粹军官,却是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

像艾希曼这样平庸无奇的人,只因把无条件的服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命令,当成自身的义务和职责,以此代替内心的良知,惨无人道的屠杀人类,犯下屠杀犹太人,反人类的罪虐,却浑然不知。

当时站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为自己辩护,反覆强调他只是国家机器系统中的一环,作为一名军人,按照国家法律行事,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是职责。他的冷血和残酷,只来自惟一的依据:执行上级命令!为了执行上级命令,这个会弹钢琴,懂得哲学的军官,会麻木到像一台机器,冷漠的屠杀着人类。

时至今日,耶路撒冷审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似乎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中共迫害法轮功,涌现了很多类似艾希曼的人,他们无条件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疯狂的叫嚣、执行着江泽民的密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对人类的屠杀,在这个沉痾的世界,也会使人感到仿佛身在黑暗时代,不过人们有等待光明的权利。

1963年德国也开始在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下层管理人员进行审判,“服从命令即是谋杀共犯”的审判思路,所以对纳粹军官罪行的追查,至今在各国持续进行。这对当下中国审判镇压法轮功的元凶及其追随者,也具有现实的意义。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截窒恶毒罪虐的循环上演,审判屠杀法轮功学员、参与活摘暴行的凶手,也成为叩击这个时代的核心之一。

责任编辑:朱颖

DAFOH:中共器官移植大会拟为其假承诺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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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简称DAFOH)的发起人。(DAFOH网站)

大纪元2015年08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德馨、古昱报导)8月21日至23日,中共即将在中国广州举办器官捐赠和移植大会,总部设在华盛顿DC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于8月9日对此提出多项质疑。与此同时,该组织提醒全球各界关注在中国持续发生的非法、不道德的活摘死刑犯和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他们认为,广州器官移植大会被中共用来为其最新的一些“承诺”贴金。

以下是“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文章译文:

中国邀请全球顶尖医生和医疗机构参加将于今年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的器官捐赠和移植大会。虽然医学大会原本是为了给医学专家们提供一个交流科学新发现和革新创意的机会,但是广州的这次器官移植大会却被中共用来为其最新的一些“承诺”贴金。

参加此次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者多数为中国医生,可预估到此次大会交流中的器官移植研究结果和革新方案,可能会涉及到中共在过去十多年中从不道德的活摘器官手术中收集来的数据。在过去10年中,中共监狱和公安系统的拘留人数剧增,而且中国的器官移植交易数量也迅速上升,其中有90%的移植器官取自死刑犯和良心犯。

目前中共当局重新将死刑犯定义为有权利捐赠器官的公民,此举不仅违反了世界医学协会明确奉行的道德准则,而且欺骗了那些不熟悉中国法律的人。因为在中国,法庭基本上不可能给被判死刑的囚犯任何上诉的机会,而死刑犯往往是在判决发出后七天之内被执行死刑。

2014年12月,中共将死刑犯定为有权利捐赠器官的中国公民。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也没有发现中国出现任何有效的法律变化。中共1984年公布的允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规定并没有被废除,而中共当局2014年12月的这个说法也未被写入法律条文。

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共2014年12月的这个官方声明中,并未包括停止从政治犯身上活摘器官这种行为,使参加广州器官移植大会的与会者处于一种非常不明确的、面临质询的处境之中。人们在问:中共是否会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藏族和基督徒的活摘器官行为?还是会继续或增加这种非法行为,以弥补其他器官来源不足的损失?

中共官员显然也意识到这个漏洞,并且手法非常熟练地事先进行掩盖。其中之一是黄洁夫最近的一个陈述,他将中国的器官捐赠系统描述成一个“新生儿”。

正如中共以将死刑犯重新定义为有权利捐赠器官的公民,以此来为其活摘器官正名一样,黄洁夫最近将中共的器官捐赠系统称为一个“新生儿”。然而事实上,中共计划在2015年这一年从事1.2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市场。黄洁夫将中国的器官捐赠系统描述成如“新生儿”一样,喻指该行业的脆弱,可能是为了敷衍那些希望保护被中共活摘器官的死刑犯、政治犯权利的国际医生和组织。

2014年12月,黄洁夫在台湾表示,大陆欲与台湾建立一个器官交换平台,他们声称这样中国大陆就可以直接将器官送往台湾,台湾患者将无需再赶到大陆来做器官移植手术。

对于这个建议,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西方医生和组织将没有机会对此进行监督,而且也无法确保此过程的透明度或对此进行追踪。到目前为止,中共从来都没有承认他们活摘政治犯器官的行为,也没有宣布终止这种行为,而且中共也没有承诺不会在其新建的公众器官捐赠体系强行登记政治犯的名字。

中共官员称其新建立的器官捐赠体系能够在2015年为1.2万器官移植手术提供器官,但是中共的捐献体系缺乏道德诚信。中共声称中国红十字会能够动员捐赠人捐赠器官,但是中共体系的做法是派医务人员前往快去世的病人的床前,并向将要去世的病患和他们的亲人承诺给予他们类似于一人一年收入的补偿金来鼓励他们捐赠器官,这种行为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就器官移植和捐赠行为指导条例的第11条的第3款。

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参加将于广州举办的器官捐赠移植大会,并认可中共的这种行为,这将是一种自我强加的无知行为。因为中共的行为系统地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就器官移植和捐赠的指导规定,这完全是空头支票。

中国的器官供应量大得无法不让人质疑: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是最近三四年才开始的。因为一个真正自愿捐赠器官的体系,需要很多年才能够达到这种“捐赠”水平,美国的公众器官捐赠体系发展了25年才达到目前这种水平。中共这种快速提供器官的方式暗示,中国的器官捐赠人在登记后很快就会死去,这说明中共采用的是强制的、非自愿性的器官采购做法。中国的死刑犯和政治犯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参加广州器官移植大会的医生还需要注意到一点,参加了这个大会,可能使他们也成为不知情的中国媒体报导的参与者,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宣传机器的编外人员。他们可能会被中共媒体用于说服中国民众,让中国民众相信中国的器官移植能够与国际社会接轨。

中共官员有一种非常含糊的表达方式:“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无人敢说或确保中国没有坏人。”这种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也有问题。因为中共并没有为其过去三十多年从死刑犯和政治犯身上活摘器官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道歉,并用少数坏人来做挡箭牌回避了国际社会的问责。国际社会的民众如何能够仅仅由于“几个坏人”就淡忘了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官这种罪恶,这种罪恶又如何能被轻描淡写为“几个坏人”的行为?只有将这长达数十年的、由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罪行恰当地揭示给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庭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谈其他问题。

中共的“几个坏人”的说法是在误导人,“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从来自于台湾、马来西亚、俄罗斯、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全球医生那里获得的信息表明,虽然全球越来越清楚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但是这些国际社会的医生仍然将他们的病人送往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中国有如此之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如此短暂的等待时间就可做器官移植手术,而且中国市场上有如此之多的器官出售,这都不是“几个坏人”所能够解释的。这暗示了一种大规模的活摘模式。

2015广州器官捐赠和移植大会,绝不是国际社会为中共肤浅而虚假的变化而鼓掌喝采的时机,因为在中共的这种政策下还有很多生命危在旦夕。

如果有些医学专家和机构官员决定要参加2015广州器官捐赠和移植大会,我们建议他们做尽职的实地调查。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都未能遵守国际公认的器官移植学的道德标准,真难以想像全球杰出的医疗专业人员会赞美中共当前这种不健全的、漏洞百出的器官捐赠体系,这种体系滥用权力、缺乏透明度、回避移植法规,存在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建议广州器官移植与捐赠会议的与会者们,尤其是诸如国际移植协会(TTS)、《伊斯坦堡宣言》监护团体(DICG)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在会议开始之前和期间,向会议主办方提出如下问题:

1、为什么中共在2014年12月的公告中没有包括结束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内容?

2、为什么中共对关押在劳教所,正在经受强迫劳动、洗脑、甚至酷刑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数以千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医疗检查和抽血?

3、与会者们怎样才能验证在中国发生的不道德的活摘人体器官真的停止了?怎样才能避免与一惯无视世卫组织的指导原则、掩盖活摘良心犯器官的人串通?

4、参加过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健康与食品安全委员会于4月21日在布鲁塞尔组织的“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研讨会的一名小组成员宣称,从2015年1月1日起,在中国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属于非法。但据我们所知,1984年的那些条款仍继续有效,没有新的法律来予以禁止,因此,问题仍然存在。有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去器官?或者是来自于4月21日研讨会的声明是不准确的?

5、如果囚犯和家属表示同意,摘自死囚牢房或羁押中的囚犯的器官是否仍被用于移植?因为如黄杰夫所言,囚犯被看作是有权捐献器官的公民。

6、为什么中共关闭保持器官获取链的透明度与被审查的大门?

7、民间与军队医院的移植条例、监督和审查开放度一样吗?

8、有什么可以让与会者们对中共现在遵守世卫组织第十一条指导原则放心?该指导原则要求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过程透明并公开接受审查。

9、虽然医生和医疗组织一直在努力阻止器官贩卖和营销那些从穷人身上获取的器官,但是中国红十字会却给穷苦人家金钱鼓励其出卖器官,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器官采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在(全球)大多数地区遭到反对的方法,在另一个地区(中国)却被宽容和赞扬。与会者们怎样才能向该会议的主办者表达对这种差异的关注?

原文链接:http://www.dafoh.org/chinas-ambivalent-organ-donation-and-transplantation-conference-in-guangzhou-in-august-2015/

责任编辑:李缘

陈思敏:黄洁夫为什么向李嘉诚募款

大纪元2015年07月26日讯】这几天一则与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有关的消息,港媒报导很热烈,反观陆媒予以冷处理,北京官媒甚至不处理。港媒热报不难懂,因为事涉香港首富李嘉诚。

据港媒报导,7月20日,长和系主席李嘉诚以旗下基金会名义捐出800万元人民币给“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报导称,这事是由目前身兼该基金会理事长的黄洁夫主动向李嘉诚劝募,以便让该基金会能够重新开展工作。

据黄洁夫说,该基金会因长期没有活跃运作,在他2013年接任理事长一职时,基金会的期末资金只剩下1,060元人民币,但为推广大陆地区器官捐赠事业,于是黄洁夫遂向李嘉诚开口募款。

据卫计委(前身卫生部)官网资料,隶属该部委管辖督导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成立时间1995年,问题是,基金会既然长期没有运作但何以最后资金只剩1,060元人民币?黄洁夫是否可以因为2013年才接任基金会理事长而免责?2000年之前说得过去,但2001年起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并身为该项业务直接主管的黄洁夫难辞其咎。

此外,李嘉诚方面的资料应该是由黄洁夫方面所提供,然而在李嘉诚基金会内部文件上所载的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与地址等资料,明显与官方资料有出入。据卫计委官网,该基金会成立宗旨所关心、研究、发展、加强、推动、提高的事业,以及明订的业务范围都是“器官移植”,不是“器官捐赠”,黄洁夫是否能以此名目对外公开募款?而且目前已有且在进行工作的器官捐献的组织,不就是黄洁夫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在获李嘉诚捐款后,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运作要“公开透明”,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先把历史账目向公众交代清楚。

这次黄洁夫藉李嘉诚获港媒不少报导,但国内官方与非官方媒体,截至7月25日,仅见网易与人民网港澳栏目以转载方式给予两篇不起眼的报导,新华网及其他主媒完全不见相关讯息。

尽管这次黄洁夫向大名鼎鼎的李嘉诚募得款项,但一直以来外界可以发现,黄洁夫关于器官移植的公开言论明显不获北京方面青睐,官媒态度也始终表现冷淡,甚至“切割”。而且为什么推动大陆器捐事业,黄洁夫要舍近求远香港富豪,而不是先寻求大陆富豪的赞助?还是黄洁夫开口了但得到的是回绝?

2012年在美国大选期间,中共活摘器官成为关注焦点时,重庆律师李庄曾发微博爆料称:“一家著名医院著名心脏外科的著名哥们,前几天还笑眯眯的告诉我:碰上重要患者为保持器官新鲜,我们不打麻药直接摘。”

李庄被外界知名,是因为他替许多惨遭薄熙来“黑打”而身家财产一夕被狼吞的企业家寻求司法救济。或许在国内律师界、传媒圈与商业圈的高层范围,对于国际上关于活摘器官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很清楚。

在获李嘉诚捐款后,黄洁夫表示该基金会将于8月21至23日在广州举行器官捐赠及移植会议。因为这次在香港募款期间受访时,黄洁夫不但“预计”今年将有至少2,500人捐赠器官,还“预计”今年会有12,000多例器官移植。

不知道黄洁夫是以何基础“预计”出这些数字?但知黄洁夫曾公开说过在2013年时还非常缺乏公民自愿捐献,可是到了2014年大陆就有80%以上的捐献器官,现在又表示“预计”2015年大陆“器官捐赠”可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后在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的2015年,手术数量仍有增无减,还将创纪录。黄洁夫在打“国际预防针”吗?

再看一段黄洁夫这次的媒体发言,他说:“中国很大,没有敢肯定地说什么地方再也没有坏人了(使用死囚器官的医生)。”言下之意,黄洁夫不管也不能肯定是否真的不再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曾经向国际斩钉截铁“承诺”的黄洁夫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吗?

官方资料,目前中国大陆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是169家。然而国内媒体南方都市报在距今最近一次的公开报导称,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的医院截至2014年底只有38家。

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生实施“三不”、“二被”等学术制裁,因为中国大陆移植手术存在没有医学伦理与人道的“活摘器官”。

而据新唐人最新报导,目前旅居海外的异议人士杨光提供来自公安部权威人士的讯息,在这十几年里,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仅仅是一般的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50万人。黄洁夫和中共当局对活摘器官真相还要掩盖多久?

责任编辑:高义

中共活摘器官 知情人曝光惊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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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在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内幕: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新唐人视频截图)

大纪元2015年07月25日讯】首先来关注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消息,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在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内幕: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

75岁的杨光离开中国已经有26年了。

1989年10月2号,他匆匆坐船逃往香港。一位老朋友告诉杨光,因为他经常发表文章揭露中共,公安部已经准备抓捕他,劝他快逃。

杨光在给本台的亲笔信中说,这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负责某沿海大型城市的情报站,消息来源丰富。2012年新年,杨光接到了他的拜年电话。杨光就询问了他一直关心的活摘话题。

杨光:“据公安部的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说,仅他知道的一般医院的统计,在这十几年里,对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50万人,这50万人仅仅是一般的人民医院,市立医院等这样普通的医院,并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因为武警医院和军医医院那个统计数字更机密,连他们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2006年杨光在海外媒体上,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良知促使他决定,打探真相。杨光想到自己有一位患难之交,在文革时期他们曾一起被打成反革命,他还是杨光老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医疗业内人士。

杨光:“我有一个同学,是东北一个医科大学的副校长,负责后勤供应,负责医疗设备和手术设备的准备,及各种移植器官设备向西方的采购。他准确的知道,仅仅(他们)一个城市里的医科大学,每年起码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术。”

这位朋友向杨光透露,1999年以后专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向他们医院提供了很多供体。

杨光:“他的器官来源呢,我的同学跟我说,有一种情况,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也没有家庭地址,更没有人收骨灰,610办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术当中还是送到炼人炉去炼了,都有610的人员在现场监督,这种器官供体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学员器官的供体,在整个医院的器官手术上能够占90%而我这同学跟我说,武警医院、军医院和公安医院的移植数字,往往比他们民用医院移植的数量还大。”

杨光和这位副校长的联系,2009年被中共国安发现,对方还遭到国安威胁。杨光发现,这位同学随后被“退休”。

今年6月,杨光看到海外“追查国际”组织的报告,该报告推算出,大约有200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虐杀。杨光认为,真相还远远没有到来,有待更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一起探索和披露。

新唐人丹麦、纽约记者站连线报导

责任编辑:舒雅

乌克兰器官移植研讨会曝光中共活摘暴行(图)

文: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在乌克兰最高议会审查本国器官移植法,尤其涉及国际器官移植部分,进行研讨修订之际,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乌克兰最高议会举行了器官移植研讨会,来自乌克兰、加拿大、白俄罗斯等国的医生、学者、议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麦塔斯向与会者谈到独立调查活摘器官的进展,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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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乌克兰最高议会举行了器官移植研讨会,与会者来自来自乌克兰、加拿大、白俄罗斯等国的医生、学者和议员。

麦塔斯的现场发言,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欧洲议会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引起与会者的震惊。会议结束后,乌议会众多议员欣然接受中共活摘暴行的真相光盘,包括影片《为器官杀人:中国政府秘密的器官移植生意——活摘器官!》。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本年度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这项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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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研讨会上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麦塔斯在发言中讲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并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遭到酷刑的折磨。”麦塔斯说:“我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在调查中发现,从二零零一开始,为了盗取器官,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受害者的数字高达几万人。”

他并说:“法轮功是一套有着精神信仰的健身功法,可以称为是中国式的瑜伽。一九九二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起初中国共产党鼓励这一功法,因为这功法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由于法轮功的广传以及它实践的精神价值,共产党害怕共产意识形态的丧失,于是于一九九九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他表示,自己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作独立调查后,先后发表了三个版本的调查报告,指控中共正在有计划、有系统、有规模的屠杀法轮功学员,以盗卖他们的身体器官。中共通过互联网将移植器官广告推向了国际社会,由此他们发现了国际社会存在盗卖、滥用器官的现象。麦塔斯向乌最高议会呼吁,在审查修订器官移植法时,应保护好自己,以避免成为滥用、盗用器官的参与者。

麦塔斯在演讲中还讲到国际社会调查活摘器官案件的进展情况。他说:“我和‘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DAFOH)的特雷•垂伊医师(Dr. Torsten Trey)共同调查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组成的协会DAFOH.”

“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现居住在英国。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他于二零一四年出版了第三本书。根据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为了器官屠杀的良心犯,不限于法轮功学员,还包括藏民、维民、‘东方之光’基督教家庭的信仰者,但是程度较轻(相比法轮功学员)。”

在国际器官移植中,为了避免盗用、滥用器官情况的恶化与蔓延,麦塔斯向乌最高议会呼吁,立法应禁止器官中介、买卖、境外移植旅行。为防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杀被盗器官,乌克兰可以制定立法,拒绝成为国际器官滥用移植的参与者。这样可以使乌克兰关注他们不幸的遭遇;可以证明那些参与活摘的人是罪人;可以使乌克兰不参与任何盗用器官中的犯罪行为。乌克兰可以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广而告之民众,以防止器官滥用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