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首虎”中共国安背景的人大副主任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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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早上,中共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落马。(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5年06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6月26日早上,中共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落马。他是“十八大”以后西藏被调查的第一个省部级官员。乐大克曾在中共国安系统任职近20年,据海外媒体报导,乐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一手提拔,乐案并涉前西藏军区司令杨金山案。

乐大克曾在国安系统任职近20年

6月26日早上9点55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陆媒报导,今天(26日)上午,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乐大克的案情。西藏当局随即集体“站队”。在早上11点30分、12点15分、12点44分,西藏官方接连发出三条消息“迅速”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据西藏媒体报导,就在两天前的6月24日,乐大克还曾参加公务活动及带调研组去林芝与相关部门进行交流。

一名与乐大克相识的官员对大陆微信公众号“政事儿”称,乐大克为人张扬,说话很冲,“不易接近,不太好相处”。

这是中纪委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有省部级“老虎”落马。目前,只剩下北京、上海、吉林和宁夏等省还没有省部级官员被调查。

2014年7月25日至9月24日,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西藏,当年11月3日巡视组向西藏“领导班子”反馈情况时称,一些基层官员腐败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资金项目存在监管漏洞。

公开资料显示,乐大克今年55岁,江西人。从1980年至2004年9月在江西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任职,担任省国家安全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正厅级)。2004年9月至2013年1月,任西藏国家安全厅党委书记、厅长;2013年1月起,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由曾庆红提拔 乐大克一路升官

据海外博闻社报导,乐大克曾长期任职中共国安系统,2004年出掌西藏国家安全厅,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一手提拔安排。北京消息称,乐大克落马原因很可能涉政治问题。

报导称,乐大克出事,是中共国安系统又一个重大案件,是继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伟、国安副部长马建后,又一个国安系统重要人物出事。乐在江西任职时,获得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器重,从江西安全厅一个处长升为副厅长,后又调西藏国安厅。

报导引述北京有关人士的话称,乐大克落马除了经济问题,乐案还涉前西藏军区司令杨金山中将案,杨去年已被当局拘查,传其向徐才厚行贿一千万元人民币买官,亦有报导指杨案更严重是涉薄熙来和令计划案。

去年10月23日,中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被开除“党籍”。杨金山在中共第14军工作了近31年,而第14军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的旧部。

港媒此前报导,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参观了驻滇某集团军军史陈列室。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军区司令杨金山陪同薄熙来一起前往。

曾庆红掌控的国安部被清洗

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周永康曾经长期掌控中共国安系统,并广植羽翼。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后,清洗长期被江派把持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已落马,江派大佬曾庆红在国安的势力不断被削减。

据报,马建的国安部副部长职位是曾庆红安排的,马建攀上曾庆红源自他们都是江西人。马建是曾庆红经营的“华东帮”辖下的江西帮人马之一。

2015年1月,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还有报导传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是美国间谍并遭逮捕,陆受到牵连而提早走人;2014年末传邱进涉嫌卷入周永康一案被中纪委调查。

港媒报导,现年55岁的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已于4月下旬调任国家安全部党组书记,很快就会取代耿惠昌担任国安部部长。

此外,前任国安部长许永跃也传出负面消息。港媒报导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许永跃现在已经被限制了活动范围,不允许出京。

许永跃还有另一角色,即兼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610”)副组长。作为曾经掌管中共特务机构的高官,许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耿惠昌在2007年接替许永跃担任部长,据悉是许永跃向江泽民推荐,而江接受并任命耿为国安部长。许永跃因在各种场合支持并巴结江,而受到江泽民的大力推荐得以接任贾春旺成为国安部长。

在江泽民1999年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中共国安部曾派出大批特务配合江泽民制作假情报,为镇压法轮功做舆论;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对国外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恐吓,无不是由国安特务在背后策划或直接操作。

对于中共国安部的乱象,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政治局常委会逐出政法委书记,接着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安排唐朝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以及与习近平有20年上下属关系的蔡奇出任国安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责任编辑:孙芸

姜维平: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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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达赖喇嘛google+)

作者:姜维平

我读过海内外许多有关达赖喇嘛的报道,但我极少对西藏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大事,太敏感而壮重,我从未去过西藏,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研究,也自然没有发言权,所以,以前,曾有人多次邀请我去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被我婉拒,我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一些著述表明他已不甚了解中共官员的变化,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决策,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渐变,形势在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最令我感动的是近日他在访问汉堡期间,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一篇访谈,虽然,他谈锋甚健,涉及伊拉克丶叙利亚局势,中国佛教徒人数增加,以及他对西藏未来的乐观态度,思路很广,但主要的精华是如下一段精彩的话语:

在依次概括评价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之后,他强调指出,习近平的政策和行动似乎更具现实性。就像邓小平所说的: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认为新领导层在遵循这一主张。而已经去世的胡耀邦当年正是遵循这一主张。习近平主席似乎倾向于胡耀邦的作法。在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拉萨时,他的公开讲话和评论都非常具现实性。那个时候,人人怀着巨大希望。我至今认为,如果胡耀邦掌权时间更长的话,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习近平似乎也在遵循这种现实性的主张,因此还有希望。无论如何∶还是怀着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比较好。

也许读者还记得我发表的一篇题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那里也谈及西藏等问题,我的观点与达赖喇嘛基本上是一致的,真的,我发之内心地坚信,假如按照胡耀邦的想法,以怀柔包容的态度对待西藏,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就能避免一些挫折,西藏和新疆都绝对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如同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一样,习近平抓捕了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都是改变和较正历史航程的壮举,它不仅是下一步“依法治国”的铺垫,对汉民族是积德的大好事,而且,也给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因为周永康等人独掌政法委大权,高压维稳,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害惨了汉族百姓,也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心,习近平有志在惩处周永康等“大老虎”之余,恢复司法的尊严和公平,也给民族合谐,国家统一带来一片阳光,达赖喇嘛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当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认为,达赖喇嘛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一是他对习近平的总体评价,比较准确:他的政策和行动似乎更具现实性,而且十分到位地找到他认识的根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达赖喇嘛说,在不久前的欧洲之行访问巴黎时,习公开表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对我而言,这非常不寻常∶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赞扬丶积极评价佛教,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显然,习想超越毛邓江胡,在反腐倡廉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台湾,西藏,新疆等许多问题上,他都争强好胜,都想与众不同,有所作为;二是习以胡耀邦为榜样,虽然目前党内阻力很大,搅局的人不少,但他从心里是仿效胡的,对待西藏的敏感问题,他是有意把胡的思想做为参照系的,所以,才有了印度媒体25日所透露的新闻: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说,北京正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针对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展开谈判。他并表示,只要放弃分离主义活动,所有人都可返回西藏;三是达赖喇嘛的态度:虽有最坏的打算,但燃起新的希望,对此,我非常高兴。

这使我想起2006年初,我从监狱获释后经历的一件事:我被判刑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曾与大连中山区南山轻体房厂的法人代表孙惠民有点交情,但我与其久别重逢后得知,他曾受上级指派到西藏那曲地区任索县常务副县长,工作了三年,他干得非常好,与当地许多藏民成了好朋友,他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太了解他了,他绝对不会编故事骗我的,因为那时我在薄熙来的死党,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及马仔彭东辉,王富选等特务的严密监控下,根本不能发表文章,他没有必要用西藏的故事对我洗脑。

实际上,人的本性是不能变的,他从西藏回来后,当上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道的党支书,一点也没变,还是对待朋友热情,真诚而慷慨,他告诉我,他离开那曲地区索县的时候,有很多的藏民送了他几十里,久久不愿分手,正如他与我的交情一样,我相信他描述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2009年背井离乡,移居多伦多之后,每当我读到有关西藏的一些负面消息时,就油然想到了孙惠民,他今年接近50岁,现任大连市中山区组织部副部长,如果中共能把他这样的干部,不是蜻蜓点水地,而是长期地培养,重用,留在那里,真诚地为藏民服务,该有多好啊。总之,西藏出了问题,外部分裂势力的鼓动和挑唆确实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官员没有学习胡耀邦,也没有孙惠民那样公而忘私的人品。或者说,缺乏选拔好人的机制。因此,达赖喇嘛从习近平身上看到重新燃烧的希望,或许它能继续点亮和温暖藏民的心。

由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太久,类似上述孙惠民这样的援藏干部的故事,知道很少,我可以向他转述一些:2001年6月,孙惠民进藏刚到索县的时候,就听说赤多乡政府的房子部分已经倒塌,乡干部们不得不挤在大帐篷里工作长达两年多。他感到震惊和难过,那些情景与大连形成天壤之别,这位当过企业老板的官员,不畏坚险,毅然踏上去赤多的路。途中和乡亲一起探路丶搬运石头,花费7个多小时才走完81公里的路程。到达目的地,他立刻投入工作,至此开局,赢得了民心,使乡政府重建项目当年竣工,结束了乡干部帐篷办公的历史。

此后在索县,他克服高山反应丶路途艰险丶语言障碍等不适问题,不到2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及全县10个乡(镇),为索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援藏3年,他先后为敬老院和孤儿学生捐款8000元,扶持4名孤儿和单亲家庭孩子上学,扶助8位孤寡老人生活。我想,达赖喇嘛以前听到的负面消息太多,正面的太少,也许孙也有不足之处,但在我受到监控,薄熙来权势依然如日中天之时,他还敢与我交往,并慷慨地帮助我,这足证他的人品,他对包括藏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好,是不用怀疑的事实。因此,他的经历对达赖喇嘛和援藏干部都是很好的启迪。

既然西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少数民族是汉族的亲兄弟,那么,就应当和他们心贴心地思索问题。在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和行政版图上,对西藏和新疆没有大的动作,很难改变目前的困局,为什么新疆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王乐泉之类的贪官污吏多年胡作非为造成的,抓捕了他们之后,还应当平反冤假错案,更应当真心实意地抓经济,叫少数民族的兄弟们富起来,比如,把新疆西藏连在一起,搞一个“新藏经济特区”,中央给优惠政策,银行给贷款,各省给项目,鼓励他们发家致富,而不是汉族官员去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和资源,轰轰烈烈地像当年的深圳那样,试一试看,准保大有改观。同时,把广东,港澳连成一体,搞一个“粤港政治特区”,与“新藏经济特区”遥相呼应,既保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给国人民主转型的希望,值此佳机,老态龙钟,归乡心切的达赖喇嘛,岂有不想回家之意?把他请回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藏民的事就稳定了一大半,真的事半功倍啊。据说,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展开过九轮谈判。但愿第十轮能有突破式进展。

2014年9月3日改于多伦多大学。

来源:RFA
(本文仅代表评论员的看法)

西藏矿难为何那么多中央领导“批示”?

郦剑锋

【大纪元2013年04月02日讯】3月29日晨6点左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境内,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甲玛矿区,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伴随泥石流。据初步统计,有大约83名工人被埋,其中藏族2人,余则均为汉族,多为云贵川等内地职工。当然,怎么救援,我们就不用去讲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却非常引人注目。

据3月31日《西藏日报》报导,事情发生后的30日凌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连夜召开专题会议(注意:已经晚了将近1天!),要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刘奇葆、杜青林、郭声琨、王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救援工作”。

我们所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么一场灾难,竟然有如此多的中央领导“指示”?9位中央领导都作出批示,在中国这么多年报导中还是少见的。

习、李的表态我们不必多言,那是发生重大灾难性事故的惯例,以往最高领导人都是这么做的。张高丽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常委,有相关责任。张几次灾难事故表现恶劣,名声不好,这次表态不难看出藉机捞分之意;王勇是前国资委主任,两会升任国务委员,分工主管工业,也属于正常职责范围。据悉,隶属中金公司的甲玛矿区不是一般的小矿区,而是以铜为主的多金属大型矿区,从其总投资35亿元、矿区面积144平方公里即可见一斑。至于其他人,并非“有关领导”,怎么偏要参与?俞正声是政协主席,刘云山是管宣传的常委,刘奇葆是中宣部长,杜青林是政协副主席,郭声琨是公安部长,如果单纯从职责来看,在正常一般分寸下,发生的矿难事故跟他们没有多少关联,批示矿难事故,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吧?此其一。

其二,从灾害本身看,也是这样。发生矿难了,当然就是全力救人,这是当前急务,也可以视作唯一的要求。捎带上其它,难免画蛇添足,让人产生联想甚至怀疑其动机。

我们不妨做点猜测:俞正声、杜青林二人负责政协,参与其中肯定是“涉及民族团结的统战需要”,因为西藏毕竟是一个对中共政府来说极挠头的地区,藏人抗议、自焚等一直挥之不去,一直“敏感”了60多年;而且杜前段时间有不利传闻,不失时机借矿难露个脸;

刘云山、刘奇葆管宣传,灾难来临时怎样让媒体把握宣传的“度”那是很有讲究的。哪些该报导,哪些少报导,哪些不报导,如何才能体现所谓我党大义救人的“伟大”胸怀,宣传部门首当其冲要上前台,去引导舆论,控制舆论,进而占领舆论高地;

郭声琨作为公安部长,不用说得把维稳放在第一位,“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所谓防止极少数坏人、别有用心的人、敌对势力藉机捣乱煽动。“灾难中维稳”,这是中共的大发明。

这样以来,似乎谁都应该参与,大家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一场灾难就立体式地化解了。政府既抢了险(那有主流宣传、主流电视画面等为证),善了后(赔钱,反正政府也不差钱),获得了好名声,又维了稳,一举多得。

“要落实措施、全面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信息公开、及时发布,为救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西藏书记陈全国所提的几项具体要求中,其实已经很好地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样一来,那么多领导批示就不显得多余,都是有的放矢的。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4/2/n3837076.htm

西藏金矿塌方救援人员共找到四具尸体

【新唐人2013年03月31日讯】 (美国之音电)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一座金矿大规模山体塌方的救援人员又找到3具尸体,目前确定的死亡人数为4人,仍有79人失踪,据信已经遇难。

官方的新华社说,拉萨以东约70公里处的一座金矿星期五清晨发生塌方,掩埋了83名工人。星期六,救援人员找到一具尸体。
有关官员星期天说,救援者使用重型设备、工具,甚至双手在大约覆盖了3平方公里的200万立方米的泥土中刨挖。

搜救工作受到持续不断的小规模塌方、4600米海拔高度以及零度以下气温的限制。寒冷气候影响了搜救犬的嗅觉。3000多名救援人员被派往事故现场参加搜救。

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3/31/a872597.html

国际社会为何在西藏问题上不敢得罪北京?

多年来,每当西藏发生严重践踏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大都三缄其口,即便有谴责,也是步调不一,无法形成压力。许多西藏问题专家和观察家认为,原因就在于很多国家迫于贸易往来,不敢得罪中国这个外交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经济大国。

最近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共军警在四川藏区开枪镇压示威藏人以及绝望中的藏人自焚事件越来越多,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洛桑桑盖上周向国际社会求助,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以阻止中共当局继续镇压藏区人民,洛桑桑盖还请求联合国派调查团到四川甘孜调查中共军警开枪射杀藏人事件,但是洛桑桑盖的呼吁没有得到回应。

许多西方西藏问题专家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声之所以得不到国际社会广泛回应,是因为很多国家出于经贸利益,为了分得中国这个当今最大市场的一块蛋糕,不愿在西藏问题上过度表态而得罪北京。

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教的藏学家布菲特利尔(Katia Buffetrille)女士指出,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为经济强国,谁都想抢在前面分得一份市场份额”。此外,全世界有172个国家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这样的关系,这些国家也就事实上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菲特利尔女士还指出,与新疆维吾尔族等其它同样反抗北京政权的少数民族相比,藏人在国际上赢得的同情更多,藏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作为来自“世界屋脊”的一个主张非暴力的形象,更是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但这一切都无助于藏人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每当西藏发生暴力镇压和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往往只限于呼吁北京保持克制与藏人对话,既没有人威胁要制裁北京,也没有人呼吁抵制中国产品。譬如在美国相当活跃的西藏问题院外压力集团,在四川藏区发生中共军警枪杀藏人示威者事件之后,也只是呼吁北京保持“克制”而已。

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种族政治和中非关系的政治学家沙伯力(Barry Sautman)教授认为,最近海外一些声援西藏团体在示威活动中散发主张西藏独立的传单,也使得那些同情藏人处境的国家因与北京有外交关系而感到进退两难。

沙伯力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态度暧昧也事出有因,它们注意到“谴责中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只好改变策略“敦促中共政府与藏人对话”。沙伯力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譬如2002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北京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展开对话,其后八年间共进行了九轮对话与谈判,直到2010年,但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国际社会力劝北京“停止攻击达赖喇嘛,不要再强迫藏族僧人批判达赖喇嘛,同时限制汉人移民到藏区”;但巴奈特教授指出,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同北京打交道并不容易,“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

在西藏问题上,欧盟和联合国都与北京有定期的秘密会谈。但自从2006年联合国人员获准前往西藏考察并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实地调查报告后,北京一直耿耿于怀,不再接受联合国官员访问西藏。另外,每次达赖喇嘛到一个国家访问受到接待,北京都是反应过激,每次都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抗议”,致使有关国家不得不收敛立场,大事化小。

再者,许多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个声音说话,也是导致国际社会在北京的态度面前束手无策的原因。巴奈特教授指出,“美国和欧盟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看法就很有分歧”,以至于西方官员,尤其欧盟官员,谈到西藏问题时经常一头雾水,整个混乱”。

巴奈特举例说,英国在1914年曾经与西藏签署过一个条约,但伦敦在2008年却极不慎重地说西藏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前,英国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巴奈特还举法国为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途径巴黎发生示威者抵制风波,当时法国戏剧性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但最终“萨科齐总统却找不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办法来同北京谈西藏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访问北京,也许就看她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向中共领导人提一提西藏问题了。默克尔在北京期间,将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演。

来源:法广

谁农奴化了西藏(图)

作者: 推倒柏林墙


“翻身农奴 ”不分男女,怎么会被“解放”他们的军队如此气势汹汹地对待呢?(看中国配图)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 “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 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 “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 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 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 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 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
【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
【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
【7】江达三《西藏平叛》
【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
【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
【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
【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
【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
【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
【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
【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
【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
【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
【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0】同上
【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
【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
【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
【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
【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
【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
【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
【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
【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
【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来源: 牛博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431014

西藏昌都数十名僧人被捕

西藏昌都上月底发生爆炸后,近日当局拘捕数十名僧人,另有数十僧人逃亡至山上避难。藏族女作家唯色呼吁外界关注事件。(海蓝报道)

西藏女作家唯色博客周一指,最新来自藏地的消息,大约8、9天前,多辆载满武装军警的车闯入噶玛寺,拘捕约70多名僧人,现时他们下落不明。而从噶玛寺逃到山上避难的几十名僧人,状况危急,因为正值冬季,山上巳被大雪覆盖,逃难僧侣饥寒交迫。另外,噶玛寺自10月26日凌晨发生爆炸事件后,该寺所有僧人被当局拍照、抽血、留下笔迹。

唯色向本台表示,事件发生后,噶玛寺僧人面临很大的危急,他们有些被抓、有些逃跑,仅剩下年老及年幼僧人。嗄玛乡附近乡村及邻近的囊谦县,大批军警挨家挨户搜查藏民家庭,他们都害怕,希望外界关注情况。

她说:现在就是政府官员,还有很多军警进入寺院,给拍照,然后抽血、留笔记,这是令人恐惧的行动,现在巳经抓了70多人,还有几十名僧人逃到山上,基本上这个寺院絶大部分僧人巳经抓被抓、逃的逃。

官方新华社早前报道昌都地区嗄玛乡于10月26日发生爆炸,但唯色指这宗爆炸到底谁做,是否那些僧人所为,并且发生在国际关注12名藏民自焚事件后,事件非常蹊跷。

唯色认为,就在3年前,即2008年,昌都地区贡觉县及芒康县乡里面,也有两宗所谓爆炸发生,很多僧人事后被判刑,跟近日在嗄玛乡的爆炸案也一模一样,也都是乡政府被炸,没有死伤,也都说成是僧人所为,事件也刚好发生在2008年3.14 骚乱事件后,。

唯色又指,昌都地区发生爆炸案的几个县,地点很偏远,该些地方非常严格,不允许媒体采访,他说什么便是什么,没有现场照片、证据,没有独立调查,跟以前的昌都爆炸案情况一样。

西藏流亡参议员格桑坚参表示,昌都当局增援几十名武警,对噶玛寺僧人逐一审问,很多僧人逃到山上避难,留在寺院的僧人郤被当局警告,如果逃跑的僧人不返寺院,在外抓到一个,便枪毙一个。

就僧人情况,记者曾致电昌都县民族宗教局,电话没人接听。而昌都地区边贡觉县民宗局则指,并不清楚有关情况。

记者又致电昌都县公安局查询,公安指当地没有噶玛寺这个寺院。

噶玛寺的僧人数目,当局编制有128名,实际上有二百多名,年纪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15岁。

另外,被判刑6年的西藏纪録片导演当知项欠(又名顿珠旺青),他的妻子拉姆措从印度抵达英国,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西藏政治犯及其丈夫情况,并要求中共政府让当知项欠治病及与家人通信。在印度的藏民益西卓成(Yeshe Choesang)向本台表示,当知项欠被捕两年后,健康情况不佳,他患了B型肝炎,他引述其律师指,他患病后在狱中情况不好,曾要求保外就医,暂时未获批淮。现时由于他的家属也没法与当知项欠通信,不清楚他的病况是否恶化。

益西又指,他的妻子拉姆措近期到英国为当知项欠的事情奔走,当然希望国际社会施以援手,其丈夫早日获释,去年她曾到德国及瑞士等欧洲国家求助。

藏族纪録片导演当知项欠及助手久美嘉措,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在西藏东部拍摄一部有关藏民对中国奥运看法的纪録片,二人分别在3月底被捕,其后久美嘉措获释,而当知项欠在2009年7月下旬被中国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同年12月28日,中共当局秘密判处入狱6年。

当知项欠制作这部名为《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的纪録片,曾在西藏东部先后对100多名藏民,就北京举办奥运会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问题进行采访。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