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马克思主义谎言

作者:马 虻 等

谎言任怎样掩饰,也不难识破。但如果用暴力威胁,谎言立即就会成真理。马克思远比戈贝尔高明和老道。戈贝尔靠千遍万遍反复折磨人的耳膜,使谎言变成真理;马克思却只用暴力的魔杖一指,全身上下立即就散发出“真理”的光芒。

但谎言永远是谎言,暴力威胁下,反抗永远不会停止。揭开谎言,让它晒太阳,马克思主义早该寿终正寝。

马克思主义恐怖下的中国,马虏们把马克思主义谎言归纳成三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另一个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三个部分依靠暴力挟持,形成一个整体。

其实,马克思主义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方式,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式。

马虏们称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相互嫁接、拼凑,又不怀好意地贬斥他们一通后的产物。他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对事物认识、定 性采取的纯粹是事物外貌、外形表像的坚持,是形器存在的一般现象描述。这种认识是感性阶段的,远未触及事物的原理、本质,因此与哲学并不入流。

将 “唯物主义”加上“辩证”的首码,就像在面包上抹黄油一样,只是让调料改变一下主体的味道,其如何能在哲学上创建出新的、独到的思辩逻辑?无论是马克思的 “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他的“唯物辩证法”,两种货色翻炒,并不见新奇之处。他从黑格尔那里捡来并封上他的标印的辩证法,不过是在哲学的门槛外对事物诡辩 的技巧,算不上什么高明之法。马虏们之所以竭尽全力推崇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逻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指黑道百。他们大肆宣扬,事物都 是对立统一的。所谓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而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宿命论的新演绎。如果直接表述为“历史宿命论”,当会更加贴切。他以此结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是客观的,无可逃避的,任何主观努力和任何力量要想改变都是徒劳的。

他据此宣称他的阶级共产主义也是必然要实现的,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可以阻挡的。可他还是鼓吹要用暴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贬斥欧文、圣西门等人用社 会改良的方式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只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前后矛盾,充满杀气的理论,在杀人如麻之余,不知耽误了中国多少学子。

据说马克思有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经济学倒是个业余水平。但看来,两方面他都一样蹩脚。

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不过是“暴力共产主义”而已。他自己就是这样表述的,只有运用暴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永久统治。因此暴力方式才是科学的,不使用暴力,共产主义就只是“空想”。

他的暴力理论不仅仅用在无产阶级建政过程,更用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全过程。以他的《共产党宣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方式。非无产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先锋队人员,都将被强制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
相 形之下,历代暴君的杀戮只是小儿科而已。马克思主义统治方式推行近百年来,已经有超过一亿生命惨死在他的笔下。而法西斯的权力意志,也只是权力狂中的小小 儿科而已。二战时期被消灭的三个法西斯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马克思。文明社会在二战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为了消灭法西斯而联合马克思主义。如果反过来,那 人类必会减少太多的痛苦和战乱!

以暴力夺取政权和维护、巩固政权只是一方面,以暴力夺取他人财产是马克思主义更凶残的一面。这一面,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的基础。

财产从何而来,资本从何而来。劫夺天下有产者的一切,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的原始积累过程。以这个过程为开端,马克思用他的《资本论》为核心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建立起他的意识形态经济统治方式。

这是政治专制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原本是历代帝王无暇顾及和大量让与民间的领域;是民间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经济运动和繁荣的基础。

《资本论》直接规定经济方式,成了马虏们跪拜的“圣经”;是他们称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其实,马克思自己也不认为他的相关理论是“政治经济学”。 他直接宣称他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虏们如此称颂,即违背他们祖师爷的意愿,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玷污。他们绝大多数连《资本论》的扉页都没有翻 开过,只知道里面有句话:剥夺资本家的全部财产,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拜倒在马教门下。

《资本论》表现的,是经济强权意志,是纯粹意识形态。其中浩长的篇幅,只论说资本的剥削方式和整个剥削过程。将人类社会以往的全部生产史和商品交往史,描绘成 剥削、压迫、欺诈、盘剥的过程。这个过程描述,细微到从商品原子开始。从一张纸,一片麻布牵扯出资本主义整个生产体系,牵扯出近代社会在产业革命下建立的整个生产关系史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

马克思显然意识到商品的力量非凡。不但资本的形成、运用,以及整个经济运动,都是商品原子运动推动的,连整个人类社会建构都得仰仗商品的力量。商品于是就成了马克思攻击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资本家阶级剥削渊源的第一靶。

他嘲笑、挖苦政治经济学“庸俗”、“古典”,就在于政治经济学看不见更发现不了商品形式下的诈骗迷局。以往的交换之所以不公平和混乱不堪,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坚持等价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或者故意要偏离这一原则。

商品在消费者心中如何评价,是自觉、自发、自然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是基于自身对交换物的价值认识和评价。政治经济学对商品交换价值一般表现的研究、探讨, 只是对交换的自然规律和规则的认识、总结和归纳,从来没有谁要妄图规定它。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中,曾经对劳动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和决定交换的 比例关系上做了大量研究。他们仅仅是对价值存在进行梳理,是客观的研究。他们更有大量关于商品效用即使用价值对决定商品交换的认同。特别是以西尼尔为代表 的重商学派,更是直接以商品使用价值来决定交换。他们的研究只立足于现实生活,是对自然存在的认识和理论总结。

从来没有政治人或经济学人要妄图规定商品,强制价值,只有共产党人会这样做,其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经济学。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规律、规则的研究和阐释,变成意识形态对政治规定的说教。

从 商品到劳动,再到交换;从交换到货币,再到资本;从资本连接到生产,从生产劳动到价值增值。然后从中挖掘出资本剥削的“根源”。马克思像巫师用魔法使物件 变形一样,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将社会生产率变形为吸血魔鬼。就像唐僧被妖魔施法变化成吃人猛虎,生产率被马克思的魔法变化成嗜血恶魔。

马克思自鸣得意地公开狂叫:剩余价值率是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的准确表现;剩余价值率越高,劳动者的处境就越悲惨。

这种狂叫伴随马虏们疯狂的暴力驱赶,导致一个多世纪来,不明就里的劳苦大众将自生的一切不幸,归咎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咒语”渲染下的资本剥削上,而被马克思变形为“剩余价值率”的原形本身,却是给一国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从 商品价值的扭曲,生产率的妖魔化,到资本家对资本运用权和生产资料在“国有化”下被完全剥夺,《资本论》完成了对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民主宪政秩序和自主经 济秩序的否定。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和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价值评判权的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方式在盘剥力和压榨程度上,超越了过去一切封建经济方式和奴 隶主经济方式。而它的经济方式,又是人类整个生产史中生产效率的最低形式。

谎言还在继续。暴力恐怖下,恐惧布满了大地。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1/0131/article_18528.html
来源:黄花岗杂志34期

举国误解孔夫子 南周:还原一个真实孔子


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微博)北广场(网络截图)

【大纪元2011年01月31日讯】1月30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署名“秋风”的文章,表示大陆长期以来对孔子的话语断章取义,而罔顾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民众受到严重误导。作者几年来研读《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从几个基本方面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文章称,君君臣臣的涵义与今人所理解的正好相反,它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而且封建制也非今人所认识的那样,而是伟大的扩展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孔子并打开了平等之门,通过自由办学,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

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近期,天安门广场旁边、历史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尊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孔子雕像。此事引起人们对孔子的关注,以及争议。在大陆,只要上过小学,都认识孔子,但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恐怕高度分歧:

文章称,上了年纪、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可能以为,孔子是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分子。知识女性听到孔子,可能马上联想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会觉得他是个令人厌恶的男权主义者。

而关心自由的人士听到孔子,很可能联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会认为孔子鼓吹等级制和专制。热爱市场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会认为孔子鼓吹平均主义,据说中国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制度源远流长。

在过去十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很可能客气地认为,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好像他鼓吹“和谐”,但他离这个时代似乎过于遥远而无干了。

作者这些年来研读《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形成了新认识。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渐浮现,这形象让作者本人也大吃一惊,他向各位描述这位你也许非常陌生、从来不会想像到的孔子。

封建制:伟大的社会治理体系

文章表示,欲理解孔子,必须正确地理解封建制。因为,孔子就生活在封建制开始松动的时代,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坚守封建的理念,并将其予以转换提升。

20世纪的理论家们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是古人所讲的封建的对立面。今人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出现在古人所讲的封建制崩溃之后,也即战国、秦。事情很明显:古人和今人中间,必有一个在撒谎。我当然相信古人,古人有什么理由欺骗两三千年后的我们?

古人早就说了,战国以后是郡县制,西周、春秋是封建制。查阅《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灯文献,周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作者研究结论:封建制藉助一种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单元组织了一个高度复杂、具有伟大的扩展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

设想两个自由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俯下身来对另一个人说,我把我的人身交给你,全心服事你。是为臣。另一个人说,我接受你,也保护你,我赐给你一块土地作为你的报酬。是为君。周人把这个过程称为“策名委质”,如果是周王封建诸侯则叫“策命”。由此,这两人订立契约,形成君-臣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国的涵义。孔子先祖是宋国的大夫,遭遇内乱,流亡鲁国。孔子虽生活于鲁国,但只要鲁侯未封赐他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职,他与鲁侯根本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孔子之所以愿意定居鲁国,也许仅仅因为,周王室已经衰落,“周礼尽在鲁”。其实,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与任何诸侯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君臣关系。

封建君臣关系是自由人间订立的契约,这一点也决定了,君臣二人的权利-义务当然是不均等的,却是相互的。臣对君有义务,但君对臣也有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相互依赖。任何一方不履行对对方的义务,另一方可解除契约,甚至起而反抗。这被视为后者的一种权利。

复礼为什么

文章认为,孔子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在王权专制即将降临华夏大地的时候,坚持封建的美好原则。孔子所设想的通往优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复礼”,也就是复封建。

一提到礼,有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但这个才是吃人的谎言。周代没有今天人们熟悉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就是礼。这样的礼治也许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

礼是什么?礼就是西人所说的法(law)。请注意,不是律。它们不是某个至高无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透过实践自发形成的。其主要来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会习惯,这也就是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含义。第二,周的历代先王在封建诸侯时所发布的策命书和其他文诰,比如《尚书》所收的文献,被后人视为具有永恒约束力的先例,并且也转化成为习惯。

总之,礼就是习惯法。因此,礼就像空气,无所不在。自由人间的君臣关系主要靠礼来界定和维持。至关重要的是,礼制规则是客观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约束,包括君。尽管君臣的权利是不均等的,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

也因此,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利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双方都可以根据礼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自行寻找救济。其他人也可以依据礼向那些遭受损害者提供救济,惩罚侵害者。

君君臣臣-契约关系

与复封建相关,孔子主张“正名”,也就是让很多现代人不满的“君君臣臣”云云。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过一句意思更为清楚的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对封建君臣关系的性质最为精准的概括。

孔子所说的“礼”是习惯法,它明确规定了臣对君的义务,也明确了这一义务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内要求臣。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本人,而是忠于契约所规定的义务。

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了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就可以拒绝履行。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臣完全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后来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君没有履行君的职守,也就丧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纣,乃是“诛一夫”,人民是按照礼制处死践踏了与人民订立契约的那个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则,领主怎么样对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么样对待领主。封建君臣关系的这一基本伦理恐怕正是孔子所树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根本原则的社会背景。孔子将理想的封建君臣关系予以抽像化、普遍化,确立为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一般性伦理原则。

因此,君君臣臣的涵义与今人所误解的正好相反,它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

打开平等之门

文章表示,作为孔子最重要思想贡献的仁,也与封建的君臣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孔子对其作了平等主义的超越。

封建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对方当成自由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相互以礼相待,尊重对方的权利,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而《中庸》所记孔子的一句话最为精练地呈现了“仁”的内涵:“仁者,人也。”汉代大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对方当成人对待。

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关系,而从“人”的角度讨论“以人意相存问”。孔子希望所有人对待所有人都以对方是跟自己一样的人那样。经由这样的转换,平等之门被孔子打开了。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并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简《尊德义篇》中几句话正好为此做了注解:“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民自有其意,意愿和意志,君必须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强民所难,成为人民的敌人。所谓“知之”,就是教养之。这与《论语》重“教”、重“学”的精神相一致。

证明孔子主张等级制的另一依据是《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是繁琐的,也需要各种物品。庶人花费不起,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这些礼仪。至于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说,对大夫不能仅靠刑罚来治理,首先应当以礼仪约束他们。而一旦他们违礼,也照样予以惩罚,古史清清楚楚地记载贵族被流放、被关押、被判处死刑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说孔子愚民、歧视,均源于对孔子的话语断章取义,而罔顾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仁和礼是孔子观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义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实践这一点,这就是“有教无类”。

自由学术的创造者

人们常常说,孔子让学术流入民间。其实,在孔子之前没有专业的学术。封建时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起剑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领地,还可以在聚会场合吟诗赋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周易、诗、书等经书,但没有人想到从事学术活动。上古的文献构成礼法,它们是贵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对象。

因缘际会,孔子创造了学术。孔子一直寻找参与封建治理的机会,最终学术成为他的志业。孔子有意识地整理上古文献,不是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为了传承文明。他对实践中的礼法进行了思考,由此创造出了带有哲学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献和论述思想的过程中,他创造出了学术。

教育也就随着学术而诞生了。拜封建制之赐,孔子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个人通过君臣契约,被礼制划出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他的活动不受干预。没有人会疯狂到去干预别人的事情,只要别人没有违反礼法。孔子就拥有这样一个空间。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想像孔子的活动,就会感叹,那是一个奇迹。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献,整理文献。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这些学术、教育活动,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干预。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于是,孔子的身上渗透着自由。他也对这个自由进行了反思与抽像。自由让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让他雍容而温和,自由让孔子天真而纯粹。其实,在春秋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君子,孔子最为典范。今人如欲寻找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就是。

民间社会的构造者

文章认为,孔子通过自由办学,也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准确地说,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政府和社会这两样东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权力这样的东西。

到孔子时代,封建秩序严重松动。有些强势大夫开始具有权力意识、政治意识,他们开始从事构造政府的工作。这些努力在孔子之后持续,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王权制政府,出现了官僚制、郡县制–这些东西不是到了秦始皇时才有的。

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一旦政府出现,则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就必须构造社会。如果出现了一个政府,而人民处于原始状态,那就不可能对政府的权力构成约束,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必然成为权力的工具。人民要保卫自己,就必须组织起来。人只有组织起来,结成会社,才形成社会。社会就是会社的联合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

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坚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精神的真儒者,活跃在政府之外,他们思考“道”,维持着一个判断权力之正当性的超越性标准。他们“志于道”,成为专横权力的批判者、抗争者。概括而言,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这些历史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从上面几个角度重新发现了孔子之后,作者相信了古人的说法:孔子是圣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严与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31/n3158673.htm

《诗经》解码之”隐藏的神谕”


古人通过观天象便可知世道兴衰。

【新唐人2011年1月30日讯】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世事关心】(154)《诗经》解码之一:隐藏的神谕

(开场)

《诗经》三百篇,传承着近三千年前,中华先民们的情感、志向、和对生命的领悟。我们能从《诗经》中解读出什么?《诗经》中包含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世事关心》将为您解码这部古老典籍背后隐藏的神谕。

旁白:在绵延50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原大地像一个不落幕的舞台,不停不休地上演着一轮轮兴亡存废、悲欢离合的大戏。

旁白:上自夏朝创建、下至清朝灭亡,见诸史册的王朝,中国一共出现过83个;留下姓名的帝王有559位。其中被史官们接受,被视为奉天承运的王朝共有25个;完成了统一中国、君临天下大业的从秦朝开始有9个。一朝天子一朝民,朝代的更迭意味着天命的转移,新的王朝不仅要变更国号和年号,还要修改历法,变更服饰、礼仪和制度,这给不同的时代带来了不同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质。两汉雄浑豪迈、魏晋崇尚清谈、唐朝气势恢宏、宋明儒雅风流。但是除此之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还存在着“创范垂统”的特殊时期,它奠定了民族的文化基因、铸造了民族意识的基本框架、构建了被后人称为“礼乐之邦”的中国的最基本内涵。

旁白:中国的历史以秦朝为分水岭,秦以后专制帝制的统一国家。秦以前统称叫“先秦”。可是一般人很少知道的是,先秦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时间跨度就几乎相当于秦以后所有朝代的总和。

夏教授:夏朝有四百(多)年历史,商朝有六百(多)年历史,周朝有八百(多)年历史。礼、乐、仁、义、忠、孝,这些规范的东西在周朝就已经很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以前很少有这种系统的礼。因为文字、文物都很少。只有这个朝代出来的这些礼的文化是最完整的。

樊弘: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显要的特征就是服饰。周朝奠定并且完善了上衣下裳这种礼服体制。它区别于前朝的特点是:博衣广袖、佩带高冠。颜色以及图案、章纹的运用都是严格按照仪式的内容或者季节而定的。这样一种冠服体制被纳入了礼制,而成为服装史上首个重要的阶段。之后中原历朝历代的冠服基本上都是遵循周礼作为模范。

旁白:《四书五经》,被今天的人称为“国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四书》里的《大学》和《中庸》就是《礼记》中的两篇,而《礼记》就是阐述周礼思想内涵的著作。《四书》中的另外两部《论语》和《孟子》是儒家两位大师孔子和孟子言行的记录。而这两位一生汲汲以求的,无非是以周礼为依归,使社会恢复到周代“先王之治”的状态。

至于说到《五经》,作为《五经》之首的《易经》就是《周易》。尽管传说夏朝有《连山易》、商朝有《归藏易》,但具体是什么样今天的人统统无从得知,今天所知道的《易经》就是周易。《诗经》是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共305首诗篇的诗歌总集;而《尚书》,在其28个篇章里,作为周代文告汇编的《周书》就有19篇;《礼记》是解释周礼意义的著作;《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东周时期鲁国的编年史。因此《四书五经》基本上是直接从周文明衍生而来。

文昭:周朝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最直接的源头。尽管周朝本身对更古老的文化也有所继承,但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说周朝取法于夏、商两代,但孔子认为它在文明上的成就是最高的。孔子一生可以用“克己复礼”四个字概括,这个“礼” 就是指周礼。

主持人:既然周朝在中国文明史上有“创范垂统”的重要意义,那么理解当时人的精神和心态,对于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找回文化的根就有莫大的意义。《周易》过于玄奥超常,《尚书》、《礼记》《春秋》要么语言古奥、要么哲理性太强,与现代人的思想状态相去太远。唯有《诗经》,它是当时人们歌咏的唱词,是对先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最生动、最活泼的记录。诗言志,由于诗歌是志向和情感的抒发,它尽管年代古老,但相对容易理解。我们将从《诗经》中的重要篇章入手,去探访周朝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旁白:《诗经》按其对应的音乐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是民间的歌谣、相当于当时的流行音乐,有明显的地方特色;《颂》是贵族家庙中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赞美君主功德的诗歌。而《雅》则是被称为“正声”,是用于国家庙堂之上的最为庄重严肃的音乐和歌词。《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用于祭祀天地和伟大先王等最隆重的场合,现场会用到黄钟大吕等最高规格的乐器,以及有成百上千人的舞蹈。在周人心中,《大雅》中的诗篇具有无上的神圣地位。

旁白:在《大雅》的31篇诗歌中,开头的十篇就是歌颂与追思周文王的,称为“文王之什”。“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伟大的文王高高在上,光芒在天上显耀;周虽然是古老的邦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天命。

旁白:在世界历史上,不乏有民族或国家在兴起的过程中,相信自己禀承了上天的旨意,但周人所说的“其命维新”的“新”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夏教授:周朝不仅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周朝有一个新文明。周朝这个朝代是一个封建制(分封制) 。这个封建制只有周朝创立了,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这个国家的范围、它辽阔的疆域,远远超过夏商时代。 它礼管理这样一个分封制的疆域,非常有效。这个用礼制建立起的东西,都是后期的朝代所模仿的。但以后都没有像周朝用完整的礼制来治理国家的。他们要用刑律来补充。

鹄章:周朝是整个中国文字发展里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知道在周朝的前半期出现的文字,我们今天称为钟鼎文,这个字体基本上和商朝的甲骨文,在字形上、数量上变化并不太大。可是到了周朝中期以后,出现了篆体字。大篆基本上已经失传了,我们看到小篆在字形上、数量上就出现很大的变化了。小篆的字体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字形,就摆脱了钟鼎文和甲骨文这种比较原始的字形。更重要的一点是,篆体字出现了整个文字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数量变多、还有意涵变得更丰富。很多造字方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樊弘:根据出土的玉人,商代玉人看,商(朝)人是辫发的。辫子有垂在脑后、或者盘在额头一周的。穿比较窄袖的直身单衣。这和周代峨冠博带的冠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人的祖先是居住在陕西省的西部,周围是所谓的西戎遊牧民族,显然周礼服不会是从那些 西戎那里学来的。这样一套完善的汉服体制突然在周朝确立,并且延续了后来的两千六百多年。

旁白:以历史的眼光看,周文明可谓是突然而至。在商朝前期,周人居住在邠,即现在的陕西省彬县,位于陕西省的西部与宁夏相邻,远离当时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处于蛮夷部族的包围之中。直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部族的侵扰,才率领族人迁移到渭水河边、歧山脚下的周原。《诗经》中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直到此时,周人才开始学习建筑房屋,而在此之前,则是“陶复陶穴,未有室家”,基本是挖掘窖洞居住。

旁白:周文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以一种高度成熟的形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从古公亶父到文王、再到最终完善了“周礼”的周公不过三、四代人,而在此之前周部族已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漫长路。在那样一个交通闭塞、文字媒介极不完善、文化交流极度困难的时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旁白:尽管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落后民族迅速走向文明的例子,但基本上是落后民族对先進汉文明的全盘接纳。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满清入关后的汉化。像周文明这样,在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都有创新和质的突破,又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几乎是绝无仅有。这里的奥秘何在?《诗经》中提示了一些线索“有周丕显,帝命丕时”

文昭:有周丕显,帝命丕时。“丕”就是大;有人认为这个“时”,应该读作“承”,就是顺承。我周朝光荣显耀,是完全遵从了上帝的指示。也有人认为这个“承”,应解释作“美”。我周朝的光荣显耀,体现了上帝所赐天命之大之美。但是不管怎么解释, 周人对自己文明的来源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直接的解释,就是来自于神传的。

旁白:尽管当今的学者当中多有人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承袭了殷商,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将其发展和完备化了。但是有研究者认为,在礼仪制度背后的宇宙观层面,周人的立足点不仅和夏、商两代不同,而且和之前的更远古的时代也有本质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礼是一个崭新的系统。

文昭:“有周丕显,帝命丕时”,后面还有两句是“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陟是升,降是下。就是说文王不管是升上天、还是来到这个人间,他一直在作为万物主宰的天帝的身旁。 周朝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的最高统治者而称而不称帝, 是贬帝号而称王。

旁白:在周以前,人中的最高统治者既称王、又称帝,二者并无明确区分。比如夏朝开创者禹,既称帝禹、又称夏禹王;商朝的末代君主既叫“纣王”、又称“帝纣”或“帝辛”;帝纣的父亲叫“帝乙”。而周人自贬帝号,只称王。这里有什么玄机吗?

鹄章:这个“王”字我们知道三横一竪。按照儒家的说法“以一贯三者为王”。三横分别代表着天、地、人,那么用“道“去贯它。那么这个字的解释就是受天命,在地上治理大地的人,这是所谓的王者。这是一般“王”的解释。

我们看一下,这是“帝”字的甲骨文。在解释这个“帝”字的甲骨文之前,我们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甲骨文里代表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显示”、“请示”的“示”字。大家看这个字体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帝”字。这个帝字的主体是一个“神”字,这个叉叉是五行。所谓“帝”字在这个字体上可以说:这个神掌控着阴阳五行、主宰着四面八方,这个就称为“帝”。所以“帝”和“王”基本上有人神之分的,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不同的概念。

文昭:帝是神号,王是人号。 人不能用神的名称,这点在周人那里非常明确。 如果文王也称“帝”,那么“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他和上帝的关系不就说不清楚了吗。 所以“礼”是什么,礼是一种“文饰”,它就是要把事物内在的规则和秩序,用一套名称、器物和行为上的规范给体现出来。所以人当中最高的是王爵,王权神授,王再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不同功绩的人受什么爵位,以及不同爵位的人使用什么样的名称、器物,生活起居和行为规范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超出了就叫“逾制”,就要受到惩罚。

旁白:在周人眼中,帝是神号,超越于世间一切之上。先由帝到王,而后由王做人间之主,分封建制、颁赐爵位。获得爵位人叫“君”,君比王又低一级,君以下又有大夫、士、庶人。因此从天到人、从上到下,周礼就在天、地、人之间彰显出一种森严的秩序。

旁白:贬帝号称王,体现出的是神、人有别,这本身就是“礼”的内在要求。神、人有别,可以说就是周礼的源头和出发点。周人对自己在天地宇宙中的位置有着非常明确的理解。

文昭:礼的背后是宇宙观。把这宇宙的秩序和奥秘用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叫做“文”。所以日月星辰叫“天文”,古人通过观天象可知世道兴衰;山川河流叫“地文”,所以有人通过观察风水地脉,可知人事的祸福;礼乐诗书叫“人文”,是使人明白礼义廉耻,以正确的态度去生活。如果用这种“文”去教育民众, 。“以文教化之”、“以文化之”,就叫“文化” 。

旁白:周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在周人自己的传说中,有两位祖先与宇宙之主天帝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位是周人的始祖后稷。传说后稷是上古时代帝喾高辛氏的儿子,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农业的开创者。帝喾的妻子姜原在旷野中看到巨人留下的脚印,感到喜悦并且好奇,想把自己的脚放進这脚印里去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非同小可,身体就如受了触动一样从而怀孕,最后生下了后稷。这一段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里仅用寥寥数语带过,而在《诗经》中,周人则热情地讴歌,自己始祖即是那主宰天地万物的上帝所生之子。“履帝武敏(读母)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之什》)

旁白:第二位则是奠定了周王朝800年国运的文王。在周人祭祖的诗篇中,对文王的歌颂超过了任何一位先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能够陪伴在万物之主天帝身边的,在周人的历代先祖中,唯有文王。

旁白:在各民族的史诗中,有许多指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神。这在人类学上称之为神话时代。那么文王这个人物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夏教授:他(文王)不是一个神话人物,他是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都有很完整的记载。文王把八卦扩展为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卦辞和爻辞,卦辞是文王写出来的,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周易》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未来,直到今天为止,毫无疑问是一个神迹。这个《周易》有人会说,是不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我们想想看,三千年以前的《 周易》,他怎么样积累能有那样预测准确的东西呢?我们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科学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像《周易》这种准确推测未来的东西。

旁白:从《诗经》中可以看出,文王所得到的天帝的眷顾是无以复加的,在周人的历代先祖中,能够得到天帝面授机宜的只有文王一人。在《诗经-大雅-皇矣》篇中,“帝谓文王”就出现了三次。即是由天帝直接告诉文王应当如何去做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就连攻打密和崇这两个国家的决策,都是由天帝向文王直接授意的。周朝的王业是从文王的祖父周太王、和父亲王季开始的,然而《诗经》中从未出现过“帝谓太王”、或“帝谓王季”的话。

最后完成克商,入主天下的是武王;使周礼完备,稳定了周朝根基的是周公和成王,而《诗经》中也没有“帝谓周公”或“帝谓武王”一类的话。当今的一些人类学者认为,不同民族都有把创建国家的英雄祖先神化的趋向。那么,周人所讴歌的文王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仅仅是出于对祖先的神化吗?

文昭:如果要神化祖先,从感情上来讲,距离自己最近的父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从功业上讲, 武王和周公同样也是功业彪炳的圣人 从实际需要上讲,抬高自己的父辈最有利于现任的君主。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在《诗经》中,被神化的周朝先王应该不只一位。而且在埃及和罗马这样的人类早期文化中我们也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但是周人并没有这么做。在周人的诗篇当中,能够得到上帝面授机宜、“在帝左右”的只有文王一位。为什么这样?我想在周人的眼中,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得到上帝直接指示的,在周朝历代先王中,只有文王一位。

旁白:周文王本名姓姬名昌,“文”是他的谥号。“谥法”又是周文明的一大创造,即是在一个人去世后,用一个字对他一生的功过加以总结,给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评价。如:文、武、昭、穆都代表正面的褒扬。而哀、厉、幽、灵则代表着负面的评价。周朝天子和诸侯有谥号,后世重要的公卿大臣也有谥号。除秦朝外,谥法被周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

夏教授:谥法是周礼的一部分,谥号本身是对皇帝的一种约束。就是你要青史留名,要留下一个好名声,就必须在做皇帝的期间符合礼制、符合道德规范,做一个好皇帝。

文昭:楚成王临死的时候,太子和大臣在榻前商议给他死后上什么样的谥号。有人建议谥号为“灵”,“灵”是一个不好的字,“乱而不损谓之灵”,就是说他一生很荒唐,给国家带来了混乱,但还好没造成大的损害。老国君听到这个就瞪着眼不肯咽气,后来直到太子说,还是谥号为“成”吧,“成”是个好字,“安民立政谓之成”。这个时候,老国君才闭眼咽了气。从这个典故可以看出来,谥号在古人心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旁白:那么文王谥号为“文”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周人对自己先王的这个评价,后代的其他王朝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文昭:谥法里对“文”有多种解释,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博谓之文、慈惠爱民谓之文。显然周文王当得起所有这些溢美之辞。谥法一直到汉朝后期都还是相当严格的,因为有周文王这座高峰在那里,所以后世的君主如果想直接用“文”这个字作谥号,就要多考虑考虑。所以有人在“文”前面再加一个字,就取两个字的合义。如“孝文”、“惠文”。赵惠文王、秦孝文王、汉孝文帝,等等。 后来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佛教徒给释迦牟尼佛上了一个尊号,叫“释迦牟尼文佛”,从此可以看出周礼对中国后世影响之深远。

主持:中国号称“神洲”,中华文明号称“神传文化”。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个字、一个名称都不简单,都有它背后的渊源和意义。在对《诗经》的解码中,观众朋友是否也能感受到神传文明若隐若现的丝丝线索呢?《诗经》里的《雅》和《颂》是庄重的庙堂之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意识深处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而《国风》是民间的歌谣,更直接的折射了古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从中我们又能解读出什么内容呢。请继续关注《诗经解码》的下一集。

(结束)
“关关雎鸠,在何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什么这首爱情诗被放在《诗经》的篇首?它真的是一首爱情诗吗?其中包含着怎样深远的用意?请看《诗经解码》第二集《关雎之谜》!
2011-01-30 2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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