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往事 中共党员自首投诚率高达95%

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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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的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向忠发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过年并应放假半月”。今天,过年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

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在李济深的主导下,广州也开始了“清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当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为农民辩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这几年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反复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中共便转入地下。一定意义上,陈立夫的“中统”就是为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国民党方面开始改变策略。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有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的出台。

万亚刚说,国民党1930年才开始对共产党“采宽大政策”,这应该是记忆有误。《共产党人自首法》,实际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关于这个“自首法”公布的具体日期,我手头的几种资料说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纪事》,说1928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则说192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共产党自首法》。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说《共产党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见杨著268页的注释部分),这应该是最可信的。万亚刚说,1930年颁行了“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应该就是指修正后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产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是相辅而行的两个举措。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规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获前主动自首者,从宽处理,减去应处刑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检举者亦被查证捕获,则可免除检举者刑罚;虽加入了共产党但却并无现实的“反革命行为”,自首后亦得免除刑罚。同时规定: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共产党人自首法》颁行后,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破获。当然,被破获后,中共又会重建。而重建后又难免再被破获。一些重要机关,如此反复者多达数次。范小方所著《蒋家天下陈家党》,引述了中统要人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国民党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

来源:同舟共进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5/0501/550121.html

由5个被歪曲了的俗语看中共邪党害人的本质

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10个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作者介绍了十个俗语的原来意思。看了之后,我大吃一惊。我阅读过《九评共产党》与《解体党文 化》,我没有被文章的标题所迷惑,看了全文很快就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几千年的俗语,经中共这么有目的的一歪曲,含义大变,把人的思想一下子引向了邪 路。

中共经过这么多年的灌输党文化流毒,它不怕在党文化中揭示真相,因为你骂中共也是在党文化中骂,反而是小骂帮大忙。就象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上去揭示 了真相,但“被误传了几千年”这几个字确实帮了中共,为中共一手制造的谎言做了掩盖。并不是被误传了几千年,而是中共用60多年的时间歪曲了原意,变成了 毒害大陆民众的口头语。以下仅举五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这是原文的解释。“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这句俗语在古代没有反义,也没有贬义。古代的人有很强的天命观,相信善恶报应与因果轮回,万事皆有因缘, 人的一生,包括婚姻是定好的,由姻缘所定,不是人的观念与喜好所能决定了的。因此,人要认命,珍惜上天的安排,善待自己的身边人,以德报怨,多做行善积德 的事,才能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但被中共邪党以鸡、狗作比喻,就带有侮辱人、骂人的意思,甚至带有党文化中“斗”的因素,你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你可以抗 争,与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甚至私奔等,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变成了争斗关系,完全改变了宿命论的真实内涵。文中提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实际上不是时 代变迁了,是中共邪党篡政以后有目的的歪曲了。

二、王八蛋: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 “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传成“王八蛋”。

“忘八端”的含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提醒人不要忘记做人的标准,有指责的意思,但没有骂人的意思。中共为了彻底摧毁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完 全改变成骂人的话,很解恨,也很解气,但是彻底忘记了自己做人的根本,完全被中共邪党的假、恶、斗牵着鼻子走了。最后一句,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是“被讹 传”,这完全是在党文化中的解释。

三、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 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 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称为男人。

这句俗语作者讲得很明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但作者把罪责推到了国人身上,说:“国人以讹传讹的功力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完全是颠倒黑白,掩盖了中共害人的罪恶。

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 我们对“上”“下”的认识不全,常将它们误解。其实“上”“下”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应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

中共所宣传的“刑不上大夫”,是说位居高官的可以免除刑罚,杀人也不用承担责任。

五、无奸不商:原是“无尖不商”,是说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以博得回头客,所以叫无尖不商。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没一个好人了。

今天大陆经商的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骗亲宰熟,缺斤短两,明知食品有毒照卖不误,消费者提起来往往无可奈何的说:无奸不商。人们已经不知道古代人如何经商的,中共邪党一字之篡,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由5个被歪曲了的俗语,可以看出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自己毁灭人类的目的,方方面面都摧毁人的正信与善念,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无孔不入,在党文化中 想认清它害人的本质真的很难。2004年11月底,《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由此带来了民众的觉醒与自救,无数明白真相的 人加入了势不可挡的全球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大潮。现在全球退党、团、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98亿。

还有一本书《解体党文化》,详细的分析了党文化的产生、种种表现及危害。这两本书真的能帮助人们认清党文化的邪恶,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 正本清源,通过三退,彻底摆脱党文化,肃清中共邪党的马列子孙流毒,还中国人一个清白的炎黄子孙之身,复兴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辉煌。

正见网

央视名嘴调侃毛泽东与中共的深度解析

文: 洗尘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一日】四月六日,标题为《央视名嘴毕福剑酒后歪歌调侃毛泽东引非议》的视频引起微博网友广泛关注。视频显示,毕福剑在一个饭局上,唱《智取威虎山》中《我是工农子弟兵》这一曲目时,唱一句点评一句,语带讥讽、调侃。例如,唱到“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时,毕福剑点评道“能打过人家”?唱“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辗”后,点评说:“哦,够辛苦的。”特别是唱到“共产党毛主席”时,毕福剑还加了一句脏话:“哎可别提那个老××了,可把我们害苦了。”唱到最后一句“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时,毕福剑点评:“吹××吧!”

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作为央视名嘴,毕福剑对中共样板戏的唱评说明了什么?

一、说明了央视主持人人性的一面

身为央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又有一定的官职在身,毕福剑在工作中,在舞台上必须中规中矩。中共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比如中共让他说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他就得照着说。可是私下里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这个小视频很好的回答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反差,台面上说中共好,台下却骂它呢?《九评共产党》对此有一个相当确切的论述:“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出,毕福剑为何能在饭局上会说出和他在舞台上截然相反的话语来。在舞台上他充当的就是中共的喉舌,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不过就是一个传声筒。虽说他也有情绪的表达,有时表现得激情饱满,有时表现出义愤填膺,可是那都是在演戏,是台面上的事。而在私下里呢?在没有遮拦的袒露自己的心声时,他人性的一面就会表露出来。这就是中共党徒普遍具有的双重人格特征。所以我们说,毕福剑的这番表达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反映出他人性的一面。

二、说明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已经彻底失灵

《智取威虎山》是文革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很多人会唱《我是工农子弟兵》这个唱段。不是因为它的歌词有多好,而是因为当时就那么几个样板戏,群众的文娱生活除了它还是它,听得多了自然也会唱了。当然,会唱了,中共洗脑的意图也就达到了。耳濡目染中,人们就认为是中共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了出来,就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了。

毕福剑对中共及老毛的调侃在民间根本不算什么,现在的人有几人还相信中共的洗脑?当谎言一个一个被揭穿时,人们发现中共编造的谎言简直铺天盖地,那完全是它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刻意炮制出来的。特别是当《九评共产党》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中共的真实面目昭然若揭。象毕福剑这样调侃中共的,在很多场合都可能出现。那么为什么毕福剑的即兴唱评获得了民众的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自己的身份。本来为中共唱赞歌的主持人,对中共的鄙视却是如此强烈,这样的视频传出,等于重重的扇了中共一耳光。

这段戏词过去蒙蔽过很多人,而今毕福剑用唱评的形式将它的本质揭穿,可谓刀刀入肉,对中共的讽刺入木三分,煞是痛快。再看看饭局上的同伴,无不击掌叫好。以毕福剑的身份,他交结的能是普通百姓吗?肯定都是一些高层人士。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的洗脑对于民众来讲,已经彻底失灵。

三、说明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

中共在中国存在了近百年。百年来,中共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中共的危害如此之大,根本的原因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共的意识形态,以所谓的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以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同时以所谓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暴力斗争、统一战线等作为它夺取政权与施行暴政的保证。虽然这个邪恶的意识形态与整个人类的正统思想相违背,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对中国人的毒害又是如此之深,所以单从理论上破除它时还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当中国民众对中共维持意识形态的谎言进行嘲弄时,对其说教的那一套都在唾弃时,中共的意识形态就已经被完全解体了。中共意识形态解体的标志是老百姓都不相信它了。

中共意识形态的解体对中共来讲是致命的。这就象一个人,没有了意识,或者意识上处于错乱的状态时,他要么是一个植物人,要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中共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行尸走肉的状态之下。

中国民间早就有天灭中共的说法。什么是天灭中共?老百姓都从心里抛弃它时,就是天意在民间的一个真实展现。连它的喉舌都这样唾弃它,它还能存活多久!

仲维光:共产党专制究竟毁灭了我们什么?

——就三个文化问题致友人的信

大纪元2015年04月01日讯】XX,你好!

收到你发来的赞扬张火丁的文字。关于张火丁,我想说的是:我对当代中国大陆京剧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对张火丁,后来才深入到对张学津等。当然我对当代共产党社会的“京剧”的看法首先是从对样板戏开始的,但是对样板戏的看法,单只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人们就能看到它们的荒谬性和毁灭性,而真正对京剧的毁灭其实是从四九年,乃至可以说五四后,左派导入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了。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感到,并且有所论述。这种毁灭到了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四九年后,尤其是到了文革不过是到达登峰造极,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京剧后,从对样板戏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这些根本的变质。而这个感觉最早恰恰是由对张火丁的看法开始的。从她的传统京剧唱法到程派革命京剧《江姐》,再返回来传统戏,我一直无法听她唱完一个完整的唱段,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强迫自己多听几句,以尽可能地发现她的好处,但是无济于事。让“程派”诠释革命京剧,连江青都没去做,连毛泽东都反对,可她去做了,而且根本就没有那根不可做的“弦”,可知“程派”在她那里是什么,中国文化传统、传统京剧又意味着是什么了。这类追捧、称赞对传统京剧来说让人欲哭无泪。

再谈我对张学津的认识,那是最近的事情,应该说有幸听到胡少安先生的马派才刺激了我认识的深化。多年来我总是感到听张学津的马派,尤其是看张学津的音配像让我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一直吃不住是在哪儿。大约也是因为没有对比,以及齐如山那样的高人点拨,这让我这个外行把握这种区别非常困难。看了胡少安的录影,使我有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而这个拨开云雾表明我对京剧的体会和理解,又翻过了一道岗,进了一大步。

仔细想来我对京剧的认识实际上和我对思想问题,党文化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根本上是反传统的。它一般“专制”不一样,一般专制只是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极权主义专制却不仅如此,它还要限制并且改变人性。由于它坚持一党专制,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价值、一般社会的价值它都不能够容忍。所以我们说,一切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它是“反人性”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反人性的特点使得共产党社会彻底改变了人的审美口味、伦理观,人的一般气质。传统京剧当然难逃其难,因为它的表演方式、内容、抒发的情怀、境界都与党所要求的统治一切所不容。党要进行文化革命,京剧革命是必然的。所以党文化不仅用革命摧毁了这个剧种,而且渗透且彻底恶变了这个剧种。人的审美趣味变了,当然也就永远无法诠释出另外一种文化的内容来了。这问题其实是可以非常具体,一条一条地说明,我会在以后如齐如山那样剥离展开慢慢地把它道来。

“传统京剧”,因为它的特点是唱念做打,所以它绝对不是唱出来的,而且是“修”来的!传统精神渗透在它的所有表演程式之中,谁看不到这点,谁就绝对唱不好传统京剧!

其次回答你上信的问题,如何我对洛克和培根,以及卢梭如何评价。

洛克,对我来说是我评价最高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他是反身自问人类——西方文化中的自己的认识方法。而培根在这方面是不能够和洛克相比的。至于卢梭,我也不是用好坏来评价,而是依然是认为要用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看法,那些是超出了他解释和理解的能力。我写过一篇短文,强调的是要读卢梭,就必须看原文他是如何谈的。中文世界的翻译们都没有理解卢梭,而你看的是他们的译文如何能够准确理解卢梭。真的进入哲学你会发现,哲学也是不可翻译的。

我从六九年自觉进入西方哲学,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专业已经四十多年,到如今也就只敢说自己能在一二三上分辨出哪些思想是哪类倾向,应该如何阅读和去谈,界限在哪儿。四十多年的追求给了我一个阅读的能力和方法,而真正可以说有些许研究的就只有很少的思想问题和思想家了。实话说,如果敢说真的去把握,恐怕没有足够的西语基础根本不可能。我指的不仅是英语、德语、法语,这些当代阅读语言,而且还包括希腊,拉丁文。把握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概念,这些语言是必要的。即如波普,他为了写《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准确把握柏拉图,重新学了希腊文,尽管当时有英文译本。没有感到这点的人是因为还没有入门。

为此,这就是我近年经常感到后悔一生道路选择错了的原因。在我进入人文科学的时代和年代——六九年,十九岁,已经注定我不可能学成为第一流的西方“学术思想意味”上的思想家了,而我却一直自信满满,直到最近十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不啻可说是一种愚钝。这就是和很多人的感觉相反,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精英,自己出身书香门第,而我走的越深,越是感到痛心和痛苦;想到先祖子路留给我的姓氏,愈加感到自己的学养和修养对不起先人,对不起这个姓氏。
我认识到这点还是在看余英时先生论述陈寅恪的文章时,受到他的启发想到的。而余英时自己选择专业也是基于对此的深切体会。他说,他之所以治中国思想史,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学力不能够治西方思想史。这个“不能”是不能够成为第一流之不能,非一般人所言之不能。有了这个体会,余先生也就一眼看到从十二岁就游学于西方各国的陈寅恪,最后为何会回归中国史的原因。而我由于最近二十年更深地进入思想领域已经有这个体会,及至看到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诗文释证》中的文字,就一下子被点破。而这一“点破”实际让我痛苦不堪。
治学对陈寅恪、余英时尚且如此,对我们这代人,如果认识不到自身的浅薄,不为生在这个时代而感到痛苦和痛心,就更可谓缺知缺觉,不知好歹了。

我虽愚顿,却不至于愚蠢到不知耻。

虽然如此,就我能够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完全观念化的文化中彻底走出来,领悟到这点,真正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它也让我体会到,我的智力和能力要比福山、杭亭顿强,只是无奈一生经历所造成的语言及随之而来的先天的异域文化底蕴的限制。所以自知之明要求我,老老实实地做点一二三的事情,切莫好高骛远。当然也因为我在黑暗中的追求,已经步步留下了脚印,以及如今的文字,它也让我可以说:我超越了黑暗和停滞时代,超出了同代人,我的思想与文字已经和同代人不在一个时空。对此,我相信,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我的探究所已经有的独特特点。

而这个问题,也是让我常常懊悔走向了这条路。如果当初有一个好老师,他能告诉我干点什么更符合这个时代和年龄所允许做出的最可能的贡献,那我是不会进入这类社会科学之路的,我会老老实实地研究点具体的科学技术,或者其它学问,甚至如余英时先生那样选择一门中学。一个人文学者一定要如掌握母语那样掌握了解那门学科的来来源语言及文化。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而我们却偏偏更出生在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注定了,如果你的努力选择在思想史领域,那么能够做的就只有“颠覆”和“返回”工作。为此,我从七零年,要彻底颠覆四九年后的一代,到如今却变成要彻底颠覆四九年后的两代了。现在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自己这一代的问题比上代还要严重得多。几十年走下来让我每日每时地看到,这同代人是更直接的极权专制的社会文化恶果,恶变;更直接的社会文化手术物件早已经彻底换成了这一代人了。

而这一切也就是许良英先生不能够容忍我在他身边,不能够容忍我这样的人存在的原因。他无法容忍我对中国知识界的看法,对启蒙的认识,对党及其文化的彻底拒斥,都是囿于对学问和人生最根本的态度的不同!其实他不能够容忍陈寅恪和余英时的原因也在于此。

再返回来说卢梭,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当代知识精英领域的极权主义倾向有很大影响。我曾经在论述极权主义及文化思想问题的文章中描述过一个粗线条。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精力回来再专门阅读探究这个问题,但是这实在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卢梭曾经提出的问题却不能够说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最近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家实际上早就看到西方社会所固有的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常常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这些问题的。而他们留下的问题是,他们提出解决的方法有的是比现存的还要坏,有的是根本就是在声称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方法所不可能够得到的结论——可说是虚妄的要求。所以要我谈对卢梭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阅读的方法,然后是阅读能力,也就是把握“卢梭的方法”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以及阅读卢梭自己是如何说的。为此,我以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三言两语的问题。

谈到阅读这些思想文化问题,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在现有的西方的思想中,只有能够怀疑自己,试图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桎梏和悖谬的才是有建设性的,进步性的思想,而这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只有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到多元性,多元文化,否定扬弃了西方中心主义;只有自由主义承认西方民主制不是好的制度,只是还没有找到比它好的,西方不是好的社会,可还没有能取代它且比它好的。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不断认识它、修正它,时刻看到它带来的悖谬和困惑,时刻要谦虚、谨慎,敞开胸怀、准备否定自己。

为此,阿隆在晚年语重心长地说,西方在最近一百年来最主要的进步就是认识到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说自己高于别的文化,比别的文化好。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拼命攻击中国传统的,时下以攻击“汉民族”为时髦的,与拼命攻击西方民主自由的一样,不过是拾一百年前的某些片面、偏狭的西人的牙慧,不过表明自己的精神和学术已经完全被共产党文化彻底浸染和癌变。这个共产党文化正是现代人早已抛弃的,一百年前建立在一元论、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观念文化,一种世俗宗教。回到开始所谈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专制,极权主义专制和中国传统专制,一般专制的根本不同,它毁灭了人性,及人的精神、思想!

暂此打住,因为这一个月来专心做笔记摘录,没有写东西,所以一下笔话就多了,过多的议论,权作自言自语,记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吧。

此祝春安!

维光
2015-03-27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古言

陈维健:从果敢事件看中共对华人始乱终弃

大纪元2015年03月12日讯】去年年末,从新闻中消失长达五年的果敢华族同盟军,有果敢王之称的彭家声突然率领上千人马打回“缅北”,据说战果辉煌打死了一百多政府军,但随之缅甸政府军开始反击,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大批的难民涌入中国境内。

从历史上来看果敢为清政府管辖,民国时期政府无暇顾及,中共执政后为了支持缅共让给缅甸。当时“果敢同盟”是缅共的一部分,缅共瓦解后成了一个独立的军事组织并统治着缅北地区,后被政府军击败流窜到中国云南边境,缅北地区由政府认可的白所成担任特区主席。

经五年,彭家声能重整旗鼓发起反扑收回失地,是与中共的支持分不开的,要不然一支小小的流寇生存都困难,遑论打赢政府军,彭的同盟军几乎所有的从军事到生活物资都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彭本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境内,同盟军交由儿子掌管。虽然中共否认这样的指证,但是最近中共一名高级军事人员黄星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帮助缅甸反叛武装对抗缅甸政府被查,意外地坐证了这一点。彭家声在收复缅北地区后,即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大谈战果的同时谈他对中国的感情。对于“果敢独立”与“果敢并入中国”这样敏感的话题,他说这是给缅甸政府施加压力所为。彭是中国媒体的宠儿,经常接受采访,也间接地说明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之好。

果敢同盟军在政府军围剿之下,彭家声以炎黄之孙的名义向华人社会发出泣泪呼吁,也向习近平与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及成都军区司令李作成写信,要求军事、经济上帮助。得到的习近平“复杂的问题,用复杂的方法解决”模凌二可的说法。战争发生后大批的难民进入云南,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设立难民营并运送物资到前线。当地的居民有不少生活在果敢的亲友。但随之中国政府下令,撤消了难民营禁止难民进入中国境内,并截运送往果敢的物资。

我们暂且将果敢的历史问题放在一边,对于中国是否应该支持果敢同盟军不提,中国作为一个与果敢边境相依的国家,皆于果敢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汉人,与云南地区的居民有亲友关系,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安顿因战祸逃至中国边境的难民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要不然如何称得上血浓于水呢。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副图景,在云南的边境上的几万难民无处可逃、可躲,被武警驱赶着离开难民营,离开他们自己搭建的窝棚,他们在荒乱中不知所措,扛着包裹,扶老携幼,一步三回头,流着眼泪被逼回到战火中去。民间救援人员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同胞被赶,眼看着自己捐赠的物资被拦,他们为自己爱莫能助,而痛心疾首。

中共在海外华人最需要援助时,总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我们尚不知中国政府出于何种考量,对难民采取如此冷酷的政策,这是不是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复杂的问题复杂解决”的方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共对华人的嘴脸,看到了中共所谓的民族大义,所谓的血浓于水的感情表白都是伪善,一到华人真正需要援助时即刻露出了真面貌。

中共对海外华人始乱终弃历来如此,在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支持华人反对当地政府搞颠覆活动,一当被镇压就抛弃华人出卖华人,任随华人受残杀受凌辱。那些追随中共的共产党人,大都是晚境凄凉困守在丛林中,最后不得不交械投降受到审判,这些往事成为海外华人最不堪回首的沉痛历史。现在缅甸果敢华人又重蹈覆辙,遭受同样的命运,中共则故伎重演,先支持后抛弃,当华人向自己血亲的祖国求救时,祖国对他们是阵兵驱赶,是截断援助,是背后插刀。海外华人心心念念盼着祖国强大,不受欺侮,现在中国强大了又怎么样,只要祖国还在共产党手里,海外华人只能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工具,海外华人该在血的事实面前猛醒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被中共利用,当作枪使,否则只能使自己的处境更差,为所在国所嗔目。

--原载北京之春
责任编辑: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