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面临着关门的危险,中共呢?

作者﹕林辉

【大纪元2011年03月12日讯】最近,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可有些“闹心”。总统奥巴马为了让国会通过2011年联邦预算法案,使政府不因“缺钱”而避免关门的厄运可谓是殚精竭虑。然而,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新的预算法案迟迟未获批准。就在人们发出“美国政府是否要关门”的疑问时,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短期预算法案,该法案将现有支出条款延长至本月18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赢得了额外的两周时间,关门的危险暂时推迟。

当然,在这两周时间内,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还会继续博弈,而能否在3月18日前通过预算法案、政府能否关门还要取决于博弈的结果。不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哈罗德-罗杰斯(Harold Rogers)乐观的表示:“两个星期时间已经足够,我们将会通过这项法案,并寻求在更长期的基础上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

对于不少中国人而言,看到这则新闻一定会啧啧称奇:看来,政府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啊!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政府的支出受到代表民众的国会的监督”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详细地列出,像不久前英国政府在网上晒的09/10年度账单,就是将各部门的总开支和具体开支一一列出,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缴纳的税款花在了何处。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18万辆公车的使用情况,就细化到每个部门有多少辆车,每个车型又分别有多少,每辆车每公里的开销等等,仅此报告就长达数十页。

至于公款旅游和公款吃喝,美国官员想都不敢想,因为美国老百姓的钱可不是让你如此花费的。据说,有一次,美国某市长到上海访问,抱怨自己连出差经费都没有,结果上海市长大手一挥:“你们来多少人,费用我全包”,当时就把美国客人给震住了。

也许有的中国人会说:美国政府都如此节俭了,为何批准预算还如此费周折?共和党压缩经费的要求不是在故意刁难民主党吗?如果美国坚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一元化领导,断然不会出现如此恶果。此言谬矣。虽说党派之争耗时耗力,但正是因为美国有着共和、民主两党,才可以相互制约,相互“挑毛病”,表达各自代表的民众利益,才可以保证老百姓的钱不被糟蹋。试想,如果美国像中共一样,只坚持一党执政,虽说预算很容易通过了,但缺乏了相互制约也就意味着缺乏了监督,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中国那样每年超万亿的“三公”消费?试问,美国老百姓会愿意吗?

是以,美国民众宁可接受政府关门的危险,也不愿一党执政伤害美国的民主之本。事实上,历史上美国政府被迫关门也并不稀奇,1981年到1995年期间,就或长或短地关过四次。此外,还有一些州政府也曾被迫关门。

联邦政府最近一次的关闭是在1995年。当时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否决了国会交给他的预算案,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领导的共和党议员则拒绝修改。到了 10月1日新财年开始时,双方还在僵持。从10月14日到19日,大多数政府部门陷入停顿。一项持续决议使政府恢复办公,但是决议到期后,双方还是针锋相对,于是联邦政府在12月16日到1996年1月6日期间再度关闭。

联邦政府关闭期间,除白宫、国会和攸关人民安全与生活的国防部和运输部门外,其它政府单位的职员都被遣散回家休无薪假。也就是说,美国法律早已保证了在政府关闭的情况下政府的基本运作。而且,美国财政部仍将有能力继续借钱,因为政府关闭与美国国家债务达到上限是两个概念——政府关闭是有关政府 “支出”能力的问题,而债务上限则事关政府“借钱”能力。

此次关门事件最终以克林顿总统的胜利而告终。虽说这次政府关门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但社会的基本运作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由此验证,一个真正良好的制度才是保障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础。

如今,历史再度重演: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与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再次就预算法案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比如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认为,医保改革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而花费巨额资金救市则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救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大公司和这些公司里的“肥猫”。而奥巴马则提醒选民,一旦大幅度削减财政,将会影响到经济复苏,影响到就业,影响到“你们获得社会福利”。是以这场博弈的结果究竟如何,还取决于双方到底会妥协多少,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一方愿意政府出现再度关门的情况。

就在美国政府纠结于如何通过预算法案的同时,中共“两会”也在北京召开。没有任何悬念,中共财政部提交的预算将百分之百在“人大”被通过,因此中共政府根本不担心会因为缺钱而被关门;此时的中共政府最为担心的恰恰是能否保持住权力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将人民的不满,将中东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消弭于萌芽之中。看看北京70万的“维稳”人员就知道中共政府是如何的煞费苦心,如何的恐惧了,而这样的恐惧注定将陪伴至中共垮台的那一天?!中共面临的下场如何早已是不言而喻。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3/12/n3195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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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大熊市

近期因为和出版社签约写通胀的书,开始看文献搜集资料的工作。整理文献的一个感受就是,只要政府插手铸币,那么通胀是必然趋势,不管是金属铸币,还是纸币,最后结果都是恶性通胀,然后新政府上台,重新玩过。这中间,不过是时间周期不同罢了。最后结果都一样。通缩,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钱荒”、“银荒”,其实非常罕见,而且一般人们总能找到通货,以解决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

即使金本位制度也是如此,注意了,我说的金本位不是金银贬值,而是谢平鸢滓傅闹奖曳⑿兄贫龋詈蟊厝槐徽府自我破坏掉,原因嘛,或者由于战争,或者由于政府财政挥霍等等。

当代各国脱离贵金属的纸币体系,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内罕见的,因为脱离贵金属的纸币,历史上也常见,譬如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时期的“绿背钞票”,或者英国一站和二战时期的英镑,都是与黄金脱钩的货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也是脱离贵金属的。但全球所有国家货币,在和平时期,一起脱离黄金白银,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回。但至今也不过40年而已,时间太短,可能经不起实践检验。

就中国的人民币而言,我觉得这十年来进入贬值加速期。建国头三十年,也就是1949年到1978年,这方面的物价数据由于价格管制和票证经济,其实没有多大参考意义。可以参考的,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的物价数据。

以大米为例,1980年,中国各地方的大米平均价格大致在0.13元左右,而到2010年,大米均价每斤大致在1.8元左右,质量稍微好一些的,在 2 元附近,以大米价格衡量,三十年来,人民币大概贬值85%~95%附近,应该是靠谱的。1996年是1990年代米价最高的一年,中国大米每斤均价,也不过8毛钱左右,到2001年最低,也不过5毛钱,人民币20年贬值幅度也不过六七成,但自2000年以后,以大米价格衡量,这十年来的贬值幅度,有追得上前二十年累计的趋势。

顺便说一下,以米本位衡量中国居民这十年的生活水平,你会发现是倒退,而非上升的。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工资为9371元,折合每月大约为 781元;2000年北京粮食批发市场大米价格为每公斤0.9元,市场零售价为每公斤1元。也就是说,2000年一个普通城镇居民的每月薪水开下来,能买 781公斤大米。而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36元,与2008年的29229元相比,增加了3507元,名义增长 12%。2009年底,北京粮食批发市场大米价格平均每公斤在4元附近,每斤零售价大致在2元以下,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2009年每月薪水开下来,只能买682公斤大米。如果按“米本位”算账,中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十年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而到了2010年底,中国大米价格普遍上涨了10%左右,如果你2010年底的年收入没有上涨10%,你日子其实很不好过的。

1980年国内金价,我没有找到,但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每克48元,2000年国内每克黄金价格差不多在60元~80元附近,现在每克黄金差不多在300元附近了 。以金价衡量,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夸张的,就是这十年。

以金价衡量这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化,似乎也不是很乐观。

2000年中国人年普遍工资可以买117克多一点的黄金,2009年国内黄金均价大致在每克244元附近,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年平均工资大致可以买到134克黄金,这似乎很实惠,但2010年金价涨了20%多,你认为2010年中国人平均年工资也涨了20%吗?

我反正是非常怀疑的,因为我是没有涨那么多。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上面给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工资,是非私营企业人员收入,而对比的2000年人均年收入,是全国城镇所有性质的企业职工。众所周知,这十年来,你是体制内的,油水太多了,上述对比,还是属于非常非常非常乐观的估算了。

那么,这后面的十年呢?

我检索货币史文献看,结果通常是不乐观的,因为政府治疗通货膨胀的药方,通常是制造更大的通胀,道理很简单,约束货币数量,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不得已再发更多货币,结果通胀再上一层楼,一直到最后不可收拾为之。这几年来,老大们干了些什么,不用我多说吧?

历史每次货币危机,都是政府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到尽头。也许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与生活水平增长,使得人们觉得高通胀没有什么大不了,岂不知,这是不断的改革开放,抑制了恶性通胀的毒素侵蚀。

你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深化了呢?还是停滞了?

我根据综合因素判断,未来三五年是国内通胀冲刺期,朋友们自求多福吧。

来源:中金在线

王岐山、戴秉国给胡锦涛设计金蝉脱壳之计

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后

作者:魏京生

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事先预料的那样:在和美国人的谈判中,他不能不作出让步。但是为了照顾中美两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仍然紧紧地把住了汇率这道关口。甚至在人权话题上都可以让一小步,但是汇率绝不松口。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大企业赚取超额利润的根本条件。胡锦涛确实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的好书记。

胡锦涛这次访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声称有一千亿美元,最终谈成了四百五十亿美元。没谈成的一半估计是美国不准出口的国防科技,或者出价太低。看来他们声称的一千亿,事先是已经算计好了最终不会出那么多。给出个数字是为了让美国大企业上钩,为胡锦涛访美出动游说的力量,保证胡锦涛能够在出访期间风风光光地得到最好的接待和足够的面子。

王岐山和戴秉国给胡总算的这笔帐可以称得上是如意算盘。如果顶不住美国的压力,或者真的开始贸易战和汇率战,那么中国损失的贸易额肯定不会少于一千亿美元,而且还会丧失主动权。即使在汇率上让步,也会损失巨额的贸易顺差。所以,事先用这个贸易额来堵住美国议会的嘴,拖延汇率战开始的时间,仍然有可能保住中美大企业的超额利润,仍然可以不必开始调整国内市场,仍然可以维持国内的通货膨胀,依靠搜刮老百姓的腰包来填补国库的亏空。

所以,胡锦涛这次访问美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正式确定了继续通货膨胀和不进行经济政策改革的所谓基本国策。他和华国锋有点儿像。他们的基本国策就是:按既定方针办;既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想搞经济体制改革。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一潭死水里迅速地垮下去,直到崩溃的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如意算盘,其实是自欺欺人。按照胡锦涛所受的共产党的教育,在人权问题上向西方敌人让步,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他肯定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他认为让步已经够大的了。可是在正常人看来,口惠而实不至的几句自我批评,实在算不上是让步。即使事后释放几个著名的政治犯,也不足以平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为现在和江泽民、克林顿谈判时的形势完全不同。当年的美国人关心的是别人的人权受到了侵犯;现在的美国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自己的利益比别人的人权更重要,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所以王岐山、戴秉国给胡锦涛设计的这个金蝉脱壳之计,其实骗不了人。美国人不是事后而是当场就不接受。总统先拿下订单再说;而国会已经摆出一副不接受的架势。胡总和他的高参们忘了:美国的体制是国会制定政策,总统执行。所以说他们自以为得计,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之所以自欺欺人。是因为他们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人民币升值后减少的贸易逆差不会少于这个数字,难道美国人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吗?订单只是单向地减少;公平贸易后是双向地减少。贸易平衡和增加就业的速度会加倍。傻瓜才选择一个而不要两个。当然,先拿到一个再争取第二个更加稳妥一些。这就是美国人装傻的原因。以为把别人骗了的人,其实自己更傻。

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国内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订单给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开放贸易。也就是说并没有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量。通货膨胀仍将持续下去。银行贷款反倒因为订单而增加,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企业将会赚取超额的利润,老百姓的腰包会进一步被榨取。这就是王岐山的回收货币计划。

如果人民币仍然维持缓慢的升值。外贸出口也仍将维持强劲的势头。国内市场仍将得不到开发;贸易顺差也仍将和最近几个季度一样增长。贸易摩擦不会减少,美国的压力也不会减少。外交形势依然严峻,戴秉国将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他还能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政策,使得发放巨额订单后不久,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重新进入到贸易战的集结状态。这就是胡锦涛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所得到的结果。

其实,事情还没有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假如中共内的明智的一派有能力的话,假如他们可以把巨额订单当作释放初步诚意的话,假如利用这次机会大幅度改革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话,事情就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下面几件事情是当务之急:

第一. 释放政治犯,哪怕是几个著名的政治犯。表示胡锦涛的承诺是有诚意的。
第二. 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并且开放外币自由兑换。以公平的方式回收货币,抑制通货膨胀。
第三. 减少贸易壁垒,加速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迅速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同时加快产业调整的速度。让更多的产能转移到国内市场上来。
第四. 停止玩弄北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减少国际政治纠纷。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也许可以缓和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

在共产党的政权日益陷入危机的重大关头,是否有能力改弦更张,改革已经过时的错误政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希望共产党内的明智之士能够看清形势,开创历史的新局面。

RFA

大量超印货币意味着什么

文/慧心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近来中共正在大量超印货币,中国印钞局正大规模扩招的消息,一直被国内一些有良知的媒体所报道。今天看到新闻报道,据央行数据显示,中共让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物价猛涨,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某部门承认了目前正在大量扩张印刷货币的事情(该新闻很快就被删除)。

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的动力之一就是大量增印货币。增印是不得已,是外汇管制加上高额的贸易顺差造成的不得不印,是一味的追求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中共邪党不敢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因为一降就有政治风险,就面临倒台;而保持高速增长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同样面临倒台。现在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只要有一些金融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超印货币直接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并且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对全社会民众财富的公开掠夺行为,他们用超印的这些废纸,在人们不知情的时候大量投入市场,市场上流通的钱大量增加了(超印的钱再加上民众手中以前那么多的钱),所以商品价钱自然就涨了,就是人们常说的“钱不值钱了”。只不过邪党不会直接去买民众需求的日常用品,而是投入房地产、资源能源等等基础资料市场,例如用超印的这些废纸(发给各邪党的银行,贷款给开发商作为征地赔偿金)直接换取民众的土地,这样导致地价疯涨,自然进一步会影响到了房价;其它基础资料也是这样,基础资料的涨价会进一步影响到用它生产的下一级派生产品或者与其相关商品的价格,这样一环影响一环,最终造成民众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时,可能已经是一两年甚至几年以后了,所以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我看了一下网友对这个新闻评论,虽然评论人数很多,但却没有评论真正了解中共的这种做法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人被中共愚化的知识面普遍非常窄,有很多人可以说甚至连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的意思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多印了不好,但却说不出不好在哪里,少数略微知道一点与物价有关系,但是也完全说不到点子上。

这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邪党的发言人敢于如此无耻的说什么超印货币与物价上涨无关,而又对用这样直白的说谎就能平息民众的质疑如此的有信心,根本原因是他们摸清了民众的知识面,否则它们绝对不敢这样不加任何伪装的说谎,毕竟现在物价上涨已经使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底层民众苦不堪言,而且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只要智商正常的人一学就会懂,也简单的根本不需要有什么质疑,所以一旦被大多数民众明白了这一切涨价原来是它们正在明抢的真相后,会使大量因洗脑教育对中共邪党还抱有幻想的人绝望。所以这个无耻的发言,感觉上不仅仅是邪党在试探民众的底线,也是在试探民众的智商。

但是,由于邪党的愚民教育和旧势力的干扰,从目前情况看,除了很少数懂金融的人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真的不明白是怎会回事,他们有些只是跟着在邪党文化中骂一骂,抱怨一番,有些甚至还在洗脑中对邪党抱有幻想,认为“想想就知道中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这样的”、“领导人毕竟也是为全局考虑”等等。当然还有许多青年学生抱着“愤青”思想,一边说腐败不好,一边又在为邪党辩护。这就造成了邪党可以如此放心大胆的做这种要在过去会直接导致失去江山的事情,而不担心会引发民心出现大的动荡。

建议正义媒体为民众的觉醒而抓住这个新闻题材,一方面揭露邪党的大量印钞掠夺民众财富的行为,一方面对超印这种明抢的行为,及其与物价上涨的关系、涨价后与涨价前相比走失的那些价值的流向(都流入了印钱者的腰包)等,对中国民众集中做一下知识普及,并把力度做够做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23/235171.html

何清涟: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何清涟

这文章的标题其实想说的是:中国有多少个钱云会?自从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以来,我就想了解到底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 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农业部有一套推算方法。2006年3月,国家农业部曾公开通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 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在此,农业部是根据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两亩计算,得出此结论。

农业部以全国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人均耕地的推算方法其实简单易行。不过,中国的人均耕地早就下降到人均两亩以下。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1.59亩,十年之后,即2006年已降至1.39亩。从1996年到2007年11年当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1.25亿亩。以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了人均 1.4亩,至2007年为止,全国约有8928.5万多失地农民。

从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失控状态,占用农村耕地更多。国土资源部曾于2006年4月开始,在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开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项政策给全国各地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20多个省市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 “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强拆民房,农民被当地政府用暴力“打”上楼的事例屡见不鲜。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拆村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至今未见有详细数据,但至少不应低于2000万。

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估计,中国已有失地农民1.2亿左右。

这场拆村运动让数千万农民失去了的不仅是家园,还有未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是无法就业。近七、八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与院校做过区域性失地农民调查,基本上都承认一点:35岁以上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40%。但我觉得这一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广东省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远比中西部地区多,很难设想他们的工作机会竟会比其它地区要少。

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已经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失去耕地、无业可就的伪城市化,就是1.2亿“钱云会”们产生的中国大社会背景。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112/article_18334.html
来源:VOA

中共的这俩名牌必须一起秀(多图)


寸土寸金的纽约时报广场。

张目

【人民报消息】网友汪军在圣诞前夕去了美东旅行,从波士顿、纽约到华盛顿、巴尔的摩,一路走来,恍若绚烂的金秋,没下一场雪。回国后他写出了中国街头画家占领纽约时报广场的秘诀。


中国街头画家占领纽约时报广场。

他写道:纽约时报广场是一个三角岛,广告林立,有不少是我们近邻日本、韩国的品牌,但没见过一个中国品牌。纽约时报广场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西42街交汇处,是纽约的心脏地带,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这里广告林立,广告创意也特别新颖,见到不少日本、韩国企业品牌的广告,像东芝、佳能、三星,我很想找一家中国品牌的广告,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找到,只找到一家中餐馆的广告牌。他发现在曼哈顿大街小巷的街头画家,各个族裔的画家几乎都见过,但在寸土寸金、人流量最大的时报广场,却只有中国画家,这个现象很奇怪。没想到,在纽约时报广场遇到的一位以前在北京宋庄呆过的中国画家,帮他解开了这个迷。

2009年夏天,汪军到北京以东的宋庄去过,那是一批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一提宋庄,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这位画家乐呵呵的对汪军说,「一开始时报广场街头画画的都是老外,被我们中国人赶跑了」。汪军好生疑惑,「他们真的这么强悍?」画家接着说,「他们画一幅画要20,我们只要10块;他们要10块,我们只要5块,怎么和我们比?况且画的还没我们好,不跑才怪事」。汪军说,「那么低的价格,你们能养活自己吗?」画家很快乐的说,「怎么不能,比宋庄强多了,在宋庄我经常饿肚子。」

汪军写道: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几年前看过一个报道,中国妓女在欧洲街头廉价卖淫,10欧元都干,而通常的价格要100欧元。结果,由于中国妓女冲击了市场行情,而经常遭到东欧妓女的围殴。画家如此,妓女如此,中国产品也如此,几乎都是靠低廉价格占据市场,最后牺牲的当然是品牌。

其实也不全都是如此,要看什么方面的品牌,街头画家、妓女和廉价衣物是上不了档次的。但上赌场、购豪宅等方面绝对是世界第一品牌。


曾庆红儿子曾伟澳洲2.5亿豪宅曝光。

窃取中国75%财力的那0.4%的一小撮,去了赌场,输掉千万元决不眨眼,所以中共官场生成的那张特有的官脸一进赌场就被当作皇帝好生侍候着。而让当地居民恨的牙根痒痒的是,自从「中国人」来了,买房不但不砍价,还加价,搞的他们连房也买不起了。最轰动的房地产品牌代表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在悉尼买了一栋别墅,付的价格比原价高出一倍,约合人民币两亿五千万,轰动澳洲。结果这高价仅仅是为了买地皮,曾伟要再花八千万人民币把豪宅推倒重盖!

中共国的品牌走两个极端,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公开秘密。

所以,中国街头画家占领纽约时报广场的秘诀,必须和中共子孙们一掷千金的秘诀,联系在一起谈,这个新闻才有意义。

(人民报首发)

北师大教授:非我财不纳税(图)

近期,各地风传即将开征房产税。似乎这是民意,一个带有美好动机的政策。我不能代表任何人,只表达我自己微弱的意见:反对。原因如下:

第一,政取民予,民更瘦。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存在问题,因此才有“要努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提法。中国经济增长的蛋糕,无非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来瓜分,这是大格局;然后才是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分配,这是小格局。有数据证明,在过去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大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2009年为例,意味着差不多本可供居民分享的大约3.4万亿元,放入了政府或企业的腰包。而此次欲开征的房产税,则意味着政府又向民众多征敛了一块。

第二,税乃国器,用之有据。税收政策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有其程序,不能无凭无据,太情绪化。目前,地方政府似已急不可待。但地方政府的征税依据,是湮没在故纸堆里的1986年的一则文件——国务院授权了地方政府可以对“经营性房产”开征房产税。试想,在24年前,中国甚至还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当初的文件似乎也仅仅是向有酒店商铺之类的企业征房产税,而到如今,它突然变成了地方政府向居民所拥有的各种房产征税的法理依据。我们只能惊叹要么1/4世纪之前的法规预见性太强,要么地方政府官员的想象力太好。

第三,非我财,不纳税。巴菲特拥有巨额财产,但并不构成其应纳税的理由。我曾粗略估计过,中国居民拥有总财富总额约为275万亿,其中城镇约150 万亿,农村约为125万亿,但是其中土地等所有权属性尚不明确。就房产税而言,如果商品房统统盖在租用的土地上,那么若开征房产税就应扣除土地价值;如果对土地和房产合并征税,那么就应明确商品房土地永续民有。

第四,不能以给予为名,行征取之实。房产税说到底是政府从民众手中取走财物的行为。取之于民是纳税人的义务,用之于民则取决于纳税人的权利。在过去10年的房地产膨胀进程中,中央和地方财力强盛,仅财政国库现金就达3.5万亿元,但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和供应并无明显改善。如此可以得出结论:住宅供应结构的失衡根源不是政府无钱。

第五,只看财富,不看负担,可能丧失了公平税负的起点。在财产的统计上,既要看到家庭在财富方面有什么,房产、储蓄和其他细软,也需要负债方面有什么,这不仅包括按揭和借贷,更有对老人、对子女的赡养培养负担。计算财产,起码应是财富扣除负债,再扣除赡养负担等可免税额,对余额部分再行纳税。现在房地产税只看到居民财富最大的一块,对负债和家庭负担等一概视而不见,几乎丧失了公平的起点。

第六,不问为何购房,只管借房生财,是治标不是治本。各级政府首先应该自问:为什么中国居民如此热衷购房?如果人民币币值是稳定的,如果居民有丰富的投资渠道,如果居民对未来的养老、医疗、教育有足够的乐观信心,如果中国居民不被户籍分裂成城乡的深深鸿沟,如果城乡之间没有因收入严重失衡导致巨大的人口迁徙,那么中国人的购房热情是否仍如此高涨?不自问自省这些根本问题,只是通过土地出让敛财,通过房产税再敛财,会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思路吗?

第七,良好的动机不能为恶劣的后果做辩护。在中国住房自有率高达92%的背景下,为什么征收房产税会被认为符合民众利益?地方政府试图出台房产税之前,对可能的政策后果有无明确的预见性?现在看来,房产税就像政府挥舞的手术刀,不问病理、不看病灶、不管不顾,先下一刀而后快,至于下刀之后的结果,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来源: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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