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作者下场有多悲惨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曾为组织创作了几千首用于给洗脑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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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署名陈益南的文章《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详细的披露了李劫夫倾其一生为共产党服务的创作生涯和最后因为“政治错误”被迫害死的悲惨下场。

据文章报道,共产党员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生中,他一个人就为共产党谱写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旋律和音乐的美感去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遇到了周恩来。周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辽宁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从延安时期开始就目睹过无数运动惨剧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亏省委宣传部长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老上级,所以最好没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李劫夫,却没能逃脱。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但是只需做检讨,没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李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李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李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李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李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中,叶群将李劫夫介绍给林彪,为李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李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李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后来,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却在“学习班”中被掏了出来。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过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把李劫夫创作《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事情说了出来,成了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文章最后说,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军队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中共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5/08/25/585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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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刘子真:二流作家与汉奸嫌疑——鲁迅

大纪元2015年07月06日讯】鲁迅只是二流作家,决不是被吹捧的大师级。

鲁迅缺乏宏大磅薄的叙述气质。

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

鲁迅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改头换面。在中国或者世界文学,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二流文学。

文化上的强盛,标志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而鲁迅的文章核心是否定中国的文化,否定中医,否定汉字,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其作品中更看不到中国人的淳朴、宽容和智慧的一面。

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一起共事的文人;骂军阀、骂国民党、骂皇帝、骂青年,唯独不骂日本和苏联,这是不是令人有点奇怪呢?这是不是表现出鲁迅的立场?

有人从鲁迅文集中,东拼西凑的找了不过三四千字的鲁迅“抗日”文字,以证明鲁迅不是汉奸。五年啊,鲁迅就这几篇羞羞答答的装模作样的抗日文字。而这五年,他写过不下五百篇破口大骂中国人的文字。

现在,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但是,当中日战争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时,鲁迅稍微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比日本侨民还要更侨民。普通的上海市民还没有逃跑的时候,鲁迅早就逃跑了。也就是说,鲁迅在这方面的境界比普通上海市民还要差。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鲁迅把愤世嫉俗痛恶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痛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文字,哪怕移植一星半点到抗日的文章中;或者,对鲁迅不作高要求,麻烦他作一篇300字的短文,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来点“匕首和投枪”,来点讽刺和挖苦,像对梁实秋和林语堂那样,对日寇“痛打落水狗”一次,不要求多次,汉奸的帽子就不会戴在他的头上。

鲁迅有汉奸嫌疑。在抗日问题上,他可能比其弟周作人稍强一些,但文学成就则未必。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初学医成绩差到补考,而从文,山寨了果戈里的同名作品一炮而红;

他一生风流,睡过日本女佣,玩过青楼名妓,搞过师生恋,因偷看弟媳洗澡与胞弟终生绝交;
曾在二十一条上签过字,他只骂比自己出名的人;
他热爱奢华生活,常因稿费,问候别人爹娘;
他说国人麻木,却在护国护法中甘当看客……
鲁迅在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之骂

杨荫榆,北京女师大校长,被鲁迅骂作寡妇、性变态。后来,她因怒斥日寇暴行而遭枪杀。
高长虹,鲁迅情敌,被鲁迅骂作胆小鬼。后来,他辗转多国、行程数万里回国坚持抗战。
陈其昌,鲁迅粉丝,被鲁迅骂作“拿日元的”。后来,他因严守国家秘密被日寇乱刀戳死。

——“骨头最硬”的鲁迅呢?和日本间谍作了好朋友。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

——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

——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

鲁迅一生遵奉的是中共和毛的命令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鲁迅遗孀许广平做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

“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责任编辑:高义

杨宁:李长春无意中透杨开慧与毛的往事

大纪元2015年06月25日讯】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或许没想到的是,自己此番专程前往韶山观看有关毛的实景演出,却在观看后因提到了剧中展现的在杨开慧家的老宅发现了其写给毛的书信之事,而无意中让人们再度关注这一尘封往事。

据早前网上流传的作者为淳于雁写的文章披露,1982年湖南省政府指令有关部门,维修杨开慧的祖传老宅作为文物保护时,在修补的砖墙缝里,意外发现了用蜡纸包好封存的杨开慧写给毛的7封情书手稿。1990年当局再次修缮杨宅时,又从她的卧室外檐头下,发现藏着同样以蜡纸密封的她在被捕前所写的最后一份手稿。这些文稿字里行间充满了杨对毛从痴情热恋转化为极度怨恨的“血和泪”,证实了先前流传的极端自私的毛冷酷无情背弃妻子杨开慧的传闻。

历史的真实是:毛与杨结婚后,生育了3个儿子。1927年,因武装暴动失败,毛离开了在长沙的杨开慧和儿子们,盘踞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本可以在安顿下来后就将妻儿接来团聚的毛,却始终未与杨开慧见面,反而与更年轻的女子贺子珍同居起来,并在未离婚的情况下,在1928年与其结婚。

此事被上井冈山探望毛的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亲眼所见,并在随后告知了妹妹。杨开慧自然是非常难过,虽然她以前也听说过毛与其他女子的私情,听说过毛在攻打长沙时过家门而不入,但她都选择了原谅,而此次毛的彻底背叛,对杨开慧的打击相当大。她将满腹怨恨写了下来,而这些情绪在8篇手稿中,尤其是最后1篇都有所体现。

不过,外界并不知晓的是,杨开慧的手稿虽在湖南省委党内刊物上发表,但是有些字句却被删除了,如她在最后的一封信里,指责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就没有公开见刊。毛是生活、政治双料流氓,是杨开慧认清毛的面目后的最一针见血的评价。

事实也是如此,不仅毛对杨开慧无情抛弃、见死不救,而且从毛对贺子珍的态度,从毛玩弄众多女性,从毛不断罔顾承诺、两面三刀,发起的一次次运动以打倒一个个对手、欺骗无数中国民众看,毛的真面目就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双料流氓。

而专程上韶山的李长春如此崇毛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释放政治信号外,大概正是因为物以类聚,因为杨开慧对毛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李本人。没有人否认的是,随着毛、李等中共高官的虚伪面目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清,他们和中共政权也必将被中国人彻底抛弃。

责任编辑:高义

陆媒揭马克思临终痛苦不堪 解密其成魔及遭恶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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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陆媒揭马克思是在浑身是病、满身生疮的痛苦中死去。图为2010年9月德国工人正在移除柏林的一座马克思雕像。雕像是1986年前东德共产党头目昂内克竖立的。(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5年06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在中国大陆民众觉醒、唾弃中共成为不可阻挡汹涌大潮的今天,中共邪说的鼻祖马克思的丑闻再被曝光。历史事实披露,马克思曾是个基督徒,信奉上帝和神灵,之后加入魔鬼撒旦教。他创立的共产邪说是魔鬼撒旦教义的翻版,目的是要把信奉共产邪说的人拖向地狱,毁灭人类。马克思的邪说祸乱世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马克思也在浑身是病、满身生疮的痛苦中死去。

陆媒罕见披露马克思临终前痛苦不堪

大陆澎拜新闻6月6日发表一篇英国作者西蒙‧克里切利写的文章,其中谈到马克思疾病缠身的情景。

文章称,马克思似乎长期缠绵病榻,痛苦不堪。在写作《资本论》期间,他一直遭受着他给各人的信件中描述的种种病况,诸如“糟透的黏膜炎、眼睛发炎、呕吐胆汁、风湿病、急性肝痛、 打喷嚏、头晕、久咳、严重的疔疮”。其中疔疮造成了最“可怕的痛苦”,并长期遍布他的“残躯”。生殖器周围更严重,令他痛苦不堪。这还不算,最后结束他生命的胸膜炎和肺癌,更令他痛苦不堪。

文章还称,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马克思病痛缠身,为此他四处奔波,遍寻良医以治疗自己的多处病痛。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辗转于奥地利、德国、瑞士、法国、阿尔及尔以及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鲜有游人的文特诺市(Ventnor)、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伊斯特本(Eastbourne)和拉姆斯盖特(Ramsgate)。马克思似乎被雨盯上了,他走到哪儿,雨跟到哪儿,即使在阿尔及尔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也不例外。

最后的岁月里,他在政治上越来越反覆无常,情绪消沉,以至于无法继续写作严肃作品。

陆媒没有敢报道的,是海外之前详细披露的马克思成魔之路。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根据陆媒自己的披露,马克思死之前如此地痛苦不堪,是否因马克思魔性大发,以及各种低下的行为而得到的报应呢?

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早年是基督徒

根据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在阿波罗网系列文章《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显示,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马克思在其作品《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中写道:“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是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在升华,使考验得到慰藉,使我们心灵敞开关爱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骄傲或渴望名声,而是因为基督。”

几乎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祂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

马克思17岁时还是一名基督徒。他在高中毕业作文中写道:“如果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和基督的一致,人类无法具备真正完美的德行,和满足对于真理与光明的追求。”“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马克思高中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马克思成魔 加入撒旦立志毁灭这个世界

但马克思18岁上大学时遭遇了一件非常灵异的事,他由此变成了一名虔诚的撒旦教徒。

这件非常灵异之事在马克思大学时代写的《奥兰尼姆》剧本中有记载。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顺序颠倒念诵祈祷书,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在《奥兰尼姆》里《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有段奇异的自白: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看见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

马克思的《奥兰尼姆》剧本中还写到:

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如空气般清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奥兰尼姆》剧本的结尾写到:

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
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我和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
我要用我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

马克思在其诗《苍白少女》中写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在大学加入了乔安娜‧绍斯寇特(Joan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信徒。1837年11月10日他给他父亲回信说:“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宁静。”

历史资料显示,马克思承认他与撒旦签了契约,他要将全人类投入地狱之中。马克思在他渎神的充满狂暴的诗中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而这正是撒旦教的最高教义,马克思显然就是撒旦在世间的代言人。

马克思写作《奥兰尼姆》时仅18岁。此时,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

社会主义只是撒旦的圈套

马克思完成《奥兰尼姆》和其它早期诗作时(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那时他是德语《莱因报》(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这份媒体“绝不容忍哪怕是纯理论的当前形式的共产主义,何况让它实践?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但在此之后,马克思遇见了摩西‧赫斯(Moses Hess),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所谓社会主义理念。在给B. Auerbasch的一封信(写于1841年)中,赫斯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更可能是唯一的,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最多24岁),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可见,其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马克思那时的另一个朋友乔治‧戎(Georg Jung)于1841年更清楚地写道,马克思必将把神赶出天堂,而且还要控诉祂。最后,马克思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人给我们诫律,我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乔安娜‧绍斯寇特的信徒的特征。乔安娜‧绍斯寇特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希罗(Shiloh)通灵。她死于1814年,60年后,一个叫詹姆士‧怀特(James White)的战士,发展了乔安娜的教义,使之带有共产主义的味道。

马克思较少公开谈论形而上之事,但我们可以从他交往的人那里,收集关于他观点的资讯。马克思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Mikhail Bakunin)一起建立了“第一国际”。巴库宁写道:

“那邪恶之尊,就是撒旦对神的反叛,在此反叛中,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撒旦,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

巴库宁不仅赞颂路斯弗,他还有具体的革命计划,不过,这计划并不会解救被剥削的穷人。他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

密友都是撒旦教徒

蒲鲁东(Proudhon),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同样崇拜撒旦。蒲鲁东的发型和胡子样式与马克思相似,蒲鲁东同样写了一些亵渎神明和召唤撒旦的作品。

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又一位亲密朋友。此人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他写道:“我呼唤魔鬼,于是它就来了,带着惊奇,我细察它的面孔;它不丑,也不残缺,它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马克思对亨利希.海涅大为崇拜……他们的关系温暖而真诚。”马克思为何崇拜海涅?也许因为他的如下撒旦教思想吧:

“我有一个愿望……我门前有一些美丽的树,若亲爱的神想让我全然快乐,祂应赐给我这样的欣喜: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这些树上。怀着慈悯之心,在他们死后,我将宽恕他们对我做过的错事。是的,我们必须宽恕我们的敌人,但并非在他们被吊死之前。”

一个正直的人,会和有这种想法的人成为密友吗?但马克思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Lunatcharski,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抛弃了与神有关的一切,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

想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艾莲诺(Eleanor),在马克思的同意下,嫁给了爱德华(Edward Eveling)。此人曾作《神的坏》之类主题的演讲。(这正是撒旦教徒所做的事。与无神论者不同,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除了欺骗别人,他们自知神是存在的,只是把神说成坏的。)以下诗句道出了他向往撒旦的心态:

“向您,我斗胆献上这诗,
啊,撒旦,将要升座的盛宴之王!
啊,牧师,我远离你的洒水、你的唠叨,
因为啊,牧师,撒旦永不在你之后。
如展翼的旋风,
它掠过民众,啊,伟大的撒旦!
欢呼吧,为了这伟大的辩护者!
燃香、发誓、向您献祭,
您把牧师的神扯下了王座!”

另一线索在马克思的儿子艾德格(Edgar)于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此信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一个儿子怎能用如此荒谬的方式称呼自己父亲?不过,撒旦教徒对他们所爱的人都是这样称呼的。难道连他儿子也入教了?

另一重要事实是,马克思之妻于1844年8月写信给他道:“你最后的牧师信,高级牧师兼灵魂持有者,请将和平与安宁赐予你可怜的羊群。”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他想要消灭所有宗教,但他的妻子却称他为高级牧师和主教,是哪个教的牧师和主教?为何要给这样一名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写牧师信?那些信在何处?马克思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是尚未被探索的。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

“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
到处投掷我的臂铠,
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
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
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
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
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
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只有这些诗表现了马克思的撒旦教思想吗?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守护者们,对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仍然保密。

在《革命者》一书中,卡缪(Albert Camus)说:“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有30卷作品从未出版,其中表达的放肆理念,并不像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读了这些,我让我的秘书给莫斯科的马克思学院写信,以了解那位法国作家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收到了回信。信中,马克思学院的副主任M. Mtchedlov教授说,卡缪搞错了。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他为此找了一个荒谬的藉口: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止了其余各卷的出版发行。此信写于1980年,即大战结束25年之后,那时苏联的国家酒吧和渔房无疑都有很充足的资金。”

入魔后的混乱生活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

阿诺德.康兹立(Arnold Kunzli)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罗拉(Laura)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艾莲诺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爱德华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和他的女佣海伦(Helen Demuth)有一个私生子,后来他把这孩子栽赃给恩格斯,恩格斯则接受了这一喜剧安排。马克思酗酒严重——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Riazanov主任在《卡尔‧马克思,Mai,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马克思在生命中还有更严重的污点。

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导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罗勃(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党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的一位伯父在极度痛苦中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

对于比伯父更亲的人,马克思亦毫无慈心。甚至在谈及其母时,也是如此。马克思于1863年12月写信给恩格斯道:“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命运需要从家里带走一名成员。我已经一脚踏进坟墓,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他。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

对于他母亲的死,马克思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另外,有充分证据表明,马克思与其妻关系恶劣。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她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一直需要经费的马克思,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大量钱财。身为所谓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却只懂怎么去亏钱。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除了大量淫秽之辞,人们找不到这两人交流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只言片语。

马克思私生活淫乱放荡

还有其它历史资料披露,马克思私生活放荡混乱。

在海外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撒旦》一书中披露,马克思终生剥削女仆海伦,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还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并要恩格斯做替罪羊。马克思的女儿Eleanor听到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马克思私生子的真相时,精神崩溃并导致了她自杀。

另外还有资料披露,马克思与其女仆德穆斯私通。

资料显示,马克思死后葬身在英国撒旦教活动中心的伦敦高门墓地。

马克思的共产邪说是魔鬼撒旦教义的现代版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撒旦魔鬼附体、道德沦丧的马克思却运用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炮制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论,引导人们去相信它,从而达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其实马克思的共产邪说是魔鬼撒旦教义的现代版,只是包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遮人耳目而已,但让人抛弃神、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放纵人的欲望,最终把人拖入地狱是其真实目的。

一百多年来,共产邪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中共邪党更是魔鬼撒旦教义的忠实实践者,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以无神论毁灭了所有的信仰,祸乱中华近百年,八千万中国人死于中共暴政。

据《圣经启示录》中所言,那条“名叫魔鬼或撒旦、迷惑全人类”的凶狠、残暴的赤龙,在人间对应的正是嗜血和崇尚暴力的中共。这条“赤龙”通过“入党、入团、入队”给人打上了兽的印记,而这个兽印就是和魔鬼一起下地狱的通行证。

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深刻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历史罪恶,引发了大陆民众汹涌的退党大潮,目前退党人数已逾2亿。而“三退”是能挽救误入中共撒旦邪教民众灵魂的唯一之路。

目前,中共正处于彻底崩溃的前夜,愿所有善良的中国人认清中共撒旦邪教本质,勇敢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共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到来。

责任编辑:林锐

慕容雪村: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

大纪元2015年06月03日讯】中国六十多年来,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和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不久前,我走过三亚的一条街道,听到有家店铺在播放著名的共产党赞歌《社会主义好》的摇滚版。虽然我对这首歌深感厌恶,但在音乐响起时,我还是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几十年间,这些共产党为赞美自己而推出的歌曲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耳边消失。对很多 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些歌曲伴随着我们的青年时代。直至今日,尽管共产党所宣称的共产主义已经仅仅体现在其名字上,这些歌曲依然常常出现在中国的电视 上、广播中。很难估量它们对中国人的语言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领导人在严肃场合讲话使用粗俗字眼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而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无论官方文告、文学学术著作,还是私人言谈,都可以看到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中国政府的高层人物会在那些极为严肃的场合,或正式的演讲中使用一些极为俚俗的语言,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间新闻联播中宣讲“和谐社会”和“中国精神”。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著名的“绝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政府的宣传和教育机器将这些残忍和嗜血的语言灌输到每个人的耳朵中。在教材中,我们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堵枪眼,把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至被烧死。”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要戴红领巾,那是 “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很多成人都唱过《少先队队歌》:“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几十年来宣传机器地反覆引用,使这种语言风格直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以及日常话语系统中。在最近几年中,我甚至听到我的一些朋友,那些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也在使用这种宣传语言,而且不是在说反话。

语言被革命化、政治化深入人心

两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听到两位老农站在路边辩论,主题大约是“米饭和馒头哪个更好吃”,当辩论升温时,其中一位批评对方“你这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对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所以很多年来,在中国的宣传语系下,形而上学成为了一 种可疑的理论,一个轻蔑的辞汇。可以想见,那两位农民对形而上学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只是从党的宣传词典中学来这个词,用它表达对对方的侮辱。其他的一些 辞汇,比如“唯心主义”和“小资”,也成了万能的批评用词,即使那些使用这些辞汇的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们的意思。

革命性语言在普通中国人的话语中普遍存在。我们把工业、农业在内的一切行业都称之为“战线”(几乎所有工作的场所都可以称为阵地)。带病坚持工作通常被称为“轻伤不下火线”。一些大企业会把它的销售队伍称为“集团军”、“师”、“团”,把销售区域称为“战区”。

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其他一些学者把这种语言称为“毛氏语言”。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亚洲学会网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 林培瑞写到,这种话语比“大多数语言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在那篇文章中,他给出了一些关于毛氏语言是如何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例子:“大陆人即使到今天,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将剩余的饭菜‘消灭干净’;上次我在北京时,一个小男孩在公车上对他的妈妈说:‘妈,我要尿尿’,他的妈妈回 答说:‘坚持!司机叔叔不能在这里停车。’”

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也可败坏思想

这种新式中国语言的根源要回溯到毛泽东时代。在1942年延安讲话上,毛泽东劝告作家和艺术家要“为人民服务”,要使用人民看得懂的语言。甚至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他就曾撰文指责文艺作品使用“人民群众”看不懂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词句。作为对毛泽东命令的直接回应,党内宣传机器开始宣扬一种“人民的语言”——一种直白而易于理解的语言。

中国共产党这种将我们的语言低级化的行为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贬损公共论述。文化大革命将这种行为推向极致。知识份子理性的讨论被完全否决。在这种氛围下,词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共产党可以运用语言来模糊界限和说谎。

例如,高级官员时常把“法治”挂在嘴边,但当他们谈及法治时,他们的意思是共产党用法律去统治人民。

这种故意运用模糊和让人困惑的语言的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确 :隐瞒中国缺乏民主的真相,假装民主已经存在。

我无法给出怎样才能拒绝官方语言体系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这种语言渗透到我们的方言中。甚至一些像我一样的作家,虽然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试图操纵我们,但仍时常无法避免哼唱那些歌颂共产党的歌曲。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最能表达我的担心,他写道:“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那语言也同样可以败坏思想。” (原载纽约时报5月26日Facebook中文)

--转自开放网

责任编辑:南风

国共关系往事 中共党员自首投诚率高达95%

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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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的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向忠发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过年并应放假半月”。今天,过年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

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在李济深的主导下,广州也开始了“清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当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为农民辩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这几年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反复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中共便转入地下。一定意义上,陈立夫的“中统”就是为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国民党方面开始改变策略。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有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的出台。

万亚刚说,国民党1930年才开始对共产党“采宽大政策”,这应该是记忆有误。《共产党人自首法》,实际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关于这个“自首法”公布的具体日期,我手头的几种资料说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纪事》,说1928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则说192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共产党自首法》。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说《共产党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见杨著268页的注释部分),这应该是最可信的。万亚刚说,1930年颁行了“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应该就是指修正后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产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是相辅而行的两个举措。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规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获前主动自首者,从宽处理,减去应处刑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检举者亦被查证捕获,则可免除检举者刑罚;虽加入了共产党但却并无现实的“反革命行为”,自首后亦得免除刑罚。同时规定: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共产党人自首法》颁行后,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破获。当然,被破获后,中共又会重建。而重建后又难免再被破获。一些重要机关,如此反复者多达数次。范小方所著《蒋家天下陈家党》,引述了中统要人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国民党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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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个被歪曲了的俗语看中共邪党害人的本质

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10个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作者介绍了十个俗语的原来意思。看了之后,我大吃一惊。我阅读过《九评共产党》与《解体党文 化》,我没有被文章的标题所迷惑,看了全文很快就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几千年的俗语,经中共这么有目的的一歪曲,含义大变,把人的思想一下子引向了邪 路。

中共经过这么多年的灌输党文化流毒,它不怕在党文化中揭示真相,因为你骂中共也是在党文化中骂,反而是小骂帮大忙。就象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上去揭示 了真相,但“被误传了几千年”这几个字确实帮了中共,为中共一手制造的谎言做了掩盖。并不是被误传了几千年,而是中共用60多年的时间歪曲了原意,变成了 毒害大陆民众的口头语。以下仅举五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这是原文的解释。“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这句俗语在古代没有反义,也没有贬义。古代的人有很强的天命观,相信善恶报应与因果轮回,万事皆有因缘, 人的一生,包括婚姻是定好的,由姻缘所定,不是人的观念与喜好所能决定了的。因此,人要认命,珍惜上天的安排,善待自己的身边人,以德报怨,多做行善积德 的事,才能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但被中共邪党以鸡、狗作比喻,就带有侮辱人、骂人的意思,甚至带有党文化中“斗”的因素,你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你可以抗 争,与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甚至私奔等,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变成了争斗关系,完全改变了宿命论的真实内涵。文中提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实际上不是时 代变迁了,是中共邪党篡政以后有目的的歪曲了。

二、王八蛋: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 “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传成“王八蛋”。

“忘八端”的含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提醒人不要忘记做人的标准,有指责的意思,但没有骂人的意思。中共为了彻底摧毁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完 全改变成骂人的话,很解恨,也很解气,但是彻底忘记了自己做人的根本,完全被中共邪党的假、恶、斗牵着鼻子走了。最后一句,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是“被讹 传”,这完全是在党文化中的解释。

三、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 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 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称为男人。

这句俗语作者讲得很明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但作者把罪责推到了国人身上,说:“国人以讹传讹的功力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完全是颠倒黑白,掩盖了中共害人的罪恶。

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 我们对“上”“下”的认识不全,常将它们误解。其实“上”“下”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应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

中共所宣传的“刑不上大夫”,是说位居高官的可以免除刑罚,杀人也不用承担责任。

五、无奸不商:原是“无尖不商”,是说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以博得回头客,所以叫无尖不商。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没一个好人了。

今天大陆经商的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骗亲宰熟,缺斤短两,明知食品有毒照卖不误,消费者提起来往往无可奈何的说:无奸不商。人们已经不知道古代人如何经商的,中共邪党一字之篡,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由5个被歪曲了的俗语,可以看出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自己毁灭人类的目的,方方面面都摧毁人的正信与善念,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无孔不入,在党文化中 想认清它害人的本质真的很难。2004年11月底,《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由此带来了民众的觉醒与自救,无数明白真相的 人加入了势不可挡的全球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大潮。现在全球退党、团、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98亿。

还有一本书《解体党文化》,详细的分析了党文化的产生、种种表现及危害。这两本书真的能帮助人们认清党文化的邪恶,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 正本清源,通过三退,彻底摆脱党文化,肃清中共邪党的马列子孙流毒,还中国人一个清白的炎黄子孙之身,复兴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辉煌。

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